我滴馬克思主義地干活，我滴大大地好！搞笑的秋石
今年第16期《求是》雜志署名“秋石”的《劃清“四個重大界限”的有關理論與實踐問題》謬文，讀后實在覺得令人搞笑，摘錄幾點，大家供娛樂。
A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運動作了最徹底、最深刻、最縝密的研究，揭示了資本主義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和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馬克思的規律應該遵守，是吧）
B其二，從“左”的方面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根本否定我國的改革開放，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證明，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僵死的教條，拿書本教條來裁判黨和人民生機勃勃的歷史創造活動，不但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恰恰是馬克思主義的大敵，是黨和人民事業的大敵。（馬克思的規律應該遵守吧？NO!秋實不喜歡，在反對教條滴帽子下拋開書本，突破馬克思規律去創新的活動。秋實大膽的往前走哇，莫回呀頭！會怎么樣那？）
C對我國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差距拉大、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問題究竟應該怎么看？從實際出發看問題，深層原因在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是我們為什么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政策的根本依據；（人多，底薄？糊弄俺們啊，好意思說出口！馬克思專賣店的正宗店員不是“所有這些變化都，，，都可以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解釋和說明”。）
D馬克思創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照亮了人們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思維發展普遍規律的探索之路。盡管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來世界發生了許多重大變化，但是所有這些變化都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揭示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都可以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解釋和說明。（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解釋和說明----就是人多，底薄。沒了，謝謝。）
E把市場經濟成功“嫁接”在社會主義制度上，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貢獻。（“哇塞”高，高，實在是高。“新發明”！其實，有交換在，就有市場經濟，一千年前就有，市場經濟值得那么興奮么？市場經濟+資本主義才是問題之源，反過來講，除非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市場經濟一直會存在。）
F任何國家要發展都必須對外開放，封閉只能窒息自己的生機，但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是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體系，我們在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發展外貿的同時難免要付出代價、要承受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帶來的壓力。（只有無能的弱者才會說，尿話，干熊事！非洲酋長吃虧了嗎？看看《資源角逐》章節--政治智慧的落差。還有，秋實承認現在是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以秋實含蓄的理論；那么資本在我國，我們吃虧。可當我們用資本投資，資本到別國為什么還是我們吃虧，還是吃大虧？市場經濟不是配置資源嗎？我們的資源（資本）是屁啊，可以隨便拍出體外，還一臉輕松。）
G有人以“反思改革”為名，得出中國的改革走入歧途、已經背離社會主義道路的結論，實際上就是否定改革，主張回過頭去走封閉僵化的老路；(邊沁在其《政府片論》序中寫道：“一種制度如果不受批判，就無法得到改進；任何東西如果永遠不去找毛病，那就永遠無法改正；如果我們做出一個決定，對任何東西都不問好壞的一味贊成，而不加任何指責，這種決定實行到將來，就會有效地妨礙一切增進幸福的希望；如果以往已經實行了這種決定，那么我們所享的幸福，也必然早已被剝奪。 以秋實的話，似乎改革不可置疑，那么可以講，無論“改革”、“反思改革”和“反對反思改革”其實都是觀點，而驗證觀點正確與否的是“事實”。即“事實”是否足夠支撐得住“觀點”，這才是科學的態度。秋實大可以拿出足夠多的“事實”來應對質疑，而非拿一個觀點出來搪塞，比如“去走封閉僵化的老路”)
H第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大二公”、近乎單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脫離了生產力發展狀況，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難。
(“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好象它異于“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大二公”、近乎單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看，秋實在說些什么呀！第一，“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不正是建國之初，我國采用的經濟制度么？發展了60年還原地踏步嗎？而且還要要退步，三分之二的非公經濟！第二，秋實如果是90后，沒經歷過那個“經濟發展停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低級階段，我可以帶你來一次時空之旅。第三，希望通過旅行，你能認識到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是多此一舉的叫法不同。并且從“公有制主體”到“單一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改造中-----社會主義經濟（也就是你口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低端向高端轉化的過程。第四，“倒退”（由高端向低端）不是前進的理由，更不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恐怕這也是“改革”得不到認同的根本原因。你說呢？)
I時空旅行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權
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我國的革命經歷了兩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在民主革命時期，革命的基本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按照一般原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是不可能在舊社會內部產生的。但是，我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內已經建立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這樣，就有可能建立一些由這個政權領導的國營經濟（公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這些都是社會主義萌芽。
在解放戰爭時期，隨著若干大城市的解放，我們沒收了許多官僚資本主義企業，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迅速擴大。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這一總任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間的一場十分復雜的斗爭。
新中國剛成立的時期，我國主要存在著三種經濟成份，即社會主義國營經濟、資本主義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組成的個體經濟。其中，個體經濟在數量上占整個國民經濟的將近90%。由于生產方法落后，它們在國民經濟中只能處于從屬地位。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比較，前者在固定資產方面占壓倒優勢。但在國民黨敗退的時候，許多官僚資本主義的財產，能搬走的搬走了，不能搬走的很多被破壞了。所以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許多國營企業處于癱瘓狀態，資本主義經濟還占優勢。一九四九年在工業總產值中，國營工業占34.7%，公私合營工業占2%，私營工業占63.3%。在社會商品零售額中，一九五零年國營商業占14.9%，私營商業占85.1%。因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的斗爭。斗爭的具體形式，開始時期是穩定市場物價。
當上海等大城市相繼解放，金圓券已經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崩潰而成為廢紙，我們的人民幣獨占市場。但是由于人民解放戰爭正在勝利進軍，人民政府要保證九百萬軍隊和公職人員的供給，又要恢復生產和交通，財政收支不能平衡。國民黨統治下十多年通貨膨脹發展起來的投機資本十分猖狂，他們用高利息（月利40%）吸收市場上的閑散資金，搶購物資，囤積居奇，哄抬物價。一般工商業資本家也跟著投機囤積，不是從生產中而是從物價暴漲中攫取厚利。由于物價上升，一般職工拿到工資也立即購置糧食和日用必須品，不存紙幣。農民干脆不要紙幣，實行以物易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行的人民幣雖然數量不多，但是由于投機資本的搗亂，物價仍然劇烈波動。在當時的情況下，穩定物價已經成為恢復生產，安定人民生活，確定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權的最重要的課題。
一九五零年初，我們統一管理全國經濟工作，統一全國財政收支、物資調撥和現金管理。在農村，通過征收公糧和收購余糧，把投機資本的主要搶購對象（糧食）掌握起來。有了這些條件，便選擇投機資本最活躍的春節以后（以上海為中心）突然發起反擊，辦法是在市場上按照固定價格拋售糧食。開始時投機資本以為有機可乘，搜集游資紛紛搶購。但是國家手中掌握的糧食十分充足，市場上的游資不多，經過三天的拋售，投機資本家已經用完他們所有的資金，無力繼續搶購。再過幾天，他們為著歸還短期高利借款，被迫從搶購轉為拋售，物價紛紛下落。在這期間，投機資本受到毀滅性打擊，許多工商業資本家也因為囤積的商品賣不出去，不但無錢購買原料，而且無錢發放工資，陷入嚴重的困境，不得不乞求國營經濟援助。穩定物價的勝利，使社會主義國營經濟不但確立了市場的的領導權，而且開始取得了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領導權。
物價穩定以后，大家愿意貯存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人民政府利用時機，按照市場需要增發貨幣。國家首先在農村中繼續收購糧食、棉花等重要農產品。農民有了貨幣，不但有利于恢復和發展農業的生產，而且能夠購買城市的工業品，有利于工業的恢復和發展。其次是收購私營工商業的存貨，他們有了貨幣，克服困難，便迅速恢復生產。當時，私營工業最多的是紡織業，其次是面粉業，它們所需要的棉花、小麥已經大部分被國家掌握起來。國家提出加工訂貨辦法，資本家用國家所提供的原料進行加工，產品交給國家，領取一定數額的加工費。加工訂貨使私營工廠解決了原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困難，取得合理的利潤，所以受到資本家的歡迎。通過加工訂貨，許多私營工廠不能不按照國家的要求進行生產，不知不覺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國家通過供銷合作社收購了大量的農產品，又通過加工訂貨掌握了大量的工業品，同時也就掌握了大部分批發商業，把農民、手工業者和私營工商業都置于自己的領導之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爭奪國民經濟領導權的斗爭，到此就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新中國成立前十多年由于戰爭和通貨膨脹，城鄉商品交流遇到嚴重困難，許多工業品，農產品和各種土特產品都找不到銷路，特別是物價穩定以后，由于虛假社會購買力突然消失，發生虛假的生產過剩現象，人民政府接著就開展城鄉物資交流運動，組織公私力量向農村推銷各種工業品，并且把農村中的農產品和土特產品販運到城市里來推銷。許多原來認為沒有銷路的工農土特產品，都變成了暢銷貨，從而大大地促進了工農業生產的發展。
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由于十多年戰爭破壞，農業生產大約下降了25%，輕工業生產大約下降30%，重工業生產大約下降70%。經過三年恢復時期，糧食從一九四九年的一億零三百萬噸增加到一九五二年的一億六千六百萬噸，比歷史最高年產量增長11.3%；棉花從四十五萬噸增加到一百三十萬噸，比解放前最高年產量增長53.6%。鋼從十六萬噸增加到一百三十五萬噸，比歷史最高年產量增長46%。煤從三千二百萬噸增加到六千六百萬噸，比歷史最高年產量增長7%。國民經濟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從而為在一九五三年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了物質條件。
三年恢復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經濟力量的對比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國營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從34.7%上升到56%，公私合營和加工訂貨從9.5%上升到26.9%，自產自銷從55.8%下降到17.1%。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和受國家控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計，已經在整個工業中占絕對優勢。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二年，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在批發商業中占的比重從23.9%上升到63.7，在零售商業中的比重從14.9%上升到42.6%。在零售商業中，雖然私營商業尚占優勢，但它們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接受國營批發商業的經銷代銷，同工業中的加工訂貨一樣，已經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農業和手工業對然都還是個體經濟（一九五二年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戶只占農戶總數的千分之一，參加手工業合作社的手工業者只占手工業者總人數的百分之三），但他們的原料（手工業）和消費品的供應，特別是產品的銷售絕大部分已經由供銷合作社包下來，也在相當大程度上納入了國家計劃的軌道。這樣就為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了良好的條件。
社會主義經濟在斗爭中所以能夠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首先，由于經過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推翻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經濟。其次，由于沒收了官僚資本，建立并發展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如果只有強大的政治力量，沒有強大的經濟力量，要戰勝資本主義經濟也是不可能的。第三，我們團結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不但在政治上團結他們，而且在經濟上也組織和領導他們，使資產階級完全陷于孤立。最后，我們對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利用他們有利與國計民生的積極作用，限制它們不利于國計民生的消極作用，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各種形式逐步地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對民族資產階級，我們采取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把他們同無產階級的矛盾當作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重要發展。
社會主義經濟戰勝資本主義經濟，是由于我們正確地運用了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同時又善于利用價值規律和資本主義的剩余價值規律。新中國成立后，我們立即奪取了市場的領導權，把有關國計民生的工農業產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通過加工訂貨、經銷代銷來控制私營工商業，通過供銷合作社來控制個體農業和手工業，同時，我們通過加工費和貨價，給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合理的利潤；掌握合理的價格政策，使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利益得到應得的保障。資產階級過去通過市場控制小生產者，用不等價交換剝削他們。我們通過市場來組織和領導小生產者，正確掌握農產品和手工業品的收購價格，工業品的銷售價格，取消中間剝削，使他們的生產能夠有所發展，生活能夠有所改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善于利用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否則我們的斗爭就不能取得勝利。即使取得勝利，也要付出昂貴的代價，使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的破壞。
【本文摘自《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作者；薛暮橋。人民出版社1979年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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