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種道路---科學社會主義將拯救人類
現代國家的發展模式，綜合起來有四種道路，哪種效率最高最適合人類發展呢：
一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加政治上的資產階級憲政。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國。立國200多年，每年平均以2-3%的速度緩慢但不停步地發展，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吸收了西歐發達國家的資金和人才，終于成為世界一霸。有效但不快。而且將來有可能會分裂，美國也有分裂主義的問題、墨西哥收復北方領土的問題等等，不過美國現在的強勢壓制住了這些危機罷了。
純純的第一種模式，世界上成功的就美國一家和歐洲的幾個小國。亞洲的印度和菲律賓，都不成功。雖然他們也有緩慢的發展，但在世界競爭中，其它國家不會留時間讓他們發展，在國家競爭中，他們最終將會被消滅掉。
二是是經濟上的自由主義加政治上的資產階級專制。最典型的是一戰前的英國和德國、二戰前的日本、兩蔣時代的臺灣省、樸正熙及其兩侍衛統治時代的韓國，這種模式發展效率最高。這里所謂的專制，是權威政治，相比于美國的更專制一些。當然美國建國后民主化程度，也是慢慢提高的，一開始也是很專制的。
這種模式最極端化的代表是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二戰時的德以及二戰后的印尼、馬來西來，發展效率雖然高，可是除了德國外，其他國家都出現了嚴重的腐敗和種族沖突，除南非外，資產階級專制的國家，基本上沒有一個成功地發展起來。主要是腐敗問題沒有解決。
一個另類是新加坡，一黨專制加市場經濟，居然就成功了。原因可能與中華文明有關，暫時不詳細分析了。1997年的香港也算一例吧。
三是經濟上的計劃經濟加政治上的官僚主義專政。這種模式效率最高，發展最快，原社會主義國家，都曾經獲得過極快的發展速度，很快在世界國家競爭中走在了前列。然而赫魯曉夫集團修正了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的按巴黎公社原則設想的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單純地只強調了專政的一面，導致官僚國家的形成，社會主義的異化，結果是蘇聯崩潰，東歐巨變。
這種模式的非典型代表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和現在的朝鮮。朝鮮雖然平均主義，顯得很窮，但整個國家沒有完全地官僚主義化，很清廉，分配也公平。凝聚力極強，區區12萬平方公里2000萬人口一個小國，就能指揮得美國團團轉，展示了極其強大的能力。
而我們中國呢，現在不用說了吧。官僚體制加市場經濟，腐敗程度應當和印度有一拼……
實踐證明，無論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印度，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官僚主義必然導致嚴重的腐敗。腐敗和社會制度無關，更主要的是和人民群眾的民主監督及有利于保障這種監督的體制機制有關。
四是經濟上的計劃經濟加政治上的無產階級民主。這第四種道路，只短暫地存在于列寧斯大林時代和中國的上世紀七十年代。蘇聯時代斯大林雖然民主不夠，但總體上注意堅持黨的無產階級黨性，注意聽取群眾意見，定期清理群眾反映強烈的腐敗變質的干部，也算是一種民主形式。雖然他的清除當西方國家污蔑為清洗。
中國七十年代，實行了最廣泛的民主，任何一個基層單位，先進評選、領導層的產生，都是經過群眾選舉產生的。可是由于高層的民主機制，是不完全適合中國國情的，所以民主作風較好的華國鋒、葉劍英，都沒有最終成為鞏固的領導核心。什么原因呢，當時中國趕超式的發展需要威權政治！小平同志是適應了這種趕超發展需要而出現的一代領導人。
現在經過了三十年的“補課”，資本主義既給我們帶來了世界第二的雞的屁，更帶來了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的極度破壞。我們是不是要反思一下，重新建立計劃經濟為主、在小商品小流通領域輔之以商品經濟的經濟體制，重新建立人民的大民主？
這將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第四種現代化發展模式：它的優點有兩個方面。經濟上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損失，政治上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人民。
經濟上我們引用一段內容并加以壓縮：
“其一，計劃沒有大量重復投資浪費、惡性競爭消耗、大量資源破壞等“活力”損失，這些是節約出來的財富。其二，計劃經濟采用的供給制比市場經濟下直銷制還高效節省，中間層幾乎不存在，流通費用可以說是零，這節省了大量錢財。產品從工廠到用戶，大量中間商、批發商、零售商及巨額廣告費用都免去了，節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土地與城建費用，這相當于增長了相應數量的財富，這些財富應能保障國民的基本醫藥費吧。其三，計劃經濟表現在規模效益上。如房屋、家俱、用品甚至連全體公民服飾等等均由國家統一生產供應，型號簡要，批量相當大，制作起來成本就相應低廉許多，這些節省下來的成本也是財富。這些財富可以滿足國民的許多真實需求。其四，計劃經濟條件下，治安允當較好，理想的話可達到國無盜賊。這樣，大量警力、辦案費與住宅防盜設施皆可節省下來。這種財富相對實實在在地產生有效需求。國民有房子住，讀書不花錢，醫藥全免費，衣服足夠穿，生活費用不愁。”
政治上我們引用一段
“一是逐級推選。西式民主是誰控制媒體，誰就控制選舉，維護的是‘控制媒體者主權’。由于人與人的天分、術業專攻不同，人與人的治國能力總是會存在差異。強中自有強中手，即使群體的治國水平很高，個體間也存在差距。人類在任何方面的個體能力，總是少數人高于大多數人。“選舉”，要由選舉者自己判斷，判斷需要相應能力。對于大多數選舉者來說，選舉基層管理者時，由于了解更多的實際情況，而具備相對信息優勢，能根據實際情況選舉出相對優秀的少數；選舉高層管理者時，大多數選舉者相對信息優勢喪失，又不具備相對能力優勢，不可能選舉出治國所需才德優秀的領導者。‘直選’出的高級管理者，要么是‘才能平平的老好人’，要么是‘表演天才、治國庸才的狂徒’。直選的典型就是‘高票直選通過的德國總統’——希特勒。逐級推選才能保證信息的真實性，與決策的客觀性。
“二是與生產生活直接聯系的基層的最廣泛的民主。以工廠生產為例：普通工人推選班組長；各班組長對自己班組負責，同時作為車間委員組成車間委員會。車間委員會對車間管理負責，并推選出廠委員及作為車間第一執行委員的車間主任。廠委員組成廠委員會，對工產管理負責，并推選出更高級別的委員及作為廠第一執行委員的廠長。所有選舉出來的組長們，只要認同《共產黨宣言》，在管理工作上愿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履行個手續就是黨員。這一套就完全符合‘黨’的領導了。在這種與生產生活直接聯系的民主相比之下，西方的大選民主，更象是好玩選“超男”、‘超女’。
“三是事功制度保障了選出來的是優秀人才而不是無恥政客。以實際成果衡量人的才德，唯才是舉。這是華夏民族的老傳統。商朝時的商王全都是從基層干起的，甚至大都從勞工干起，績效出眾，才能升遷。這個世界上，自稱自己多能多能，多高多高的人，多著呢。行不行，是騾子是馬，上去騮騮。治國用兵，要的是客觀物質世界效果，吹，有個啥用！
“四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有利于人民群眾最廣泛最及時的監督。這種機制能夠保證人民能表達自己的意見，并在交流中提高。人類的宗教、哲學、科學、藝術，歸根結底是思想。歷史經驗表明：任何集團壟斷的思想教育，無論最初多么進步，多么文明，最后總是墮落成為該集團謀取私利的，壓制他人思想的瞎忽悠。只有‘四大’，使得所有人相互做學生，相互做先生，取長補短，共同進步，才能保證地球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在過去，‘四大’還有許多不方便之處，例如，寫大字報得找大紙寫大字。又如，當面辯論有時候急了就動手打人。現在，互聯網已為全球人類、全面的‘四大’提供了技術保障。
“五是定期批判會能夠防止多數人的暴力，同時保證民意能得到具體落實。所謂具體落實，不一定就是按大多數人的意見辦，因為大多數人也可能錯誤。共產黨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不是‘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批判會不是批斗會。群眾可能一時難以理解政策的技術內容，但現實結果是可以評判的，因為人類社會的任何政策，歸根結底都是為人服務。例如，堅持人民公社的農村，學有所教、老有所養、勞有所得，家家都比附近的單干戶生活條件好。只要不是白癡，都能明白這樣是好的。假如不允許被管理者評判管理結果，那肯定有問題。具體落實，就是相互溝通，至少立個軍令狀，免得管理者自己腐化無能，然后不認帳，要被管理者們為自己瀆職而犧牲。
“六是政協制度能夠最有效地整合社會。有些思想家有真知卓見，但對蠢人們缺乏耐心，群眾關系不好，或不喜歡按時坐班，或有稀奇古怪的嗜好，或者不認同《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目標：‘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此等人，用之治國之才，不符主流標準；不用之治國之才，可惜。那就開個非主流渠道用之。能最大限度地把各種異端都包含在民主建設中，既調動了他們的積極性，又有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結合上面的引文，我們就能夠得出，實行較全面的計劃經濟，能夠最大程度地減少市場經濟導致的浪費，大量地節約資源。同時為了避免計劃經濟不夠靈活的一面，輔助以小范圍的市場經濟，即小商品、服務業的市場經濟。這種經濟模式，完全是科學發展觀設想的五個統籌、以人為本、真正發展。
如果計劃經濟再加上真正的人民民主，國家肯定能夠擺脫官僚主義，實現真正的穩定，從而引領世界第三世界國家走上科學的發展之路、
以上只是初步構想，只提供思路，有興趣的網友可隨便引用使用，不存在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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