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使我們看到了什么呢？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使我們看到了什么呢？　　

當時的毛澤東對彭德懷是這樣認識的， 他說：“彭德懷同志的世界觀、人生觀，是經驗主義的人生觀、世界觀”，而“經驗主義的世界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敵對體系” ，“我覺得他們三十幾年的資產階級立場沒有變動過”，“就是說，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階段，他們是參加的，他們是積極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他可以參加，這是我們黨內的同盟者，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掛共產主義者的招牌”。（以上引用均出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中的毛澤東1959年8月11日講話）　　

那么，既然毛澤東認為彭德懷同志只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那么到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分裂就可能會是再所難免的，不過，毛澤東同志對于中國革命的方法有一個長期清醒的認識，那就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現代政治的要求，也是文明政治的要求，所以他說“我說中國這個黨實際是個聯合會。中國這么一個大國；是各個山頭結合起來的”，但是問題是當三大改造完成之后， 經濟建設進入了新時期，此時的國家或者說以共產常為代表的無產階級已經全面地掌握了國家的生產資料，那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上講，國家經濟的發展理所當然的應該比以前還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時期要快一些，所以毛澤東才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及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但是問題是，“三面紅旗”是不是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中應該采用的方式？ 對此黨內的認識存在著分岐。在毛澤東的眼里，“三面紅旗”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而在彭德懷眼里卻不一定，至少毛澤東是這樣看彭德懷的的。毛澤東說“我記得彭德懷跟我講過，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沒有準備的”（《廬山會議實錄》中的毛澤東1959年8月11日講話），既然如此，那么毛澤東和彭德懷的沖突，其實是早早晚晚會發生的事，而只不過是什么間時發生而已。　　

在毛澤東眼里，在當時的“三面紅旗”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而在彭德懷眼里不是，不但不是，而且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那么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我仔細研究過，實際上就是在為毛澤東同志在那一階段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定性，彭德懷同志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反對總路線，斥之為浮跨風的總根源，是由于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在做怪。在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中，他說“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那么眼下之意 ，不是在指責毛澤東犯了路線的錯誤還會是什么呢？　　

那么毛澤東同志真的錯了嗎？不是，毛澤東一定不會承認，因為按照他的理論邏輯推理，他的路線、政策都建立在嚴密的論證之上，是不可能錯的，因此，他怎么能接受彭德懷的意見呢？　　

毛澤東制定政策的主要理論依據是矛盾論，即：抓著特點，把握發展。建國以后，國家的經濟建設非常順利，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每一次都因應形勢的發展而采取了不同的政策。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無產階級全面地掌握了全國的生產資料，經濟建設開始進入一個新時期。但是，1957年的經濟發展速度卻低于1956年，這讓那些一直以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應該比資本主義快的人難以理解。毛澤東則認為是黨的政策不夠清析，故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要求，并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獲得通過， 這個就是所謂的“總路線”。大躍進緊隨其后提出。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8月毛澤東參觀河南、山東的人民公社時， 向記者說了句“人民公社好”后開始推廣的。客觀地評價起來，三面紅旗在當時是順應形勢，運用“抓著特點、把握發展”的矛盾論觀察形勢而得出來的政策，因此不存在著錯的可能，至少在邏輯上是這樣的。所以，既然制定這個政策的過程是如此的嚴密和科學，那么毛澤東怎么還可能會去接受彭德懷的意見呢？　　

如果毛澤東沒有錯，那么錯的就是彭德懷。　　

彭德懷錯了嗎？　　

是的，因為彭德懷所給出的結論根本就不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　　

浮跨風，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是它們是怎么產生的呢？是產生于大躍進、總路線和人民公社這些政策嗎？不是，決不是，而是產生于當時中國整個社會基礎的落后性，產生于黨的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不高、普遍地缺乏建設社會主義的職業培訓這樣的現實。這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當時的許多人都認識到了，包括廬山會議上著名的挨整人物、軍事俱樂部成員之一的黃克誠大將，此人在文化大革命后發表了一篇評價毛澤東的文章，其中說到：“照我的看法， 毛主席晚年犯錯誤，原因很多，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又沒經驗，實在是一件艱巨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探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這個評論中，最關鍵的是 “有深刻的歷史原因與社會原因”這句話，它說明了什么呢？為什么彭德懷不這樣講？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在當時是一個明擺著的事實，為什么在今天講出來卻好象是發現了一個驚天的秘密？　　

自從世界有了資本主義之后，中國的社會就顯得越來越落后了，到1949年， 中國雖然推翻了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三座大山，但是當時中國的生產力狀況，中國人的思想狀況，社會的文明進步狀況是怎么樣的呢？能達到一個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所需要的標準嗎？特別時當時中國的社會構成和中國人的意識形態，都是社會主義的嗎？不是，在當時中國人的頭腦里，絕大部分都裝著封建社會的思想，小部分的裝著資產階級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只有極小部分的人有一些馬列主義的思維，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怎么可能不出問題呢？更為關鍵的是，誰能夠告訴人們在中國這個基礎溥弱的國度里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建設包括兩個方面，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即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并不是普通人們所理解的生產多少鋼那么簡單。事實上即使毛澤東也表述過不知道社會主義是個什么樣子的意思，彭德懷也表述過他對無產階級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沒有準備。問題很清楚，大家在中國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這個問題上，都沒有成熟的意見。但是沒有成熟的意見，并不等于沒有成熟的目標和原則，目標是公有制，原則是毛澤東的“一切依靠人民，一切為了人民”哲學， 但是接下來的問題是，他靠誰去組織人民呢？　　

當然是依靠共產黨員了。但是問題是所有的共產黨員都是馬克思主義者嗎？所有的共產黨員都具有有無產階級的情懷嗎？對此毛澤東應該是心里有數的。還是1959年8月11日講話，他說，“黨內一千幾百萬黨員，很多是因為反帝反封建參加黨的， 后來許多人成為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句話的潛臺詞是： 還有許多人沒有成為馬克思主義者，而仍然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階段。問題是恐怕不光是只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吧？滿腦子封建思想的人估計也不會少！這些人都掛著共產黨的招牌，以共產黨員的面貌出現，但是在具體的工作中，他們的立場和感情會完全站在無產階級革命一邊嗎？不會，無論如何也不會。每一場革命都會促進人的本性爆發，不是無產階級的人，會做無產階級的事？而無產階級到底在哪里呢？一個公社，個把黨員，經歷過革命長期考驗和培養的幾乎沒有，畢竟經歷過長征的人在全國都是屈指可數的，在革命的隊伍里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人也同樣不會多，而絕大部分都是在勝利形勢下投奔過來取利的人，這些人中絕大部分都是在不久前還是滿腦子封建思想的農民、小私有者、小知識分子，對于他們來說只有利益才能引導他們的行動，而要叫他們一大而公，怎么可能呢？所以出現浮躁風，簡直是一定的，并且至今難免，因為這些人就是我們社會的基礎。　　

而彭德懷在他的意見書中把此列為一個主要的原因了嗎？沒有。沒有，那就說明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是不對的，他把矛頭對準毛澤東，絕口不提落后的群眾基礎和落后的社會現實，還有落后的黨員面貌，卻為毛澤東定下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個調子，其用心不是很明顯了嗎？老實說，我覺得彭德懷是一個好人，但是好人和政治是兩碼事，胡適期望好人政治，那純粹是封建文痞沒有邏輯的胡扯，政治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尤其是極有雄心的彭德懷同志，在井崗山上曾經不經請示殺害過紅軍創始人袁文才、王佐，毛澤東說他在歷次路線斗爭中搖擺，林彪說他是馮玉祥，難道這些都是沒有根據的瞎說嗎？馮玉祥在政治上簡單嗎？1943年2月8日，做為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在華北局太行分局高干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說：“民主革命的共同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這象是一個軍人的講話嗎？在抗日戰爭時期講博愛，博愛誰呢？愛日本人嗎？還打仗嗎？鼓德懷同志創造了一個歷史笑話。他的講話表明，他不象是一個革命者，倒象是一個蔣介石政府中的高官，雖然真象是他的秘書弄巧成拙，但是他自己馬列理論水平不高，才是被人家誤導的真正原因。 　　

不過，歷史的發展證明，彭德懷的信并不是最令人遺憾的，對彭德懷同志的處理方式也不是最令人遺憾的，最令人遺憾的是毛澤東在這次廬山會議之后所采取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它直接地毀掉了社會主義的事業，為后來歷史的反復埋下了伏筆。　　

根據毛澤東同志最初的設想，把人民發動起來，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仍然是有可能實現的。大躍進好不好？很好！唯一不好的失控，象大煉鋼鐵有什么呢？現代的風險投資，投資十個，成功一個就算成功了，做生意那有不賠的？付出成本得到教訓，下次再來也是好的。那么通過大煉鋼鐵，全民辦工業，至少讓全國那些只和土地打過交道的人得到一點辦工業的感性認識，不是很好嗎？改革開放后，無數的鄉鎮企業快速崛起，能說不是因為以前有過辦工業的經驗嗎？大煉鋼鐵是毛澤東一切依靠人民政策的體現，那么接下來，如果能夠吸取經驗，發揮地方和中央兩個積極性，國家快速奔向工業化就一定能夠實現。可惜的是，接下來的是斗爭方式轉變了。　　

這并不是歷史的必然，但卻與系統論沒有被人們掌握有關。在現代歷史條件下，發展現代經濟只可以依靠兩種力量，一是無產階級，二是資產階級，而在上世界五六十年代之前，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發展經濟方面的力量在那里呢？他們會管理工廠嗎？不會，會搞活市場嗎？不會，那么似乎是只剩下一條辦法，就是把經濟領導權交出來，讓資產階級來領導。但是毛澤東愿意這樣做嗎？他可以這樣做，每天打打牌，這絲毫動搖不了他在國家中的地位，但是馬克思主義是干什么的？馬克思主義的出世就是要和資產階級爭奪現代社會大生產條件下發展經濟的主導權的，因此毛澤東至少在信念上認為，依靠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無產階級最終一定能夠駕馭好經濟。中國一百多年的挨打歷史，證明了中國社會的落后性，中國好不容易跨入社會主義社會了，有了領先于世界的條件，怎么可能還會讓社會再倒回去讓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結合起來把人民拖入苦難呢？可是，三面紅旗遭受到了極大挫折，而能駕馭現代經濟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培養出來，而彭德懷等又向他發起挑戰，毛澤東怎么辦呢？ 　　

讓步吧，當年就是把土地分給農民才使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這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說就是一種讓步，不讓步可怎么得了？中國社會就是那樣的落后，你怎樣才能吸引人民的追隨呢？只有給他們利益，利益有兩種，一種是眼前的利益，一種是長遠的利益，犧牲眼前利益，交換長遠利益，這是一種做法，犧牲長遠利益，交換眼前利益，這又是一種做法。把土地分給農民，就是犧牲長遠利益，交換眼前利益，但是這種犧牲是必須的，不犧牲連黨的生存都會遭到挑戰，還會談上什么長遠利益呢？那么眼下，把經濟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似乎也是可以的，至少能幫助大家渡過難關，等將來無產階級成熟了，能管理工廠，能搞活市場時，再把管理經濟的主導權拿過來，不是很好嗎？但是問題是將來無產階級成熟的時候，資產階級早就翅膀硬了，能主動地把領導權交回來嗎？所以到時候還得無產階級革命，而革命并不是好駕馭的，既然馬克思主義已經把社會發展的規律解釋的通通透透，為什么不遵循規律，使國家不經過資產階級復辟這一環，而直接地發展到無產階級全面掌握江山的現代化強國呢？　　

那么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壓制資產階級的勢力，發展無產階級的經濟，培養無產階級的管理者。　　

但是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呢？首先，國家已經立國許久了，國有國法，資產階級在國家中是一個被團結的階級，而不是一個被打倒的階級，他們在國家中本來已經夠受到壓制了，怎樣做才能再壓制呢？難道要在肉體上消滅他們嗎？其次，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國家中已經被徹底消滅了，資產階級實際上都已成了無產階級中的一員，那么去壓制資產階級壓制誰呢？　　

對此毛澤東做出了回答：走資派在黨內！　　

但是何謂“走資派”？僅是指與毛澤東思想不同的人嗎？如果這樣，那么在黨內與毛澤東思想不同的人可實在是太多了， 包括毛澤東的幾位秘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所揭示的幾位，田家英、胡喬木、李銳、陳伯達，都與毛澤東的思想嚴重地不同。陳伯達后來出局就不說了，單說余下的三位。先說田家英吧。根據《廬山會議實錄》的記載，田家英在廬山會議時有一個想法，他認為象彭德懷這樣的革命元老，不但不應該批評，反而應該采取措施保護起來。田家英做為共產黨最高領導人的秘書，居然會有如此奇妙的想法，真的是讓人大吃一驚。首先這個想法表明，田家英同志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一竅不通，革命從來不是疑固不變的，形勢也在無限發展中，黨需要因應形勢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政策，這就必然的要發生路線之爭，誰能夠保證所謂的元老就一定會站在無產階級的一方呢？其次，田家英同志對于管理學的知識也是知之不多，元老們如果退休了，頤養天年去了，那么給予足夠的精神和物質待遇是應該的，但是只要工作就得接受管理，而管理的規則對誰都應該是平等的。田家英怎么會連這一點都不懂呢？可見田家英的思想在大的方面是糊涂的，他的封建情結很濃，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當然，按李銳的記載和社會的公評，田家英是個好人，這一點我也不懷疑，但是好人和政治何干？牛是不害人的，但是牛不是總被人吃嗎？田家英做為權力中心的人物，無產階級給予了極大的期望，讓他為無產階級守著點利益，但是他知道要怎樣做嗎？按李銳的記載，田家英打算離開毛澤東時送上幾句話，其中一句是：能治天下，但不能治左右。可見田家英是盼望著毛澤東整治一下某些人的。所以，好人這個贊譽一定要看是誰說的，田家英幫助過許多人，在這些人眼里他可不就是個好人？但是田家英做好事，是把毛澤東的秘密往外說，不知道這出賣的是誰？算不算違背了職業道德呢？　　

胡喬木號稱黨內一支筆，是著名的理論家，但是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中報料過胡喬木一些思想觀點，使我對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產生了深深的懷疑。毛澤東說，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絕對的，但是胡喬木同志對此卻不以為然，還大言不慚地對李銳講出了他的反對意見，這就奇怪了，毛澤東所說的不過是矛盾論的基本常識而已，但是到了胡喬木那里為什么就不以為然了呢？可見胡喬木是不懂得矛盾論的，至少是有時候不懂。既然是有時候不懂，誰能保證他在關鍵時候就一定能懂呢？毛澤東說，懂得了矛盾論，也就懂得了馬克思主義，可是胡喬木不懂的矛盾論，也就自然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了。　　

黨內著名的理論家，居然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這種真相真是讓人大吃一驚！　　

而李銳呢？李銳應該是有才華的，感謝他寫的 《廬山會議實錄》，使我們有機會能看到最精彩的政治斗爭。其實本著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原則，政治斗爭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只要有人就有斗爭，團結就是一種斗爭，不斗爭如何團結？只是中國人慣于相信封建文痞的宣傳，把政治理解為人類最美好的事情，什么堯舜禹湯等，所以一旦有機會見到真相時，一個個頓呈驚恐萬態，真是可憐見的。　　

李銳說毛澤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他跟彭德懷一樣，直接把產生浮跨風的根源歸在了毛澤東身上。但是同樣是在毛澤東之好下，為什么有的會人沖鋒陷陣、赴湯蹈火，為人民的利益犧牲掉自己的一切，而另一些人卻是亂吹一通把國民黨糊弄長官的伎倆用在了共產黨身上？兩種表現一比較，可知李銳說話不靠譜。李銳說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早年所受的蕪雜的思想影響，終究是個沉重負擔”（《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7頁第三段）， 可是他自己早年所經受的又是什么思想呢？他早年不是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嗎？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他的思想會發展成什么？難道他會是天生的馬克思主義者？李銳是做過毛澤東兼職秘書的人，一生寫過不少關于毛澤東的文章，是國內外知名的研究毛澤東的權威，應該知道毛澤東感情與理智相統一的功夫，還是在這本書中（增訂本第181頁倒數第三段），李銳寫道：“彭德懷說：‘政治與感情， 你（指毛澤東）結成一體，我沒有達到這個程度’。”這說明了什么呢？毛澤東做為一個能將感情和理智高度統一的人，是一個高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師，他的思想居然會是“早年所受的蕪雜的思想影響，終究是個沉重負擔”？這個可能嗎？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見到過李銳寫過能很好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文章，而一個理解不了毛澤東思想的人，這樣的人會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田家英、胡喬木、李銳三個人，做為當時共產黨內最有文化最有思想最懂理論的智囊型人物，居然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這真是一個駭人聽聞的秘密！那么其他共產黨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了就可想而知了，難怪毛澤東說，黨內懂馬列的不到一百人。　　

那么，既然懂得馬列的人這么少，毛澤東只能孤軍奮戰了。　　

可是，就政治的方法論來講，是永遠不要站在大多數人的對立面的，類似的話毛澤東也講過。沒有大眾的支持，毛澤東就一定會成為孤家寡人，要是眾叛親離之時，毛澤東就要粉身碎骨了。　　

可是毛澤東居然決心粉身碎骨。　　

為了壓制黨內毛澤東眼中認為的走資派，合法的途徑已經不那么順手了，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企圖用革命的手段摧毀他所認為的資產階級勢力。　　

破壞一個舊世界容易，建立一個新世界難。　　

毛澤東繼續為著無產階級的江山而奮斗。　　

他提拔了紡織女工出身的人做副總理，又提拔了農民出身的人做副總理，甚至是還提拔了敢于造反的人做軍委副主席。　　

他把滿載著無產階級未來希望的干部培訓學校放到農村去，以為干部們經受艱苦的勞動，就能體諒到人民的不易，從此就能永遠不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可是事后證明，從這所學校走出來的許多人都把這所學校稱之為“牛棚”。 　　

對于下一代，他更是傾注了極大的心血，十幾歲就讓他們學習政治斗爭，稍長又號召他們上山下鄉去，去經風雨，見世面，面風浪中成長。　　

可是事實證明，毛澤東所做的一切最后都付諸東流了。　　

因為他并沒有培養出無產階級的堅強接班者。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僅限于他的理解，而他的理解，時代局限性太強了。他似乎不太懂得系統論，而不懂系統論，矛盾論就不可能用好。按照矛盾論的理解，既然毛澤東是鐵了心要搞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那么國家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能不能當家的問題，而無產階級能不能當家，取決于無產階級在社會化大生產中能不能占據主導地位，而無產階級要想取得主導地位，社會必須處在一個高度工業化和高度和現代化的水平之上，只有在這樣的社會中，社會的發展完全離不開無產階級時，無產階級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才能確定，而要實現這一點，是應該做哪方面的準備呢？難道會是種莊稼而不是發展高科技？其次，還有一個無產階級思想意識的培養問題，只有無產階級是個覺醒的階級并且能夠管理和發展好在高度現代化的工業，毛澤東所設想中的那種社會主義社會才能夠真正到來。然而對于這一切理論上的推理，毛澤東在實踐上卻做出了相反的選擇。　　

他把干部們、學生們都推到農村去，以為靠著這種方式能培養紅色接班人，但是管理工廠、掌握技術靠誰呢？這是個保衛無產階級江山的最致關重要的問題，對此他卻好象沒有想到過。他把農村看得那么重，一心想兩條腿走路， 可是對于現代化的工業化國家來說，農業已經明顯不重要了，他卻投入了太多的精力號召人民去搞什么興修水利、改良土壤（為此還樹立了一個典型：蘭考縣）、平整土地（也樹了一個典型：大寨）、培育種子（袁隆平的雜交稻也應該算是毛時代的產物）、生產化肥、制造農機、開墾農場，在全國各地建立農科院所和培養農技人員。他以為如此就能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只要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人們就會無條件追隨他，可是直到他逝世時全國人民還是吃不飽飯。后來有人一搞承包制，人們就立即吃飽了，所以人民感恩的不是他。由此可見毛澤東于發展方面的設想確實是不成熟的，表現在工業方面就更加明顯，在他任內確實是為人民建立了不少的全民所有制的大企業，可是后來有人對全民所有制企業實施私有化改造時，居然沒有看到有多少個工人進行過自發的護廠行為，毛澤東為無產階級的努力真是太失敗了。　　

毛澤東這個幾乎是勝利代名詞的人，為什么還會有如此的失敗呢？這與他所處時代的歷史條件有關，但是更與他的矛盾論不完善有關，一句話，毛澤東不懂得系統論。　　

說毛澤東不懂系統論，這個問題有點奇怪，系統論不過是放大了的矛盾論，毛澤東怎么可能不懂得呢？例如毛澤東寫的 《論持久戰》，不就是一部很好的系統論著作嗎？在這部著作中他寫道：“中日戰爭不是任何別的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進行的一個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里。” 這樣的開頭說明了什么呢？說明毛澤東的思想，完全是系統論的思想，一開始，他就為矛盾的總系統定界了。矛盾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條件的，只有先定好界，知道前提和條件在那里，才好集中注意力，為下一步抓著特點、把握發展做好準備。接著，毛澤東又對系統的內容做了尋找和界定，他說“（系統）由此就構成了中日雙方互相矛盾著的四個基本點，即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寡助我多助。” 系統內部諸矛盾之間的關系變化決定抗日形勢的發展變化，對此，毛澤東說“在這四個基本點中，敵人的長處只有一點，短處有三點，而中國的長處有三點，短處則只有一點。抗日戰爭就是這些特點的比賽”。那么，引起子矛盾關系變化的，歸根結底還是由子矛盾本身的變化引起的，對此毛澤東又說“這些特點在戰爭中依其本性發生變化”。然后，還是回到子矛盾之間的關系問題：“一切東西都從這里發生出來。這些特點規定著雙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軍事上的戰略方針，規定了和規定著戰爭的持久性和最后的勝負。” 子矛盾本身也構成一個系統，比如敵強我弱這一點，“它規定了日本在中國可以有一定時期和一定程度的橫行， 中國不可避免的要走一段艱難的路程，抗日戰爭是持久的而不能速勝。”在總系統中，子系統只能被當做子矛盾看待，其實也就是子矛盾，子矛盾仍然尊循與其它子矛盾之間的關系，所以，毛澤東繼續寫道“在戰爭的進程中，敵之強的有利因素，必因其小國、退步、寡助等不利因素所減殺而發生相反的變化；我之弱，又必然為大國、進步、多助等有利因素所補充。” 毛澤東正是在系統論和矛盾論的指導下才得出了“日本是不能橫行到底的，中國決不會滅亡。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后勝利是中國的”這樣的結論。　　

在《論持久戰》中，我們清楚的看到了毛澤東對系統論是多么的熟悉。說毛澤東不懂系統論，誰信？可是問題在于，就解放前的社會而言，毛澤東實在是太熟悉了，他完全明了社會中的所有矛盾，所以在把握系統中的內容不存在問題，但是解放后的情形就大不一樣了，蘇聯的那一套給人的感覺是毛病很多，所以毛澤東決心超越，但是超越后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個什么樣子？他的心中是無數的，尤其是在愿望與能力、現實與歷史的理解和把握方面，他也是心中無數的，在這種情況下，怎么為系統定界？這首先是個大難題，怎么確定系統中的內容，這就更加地復雜了。舉個例子：造船能賺錢，租船也能賺錢，究竟是造船好呢還是租船好呢？那么在什么樣的條件下賺錢就是系統的定界，造船和租船則是系統的內容，那么接下來就是資本的問題，若資本太少，只允許選擇一種方式，那么選擇那個呢？如果只是想過小日子，那無所謂，但是社會主義的理想有多大呀？十五年內要當上世界船王呢，那么以有限的資本開始，如何能在十五年內實現船王的夢想？是從租船開始嗎？難道造船不是更快些嗎？所以，如何確定系統的內容對于毫無經驗的人來說就真的是個難題。橫豎沒經驗，叫老年包玉剛來他會知道怎么做，但是叫少年包玉剛來就未必了。再如，一窮二白是個系統的定界，但是究竟怎么樣才算一窮二白卻是不好說的，兩個人穿一條褲子叫一窮二白，五人穿一條褲子也叫一窮二白，那么，究竟是兩人穿一條褲子準確呢，還是五人穿一條褲子準確？這里存在一個理解問題，所以在當時，人們對系統的定界是搞不清楚的。而具體的建設又缺乏經驗，那么這就產生一個結果，即在經濟建設的大系統中，我們是形式也搞不清楚，內容也搞不清楚，或者是有時候形式搞清楚了，但是內容卻搞不清楚，至少不是很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的三面紅旗以及后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出問題才怪呢！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進入社會主義，毛澤東原來設想的近期目標是十五年內實現工業化和完成三大改造，至于何時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毛澤東則認為止少需要五十年。這種設想，是毛澤東在為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建設進行系統性的定界，或者說是確定形式，以現在的眼光看，這個毛澤東所設想的未來五十年經濟建設大系統還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毛澤東沒有預想到的是，實際的經濟發展速度要比自己設想的要快的多，三大改造只用三年就完成了，經濟建設更是近于幾何數字的增長，于是頭腦開始變得不切實際了。1958年初，毛澤東開始重新構想未來中國的理想藍圖：我們的方向，應該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農兵學商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毛澤東的這個設想，是他"抓著特點，把握發展"工作方法一貫邏輯的推理。他現在抓著了特點，但是沒有把握發展，因為他只注意到了內容，卻忘記了形式，忘記了總系統的定界，即中國是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搞建設的這樣一個事實。條件就那么多，卻總是想飛起來，超越了總系統的定界，子系統也就不可能搞好，因為形式反作用于內容，對內容有巨大的影響，當總系統不適合于子系統時，便會阻礙子系統的發展，所以，三面紅旗在當時的情況下是注定要失敗的。　　

毛澤東最大的失敗是不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用階級斗爭的方式對待資產階級，因為首先從憲法上來說，資產階級也是人民的一員，是建設社會主義團結的對象。其次，資產階級對推動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是有用的，至少它在消滅封建思想文化方面與無產階級有著一定的一致性，而消滅封建思想，建設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精神文明直到現在仍然是我們這個國家在上層建筑領域內的主要矛盾，因此我們的發展離不開資產階級，更何況無產階級自己本身并不成熟，資產階級要到共產主義才能夠被消滅，現在并不是一個有你無我的時候，所以全面團結才是硬道理，只要階級斗爭不被激化，人民和諧相處，那么早晚有一天社會主義是會建成的。而且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原理也告訴過我們，只有團結統治階級，緩和與被統治階級的矛盾，國家才能實現長治久安，而資產階級正是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他們是當權派，這是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中國這個封建落后的社會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就是要團結資產階級才能夠實現，那么毛澤東為什么還要對資產階級采取激烈的手法斗來斗去呢？　　

可見還是理論不過關。　　

不過系統論確實有它的復雜性，即使是你知道是系統論的存在，但是你若搞不清系統的所有內部，那么你想把握系統論是不可能的，毛澤東之所以被我指責為不懂系統論，其實就是因為毛澤東對系統中的內容沒能搞清楚，至少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方面的內容沒有搞清楚，與如何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方面的內容也沒有搞清楚，否則不會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檢驗一個由一般系統執行的實踐很容易，但是檢驗一個由諸多矛盾組成的系統、或者由諸多系統組成的更大一點的系統所進行的實踐卻是困難的，因為這樣的系統的運行往往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往往是十年、二十年后才能看出結果，而在此其間，在矛盾沒有充分暴露之時，誰有能力一口咬定所執行的理論就是錯誤的呢？好比蘇聯解體，不經過三五十年的檢驗，那些置身其中的人，誰有能力從一開始就斷定俄羅斯的資本主義復辟就是人民的成功呢？　　

所以，系統方面如果出了問題，那是不太容易糾正的。對此毛澤東曾有一個評論，他說：“建黨38年以來的經驗，“右”傾聯系資產階級，“左”傾聯系小資產階級。說整右容易，請包辦整王明。高饒能改？伯恩思坦、考茨基、普列漢諾夫能改？“左”傾成為路線了，也不容易改。路線本身不能改，要別人來改。5次右傾路線，3次左傾路線， 自己都不能改，因路線已經成了系統。”（ 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第178頁第五段）。從這個評價可以看出，毛澤東在理論的系統性實踐方面，是有著一定體會的。但是遺憾的是僅僅至于如此。　　

雖然系統論復雜，但是即便是總的系統找不到，小的子系統還是能夠感知的，因為大多時候你就置身于其中，另外，矛盾論尚在，所以，抓著特點、把握發展還是一個很有效的認識方法論。那怕僅僅是把握五十里內的發展，也總比無所把握好。但是如果連子系統都把握不好的話，那是要出問題了，“六四”事件就是典型。后來有人提出“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使政策有了系統論的樣子。 再后來的“三個有利于”又違背了系統論，因為不提有利于某種制度的鞏固和發展，結果使腐敗問題特別地突出了。于是有人提出了“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這就彌補了“三個有利于”的不足，從而構成了比較完整的系統論體系。“三個代表”，是與時俱進，站在新的平臺上重新規劃系統論。今天的“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就是系統論，止少從字面的意思來看是。但是內容怎樣搭建？仍是一個挑戰！所以，系統論的問題有可能在今后仍然會困擾著我們，而最令人擔心的是系統論沒有解決好，而矛盾也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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