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興華：我們需要正確認識和對待前30年和后3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系。應當肯定，前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后30年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盡管改革開放前在理論和實踐中犯過“左”的錯誤，對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造成了損失，但是不容否定這一時期各方面的巨大成就：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即消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永遠結束了近代中國長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統一的、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窮苦農民翻了身，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勞苦大眾揚眉吐氣。工人不再受中外資本家的壓迫，即使在民族資本的企業中，工人有權對資方進行監督，要求資方遵紀守法，不能隨意剝削和解雇工人。貧苦農民也擺脫了地主的剝削。1953年春，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外，我國大陸普遍實行了土地改革，全國3億多農民分得了7億畝土地和大批生產資料，取消了過去每年向地主繳納三千萬噸以上糧食的地租。工人與貧苦農民群眾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的空前提高，煥發出生產勞動的巨大積極性與創造性，起到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作用。在經過長期的日軍侵略戰爭和國內戰爭，使我國的國民經濟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只經過三年，我國的經濟就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并勝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
在前30年中，我國的經濟和各方面的事業獲得舊中國無法比擬的快速發展。新中國建立前夕的1949年，我國的鋼產量不過15.8萬噸，生鐵25萬噸，原油12萬噸，水泥66萬噸。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工業僅占12.6%，農業和手工業占絕大部分比重。我們造不出一輛汽車，造不出一輛拖拉機，更造不出一輛坦克和飛機。我國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在帝國主義對我國進行封鎖的國際環境下，主要靠自力更生和部分靠國際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我國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獲得了發展與改善，大規模興修水利設施，發展農業機械，增加農村用電和化肥農藥，改進耕作制度與方法，使農業生產獲得了顯著發展。從糧棉產量來看，1978年比1949年分別增長1.7倍和3.9倍。我國的工業獲得更快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新的工業部門，如汽車、拖拉機工業等。其它工業如鋼鐵、電力、石油、煤炭、化工、機械、輕紡等工業部門的產量大幅增加。全國工業企業達到35萬個。全民所有制企業的固定資產達3200億元，相當于舊中國近百年積累起來的固定資產的25倍。1952-1978年，工業發展年均增長11.2%，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6.1%.處于世界經濟增長的前列。
我國的科技事業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原子彈、氫彈、導彈試驗成功，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和回收以及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也獲得成功。 記者：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錯誤和發生的問題，應當如何正確看待？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我們應該如何正確看待？
衛興華：不可否認，改革前30年中，我國在理論和實踐中 ，出現過“左”的錯誤，包括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從1957年開始，政治上的‘左’導致1958年經濟上搞‘大躍進’，使生產遭到很大破壞，人民生活很困難”（《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37頁）。二是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宣傳“寧要貧窮的社會主義，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這種“荒謬的理論導致中國處于貧困停滯的狀態”（同上，第228頁）。總之，大躍進、刮共產風、追求“一大二公”的單一的公有制、搞人民公社化、文革10年“四人幫”的破壞，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很大的損失。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出現與“左”的錯誤有關。而且，將近10年，經濟沒有增長。從統計資料來看，以1952年的國民收入為100，1959年為202.1，而1968年反降為200.4。因為“大躍進”后的調整期即1960-1962年和“文革”中的1967-1968年，共5年的經濟增長為幅度較大的負數。如果沒有這種失誤，我國的經濟年均增長率可達8%以上。我國經濟總量可以增加一倍。同時也可看到，由于我國生產力特別是農村生產力十分落后，再加上后來搞“左”的一套，延緩了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全國特別在農村，在改革開放前夕，還存在大量溫飽沒有解決的貧困人口。
另外，改革前僵化的經濟體制，使企業缺少活力，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對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應一分為二地看待。它在新中國建立后的前期階段，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和生產力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完全否定和批判它不是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指令性計劃經濟的弊端主要是對企業統得過死、企業沒有自主權和自主錢，因而缺少生機盎然的活力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這種弊端的體制性原因，就是陳云同志1979年所提出的：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而沒有市場調節這一條。這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與前述經濟工作中的失誤是不同的問題。
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為新中國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記者：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的關系應當如何正確把握？
衛興華：需要正確看待兩個方面的關系。一個方面是前30年中成就與失誤的關系。既不應通過突出和放大失誤的消極后果否定前30年重大成就，甚至將前30年妖魔化；也不應只強調成就而諱言失誤，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失誤所造成的嚴重消極后果和經濟政治的損失。
另一個方面是前30年和后30年的關系。要看到前30年的發展為后30年成就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獨立自主高度統一的新中國的存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的建立，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為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國有企業為我國的改革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國有企業在前30年的發展中，利潤率是相當高的，而利潤和折舊費卻要全部上交。它為國家建成的基礎設施和社會公用事業設施，都為改革以來新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搭便車所利用；國有企業承擔了過多的社會職能，本應由社會承擔的諸如職工養老、醫療、住房、子女入學等保障事業，全由國企負擔，竭澤而漁的傳統體制并未給企業留下保障基金。再者，稅負不公平使國企負擔畸重。對“三資”企業長期實行所得稅減免優惠政策，對私營企業也有照顧。致使國有工業企業提供的稅收占全部工業稅收的比重，遠遠高于其產值占全部工業產值的比重。改革以來，國企的絕對數大幅下降，大量國有資產合法或非法地流入私人手中，達萬億元以上。這也是國有經濟為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付出的成本。
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構建與發展，是以前30年建立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的。同樣，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的存在和發展，是以改革前建立和發展的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為基礎的。記者：顯而易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請您為我們分析一下這個巨大的成就，并評析一下新中國60年來的經濟發展和經驗。
衛興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取得的巨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被認為是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史上的奇跡。從1978年到2008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2億元增加到300670億元，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14倍。年均增長9.8%，是同期世界平均經濟增長率的3倍多。人均GDP從1978年的381元增加到2008年的22698元，近3300美元。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5781元，實際增長6.5倍；農民人均純收入為4761元，實際增長6.3倍，農村溫飽不足的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到1479萬人左右（按人均年收入286元標準計算。若按2009年貧困標準提高為1067元，則貧困人口為4320萬人), 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由210.6億元（人均20元左右）增加到21788.5億元，外貿進出口總額由208億美元增加到25616億美元。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0.8%增長到7.9%，由占世界第29位，上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德國。外匯儲備由1.7億美元增加到19460億美元，今年上半年已達到21000億美元以上。我國的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位次由第10位上升到第3位，僅次于美國和日本，預計近年內可以超過日本，居世界第2位。財政收入由1132億元增加到6萬億元以上。韓國在今年8月14日公布的對20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評價中，美國得分為69.15分，居第一位，中國為54.73分，居第二位。以下分別為日、德、法等國。別國對我國的評價，不應作為依據，但也可以做一定的參考。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與財富的增長，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市場貨源充足、琳瑯滿目。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由貨幣追求商品變為商品追求貨幣，社會主義“短缺經濟”論消失了。人們所追求的商品檔次在不斷提高，由追求自行車、手表、縫紉機、收音機，到追求電話、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空調器，再到不斷更新的電腦、汽車、住房、別墅等，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
經濟實踐和生活實際表明：一方面，新中國建立后的近30年發展，為后30年的發展奠定了政治和經濟的基礎；另一方面，改革開放30年來的發展成就，又遠遠超過前30年，得益于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新中國走過了60個春秋。如果總計60年的發展成就，那就會顯得更加突出。因為新中國建立初期的經濟基數很薄弱，而60年的發展又很迅速。經過三年恢復時期的1952年，5億多人口的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只有679億元，2008年超過了30萬億元，年均增長8.1%，按可比價格計算，比1952年增加77倍。新中國建國初期，全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不足1%，2008年上升為8.4%。60年來，我國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從不到100元，增加到15781元；農村人均純收入由44元增加到4761元。我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余額，2008年與1952年相比，由8.6億元（人均1.6元），增加到近21.8萬億元（人均16407元）。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1950年只有11億多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超過2.5萬億美元，增長2266倍。與1949年相比，2008年，我國能源產量增長108.5倍；原煤由0.32億噸增長到近28億噸，增長86倍以上。發電量增長805倍；公路里程增長45倍以上（達370萬公里）；高速公路從無到有，超過6萬公里；鐵路營業里程由1949年的2.2萬公里增加到8萬公里以上，增長近3倍。
從農業生產的發展看，2008年與1949年相比，糧食產量增長3.7倍，達到52871噸，人均產量增長91%；棉花產量增長15.9倍，達到749萬噸，人均產量增長5.9倍。
從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的發展看，60年來，我國的紗產量由32.7萬噸增加到2149萬噸，增長64.7倍；布由18.9億米增加到710億米，增長36.6倍。
目前，我國許多工農業產品已居世界第一位。居第一位的主要工業品中，有鋼（解放初期居26位）、煤、水泥、化肥、棉布等。發電量由原居第25位上升到第2位，原油產量由原居第27位上升到第5位。已居第一位的主要農業品有：谷物、肉類、棉花、花生、油菜籽、茶葉、水果等。我國的產業結構已逐步改善。從1952年到2008年，“第一產業”由51%下降到11.3%；“第二產業”由20.8%上升到48.6%，“第三產業”由28.2%上升為40.1%。這既反映了產品結構的優化，也反映了居民消費結構的改善。
60年來，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變化，還反映在恩格爾系數的變化上。新中國建立初期，城鎮居民用于吃穿的開支占全部生活費開支的比率即恩格爾系數為80%，農村居民高達90%以上，2008年分別降到37.9%和43.7%。
新中國60年的發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了由貧困到總體小康水平的歷史性跨越，正向實現全面小康和共同富裕邁進。
60年的發展證明，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和發展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夠更好更快地發展中國。60年的輝煌發展，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斷克服“左”的和右的錯誤取得的；是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實現的；是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獲得的。改革開放以來的巨大成就，又是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在不斷進行理論創新、制度創新、體制創新、管理創新、科技創新中取得的。記者：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否也有值得反思的缺失？盡管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差距還很大。我國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并進一步趕上發達國家，需要重視處理好哪幾方面問題？
衛興華：盡管我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還應清醒地認識到，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差距還很大。我國的GDP總量只相當于美國的27.2%，如按人均GDP計算差距就更為懸殊，還不到日本、歐美等國家的十分之一。應客觀地看到這種差距，并團結和調動我國人民繼續奮發圖強，不斷縮小并最后消除差距。
還應看到，我國的經濟發展，付出了環境和生態的重大代價，付出了能源和資源過多消耗的代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轉變。亟需由粗放型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
改革30年來，既有成功的經驗，這是主要的；也有值得反思的缺失。例如：大量國有資產非正常流失，化公為私；出現收入差距過分擴大的趨勢；出現老百姓“看病難、上學難、住房難”的三難問題；出現官商勾結損害國家和工農弱勢群體利益的現象等。新的中央領導正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和實踐中解決這些問題。但問題的解決，是一個難點很多的復雜的過程。
新中國60年來的巨大成就，使我國實現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的距離大為縮短。今后，我國不必也不再需要追求兩位數的增長速度。即使年均增長8-9%，預計到本世紀30年代末，我國可以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我國在經濟上趕上或超過中等發達國家并進一步趕上發達國家，需要重視處理好幾方面問題。首先，應通過科學改革，把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真正搞好搞活，這是我國一直宣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既要重視生產力的發展，又要重視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與完善。要重視發揮改革的雙層作用，使之既成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又成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與發展的手段。尤其需要重視的，是公有制特別是國有經濟的完善與發展。目前，在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大大發展，其產值和GDP已占大半的條件下，怎樣將“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落到實處，增強其作用，是一個應引起關注的重要問題。應注意目前所有制結構正向私有制為主體轉變的發展趨勢。
其次，要通過科學發展，轉變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使改革與發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廣大人民群眾，扭轉前一時期“重資輕勞”的傾向。
再次，應加強對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認識。判斷改革、發展和一切工作的是非得失，既要堅持生產力標準，也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即道義標準。鄧小平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中，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是生產力標準；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則是社會主義的價值標準。鄧小平所講的三個“是否有利于”的標準，也是生產力標準與價值標準的統一。不能只重生產力標準而忽視價值標準。不能只重視效率，而忽視公平。堅持兩個標準的統一，有利于緩解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諸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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