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并不是造出來的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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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的時候，曾經多次讀過《新民主主義論》，可是有一個地方直到現在還總是弄的不太明白。那是毛澤東主席在談到1927年到1937年這一個革命時期說過的一段話。他說：“這一個時期，有兩種‘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其中最奇怪的，是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的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為什么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這還不可以深長思之么？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這個問題，在下的確也曾經“深長思之”，卻始終得不到完滿的答案。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有過一段大家耳熟能詳的毛主席語錄：“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九月）也是在那個時候以后不久，六十年代中期，馬快就被號稱為副統帥的林彪也學舌講過：“筆桿子，槍桿子，奪取政權靠這兩稈子。”（《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這些話，都很扼要的說明了造輿論的重要性。可是，這方面要造輿論，那方面也要造輿論，為什么那方面就造不過這方面？何況，這方面還是在“一切文化機關中處于毫無抵抗力的地位”的呢！可偏偏就讓那方面“一敗涂地了”，您說怪也不怪。。。。。。
今天，在《北京青年報》上看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春瑜先生在其演講稿中寫到，蔣介石也不是不懂得要造輿論的重要，而且他好象還挺內行，似乎研究得也很明白。他說：“輿論算什么呀，我拿100萬美金去辦幾張報紙，要什么輿論有什么輿論。”其實，當年他也并不是沒有這樣干過，可是，為什么他就做不到“要什么輿論有什么輿論”呢？
仔細琢磨一下，的確，只要有美金，或者別的什么名目的金錢，輿論是不難造出來的。只是這樣造出來的輿論，究竟有多大用處呢？也是在今天的《北京青年報》上，北京市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朱明德同志對該報記者說的一番話，證實了在下的上述猜想。他說，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文藝批評界“屁股決定嘴巴”的現象比較突出。“屁股坐在哪兒，往往取決于錢在哪兒。但是，有的作品吹得再好，就是吹不出來，可見‘吹捧’性評論是無益的，卻起到了‘浮云遮望眼’的作用。”這些話，說的夠明白的了吧？不過，他這番話是說在他受命籌建文藝批評家協會之際：“擬團結一大批負責任的文藝批評家”，“‘園丁式’的批評家會愛護藝術家的創造，深知藝術規律，指導、引導創作。”這種良好的愿望，能不能實現？也不能不使人存疑。因為，這種辦法仿佛也是中外古今屢見不鮮的諸多造輿論方式中的比較被重視的項目之一！
在史無前例之時，人們見識過大造輿論的威力；可是，在史無前例之時過去以后，那威力便忽然變的那么無力，這也是人們不容易忘記的。連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前后的文化“‘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的魯迅，此時也何足道哉了！甚至于其人幾乎要從旗手變成兇手，其作品也紛紛被驅逐出大中小學的教科書，而那理由竟然被懷疑為會誤人子弟！可見，造出來的輿論，也是不堪一擊的。不論過去，不論現在，概莫能外！不信您就拭目以待，留個心眼等著瞧瞧。
那么，什么樣的輿論才能夠避免“不堪一擊”，“一敗涂地”的命運呢？這也的確是值得“深長思之”的！
記得，早在1925年末，毛澤東在廣州創辦《政治周報》的時候就講過：“《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于反革命宣傳的辯論。”“敵人說；‘廣東共產’，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州內哄’。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州政府勾聯俄國喪權辱國’，我們說：‘請看事實’。敵人說：‘廣州政府治下水深火熱民不聊生’，我們說：‘請看事實’。”（〈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22-23頁）
好一個“請看事實”！
“請看事實”，就是后來毛澤東在四十年代講的，“我們應當把世界進步的情況和光明的前途，常常向人民宣傳，使人民建立起勝利的信心。同時，我們還要告訴人民，告訴同志們，道路是曲折的。在革命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物，還有許多困難。”（《關于重慶談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163頁）
“請看事實”，也就是后來毛澤東在五、六十年代間講的，“宣傳的時候要作得恰當，要實事求是，對情況的估計，分析，應該是好的就說好的，壞的就說壞的，有多大程度的缺點就說多大程度的缺點，不要夸大。”（《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497頁）
“請看事實”， 也就是后來毛澤東在將要進入七十年代前講的，“我們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吹得太多，不應說得不恰當，使人看起來好象有強加于人的印象。”（《對外宣傳不要強加于人》，一九六七——一九七零年。《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431頁）
歸根結底一句話：“實事求是”！
許多同志都知道，毛澤東對“實事求是”有過自己經典性的詮釋。那就是：“‘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
然而，這樣求得的是，是不是就是是了？這樣引出的結論，是不是就是正確的了？那個是，那個結論，其是非，其正誤，又由誰來評判、界定呢？傳說，武則天要在死后立個無字碑，由后人來評定她一生的功過是非。也許，這是她對自己的功過、褒貶，頑固地持有高度的自信。其實，她又是極不愿意或者說干脆拒絕由她的同代人來給她蓋棺論定。我們革命者，無須這樣去做，只把信任和希望寄托于后來者。既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那么，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判定世界歷史的法官。既然，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那么，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擁護，就應該成為衡量是非成敗的最高標準。換句話說，輿論，并不是造出來的。那些讓人心服口服的、點頭認可的、完全接受的、舉手擁護的輿論，都是從人民的心里流露出來的，生發出來的；都是人民群眾心聲的反映，都是人民群眾人心之所向。難道到您沒有聽說過：“政聲人去后，民意閑談中”？口碑，口碑，老百姓心里不這么想，嘴上是不會念叨出來的！所以，在群眾眼里，所謂輿論也者，與廉價廣告無疑，與無邊吹牛無疑，皆無濟于事，或甚至于貽誤正事。
以新近的不久前的一些事情為例來說吧！我們有過那么一段日子，盛行市場拜物教、利益最大化導向，等等。于是，大造其輿論，大搞其“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醫藥產業化，居住產業化。。。。。。諸如此類，多了去了。化者，光輝充實謂之也，徹頭徹尾之謂也。產業化的結果如何？對不起，化的好象不咋的！教育，現在正趕上家長指責學者抱怨紛紛揚揚發出抗議提出改進要求了。醫藥，也正在出臺新的加強公益性的保證人民群眾看病救命的醫保制度。（依照作家陸天明在2010/04/08《人民日報》上所寫的裁決是：“我們的教育、醫療發展已經走了‘產業’花的彎道路了。”）而居住呢，地方機關從農民手中低價征地，房地產商向居民高價售房，在一方出現巨貪的同時在另一方也出現了巨富，人民群眾心里是否都在罵娘，我們不能亂猜卻可以想見。估計不久的未來，此種產業化再不更動再不改變也大概是不行的了，除非為人民服務不再是我們行政、建國的宗旨！還有的地方一再宣示要建設世界級城市，而當地城管人員卻不斷在驅趕以至毆打小本經營賴以謀生的小商小販。有的研究機構借口統計方法之不完備、沒有與時俱進，極力淡化被眾人詬病的勞動報酬份額在國民收入總額中大幅度下降的傾向。為了要擴建公路不惜穿毀古跡而過，卻大講其必要性和無法避免論。為了當地發展旅游業獲得無煙經濟效益，公然把史無其人的淫棍形象西門慶搬出來大加宣揚。。。。。。如此這般地造出來的輿論，能讓人看的過去聽的進去么？須知，人心的向背，是造輿論所造不出來的。眾人心里有桿秤。公道自在人心。真善美，假丑惡，誰也混淆不了，誰也忽悠不了。搗鬼有術，而效果有限。胡說八道，掩耳盜鈴，指鹿為馬，鳩占鵲巢，。。。。。。等等，那是成不了氣候的。也許，出于不便明言的緣故，由于不好抗拒的力量，有些被造出來的輿論，得以流布于一時，傳播到各地，但是，謊言、謬語終將被事實和時間粉碎、泯滅。民，可以載舟，也可以復舟；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造出來的輿論在這個歷史的鐵律面前，命運也不能不如此。這自古皆然，主事者是可不可不察的啊！
很可惜，現在，請看事實的做法，實事求是的作風，都悄悄地遠遠地離開了我們諸多在媒體上和機關里工作的同胞。
遙想當年，在文化“圍剿”中，魯迅卻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他用顯微鏡和望遠鏡觀察社會。他看事實，他實事求是。他看的真，也望的遠。在那風雨如磐的年代里，他和他的戰友們從中國的現實從社會的實際出發，站在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一邊，和人民群眾心連心，同命運，共呼吸。他無情譏諷那些攻訐他的人說：“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高超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從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最不干凈的地方去。”他理直氣壯而又光明正大地公開宣告：“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犧牲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且介亭雜文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他自己也“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成了一棵獨立支持的大樹，而不是向兩旁偏倒的小草。他就站在革命戰士們的血跡中，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不妥協地堅韌地反抗著呼嘯著前進，向著真理和自由的目標奮勇地斗爭下去。他的骨頭是最硬的，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一向藐視金元和指揮刀，大無畏地擺事實，講道理，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有力的，在文具店里被俗稱為金不換的毛筆，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畫出了帝國主義的鬼計；呼出了人民的心聲，喊出了群眾的心愿。他“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當他不幸去世之時，當政者不予理睬，弱勢群體卻在他的棺木上披上了書寫著民族魂仨字的大旗，滬上萬人空巷為之送殯。。。。。。在如此這般的“處于毫無抵抗力”的態勢下，千方百計、橫沖直闖地希冀“要什么輿論有什么輿論”的“文化‘圍剿’也一敗涂地了”。那還會有什么疑問嗎？
想到此處，在下的“深長思之”，論證仿佛就能有點眉目了。這也是我近日頗為高興的一件事。
（2010/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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