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為《鐵礦石談判失利該問責什么？》的文章提出了“談判失敗，到底該問責什么？”的問題，并指出：“作為談判的負責方和組織方，從長遠計，中鋼協是否需切實從自身查找一些問題？”或許，不僅是中鋼協要切實從自身查問題，我們經濟運行的本身或也應該冷靜反思一下了。
題為《分析稱大豆進口恐重蹈鐵礦石談判覆轍》一文道：“日前，中國大豆產業協會會長萬寶瑞建議，為了增強中國企業的定價話語權，建議國內大豆加工企業在進口國外大豆時建立聯合采購制度。但業內人士表示，這一建議落實起來并不容易，現在的大豆加工業與鐵礦石談判差不多，價格談不下來。”那么，為什么價格談不下來？為什么總是擺脫不了“買什么什么貴，賣什么什么便宜”之魔咒呢？
筆者認為，競爭是我們在眾多領域喪失定價話語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本源性所在。
如題為《稀土亂局再添亂:價格低估 資源流失 定價權缺失》一文道：“無法集中采礦權所導致的惡性競爭，正是稀土產業一系列問題的癥結所在＼中國稀土學會副秘書長張安文表示，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其實都有豐富的稀土資源，但長期從中國低價進口，根本沒有考慮中國開采稀土所付出的巨大環境、資源等成本。”由此是不是還引申出這樣的問題：
１、為什么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加拿大這些稀土資源豐富的國家沒有遍地開花的小礦廠？難道他們不知道競爭嗎？顯然不是，甚至可以說，他們絕不會允許如我國這般的滿世界都是小礦廠的存在。同時，即便是煤炭開采，在歐盟也是有定額的，超采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
２、為什么我國企業在外入股＼投資資源品總是受到所在國諸如“影響國家安全”之類的審查而告吹呢？為什么我們在這方面就成為了不設防了呢？題為《稀土亂局再添亂:價格低估 資源流失 定價權缺失》一文道：“在徐光憲院士看來，這一輪稀土保護行動已宣告失敗：2009年中國的稀土產量又恢復到15萬噸左右，遠遠超過市場10萬噸的需求；外資企業紛紛在內蒙古等稀土產地設廠，購進原材料做簡單加工后再出口，繞過中國政府出口配額的限制；2009年全球稀土市場的供應依然有90%來源于中國；而稀土的價格也已經回落到了2007年的低位水平，與徐光憲預想的價格水平相差5~10倍。”中東有石油是富得流油，我們有稀土卻不僅窮的喝涼水，還留下了被破壞的環境和被污染的、稀缺的生命之源泉----水。不是嗎？
３、力拓、必和必拓和淡水河谷這世界三大鐵礦石生產廠在其國內有競爭對手嗎？再次問：三大礦山不論那一家在我國，會有定價話語權嗎？我堅信不會有！看看“帶血的煤”、稀土亂局和如冷水灘這樣的資源性城市不僅早早的結束了其“生命”，還留下了被破壞的生態環境。這不就是自相殘殺、挖墻腳之競爭所結的必然之惡果嗎？而如鄂爾多斯這樣的資源性城市不還是在步其后塵嗎？
又如，題為《地方競爭為中國經濟發展動能 負面效應逐漸凸顯》文章中的調查結果顯示：“超過72%的受調查者認為當前地方政府的競爭程度相當激烈；60%的受調查者認為其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77%的受訪者認為主要的負面效應為‘發展只見物、不見人，老百姓未得實惠’”其實，最重要的影響難道不包括話語權的喪失嗎？因為，這個競爭所帶來的發展動能是以廉價的土地、各種競相殺價的優惠政策和污染環境為先導的。這不就是在拱手出讓話語權嗎？
再如，從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改制開始，什么“騰籠換鳥”、“騰籠換業”、淘汰落后或高耗能產業等類似的產業升級，或發展高科技產業就開始了吧？進而國營、集體和街道企業不是在“一賣了之”中，就是在轉制＼轉型中“消滅”、淘汰了高耗能等產能；可是不是又在“國退民進”中使得這些淘汰了的落后、高耗等產能迅速得到恢復并更多了呢？題為《成思危：中國鋼鐵產能過剩浪費上萬億投資》等報道就是佐證吧。遺憾的是，這樣的競爭行為又在高科技行業中重復上演了，題為《地方光伏之戀或遇阻：中國多晶硅產業遭遇強敵》等報道就是佐證。
競爭，本來可以使得企業、或地方在諸多方面充滿活力，生產出更多價優物美的商品，利國利民。可如今，競爭，卻使得我們的社會充滿著浮躁、暴戾之氣，假冒偽劣產品和危害國家、民族、子孫后代的“潛規則”橫行，還使得我們深陷各種消費陷阱中；競爭，不僅使得眾多的企業、地方政府競相加入到在賣產品＼招商引資時以出最低價為“殺手锏”，可在購買商品時又以出高價為能事，進而商業賄賂成風；競爭，使得職場變異為了勾心斗角的戰場、學術造假成風，還使得“代工”、“外包”成為了絞殺企業工人薪酬、福利之利器，讓眾多行業的從業者加班加點“被自愿”，還使得一些企業深陷“血汗工廠”而不自知，且還美名曰：先進之管理。活生生的人都變異為“活死人”了，這是哪門子的“先進”呢？此不都是定價權幾乎全面崩潰，或“中國買就漲價”的根源所在嗎？同時，我國眾多中小企業生存艱難，生存周期短，難道只是貸款難、勞動者薪酬增長、或什么“國企壟斷”造成的嗎？混亂的價格競爭難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殺手”嗎？回頭看看因金融風暴倒閉的眾多中小企業，在看看眾多企業推掉的國外訂單，有多少不是因為價格競爭所致的呢？
我們不妨心平氣和的、冷靜的回顧一下溫州制鞋業、打火機等行業的發展歷程，在看看我國從摩托車到奶業的發展經歷，是不是如此的呢？那些荒廢的什么工業園＼基地，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呢？那些身負重重債務的大學城，不還是如此造成的嗎？其結果不都是在重創我國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嗎？并且還造成了只顧眼前利益，不顧長遠利益嗎？是不是還會使得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戰略、科學發展觀成為“紙上談兵”呢？
解決之道或在于，停止、改變我們現有的換屆模式。
試想，如果你是一地的黨政主要領導，為了在５年、或１０年的任期內做出些像樣的成績、或改觀什么、或任期目標責任制，首先想要做的是不是短平快的、或立竿見影的項目呢？是不是會把難以在短期內見效、甚至是需要幾十年才能見效的實業棄之，并認為這是在為他人做“嫁衣”呢？而不論是題為《地方競爭為中國經濟發展動能 負面效應逐漸凸顯》的文章、“賣地財政”，還是“新官不理舊賬”現象的產生，或“人走政息”，不如說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非常好的注解和佐證。同樣的道理，此還會因老上級、老同事，或其它什么礙于面子了之類的事情產生“不敢理”所謂的“舊賬”、“舊事”；甚至于即便是發現有什么問題、錯誤也不敢、或不會去主動糾正，甚至還會變異為推卸監管責任的“擋箭牌”（前有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有海南毒豇豆風波）；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使得話語權淪喪，還使得在很多方面處處受制與人，監管成為擺設，淘汰落后產能、治污等沒有什么積極性，題為《拆遷條例修改曾因地方反對被叫停》、《新拆遷條例草案遭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強烈反對》這類的事情也頻繁產生，進而《“拆遷惡性事件問責官員”的政令能出中南海嗎？》這樣的擔憂也就成為一種必然了吧。題為《地方政府衷情高爾夫球場 防沙生態林被連根挖除》、《國家投資建環保 鄉鎮引進“污染王”》等報道也是不錯的佐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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