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把印度的制度吹到天上去了

一個狂熱的西方憲政民主的吹鼓手——評《炎黃春秋》今年第五期“印度的憲政之路”一文

聚龍　

    《炎黃春秋》今年第五期發表思源寫的《印度的憲政之路》一文，竭力宣揚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
    作者把印度的憲政民主制度吹到天上去了。認為，“未來十幾年印度的發展速度將超過中國”，印度“犯罪率很低”，“印度堪稱新興國家中最完善的憲政民主體制范例之一”，“被譽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作者認為，印度國情與中國最為接近，都是歷史悠久，國土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多語言，多宗教，國民素質低，歷史包袱重，建國前的經濟基礎也都十分落后。但是，“印度建立了憲政民主制度，使自己最主要的弱點變成了優勢，而且推動了社會進步發展”。印度就要超過中國了，這有多么了不起！作者認為，根本在于制度，印度的“政治制度功不可沒”。言中之意自然是中國要做到這點非得好好向印度學習，以印度為榜樣，把憲政民主制度移植到中國來不可了。
    說別人怎么好，就非得說自己怎么怎么不好，否則，就比襯不出來。作者在盛贊熱贊印度的同時，用影射、丑化、揭露瘡疤的方式竭力貶壓我們自己。作者說，印度實行議會民主制度，“各黨為爭取權力，是爭的議席多少”，“而不是通過抓槍桿子筆桿子奪權”，“60年來，印度歷經重重挑戰但仍能生存下來并蓬勃發展，就是因為它撈到了一個真理——在沒有單一的權威的意識形態情況下管理國家”，“選舉的邏輯意味著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支配其他人。在這里，只有選票可以決定權力的更替。”作者說，“印度的經驗再次表明，憲政民主體制具有較大的彈性，對緩解社會矛盾具有較強的協調能力”，印度“政府作為定期獲得人民授權的公仆，也不得隨心所欲、胡作非為、折騰社會。在印度從來沒有出現過類似中國那種針對千百萬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運動；在印度的憲政條件下，也不可能‘高舉三面紅旗’，搞‘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更不可能出現一個領袖，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竟導致整整十年的全國性浩劫。憲政民主被各界視為印度長期發展的可靠的制度性保障”。這樣一對比，作者覺得印度的民主凸顯出來了，印度憲政的活力也凸現出來了。既然印度的憲政民主“成為印度長期發展，可靠的制度性保障”，而中國恰恰缺乏印度這種制度。當然啰，中國的現行制度對中國的發展是不可靠的，也是不能成為保障的了。
    作者高調吹捧印度憲法。說，“每個印度公民都擁有的基本權利，包括言論、表達、信仰、集會、結社、遷徙以及選擇職業和行業的自由。這些權利保護每個印度人，使其避免由于種族、種姓、宗教、性別和出生地等原因而受歧視。”但人所共知的事實是印度社會仍存在著許多賤民歧視，種族種姓歧視、女性歧視等等丑行，這些作者在行文中是完全不顧及的，對于印度的新聞媒體，作者給予了強烈關注，說：“印度全部新聞媒體均屬于民辦，沒有官辦新聞媒體，沒有任何主管部門對于媒體的編輯方針進行限制和干涉。”這句話似乎在說，印度媒體是完全不講輿論導向、輿論調控的。這既不符合事實（不符合普天下各種制度國家的事實），又是安下了一顆釘子，隱射我們中國自己。作者還用無限欣賞的口氣贊頌“印度媒體一向以思維活躍著稱，……成為印度三權分立之外的第四種政治力量；對于監督政府運作，增加國家管理的透明度起著重要作用。……由于有了公信力和信譽度，因而在印度社會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也非常大。”可見作者是如何熱衷于使媒體成為制衡政府、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一種政治力量，而且這支力量已有公信力和信譽度，又有號召力和影響力。但是令人生疑的是，我們從印度媒體中經常聽到詆毀中國，損害中印友誼的不和諧噪音，也是其公信力和信譽度以及號召力和影響力的表現了。這是向誰彰顯公信力，又是對誰抬高信譽度，又是號召和影響印度社會去做什么呢？我們從作者的文章中飽覽了作者對印度方方面面的吹捧，卻未見用一件簡單樸素的事實來反映和支持這種吹捧。
    作者對于印度民主的推崇，莫過于吹捧印度的普選制度，認為，“印度普選制下的社會動員迅速激發了廣大民眾的民主意識和政治意識。……印度民眾始終保持了較高的政治熱情，選舉的結果基本上反映了民意。……打破了印度傳統社會中特有的封閉性和落后性，促進了社會的變革和開放。這無疑代表了社會的進步方向。”在作者看來，普選制具有如此大的神通，它能促進社會的變革和開放，代表了社會的進步方向。言下之意自然是如果不采取普選制，這個社會就注定封閉、落后下去了，談不上社會能夠向著進步的方向前進了。這個觀點是作者的觀點，當然也是《炎黃春秋》的一貫認識。本期另一奇文：“改革的可持續性決定執政的可持續性”，宣揚的也是這個觀點。該文認為，近60年來，中國一直未實現當初在《共同綱領》中規定的公民普選權，既未與國際接軌（例如與印度這樣的國家接軌），又拋棄了57年前的民主承諾，“中國60年來政治制度的優越性又何從體現”？兩篇文章對照著讀，人們很容易讀明白，只有印度那種實現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談得上優越性，而中國當下實行的政治制度是無從體現任何優越性的。由此可見，作者在下一個制度孰優孰劣的斷語時，是完全不顧及中國在民主發展、制度選擇等方面走過什么樣的道路，具有什么樣的國情的，這種不顧實際國情、信口雌黃，是思源這伙人再也治不好的痼疾。但是當著作者在講述印度的種種好處時，人們不免要再之生疑：既然印度的政治制度如此優越，社會民主如此深入人心，但數十年來印度政壇的種種變異，政權的種種更迭，國大黨的幾次落敗以及英甘地于上個世紀70年代在全印度強制實行“緊急狀態”，又應作如何解釋？作者稱這是憲政民主制“初期的不確定狀態”，而現在則走到了“根深葉茂”階段，這個制度已經“成功定型”了。人們真是佩服作者敢于如此給別人，給資本主義制度拍胸脯，打保票。讓我們大家拭目以待吧。
    作者在渲染印度的憲政民主制特別是具有活力、具有彈性和協調能力時，人們特別注意到作者在引文中講了一段印度憲法對私有財產的保護以及對私有制經濟的倚重。這使人們馬上想起了這位作者先生多年來一直不遺余力地狂熱吹捧私有化的吹鼓手的身份活躍在中國的意識形態界。雖然作者的署名隱去了他的“曹”姓，在亮明身份時，掛的是“北京思源兼并與破產咨詢事務所所長”的頭銜，似乎使人一下想不起來這位曹思源先生究竟是誰來，但是他在文中多處吹捧私有制，例如熱贊印度全部新聞媒體均屬民辦，說“幸虧印度憲法從來就保護私有財產……故私有經濟的發展如魚得水，沒有體制性的障礙，沒有‘所有制歧視’問題……目前印度私有企業產值已超過GDP的60%。”對私有制如此情有獨鐘，情意萬種，為私有化唱贊歌的狐貍尾巴還是讓人絕錯不了眼地露了出來，抖動起來……
    為了增重宣揚印度憲政民主無比優越的砝碼，作者在文章的最后竟以中印兩國在國際上“被接納”的程度上的差別來作出證明。作者說：“中印兩國的崛起，在國際上的接納程度卻有很大的差別。全球‘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卻未聞‘印度威脅論’。對于印度經濟的快速發展，世界不僅沒有顧慮和猜忌，美國、日本和西歐國家還紛紛予以協助和鼓勵。這究竟是為什么？待遇如此懸殊，關鍵究竟何在？說透了，就在‘憲政’二字。”真是畫龍點睛啊！這段話可能是作者頗為得意的“妙筆”。它既是吹捧印度的頌辭，又是砍殺中國的殺手锏。但是這段話也恰恰暴露了作者是完全站在西方立場上思考問題、做出判斷的。西方國家和印度同屬資本主義世界，按照西方世界特別美國奉行的“價值觀外交”的方針和政策，美國、西歐和日本對印度“紛紛予以協助和鼓勵”，那是天經地義，他們怎么可能嗆嗆“印度威脅論”呢？怎么會對其產生顧慮和猜忌呢？對于中國，那就不同了。他們打著“中國威脅論”的旗號制造空氣，心底里把中國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把中國當作最大的假想敵和潛在對手。西方國家的反動力量亡華之心從未止歇，必欲置華于死地而后快。中國在他們眼里是沒有戴上無數國家帽子的無賴國家，對這個國家的一言一顰，一舉手，一投足，怎么可能不產生無窮的顧慮和猜忌呢？而按曹思源先生的觀點，如果中國也實行了憲政民主制度，則“中國威脅論”的調子就不會“甚囂塵上”，而必然是煙消云散了。對中國也就不會再有“顧慮和猜忌了”，也就能享受到那種對待印度那樣的含情脈脈的“協助和鼓勵”了。這位曹先生就是如此如饑似渴地亟欲在中國實行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度的。人們不會看錯，只有這位萬變不離其歌頌私有化之宗的曹思源先生才能寫出“印度的憲政之路”這樣的文章來，而且也只有《炎黃春秋》這樣以宣揚西方資本主義憲政民主制度為自己天職的刊物，才能為這位曹先生如此慷慨地提供版面和陣地。這是人們意料中的事。
    （《環球視野》2010年5月24日第29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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