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姐姐不宜入基礎教育教輔資料

    基礎教育屬于公共性很強的社會事業，理應有公共管理部門予以規范。公共管理部門在規范中必須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教育部等相關公共管理部門在制定和干預基礎教育的政策時，必須在價值觀念上有所規范，而規范必須朝著以下三個方面努力：一是通過對基礎教育教材和教輔資料的行政審查和優化，培養未成年公民對國家的認同意識；二是通過對相關教學內容的行政設置，培育公民良好的道德品行和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三是通過義務教育這個基礎性環節，把握現代化乃至后現代化的時代特點和知識經濟時代的脈搏，從轉變發展方式和科學發展的高度，為國家未來的社會發展提供大批具有創新意識的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從而實現我國從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源強國的轉變。也就是說，在教育教材內容的設置中，必須體現時代性和創新性。

    芙蓉姐姐進教材，似乎很難滿足國家政府對基礎教育的以上三個目標期待。一是芙蓉姐姐的道德形象值得質疑。即是說，芙蓉姐姐遠離崇高的審美要求和道德境界的高地，她只不過是一個滑稽的社會角色。國內外美學家乃至文藝批評家有關滑稽的概念可以說如恒河沙數，但我以為前蘇聯文藝批評家和美學家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有關界定通俗易記。車氏認為，“丑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質”；“當丑力求自炫為美的時候，就變成滑稽”。君不見，芙蓉姐姐這些年在公共空間和網絡平臺不斷地用夸張和扭曲的個人形象自薦于受眾，已經造成了相當的負面效應，這就是典型的滑稽。二是芙蓉姐姐的道德境界充其量說只能是一種低度的善。因為好像沒有聽到過如蓉姐姐有害他行為的發生。而且，她好像還為災區人民捐過一萬元人民幣。但是，在大多數場合下，她就是一個愛自己勝于愛國家的單純利己式的庸人。她用和自己的平庸本質相去甚遠的外觀以聳動視聽，借以引起注意和吸引眼球，這種不擇手段自炫于眾人從而提高自己“公眾顯示度”的做法，目的就是為了獲取個人利益。三是芙蓉姐姐現象所表達的文化訴求，從整體上說來屬于后現代文化語境下的糟粕部分，即以無厘頭惡搞和“耍怪”為主，這和創新基本無涉，把她請進基礎教育教材和教輔資料中來，不合中國目前的現代化主旋律和現實國情對基礎教育的要求；四是芙蓉姐姐的形象也難以承載青少年社會內容中有關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養成內容。中國人的傳統教育理念是“成人之教”，是大人和君子的養成，而不是道德犬儒主義基礎之上的“自了漢”的養成。主要是通過《大學》篇里所說的八綱達致大學精神的內化。即明明德，親民和止于至善。顯而易見，芙蓉姐姐不能承載這些崇高的東西。

    芙蓉姐姐現象的出現有其必然性。一是緣于人們對基于現代化反思基礎上所形成的后現代訴求的認同和接納。這是如蓉姐姐走紅的社會心理。如在美國，基于后現代立場上的反智主義就比較流行，香港青年孔翔東五音不全，四體不勤，居然能在一次不成功的文藝秀節目后走紅，就和受眾中的這種反智主義情緒有關；連高智商的克林頓也要在拉選票中裝弱智（北京人叫裝B）以拉近與庸眾的距離，也是這一文化情緒的反映。二是網絡時代所造成的便利，是芙蓉姐姐走紅的利器。網絡時代的最大貢獻，就是催生了一個過去不可想象的公民社會發揮作用的的虛擬空間。在這個空間里真正實現了“我沖浪故我在”的哲理，而且成本極低。“社會”一詞在中國一直處于國家的強大屏蔽之下，如果說社會一方的主體是草根，那國家的主體則為精英，在傳統的農業社會和早期的工業社會里，社會和國家的博弈關系從來是非對稱的，在西方是社會強而國家弱，在中國則是國家強而社會弱。現在，借助互聯網的利器，草根就有了和精英集團分庭抗禮以求得張力平衡的資本。芙蓉姐姐恰恰是這個背景下橫空出世的“網絡英雄”，她那種目的利己手段卻害己（即不惜作踐自己），為了成名孜孜汲汲頑強打拼，即使因此而被人鞭撻和賤污也在所不辭的超強的心里承受力，的確可以博得和她有著相似境遇的廣大草根的同情。但是，芙蓉姐姐所表達的文化訴求卻不是一元導向的，而只能是多元取向中的一朵怪異之花，把她安頓在純娛樂的場所或許較為恰當，但硬要在陽春白雪式的教科書里占有一席之地，則是不倫不類。三是根本說來，芙蓉姐姐之所以走紅，是市場經濟屏蔽社會生活空間所導致的社會價值的缺失所致。哈佛大學有一個教授說過一句話，說是市場經濟是必要，但市場社會就很糟糕。人類社會的存在自有其社會價值的邏輯，比如說公平正義，和無私利他等等。然則近幾十年來，我們卻過多的宣傳了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這就導致工具理性張揚和價值理性不振。風氣所習，笑貧不笑娼，人們把撈錢當成了唯一的生活目標，為此不惜出賣良心和操守，甚至“娛樂至死”也在所不辭，前提是只要來錢快。

    我們現在亟待人格完善的真善美三位一體的公眾人物亮相出鏡。一句話，我們現在是需要真君子時代的到來了。回眸新中國六十年，由于社會風氣和時代精神的幾經變遷，加上政府機構作為或不作為的因素，社會立標示范的模特兒幾經變遷，大體說來，走了一個正反合三段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如果說建國后前三十年計劃體制下英雄輩出中不乏“假積極”的岳不群式的偽君子大昌其道的話；那么，建國后后三十年市場經濟體制下能人輩出中的確也帶來了真小人的泛濫成災。現在，歷史已經處在呼喚真君子到來的合題階段了，預示這個階段到來的時間坐標就是2008年，其標志性事件就是汶川地震。芙蓉姐姐是2008年前出的“名”，算她運氣好。2008年以后，在社會上不會再有芙蓉姐姐那樣的成名條件了，因為人們已經開始認同譚千秋式的價值觀了，因為現在的人們，已經厭煩了只管絕對值不管正負號的“注意力經濟”和“眼球經濟”的價值虛無主義，也正準備和德犬儒主義徹底分道揚鑣。可以肯定地講，今后在社會公眾人物中，譚千秋和黃福榮式的真君子將占主導。這甚至可以從我們對各種優秀人物冠之以“達人”的名號看出來。因為達人即大人。按照孔子的說法，達與聞是兩碼事，大人就是立己達人，言行一致，忠貞不二的君子，而聞人則是“色取仁而行違”，言行不一的小人。現在好多人堅信，那些默默無聞的賢達之士，肯定比死不要臉的無恥之徒強。

    我們這個民族多災多難。多難興邦就既是一種道德選擇，也是對我國近現代社會歷史演進中的道德目的和原則系統的規律性的把握。因為既然多災多難，就需要英雄人物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于將傾，而且我們的英雄人物就是這樣產生的。如果國家已經很發達了，還有毀家紆難，共赴國殤的必要嗎？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才說美國人可以風花雪月我們卻不能，或者不能肆無忌憚的“娛樂至死”。否則，九泉之下的英烈們是不得安生的！蓉姐姐據說已經先富了起來，或許這對于她是符合純粹利己式的道德境界的，而且如果這幾年的打拼所換取的道德效益凈余額是正值，那她的一切犧牲，包括不惜作踐自己的言行，都可以看成一種必要的惡，我們沒有過多干預她個人自由的權利，但是，她想進義務教育的教材體系，顯然屬于玩過界的非明智之舉。

    芙蓉姐姐是我們陜西武功老鄉，我們倒以為同為老鄉的武功人蘇武，具有絕對資格進教材，作為芙蓉姐姐，最好再上一個新臺階，從網絡媒體也可以紅到主流媒體，比如說上上畢福劍主持的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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