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是反和平演變的偉大戰略家
和平演變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于社會主義國家所采取的一種“超越遏制戰略”，以促使社會主義國家崩潰瓦解。
“和平演變”就是一種非暴力的衍生變化過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利用武力侵略不能將社會主義國家消滅的情況下，通過采用技術交流、文化交往等方式影響社會主義國家人們的心理、行為方式，進而使社會主義國家的生活方式、國家運行變成資本主義式的，從而在不動聲色中消滅社會主義國家。
這個詞匯出現于二戰后50-60年代的冷戰時期，由美國國會議員杜勒斯在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由于它所進行的過程中并沒有發生戰爭,所以叫“和平演變”。西方國家以貸款、貿易、科技等各種手段誘壓東歐國家，促使它們向西方靠攏，向資本主義“和平演變”。按照尼克松的解釋，“和平演變”戰略的一個基本思路是“尋找一種辦法越過、潛入和繞過鐵幕”，在兩制度之間進行一場“和平競賽”，“這種競賽將會促進他們的制度發生和平演變”，以使“共產主義從內部解體”。從以往的實踐來看，和平演變大致有以下幾條途徑：第一個途徑是進行以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思想滲透。美國在西歐設立兩個專門對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政治和文化滲透的大型廣播電臺——“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這兩個電臺公開承認，其主要任務和目的是從美國利益出發，通過向蘇聯、東歐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青年“傳播國際以及蘇聯、東歐國家內發生的重大信息”，介紹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及價值觀念，促進蘇聯、東歐的“言論自由”和“人權原則受到尊重”，即“尊重人權和民主原則、尊重言論自由”“促進自由交流思想”。第二個途徑是分化瓦解，誘壓兼施，煽動民族情緒，支持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對派，并且運用經濟手段來誘壓社會主義國家接受西方條件，動輒以“經濟制裁”相威脅。美國等西方國家隨時密切注視著東歐、蘇聯等國的內部動向，例如，當1980年波蘭團結工會成立以后，“美聯社”“路透社”“自由歐洲電臺”等都大加吹捧。1982年，波蘭宣布取締團結工會之后，美國立即宣布對波蘭進行經濟制裁，1983年7月12日，美國合眾社對1987年7月，美國總統批準了國會關于為波蘭前團結工會的基層組織提供100萬美元津貼的決定，使資助團結工會的行為從暗地里變為完全公開化。在波蘭發生劇變的過程中，美、英、法等西方國家都對波蘭社會主義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而對團結工會都給予巨大支持。從這里我們可看出，西方對社會主義實行“和平演變”戰略是東歐劇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冷戰”時期，赫魯曉夫領導的蘇聯同樣寄希望于“和平演變”，提出了西方國家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此，中共給予赫魯曉夫以有力的反駁，從此中蘇就意識形態問題發生矛盾和爭論，中國稱蘇聯變成了“修正主義”，最后中蘇決裂。
“和平演變”，是西方顛覆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長期的戰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隨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美國核壟斷地位的被打破、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的產生，規模空前的冷戰時期開始了。西方國家的政治家意識到，通過一場真槍實彈的“熱戰”不但難以擊潰社會主義國家，而且這種戰爭的代價是西方國家自己也難以承受的，于是，以杜勒斯、凱南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家、外交家，提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他們企圖通過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接觸，用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影響和改造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特別是第二代、第三代青年人的思想，使社會主義國家逐步變得對資本主義無害，逐步演變成和西方一樣的“自由世界”。
實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直加緊對于我國的“和平演變”政策。馬克思、列寧早就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人，對防止“和平演變”保持著警惕性，一貫提醒全黨要注意這一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90年代蘇東的巨變，充分證明了毛澤東防止“和平演變”的理論對當代世界的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
在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時候，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講到從民主革命能否和平轉變到社會主義時就說過：“如果國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軍和我們的黨腐化下去，無產階級不能掌握住這個國家政權，那還是有問題的。”為了防止發生這種情況，他發出了“兩個務必”的告誡。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毛澤東最先覺察到了帝國主義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1959年11月，他講到：杜勒斯所說的和平轉變，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而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是有其一定的社會基礎的。1964年1月，他公開揭露美帝國主義“力圖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政策，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同年6月，他進一步指出：帝國主義說，對于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沒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樣，有希望。帝國主義的話靈不靈？我不希望它靈，但也可能靈。
毛澤東認為在什么情況下帝國主義的這種圖謀有可能得逞呢？他說：“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歷史性的悲劇，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總結蘇聯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提出過許多重要的思想。比如：
（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還在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起步階段，毛澤東在指出應當以蘇聯為鑒戒、加強獨立思考的同時，就指明了堅持十月革命原則的極端重要性。1957年，毛澤東提出了在我國政治生活中必須堅持的六條政治標準，即：有利于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有利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于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有利于鞏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社會主義的國際團結和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國際團結。“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這樣，他就把發展社會主義同堅持社會主義有機地結合了起來，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判斷人們言論和行動的原則是非、提高防止“和平演變”的警惕性、自覺地維護黨的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指明了方向。
（二）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干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就敏銳地指出：“在蘇聯的干部隊伍中是有這么一個特殊的階層的。”“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于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干部。”他們成了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赫魯曉夫提出的系統化的錯誤觀點，就是代表他們的利益和要求的。他認為，這類問題在中國也存在，好在“我們正在開始認識，并著手解決。”
應當看到，由于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黨和國家的干部隊伍中的極少數意志薄弱者發生腐化墮落的情況，是難以完全避免，也不難解決的。但是，如果黨和國家的干部隊伍中形成了特權階層、貴族階層，那么，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得嚴重起來，黨和國家政權就真的面臨變質的危險了。因此，毛澤東強調，為了打掉官風，使干部與群眾打成一片，防止特權階層貴族階層的形成，我們必須“肅清一切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多次強調必須防止形成“既得利益集團”，這同毛澤東的上述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毛澤東并且認為，處于執政地位的我們的黨和干部，為了防止自己脫離群眾直至蛻化變質，除了應當堅持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嚴于律己以外，還必須接受來自各方面的監督。他說，“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同時還有民主黨派。“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所以“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這些主張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必須培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
鑒于帝國主義勢力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毛澤東說，“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毛澤東說：“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他并且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
毛澤東深信，只要千百萬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接班人在斗爭實踐中逐步地成長起來，人民政權就能真正地得到鞏固，社會主義事業就能真正地得到健康發展；而帝國主義勢力“和平演變”中國的圖謀，就將最終地遭到徹底的破產。
歷史表明，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毛澤東是最先覺察到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并且號召共產黨人同這種危險作斗爭的領導人。后來發生的蘇聯解體、東歐劇變，證明了他的有關思想是多么的富有預見，對于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堅持和發展又是具有多么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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