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發生的校園血案讓我們震驚和痛心，進而政府將保護校園安全上升到了國家安全的高度。據報道，5月12日，公安部、教育部聯合召開加強學校、幼兒園安全保衛工作緊急會議，公安部部長孟建柱敦促各地要“嚴打侵害校園的犯罪”、“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對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對孩子下手”。而從眾多的相關報道中可以看到，似乎一夜間各地警方成立的如校園保安隊伍遍布在了大江南北的校園中，警察持微型沖鋒槍護衛是個顯著的特點吧，因而固若金湯乎？可由近期的什么“家庭防恐演習”，或“北京各大武館生源陡增，生意興隆”等報道來看，情況并不樂觀。
或許是我們的注意力都被血腥的校園慘案吸引了，因此與這個血案有一拼的暴力拆遷好像淡出了輿論的視野，還是因為其它什么原因我們已見怪不怪了呢？
題為《福建九旬老婦害怕拆遷拖累子女服毒自盡》一文道：5月10日晚，福建省永春縣91歲老人劉線，疑因害怕拆遷后拖累子女、無處可去，在家里喝農藥自殺。...“她身體一直很健康，但得知要拆遷后一直郁郁寡歡。”二女兒說。村里知情的老人還告訴《法制日報》記者，死前三四天，劉線一直在抹眼淚，時不時地念叨著“沒地方去了”。（2010年5月17日法制網--《法制日報》）對此，題為《當拆遷已讓人“望風而死”》的評論道：“當拆遷已讓人‘望風而死’，我們該怎樣去找到拆遷的正義？”由此評論再來看近期題為《七旬老人因不愿簽拆遷協議被打傷 昏迷不醒轉院》、《湖北宜昌男子談拆遷補償墜亡 此前曾遭毒打》等報道和此前的題為《長沙區房產局長毆打拆遷戶 政法委副書記旁觀》等報道，我們難道就不觸目驚心嗎？吊詭的是，這類的暴力拆遷又都基本上在如警方、或相關部門正在調查的答復中不是沒有了下文，就是渺無音信了。
題為《溫家寶談校園血案 安全環境應給每一個人》一文道：“除了采取強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們還要注意解決造成這些問題的一些深層次的原因，包括處理一些社會矛盾，化解糾紛，加強基層的調解作用，這些工作我們都在努力去做。我想一個和諧、安全的環境，不僅會給孩子們，而且應該給每一個人，我們一定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么，暴力拆遷是不是引發社會矛盾的一個深層次問題呢？題為《收廢品男子未給鄉黨委書記專車讓道 遭司機毆打》、《河南內鄉煙草副局長被曝毆打職工 目擊證人被拘》、《警方帶社會青年抓村民 鄉親市府前下跪被指沒用》等近日的報道，是在化解矛盾還是在人為的制造社會不安呢？而題為《國土局長被綁架續：人質獲救相關部門集體沉默》、《河南唐河強推百畝小麥搞開發 村民上訪被拘》、《北京20男子開城管車與商販爭執 用警棍群打3人》的報道又在向我們昭示著什么呢？
耐人尋味的是，題為《釘子戶因舊屋被強拆搶占新樓房 開發商叫苦不迭》一文道：四年前，楊明柱的家被強遷掉，政府將地皮賣給開發商建商品樓；三年前，楊明柱帶領一行八九人闖入已經建成的樓盤，一口氣占領了三套房子。“這叫啥，這叫‘流氓對強盜’，你強拆了我的房子，就得還我房子，你不給，我就搶，搶了再和你理論。”如今，搶占房子引發的糾紛仍未完結。（ 2010年05月18日《南都周刊》）對此，題為《釘子戶“流氓對強盜”是怎樣煉成的》的評論道：“在‘流氓對強盜’的背后，是社會公正的缺失。當公共機構不能為民眾提供公正，保障民眾的利益之時，民眾失去了對法治和公權力的信任，就只能訴諸私人力量，并以‘道德退化’的方式完成。”
曾幾何時，因少數孩子在校園上體育課時摔傷、或其它什么活動中受傷，再加之高考指揮棒的助推，體育課基本成為了擺設吧？春季郊游更是沒門了吧？結果是不是如題為《中國青少年體質狀況不樂觀 肥胖學生比例上升》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狀況嚴峻等一系列健康問題是層出不窮呢？取消在校園懸掛的共青團中央、國家教委授予的“英雄少年”光榮稱號賴寧的照片和青年時期的列寧照片，是為了“為強調中小學生自我保護意識”；或陷入“見義勇為”的道德高調誤區；或恢復什么青少年教育中的理性態度、務實精神，自我保護意識等等。可問題是我們教了嗎？汶川大地震和玉樹地震是不是給出了答案了呢？而與“讓領導先走”那個更具有殺傷力呢？校園踩踏事件的一再上演又在說明著什么呢？
當我們面對著題為《云南四少年打死女精神病人 瘋狂施暴只為找樂子》、《幼兒園女老師教唆幼女打人被處拘留》、《廣東初中女生遭脫衣群毆 跪地求饒反遭暴打》等眾多類似的報道，情何以堪呢？而暴力拆遷也不只是成年人在面對著，此又在眾多青少年的心中埋下怎樣的種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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