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有沒有“餓死”人，“餓死”了多少人在論壇不知道爭論了多少回。最近因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石仲泉做客強國論壇談到了這個問題，一些人又熱鬧起來，大做起“幾千萬”的文章。
且不說“很負責任的”石仲泉說的“非正常死亡”被這些人等同于“餓死”，而且說來說去他的1000萬、2000萬還是在辦公室里“根據當時公布每年人口情況的增減計算出來的”。對于辦公室里計算出來的東西，大家現在都知道他們是怎么負責與多么負責的了。
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大于的看法比較寬松。大于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雖然沒有看見和聽說過餓死人，但認為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餓死”人的現象應該還是有的。因為那個時候地方政權還是比較復雜的。
有資料說在196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工作會議上總結前一階段社教運動經驗的討論中，發現“兩年多的社教運動的結果，不但未能解決干部隊伍中存在的問題，反而發現形勢越來越嚴峻。在會上的發言中，中南局的陶鑄提出，領導權不在我們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劉瀾濤說，縣以上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濫用職權，包庇壞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華北局的李雪峰說，情況愈摸愈嚴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個重點縣縣委，已爛掉3個，常委72人有問題的38人。浙江省第一書記江華則在給中共中央的一個報告中說，很多基層單位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劉少奇也指出：“有些地方提出，機關家屬里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
雖然現在看起來這些分析有些“左”，但部分地方已經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是可以肯定的。既然存在著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當然就不會老實地按照當時中央的要求來安排群眾生活，那么，在物質緊張的情況下，這些地方餓死人也就不足為奇。
應該不會餓死人，實際上卻“餓死”了人，所以有個追究責任的問題。如果是全國大面積出現這個問題，那說明是大政策的問題，應該追究中央的責任。但無論從哪方面的材料看，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沒有這個問題，說來說去只是幾個地方問題嚴重，所以只能說明這些地方部分基層單位被壞人篡奪了領導權，當然首先應追究這些地方領導人的責任。這些篡奪了領導權的壞人就是后來要打到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按黨中央的安排，本來不會也不應該餓死人，結果餓死了人，當然是錯誤的可恨的，因此后來要打倒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正確的。餓死的越多，說明問題越嚴重，就越能夠證明后來打到這些走資派的重要性與必要性。難道不是這個道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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