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一社會的發展規律，在中國的歷史上得到了相當完美的印證。如果更準確的來形容，則可用“社會之道，一治一亂”。正是在對如何跳出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的問題的思考上，發生了廣為人知的“窯洞對”，黃炎培與毛主席在陜北窯洞里的一段對話，由于其所考慮的問題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和戰略意義，而被后人所關注。隨著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帶領著全國人民，以橫掃千軍如卷席之勢，統一大陸，建立了新民主主義政權，開創了新天地、新歷史。這一段歷史，也果如黃老所言，“其興也勃矣”！而主席當年關于如何解決一治一亂循環之問題的話，猶在耳旁，“民主”，出于主席之口，何其雄壯、有力哉！
然而，每一個對當今社會的現實有著清醒了解、冷靜分析的人，都會看到，“民主”，何其脆弱、何其蒼白、何其無力也！自“窯洞對”之后，實際上主席進一步考慮了“民主”這一治“治亂”方法的建立、展開及維護的問題。我們清楚，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只是建國的指導原則，因為“人民當家作主”在現有生產力水平的條件下，還不是一句實在的話，它需要制度的保障。
一、社會主義改造，初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緊接著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土地制度的進一步改革，三大改造相繼展開，這從生產資料所有制上，首先確保了人民當家作主—民主的根本。
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
民主，在生產力相對不發達條件下的實現，必然是與集中相伴隨的，集中體現在兩個層次上，其一是人民代表的選舉過程中，這一過程，本身就是集中對的體現；其二是代表大會中對政策決議的決策過程，這個過程是相對于上一層次地區內、行業內集中而言的地區間、行業間的集中。民主的實現，在于集中的方法、集中的效果。（政協不作討論了）
三、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的改造
制度的建立、展開、維護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參與，知識分子是任何時代、任何階段、任何局面下最為特殊的團體。知識分子有其積極的作用，但也受其自身的缺點所影響，對歷史發展起破壞、阻礙作用。人民當家作主，離不開對知識分子的改造，也離不開知識分子的幫助。古代帝王將相打天下，要請知識分子作軍師，治天下，要請知識分子作國師。因而，人民當家做主，自然離不開一個良好的知識分子同盟軍。
四、文化革命—一次民主的新哲學、新倫理學基礎的構建
除了以上三者的考慮，對“民主”的保證不能不從文化的角度加以革新。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穩定的文化形態，民主能走多遠？問題常常來自于組織內部的異化，而不是外來的沖擊。
可以說，通過以上幾個步驟的長期構建，前三十年，基本上保證了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目的。關鍵的問題在于，居安思危，中國共產黨代表整個中國人民的利益，在長期的執政過程中，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能見微知著，則“民主”的局面會慢慢改變。
首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以及疏于對私有制經濟的控制，包括某些情況下的不可控制，已經極大的動搖了人民當家作主的經濟基礎。今日，中國的貧富差距、兩極分化，看起來很嚴重，已經到了令人無可忍耐的地步，實際上，這還僅是量的積累的初級階段，因為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一些好東西還在起作用，后三十年的一些壞東西還沒完全起作用。如果不思危、不加限制，更加惡性的東西會逐步的出現，人民當家作主，將完全淪為政治欺騙。
其次，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及政治協商制度異化嚴重。
隨著私有制經濟的不斷壯大，利益集團，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團的規模日漸龐大，階級分化嚴重，價值訴求多元化，經濟力量的強大必然要求更多的政治權力以保證其經濟利益的持續增加和障礙的不斷清除，表現出來，一方面黨的性質受到影響，另一方面，人大制度不僅不再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反而為特殊利益集團掌控政權提供了合法外衣。當前，從經濟上說，資本尚且是自由資本之初，是由資本的原始積累到自由資本的過度，未發展到壟斷資本階段，因而價值、利益的多元化尚足以保證一大部分人能夠分享一部分利益，“穩定”便來自于此。但資本運行必然會向壟斷資本發展！
再次，知識分子同盟軍的瓦解。千年萬世，善哉知識分子，惡哉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是一個極易被瓦解、感染的群體。注意，這里談的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相當于古代的士。士并不是那么容易做的，士這個階層，在古代，不僅要有淵博的學識、深邃的思想、深刻的理論，還要有骨氣，有德品，有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質。如果只是學術、政治觀點的不同，那并不能影響其為一個士的標準，比如宋代司馬光、王安石便為士做了一個很好的譜寫，致如今天那些“昨日極左今日極右”的走狗精英，我想就不要把他們放在知識分子里來侮辱士這一階層了。今天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嚴重脫離百姓，脫離基層生活，指導思想有一大部沒有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另一方面，不知己之責任、己之重擔，脫離中國實際，盲目遵循西方模式。
再者，文化革命方面，以在《文化的意義——寫在五四青年節》、《矯枉過正的問題——談文革的失敗》里有過論述，在此不敖述。
居安而不思危，昔日“窯洞對”之民主，今日已破壞殆盡，而代之以西方模式的形式民主，完全陷于一種統治人民的手段之中，吾恐治亂之循環復不可破，當年為萬世開太平之氣象，亦將付之東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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