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就在福建南平持刀殺死8名小學生的鄭民生于4月28日早上被執行槍決后，下午廣東雷州就傳來了鄉村教師在校園砍傷17名師生的駭人消息，緊接著4月29日江蘇泰興再度傳出其中心幼兒園又發生了砍殺幼兒事件，致數名幼兒死亡。面對著這一幕幕悲劇的上演，眾多輿論在哀悼逝去的無辜生命、譴責作案兇手的同時，還不約而同的發出了“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日這等局面？”的反思聲。可這反思之聲是否會引起我們的高度認同呢？又是否會從本源上解決矛盾與問題呢？
令人有些許遺憾的是，由各類報道上看，似乎并沒有，有的又是不報道或少報道這類案件和人民警察進駐學校，或持槍特警校園周邊巡邏，或不讓什么陌生人進校園之類的看似很嚴密、管用，實則可能是不堪一擊的補救措施。因為，我們不妨回頭看看各地的警察進入醫院后，所謂的“醫鬧”減少了嗎？當警察進入城管后，各種類型的沖突是緩和了呢，還是激烈了呢？當所謂的“鬧訪”、越級上訪和“惡意討薪”被眾多地方立法定性為擾亂社會治安等犯罪行為之際，甚至是截訪、堵訪成為了常態，跨境逮捕、“被精神病”層出不窮的發生之時，上訪＼越級上訪和“惡意討薪”減少了嗎？
或許我們亦然忘卻了人民警察并不是現在才進駐學校和在周邊巡邏的。曾幾何時，全國各地都發生了堵截中小學生要錢、要物等不法事件，首要的措施不就是警察進駐學校和加強周邊巡查嗎？看看中小學校前越來越多的家長們，是不是答案就在其中呢？
題為《深圳公安局長：無業人員不清除出去 深圳沒太平》一文道：“深圳外來流動人口流動性太大，變化太大，公安機關對他們的居住職業很難掌握；深圳市公安局長李銘分析稱，‘無業人員不清除出去，深圳沒有太平。深圳不是有立法權嗎?如果給我們依據，對3個月以上無正當職業的人，不租房子給他，請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還有塊地方。否則在深圳怎么生活’”對此題為《“清除無業人員”是收容遣送的翻版》的評論道：“從法治的視角看，‘清除無業人員’不值一駁，在國土上自由遷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容隨意剝奪，租房者與出租人之間有契約自由，行政機關不能粗暴干涉。”
問題的關鍵或在于，如果各地都效而行之，流動人口又向哪里去呢？會不會演變為另一種形式的“官逼民反”呢？當眾多地方都效而行之的把什么“惡意討薪”定性為違法后，“惡意討薪”的不絕不是已經證明了不嚴厲打擊和懲處惡意欠薪者，根本就解決不了“惡意討薪”嗎？
可匪夷所思的是，我們似乎總是在做本末倒置的事情，似乎還常常開出自己生病他人吃藥的方子。這難道不是“越維穩越不穩”怪圈的一個重要根源所在嗎？或也是“校園血案”的一個重要成因吧。
當題為《三亞一局長避見來訪群眾 想見面先過密碼門》的報道見諸媒體后，有評論指出這是：“‘局長門’關閉了民意渠道打開了罪惡之窗”。由此來看題為《浙江青田縣干部酒駕被查 放豪語:叫領導整死你》這類的報道和此前的“維持現狀論”、“屁民論”、“水杯門”、“莊河千人下跪事件”，是不是說明無形的密碼門無處不在呢？而這無形的密碼門，是不是又在開啟著一道道的“校園血案”之窗呢？
然當我們面對著自唐福珍自焚后的一起起拆遷血案和日前題為《長沙一房產局長打拆遷戶 政法委副書記袖手旁觀》、《抗戰紀念碑雕塑者被毆重傷 村主任帶頭施暴》、《落馬所長揭露公安潛規則 春節給局長5000元紅包》、《媒體曝光廣東陽西縣動用黨校關押上訪者》、《計生局副局長稱超生者是砧板上肉 想咋剁就咋剁》等報道，這又在向我們昭示著什么呢？是不是皆于“校園血案”有得一比呢？
如花兒般的生命遭到無端摧殘總是會引起我們的憤慨，題為《南平小學生給血案兇手寫信:要殺殺貪官》的報道會否使我們幡然警醒；可“哪有拆遷不死人”、“大學生自殺很正常”、“企業員工自殺是社會問題”似乎已讓我們很麻木，很坦然的欣然接受一般。這其中難道就沒有互為因果之關聯嗎？
由此再來重溫“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之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是不是對從本源上解決“校園血案”大有裨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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