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中央文件中說過：“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說完。”這個話實際上是毛主席對黨員干部的一種要求。大于認為，這個話對老百姓也適用。也就是說，百姓的好話壞話官員都要聽，官員的好話壞話百姓也要聽一聽。
這里所說的官員的壞話指的是官員老百姓的批評話，而不是把老百姓罵成屁民那樣的話，因為那樣的話已經不是人話。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因為聽了深圳市官員公安局長李銘的“壞話”。
在聽取了市民反映的社會治安問題和意見后，李銘局長介紹了深圳社會治安的客觀現實，認為深圳的治安根本在于解決流動人口總量失控，無業人員長期在深滯留等問題。否則，深圳治安永無寧日。并且希望有個可行的法律，采取一點措施，把3個月以上無正當職業的人請回原籍。
這樣說老百姓的“壞話”，當然很不中聽。不僅深圳的無業人員聽了不舒服，哪個地方的無業人員聽了也不舒服。特別是現在因為下崗、失地、畢業等找不到工作的人很多，本來就窩著一肚子的火，他這樣一說，等于是火上澆油，所以引來一遍罵聲。大于前面寫了個《為深圳市副市長、公安局長李銘說句公道話》的帖，也被有的網友罵成他們的政治幫兇。其實，如果認真思考一下李銘局長的講話，可以發現一些很有研究價值的東西。
比如他說的：深圳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00萬,現在是1400萬。今年統計至今,已登記了1180萬流動人口------深圳每年有100多萬人離開,又新來100多萬。“辛苦一年,我們好不容易統計到這個人住在什么地方,什么職業或者無業,差不多搞完了,到年底春節前一退保,又換了。”剩下的1000多萬人中,有30%的人每年換住地。很難掌握這些人住在哪里,靠什么職業謀生。“沒有工作怎么辦？公安什么也不干,盯著這100萬人也管不過來。”“諸位換在我的位置上考慮一下，我連他住在哪里，靠什么謀生都不知道，我怎么管這些人？這個工作光靠公安不行”。
警力不足一直是個困擾深圳發展的難題。李銘說，警力配備是以戶籍人口計算的，深圳現有警力19605人，萬人警力只有13.5。與全國大中型城市相比，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分別是26.4、21.7、23.8和29.7，深圳僅僅是它們的一半。目前深圳正在爭取，在今后3到5年再招5000警力。李銘說，要滿足深圳治安的需要，警力至少要翻一倍，也就是至少4萬警力，才能基本把情況控制住。
李銘表示，深圳每年看押的罪犯中，20歲左右的年輕人占據了80%，其中80%的罪犯屬于初次犯罪，“這說明這個城市的犯罪行為具有相當大的偶發性，讓警方難以防范”。
李銘局長的這些講話至少告訴了我們深圳治安狀況的幾個真相。一個是深圳的公安部門對深圳的治安有些力不從心了。力不從心就意味著失控，意味著各種案件隨時可能發生，意味著人民群眾沒有安全保障，意味著校園慘案還可能降臨。一個是警力不足，至少要翻一倍才能基本把情況控制住。當一個社會要靠龐大的警力來控制局面時，并不是健康的表現。再就是犯罪的隊伍在擴大。在《深圳市公安局長李銘的“兩個80%”讓人心慌慌》中說了，“每年看押的罪犯中，20歲左右的年輕人占據了80%，其中80%的罪犯屬于初次犯罪”，這“兩個80%”好比在深圳有一所犯罪學校，每年在不斷地把一批批好端端的年輕人培訓成為罪犯。全國只要有幾所這樣的“學校”，其后果就難以想象。犯罪的隊伍擴大，公安力不從心，增加警力；再擴大，再增加------這可不是什么好的循環。在這個不好循環中，無論是經濟負擔還是精神痛苦，歸根到底還要老百姓買單。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李銘局長指出深圳治安這么亂的最主要的根源是因為許多人“找不到工作，生活不下去，鋌而走險”。這就不僅是深圳的問題，他實際上提出了一個社會治理的大課題。我們不能因為他提出了解決深圳治安問題的措施不很高明不好聽，而忽視了他提出的帶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大課題。
其實，李銘局長的這些“壞話”不僅老百姓聽了不舒服，我們的領導同志聽了可能更不舒服。但是如果會聽話，把這些話聽進去了，也許就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正確路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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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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