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二十三條”以后，毛澤東對怎樣具體推進“四清”運動很少談起，他看到了隨著“四清”運動的深入，社會基層上暴露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多。使他對一些干部脫離群眾以及同群眾相對立的問題越來越感到憂慮。他十分擔心：這種情況不改變，繼續發展下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便不能鞏固，甚至還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他想要尋找一種能夠全面解決這些問題的新途徑和新辦法。
此時，毛澤東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用如此深刻的思想和戰略的目光考慮這個問題的領導人。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上，他總是高瞻遠矚地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然后說服他的同志們和他一起奮斗，最后完成了他所設想的每一個戰略目標。但是，這一次由于他個人和社會的諸多原因，毛澤東未能如愿以償。成為了他終生的遺憾。
一九七四年，他寫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一首詩。與他過去的波瀾壯闊、大氣磅礴、充滿了樂觀向上的大無畏的革命氣概的詩篇相比，格調截然不同。整首詩充滿了悲壯、凄涼、擔心、憂悒。內容是這樣的： 訴衷情/父母忠貞為國酬/何曾怕斷頭/如今天下紅遍/江山靠誰守/業未就/身軀倦/鬢已秋/你我之輩/忍將夙愿/付與東流？
一九六五年，他曾對身邊的護士長吳旭君說過：“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了我個人，是為了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要付諸東流了。”
“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看法：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關鍵是在上層，尤其是在中央。如果中國自上而下地出資本主義，比自下而上地出資本主義要容易的多。所以在“二十三”條中，他特意強調“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對大家說了分量很重的幾句話：“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毛澤東說這些話的中心意思是：“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
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線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表的。
這篇文章是姚文元在江青的授意下寫出來的，寫好后給毛澤東看過并經他同意發表。在哪里發表呢？毛澤東知道這篇文章在“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北京市委的手里肯定會通不過的，便想辦法在上海的《文匯報上》發表。文章發表后，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作為一個中共中央的主席，不但自己的思想和意圖無人理解、更不要說執行了。連在自己的轄下的首都發表一篇文章的權利都沒有，可以想象毛澤東當時的心情。
毛澤東之所以同意發表這篇文章，而且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和支持，表明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決心已經下定，他把發表這篇文章看做是“甩石頭”，用以打破他所不滿的那種沉寂局面。這便成為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后兩天，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澤東乘專列離開北京。之后的七個多月的時間里都沒有回來。
三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毛澤東到了上海，在接見地方有關人員時，他生氣地說：“八屆十中全會作出了進行階級斗爭的決議，為什么吳晗寫了那么多反動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姚文元的文章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難道中央的決議不算數嗎？“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并且說：我歷來主張，凡是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各地要出些“孫悟空”，大鬧天宮。他還說：“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毛澤東嚴厲地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麻煩就大了。”在他看來，當前最大的問題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必須當機立斷，“全面系統地抓”，發動一場大革命，來解決這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五月四日至二十六日，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在北京的劉少奇主持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集中批判了彭真等人的行為，會議通過了毛澤東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后被稱為“五一六”通知）。在這次會議的最后，彭真和到會的一些領導人對自己的錯誤都做了初步的檢查。
在這個通知中，有毛澤東同志專門加上的這兩段話：
“高舉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里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尤其不能信任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的確有許多人是做這種工作的，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經被我們識破了，有些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在睡在我們的身邊，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過了幾天，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又說：“我的身體還可以，但是馬克思總是要請我去的。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馬克思、恩格斯就沒有料到手創的社會革命黨在他們死后被他們的接班人篡奪領導權，變為資產階級政黨，這是不以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為轉移的。他們的黨開始是革命的，他們一死就變成反革命的了。蘇聯也不以列寧的意志為轉移，他也沒有料到會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鑒于這些情況，我們這一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會起來。”“我們是黃昏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
當時，由于思想觀念和政治地位等諸多方面的原因。黨內的絕大多數高級干部是很難接受毛澤東的這些主張和看法的。但是在年輕的學生們中間卻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一位干部子弟寫信給中央說：“現在我覺得我們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黨中央，一切人都應懷疑，只要不符合毛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們心軟，就要亡黨亡國亡頭。”
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一些年來，有不少的人受到一些錯誤文章的誤導，認為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打倒劉少奇。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毛澤東若是單單為了打倒劉少奇同志，根本不用費這么大的周折，因為劉少奇的國家主席職務，是毛主席在五八年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再三做工作才辭去，又極力推薦他爾后當選的。憑借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如果只想打倒他，一次會議就行了。
劉少奇同志的死是冤枉的，是在幾個別有用心的人的迫害下冤枉致死的。當然，作為一國領袖的毛澤東是負有一定責任的，我將會在以后的文章里給大家講述這個問題。劉少奇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場上去勤勤懇懇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他沒有預見到中國現在的這種發展狀況。若是他九泉之下有知，我想也肯定會有所感悟的。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為了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不變顏色。是為了不使我們的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是為了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感到毛澤東對歷史發展的遠見卓識和他思想的博大精深。
當時我們在文革時，還是個小孩子，聽到毛主席這些話時，光是舉起雙手高喊擁護，但并不理解其中的真正含義。社會發展到了今天，事實已經證明了毛澤東的許多預見是非常英明和準確的。我們不得不更加佩服他老人家的遠大目光。內心深處更不得不為他的精確判斷所折服，更加增添了我們對毛澤東的崇敬和熱愛。也更加堅定了我們要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用毛澤東思想等革命理論武裝頭腦，堅定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勇氣。所有熱愛共產黨、熱愛人民、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們，讓我們一起努力吧！
（以上內容均出自于中央文獻室出版的《毛澤東傳》，請大家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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