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剝削
一 、剝削不是一個道德命題
什么是剝削？這個曾經十分清楚的問題如今卻令很多人糊涂起來了。
奴隸社會的奴隸主剝削奴隸，是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占有以及對奴隸的人身支配實現的。
封建社會的地主剝削農民，是通過對土地這種生產資料的占有實現的。
而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初期和早期階段，資本家剝削工人也是通過資本占有和支配物質生產的條件實現的。
剝削的產生不是由于剝削者的道德敗壞，而是物質生產方式產生的自然經濟現象。
它根源于物質生產資料的可獨占性，盡管通過人類的貪欲而表現為剝削階級對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
但在本質上，剝削是落后生產方式的產物，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歷史過程。
在物質生產方式的歷史演進中，套在勞動身體上的沉重枷鎖不斷減輕，勞動從不自由過渡到相對的自由——農民比奴隸多了人身自由，工人比農民多了工作選擇的自由。
勞動一步步擺脫外部力量的支配和奴役，從而為自己踏出了一道擺脫異化而實現解放的路線圖，直到今天終于站在了精神生產方式的門口。
二 、只有精神生產方式才能消滅剝削
只要人類勞動擺脫生產資料私有制而獨立進行生產并完成價值實現，勞動的解放就宣告實現。
而如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解放的苗頭，那就是腦力勞動所主導的精神生產方式的出現。
由于這種生產方式是以信息和知識等精神資源為生產資料，與任何物質生產資料截然不同，這種精神生產資料是共有共享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是不可以被任何人所獨占的。
而人腦則是人人都有的勞動器官，只要開動起自己的大腦，精神生產就可以進行了。
可見，精神生產方式徹底消滅了剝削產生的土壤。
精神生產方式產生的內在根源是人類勞動從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的發展和演變，其生產工具條件則是由于電腦和互聯網的推廣和普及。
精神產品的價值實現方式則有賴于信息社會日益發達的傳媒網絡和全球市場經濟的物質土壤，使得精神可以變成物質。
精神生產方式是對物質生產方式的一場革命，它將為整個人類開啟一個智慧文明的時代。
對于這種生產方式，我已經在《智本論—精神生產方式批判》一書中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在此不做贅述。
三 、勞動的資本化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資本和勞動的矛盾表現為資本家和雇傭工人的矛盾，并最終演化為生產和市場的矛盾。
在資本主義早期階段，這一矛盾曾經釀成以生產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孕育出風起云涌的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運動。
但隨著世界市場的開拓，資本和勞動的矛盾找到了釋放的出口，它從民族擴展到世界，這正是階級斗爭在資本主義國家得以緩和的經濟根源。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和勞動的矛盾已經充斥全球，它再也無法向外釋放了，物理學家霍金“殖民外星球”的論調就是資本主義對宇宙的一次意淫。
習慣于仰望天空的人往往會忽視大地。
在勞動踽踽獨行了幾千年的大地上，勞動本身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那就是體力勞動發展躍變為腦力勞動。
與勞動的變化相對應，出現了不同層次的勞動者，藍領、白領和金領。
而與此同時，勞動也開始了資本化的歷程——從勞動力到人力資本、從知本到智本。
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腦力勞動已經開始創造知識產權和品牌價值，這些無形資產都屬于勞動者個人所有的新型資產。
通過智本運營的方式，無形資產可以變成有形資產，勞動者則可以變成有產者了。
在與資本漫長的博弈斗爭中，勞動不斷轉化為資本，如今終于以智本的形式取得了對資本的勝利。
四 、用系統價值論代替勞動價值論
在物質生產中，勞動作用于物質材料凝結在商品之內形成價值，價值通過供需矛盾形成價格完成價值實現。
但由于資本在生產中占有統治地位，價值增值部分被資本拿了大頭，而勞動則以勞動力價格的形式收獲了工資。
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則以此認為資本家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價值，造成了剝削。但這一判斷產生的前提則是否定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私有制。
而如果承認這種私有制的歷史必然性，那么就應該將資本與勞動的關系轉變成兩種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即價值增值（剩余價值）是資本和勞動力一加一大于二的系統增值。
這樣，系統價值論就可以代替勞動價值論，因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是體力勞動的價值論，他忽略了資本家管理駕馭資本的腦力勞動。
因此，如果堅持勞動價值論，那么價值增值部分是生產環節內部所有人的勞動共同創造的；而如果運用系統價值論，則可以認為是所有生產要素的組合積聚而形成的系統增值。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是沿著不斷揚棄體力勞動的方向前進，走過了工廠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時代，不斷發展著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演變為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過程，由于勞動的資本化，技術、創意、管理、品牌、智慧、以及人力資本等勞動創造的資產都紛紛以要素的形式卷入這個生產過程。
于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表現為兩大要素的組合積聚過程，其中一個是資本要素，主要包括貨幣金融資本以及土地、廠房、設備等物質資本或有形資產；另一個則是勞動要素，主要包括技術、管理、品牌、智慧、以及人力資本等。
與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的轉移躍變相適應，資本主義的生產也從商品生產轉變為品牌生產，曾經凝結在商品內部的體力勞動被機器日益排擠出生產之外，而腦力勞動則在工廠外部進行起品牌生產，凝結為品牌價值。
對于這種發展了的生產方式，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以及由此而生的剩余價值理論已經不能加以解釋，由于勞動已經開始為自己創造出私有財產并以要素的形式參與生產，因此，對私有制的否定已經不合時宜。
因此，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人類應該在尊重私有制的前提下重建新的價值理論，即把勞動力、人力資本、技術、管理、智慧、品牌等勞動要素視為勞動者的私人財產加以對待，這樣系統價值理論就產生了。
關于系統價值理論，我也已經在《智本論》的第七篇進行了系統的論述。按照這種嶄新的理論，剝削的根源在于各種生產要素在生產中的地位差別而造成的分配中的不平等，其中，地位高的要素能夠擠占地位低的要素的分配，而要素的地位則取決于要素市場的供需矛盾。
按照這一理論，剝削已經從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矛盾演化為各種生產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間的利益博弈。
五 、剝削已經從工廠延伸至市場
在系統價值理論的框架內，資本與勞動的矛盾演變為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這兩大要素群之間的矛盾。
每一種要素的價格都受其要素市場供需矛盾的決定，這進而決定了要素在生產中的地位，而剝削現象也就在這種要素地位不平等的情形之下產生了。
如果某一種要素過剩，那么在供需矛盾中必然處于供過于求，從而造成低廉的要素價格，這必然使其在生產環節處于弱勢地位，從而具備了遭受剝削的可能；而如果某種生產要素供不應求，那么它就必然在生產中處于強勢地位，從而在分配環節具備了剝削其他要素的可能性。
一旦某種要素價格升高，要素市場就會發出信號，使得更多的要素加入供應的大軍，進而改變供需狀況降低要素價格；而同樣，一旦某種要素價格過低，就會出現供應減少，從而抬高要素的價格。這說明，市場機制對要素價格的調節可以反過來消滅要素之間的剝削。
但同時不要忽視，這些要素的參與者所組成的公司或企業也可以聯合起來剝削消費者，這種剝削的方式可以通過技術獨占權、品牌獨特性、資本或權力造成市場壟斷等諸多方式進行，其目的是使自己的產品和服務保持稀缺性。
這樣，剝削的利刃就從工廠揮向了市場。由于資本在社會中占據統治地位，它仍然是剝削者的首領。
由于資本對生產的日益過剩，資本部隊一分為二為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兩股力量，產業資本繼續留守生產領域，通過兼并重組強化自己的剝削地位；而金融資本則轉戰資本市場，通過各種投機手段，首先直接剝削廣大投資者，同時又將投機的黑手延伸至房產、糧食、石油等要素市場，剝削廣大的消費者。
我們每個人之所以難以感受到被剝削，是因為有更多的人在一起遭受和分擔剝削；我們之所以難以找到剝削者，是因為他們整日躲藏在市場背后陰暗的角落里悄悄撥打著不可告人的如意算盤。
在一個民族國家林立的全球市場經濟的環境內，這種縱橫交錯的剝削鏈條又被一個個民族貨幣組成的無形墻壁約束在一個個經濟體內，從而演變成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利益角逐，而剝削也就在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經濟體與經濟體之間產生了。
這是整個世界的剝削特點。
六 、中國正在遭受兩種資本的剝削
既然剝削不能靠人為而只能靠生產方式的發展自動消滅，那么人類消滅剝削的主觀理想必然要與生產方式的冰冷現實相遭遇。
這種矛盾的結果是在社會主義運動過程中產生了兩種相互矛盾的經濟思想：一種是主張在社會主義制度的管理控制下發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另一種則是以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所謂公有制徹底消滅剝削。
在中國，前者以曾經的走資派為代表；后者則以毛澤東為代表。
新中國的六十年是兩個左右搖擺的三十年組成。這段歷史證明，如果不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結果必然是一起受窮；而如果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么剝削必然不可避免。
我們曾經以為，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是真正的公有制，在此理論指導下，中國向左走了三十年，建立了純而又純的所謂公有制，直到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
而后的改革開放則是重新掉頭，回歸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但這種經濟模式則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這種選擇進而與左了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謂公有制相矛盾，于是，貪污腐敗、以權謀私、國有資產流失等現象一直伴隨著整個改革進程。
在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原始資本積累是通過對那些所謂公有制的國有資產的瓜分實現的。這種瓜分的優先權掌握在那些權力者手中，于是一大批權貴資產階級產生了，他們進而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矛盾，這種矛盾蘊藏著對社會主義制度改旗易幟的政治風險。
事實上，在民主制度沒有成為中國民眾政治生活方式的先決條件下，這種人人都沒有的所謂“公有制”必然異化成權力者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官有制”，公有制的龍種變成了官有制的跳蚤，這就是公有制的異化。
這正是中國制度性腐敗產生的經濟根源，因為一大批不受制約的權力者寄生在了國有資產這塊肥沃的土壤上并大肆繁殖，依賴這塊本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資產，一大批權貴資本家象跳蚤一樣層出不窮，他們云集在一起，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
于是，我們看到很多本屬于人民的資產結果卻反過來成了剝削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土地被通過招牌掛的方式賣給房地產商再反過來以更高的價格賣給人民；人民的中石油和中石化以壟斷的形式想漲價就漲價；人民醫院在一個個患病的人民面前高挺著醫藥費的價格……
這些權貴資本家及其代言人一手掌握著資本，一手又掌握著權力，他們向下擠壓民營經濟的生存發展空間，剝削廣大的勞動者和消費者；同時，為了將這些人民的資產合法的據為己有，他們又不時向上打著改旗易幟的主意，因為只要解體這個社會主義政權，這些平時不敢露富的權貴資本家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浮出水面。
在這些官僚資本的背后，還有一個強大的支持力量，那就是境外資本，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這些農村的窮漢子們在乍富之后紛紛穿上了西裝革履，并熱衷于結交了諸多國際友人。在利益面前，資本之間最容易結成同盟，就像富人總喜歡結交富人一樣。如今他們已經聯合起來，正準備待機而動。
中國人民正在以勞動者和消費者的雙重角色遭受著這兩種資本的剝削，而民營經濟卻遭到了抑制，民生狀況也將不斷惡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聽任境外資本與權貴資本合流，那么中國將面臨一場改旗易幟的政治動蕩，并可能在經濟上徹底淪為境外資本的殖民地，整個中華民族將陷入更為深重的剝削陷阱。
如何反制權貴資本和境外資本這一嚴峻課題，已經擺在了中華民族的桌面上。
《智本論》作者 相曉冬
2010年10月31日 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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