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沈安娜（1）
近年來，反映中共隱蔽戰線斗爭生活的電視劇播出了不少，特別是近日剛剛播放的《潛伏》博得廣泛好評，使大家更加關注中共隱蔽戰線的人物，沈安娜便是其中之一。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網上的那些關于沈老的文字大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以訛傳訛的內容很多，甚至有人為了嘩重取寵，竟然說沈安娜是毛澤東派到蔣介石身邊去的。
幾年前，我受國家安全部的委托，為沈安娜和她的丈夫華明之撰寫了一部傳記《丹心素裹的歲月》（內部出版），到目前為止，我是唯一被沈老認可的傳記作者，我寫沈老和華老的傳記也是唯一被沈老認可的傳記。因為我寫的傳記沒有公開出版，有些內容不宜在博客上發表，我準備選擇部分章節貼在這里，以正視聽。
幼年的反抗
1922年秋天的一個夜晚，江蘇泰興縣城北門大街一家掛有“沈太史第”破舊扁額的大宅門里，傳出一個女孩子的哭聲和一個中年女人的呵斥聲。沈家是泰興縣城里的大戶人家，高門，深院，在外面是什么也看不見的。鄰居從女孩凄厲的哭聲和中年女人威嚴的呵斥聲中可以聽出原委：這家的女孩子在被強行裹腳。
是的，一出展現中國封建社會陳規陋習的裹腳鬧劇，還在沈家大宅門里上演。被裹腳的女孩子叫沈琬，7歲。站在那里發號施令的中年女人是現在沈家老宅的“當家人”、沈琬的大伯母，兩個傭人在她的指揮下，用兩條七尺長的白色裹腳布，把沈琬柔軟的腳趾纏裹起來。
“不要啊，不要！疼死我了！”小沈琬一邊哭叫一邊掙扎。
大伯母面無表情地拿著一個蒼蠅拍子，眼睛盯著案幾，不時“啪”地拍一下，并把打死的蒼蠅用拍子的一角撥拉到地上。秋天的蒼蠅很懶，很笨，很好打，大伯母幾乎沒有一下落空。
“不要啊，不要！……”小沈婉拼命地掙扎。
兩個傭人一胖一瘦，瘦的按著小沈琬的胳膊，胖的在用力地纏裹腳布。兩個傭人很賣力氣，在這秋涼的季節里，居然二人的額上都滲出了汗珠。
“疼死我了！不要啊……”
負責纏腳的胖傭人剛想少用點力，大伯母立刻就用蒼蠅拍子在案幾上“啪”地拍了一下，呵斥道：“用力纏！不用力能纏出金蓮嗎？！”說著，把自己的三寸金蓮往小沈琬的面前伸了伸，“就照我的樣子纏！”
胖傭人一用力，小沈琬又“啊”地慘叫了一聲……
小沈琬的哭叫聲傳到同一大宅的另一個院里，她的母親楊淑懷心里像針扎了一樣疼。楊淑懷雖然也是封建世家出身，但她并不主張給女兒纏腳。她自己就是小腳，當然知道裹腳鉆心痛的滋味。小沈琬的父親沈季航在沈家排行老四，長兄剛去世不久，現在長嫂當家，他雖然也心疼女兒，卻沒有辦法，只能躲在書房里緊蹙眉頭，對那廂傳來的哭聲和呵斥聲無可奈何。在這個封建傳統依然森嚴的大宅門里，以他們的身份是不能隨便發言的。
自宋代以來，女人裹腳的陋習越來越盛行。到了滿清時代，發展到極致，女子的腳越小越值錢。腳小，說明你是有錢人家供養得起的女孩兒，金貴著呢！嫁到夫家，不用做粗活，公婆、丈夫還得高看你一眼；粗手大腳，是從小勞動慣了的窮人家女孩的象征，嫁到夫家，里里外外的粗活都是你的。那時的男人，相媳婦不光相臉還得相腳，窮人家要的是腳大的女孩，能干活；富人家當然要腳小的，“漂亮”不說，還不會出門亂走，惹事生非。
要腳小，就得小小年紀開始纏足。年紀小，骨頭嫩，把蒲扇似的腳板蜷成羊蹄似的小腳，算是中國當時的“國粹”，男人用“三寸金蓮”贊美女人的小腳，女人就千方百計不讓自己的腳超出三寸。三寸之外就成了“銀蓮”、“銅蓮”，或者干脆就是“鐵掌”，不值錢了。
沈琬出生時，雖然朝代已經換成了民國，但滿清遺風在泰興這個蘇北小城仍然盛行。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576650100cx7v.html) - 我所知道的中共女情報員沈安娜（1）_大洋艦隊_新浪博客
7歲的沈琬人小腳小，但性格倔強，眼睜睜地看著比自己身高還長兩倍的裹腳布，一層層把腳箍起來，像包著一個大粽子。腳疼，心里更不情愿。于是她拼命哭喊，用力反抗，但她哪能敵得過威嚴的大伯母和兩個強壯的傭人？她幼小嬌嫩的雙腳被裹成了粽子狀，雙腳不敢沾地，一沾地，五個腳指連同腳掌就鉆心地痛，痛得她眼冒金星，嘴吸涼氣；走起路來不但腳疼，還頭重腳輕，搖搖晃晃，稍微不小心，就會栽一個跟斗，磕得身上青一塊紫一塊。她又哭又鬧，想把裹腳布松開，大伯母堅決不允。
大伯母讓那個瘦傭人扶著小沈琬走回自己家去。可沈琬哪里挪得了步？即使是在傭人的攙扶下也難以行走。從大伯母家到自己家，要過好幾道門，小沈琬腳疼站不穩，過第一道門時就一頭撞在門框上，把頭撞了一個大包，她哭得更兇了。
瘦傭人見小沈琬可憐，在穿過第一道門之后，她見女主人看不到了，就把小沈琬抱起來，快步送到她母親楊淑懷的房間。
楊淑懷非常心疼女兒，卻又不敢出一點怨言。她把哭啞了嗓子的女兒抱上床，讓二女兒沈珉照顧妹妹。
沈琬在姐姐的幫助下，把腿墊高，翹起的雙腳才稍稍減輕了一些疼痛。
“琬兒，忍一忍，過幾天就好了。”楊淑懷安慰了幾句，讓姐妹倆早早歇息。
沈琬，字淑和，小名琬兒，1915年出生于江蘇泰興縣城一個封建世家。沈琬的大伯父沈文翰是前清光緒年間的進士，任翰林院編修，是長達二十六卷的《宣統泰興縣志》的總纂，1922年秋去世。二伯父、三伯父于少年時代已夭折。父親沈季航排行老四，是清末秀才，二十年代曾在家鄉設立私塾，后執教于縣立城東女校及襟江小學，教授國文、地理等課程。
清末民初，沈家是泰興城里的大戶人家，有四個門堂。身為翰林的大伯父沈文翰住的門堂最大，后院有一座小洋樓作為獨用書房。大門內的回廊，有一頂褪了色的轎子，大伯父外出要坐轎前往，以顯示身份。
母親楊淑懷，是江蘇省東臺縣人。沈琬的外祖父與大伯父沈文翰當年一同進京考試時相識，成為世交好友。沈文翰在交談中講到四弟季航，楊先生很賞識，愿將長女淑懷嫁于季航。不久，楊家便遵媒妁之約，包了一條船載了嫁妝，將楊淑懷嫁到泰興沈家。
封建世家出身的楊淑懷一副大家閨秀模樣，十分勤儉賢惠，遇事頗有主見。但沒有文化，束小腳。大哥大嫂的年紀比她大很多，再加有“長兄如父，長嫂如母”的傳統，楊淑懷對大哥大嫂非常尊敬，只是對大嫂逼著女孩子纏小腳的做法，不以為然。
沈琬的大伯父去世之后，大伯母成了一家之主。
大伯母也是出身于封建世家，書香門第，還是個“才女”，會作詩。小沈琬曾親眼看見她和大伯父一起對詩，小沈琬曾經因此很崇拜她。她也很喜歡沈琬，經常親自給沈琬梳小辮子。對家族中別的女孩則很少這樣做。
大伯父在世時，大伯母一心相夫教子，從不關心家族的事情。大伯父去世后，她自然成了封建世家的當家人。女孩子裹腳，在她看來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沒想到居然遭遇一個7歲小女孩的頑強反抗。這還了得！她把這看成是對她的權威的挑戰，她絕對不允許家族中有這種挑戰。
小沈琬知道大伯母喜歡她，夸她聰明懂事，但不明白為什么大伯母喜歡她，卻要讓她裹小腳，更不明白把腳裹成那樣子有什么好看。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流淚，讓姐姐沈珉十分心疼。沈珉比妹妹沈琬大3歲，已經10歲了。大伯母認為10歲的女孩骨頭開始長硬，不好纏了，沈珉便躲過了這一劫。她看到妹妹痛苦的樣子，非常想幫助妹妹。
小沈琬哭著哭著睡著了，半夜時分，又疼得醒過來。她爬起身想把裹腳布解開，但是傭人縫得嚴實，她便哀求姐姐道：“給我拿剪刀來，我要剪掉！剪掉！”
沈珉起床點上燈，找出了剪刀交給妹妹。
小沈琬拿起剪刀，狠狠地把裹腳布剪開了。過了兩天，大伯母發現了，很生氣，就叫人再纏。倔強的沈琬在夜里又爬起來再剪，還發狠勁，干脆把又臭又長的裹腳布剪得寸斷。大伯母實在無計可施，再加上弟媳婦楊淑懷的臉色越來越難看，她也不能不有所顧及，只好和弟媳婦商量，讓人給小沈琬做尖頭小鞋穿。
穿小鞋和纏腳一樣難受，也會使小腳變樣。小沈琬畏于大伯母的權威，大伯母在時，不得不穿上敷衍一下，只要大伯母不在，她馬上就脫下來。過了兩個禮拜，母親就讓人給她做了一雙圓頭鞋。大伯母只好睜一眼閉一眼，裝作沒看見，不得不默認她的失敗。
雖然只裹了十幾天的腳，但已經使小沈琬的雙腳變了形，那種痛苦的感覺足以讓她銘記一輩子。她對這種摧殘婦女身心的封建陋習厭惡之極，為她后來積極反封建，追求婦女解放打下了基礎。因為保留了“天足”，也為她日后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礎。
一個人的命運，雖然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很大，但性格在某種程度上起到重要的作用。沈琬從小性格倔強，7歲就敢于向封建家庭的權威人士進行反抗，可以說是她人生的第一次“革命”，并獲得了雙腳的“解放”。性格決定命運這句話，似乎在幼小的沈琬身上得到了某種驗證。
沈安娜近照（92歲-2007年冬）
啟蒙教育
沈氏家庭封建意識很濃，男孩可以進學校，還可以送到外地學習。女孩只能在家學“女紅”。但沈琬的父親沈季航很開通，不相信“女子無才便是德”。他在家中開設的私塾，不光教男生，也教女生，包括他的女兒們。大廳里是男生課堂，因為顧忌“男女授受不親”的舊規，他只好把女生的課桌安排在自己的房間內，與大廳的男生隔開。他教她們識字，讓她們背《論語》，給她們講孔子七十二弟子的故事。
在沈琬的記憶中，父親清秀英俊，文質彬彬。開了一段私塾后，這位清末秀才進了縣立小學當教書先生。晚上父親在油燈下批改學生作業，沈琬就守在父親身旁，一邊剝瓜子給父親吃，一邊看父親走筆行書。一天，沈琬好奇地問父親：“這段批語是什么意思？”
父親很吃驚：“你是問我寫的‘批語’么？學生的作文你能讀得出？”
“能啊！”沈琬歪著頭調皮地說。
父親隨便拿出一本作業，讓她讀其中一篇作文，她居然能結結巴巴、一字不差地讀下來。讀了一篇，又讀一篇，越讀越流利。夜深人靜之時，童聲清脆，書聲朗朗，為這沉悶的深宅大院，平添了幾分生氣。父親認真聽著，看著，心中歡喜，不由得眉開眼笑，禁不住對內人楊淑懷說：“琬兒娘，你來看，琬兒這孩子不得了，能認這么多字，將來一定會有出息！”
從此，父親每天出個題目教小沈琬寫作文，并親自修改。還教她背誦古詩詞，如《木蘭詞》等。沈琬記憶好，雖不甚了了，卻能朗朗背誦。父親見沈琬天資聰慧，除了教她背詩書外，還教她練毛筆字。沈琬勤奮好學，正式上學校讀書之前，已經能寫很流暢的楷書和行書了。
小孩子都喜歡聽大人講故事，秀才出身的父親不喜歡講童話或神話，喜歡把中國儒教傳統文化中的“忠、孝、節、義”用故事或古詩名句的形式講給孩子們聽。忠，講岳飛“精忠報國”；孝，講孟郊“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節，講文天祥“自古人生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義，講孔子的“殺身成仁”、孟子的“舍生取義”……這些古詩名句和故事，在童年的沈琬和姐姐沈珉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父親雖屬于封建時代文人，但在兩個縣立小學教了相當長時間的書，在和老師們一起相處中，吸收了不少新鮮事物。他常常把小學五六年級的語文課本帶回家輔導女兒們。所以，沈琬離開私塾進學校讀書時，一開始就上泰興縣城東女校讀小學五年級，沈珉則直接考入泰興縣立初級中學。
上正規學校讀書，在二十年代，對于一個偏僻小縣城的女孩子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是一次身心的解放。學校里的學習內容和課間活動豐富多彩，女孩子也可以參加體育活動，還可以接受許多新思想。沈琬和沈珉真是開心極了！
沈琬和姐姐沈珉關系最為親密。沈珉性格內向，溫柔善良，勤勞孝順，五六歲就開始幫助母親做家務，照顧弟弟妹妹，有時為了喂弟弟妹妹吃飯，顧不上自己吃，往往最后等她吃飯時，飯已經涼了，她就隨便扒幾口冷飯，喝幾口剩菜湯。后來大一點兒了，就幫母親做針線活兒，有時在油燈下做鞋、做衣熬到深夜，困得眼睛睜不開了，針扎到手上，才去睡覺。天一明，即起來背功課，然后開始了一天的忙碌。
盡管家務活很多很累，沈珉也不放棄學習的機會，和妹妹沈琬一起跟著當教書先生的父親識字、讀書、寫作業，學習很刻苦。她沒上過一天正規小學，在父親的指導下自學了小學課本，并熟讀許多古文、詩詞，所以后來得以直接考入中學。
沈家的衰落是從大伯父去世后開始的。封建書香門第，禮儀繁雜，大伯父官至翰林，喪葬儀式排場特別大。一次喪葬就花費了大量的錢財。沈琬11歲那年，父親去世。接著，大伯母、長兄、堂嫂等相繼去世。幾年中，喪事不斷，沒有錢辦喪事，只好變賣家產。先賣土地，后賣房子，再賣家具、首飾、字畫。連年幾個喪事辦下來，家族元氣大傷，家境日趨破落，最后只好分家。
沈琬一家孤兒寡母，沒有經濟來源，主要靠外婆家接濟維持。最困難時，冬天以菜粥、山芋粥就咸菜度日。
沈琬12歲那年，正值軍閥混戰。當時沈琬年紀小，不知軍閥誰打誰。據泰興縣志記載，1927年3、4月間，大軍閥孫傳芳所屬鄭俊彥部敗退江北，路經泰興縣境，沿途大肆劫掠，勒索錢糧，難民成災。沈琬在小在縣城里長大，這是她第一次看到一大群老百姓涌進縣城乞討，破衣爛衫，面黃肌瘦，男女老幼紛紛沿街席地而臥，景象十分凄慘。沈琬心中充滿同情又疑惑不解。
5月，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進入泰興縣城，沈琬看到一個醫官忙忙碌碌，組織部下在沈家大門口插上紅十字牌子。沈琬覺得此人眼熟，上前仔細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大堂兄（大伯父沈文翰的長子）沈彥堪！
沈彥堪指揮部下和家人將沈家原來存放棺材的大廳打掃干凈，鋪上稻草，又讓沈家盡量拿出自用的被褥給難民用。還把沈家的米糧拿出來，用大鍋燒粥，給難民吃。家中男孩女孩都出來幫忙。
沈家還住著一些傷兵，沈彥堪和其他醫官細心為傷兵療傷，沈琬的姐姐沈珉在臂上套著紅十字袖章，幫助醫官照顧傷員。
12歲的沈琬也不甘落后，主動上前為難民和傷員端粥。有一個少婦的懷里抱著嬰兒，因為母親沒有奶水，嬰兒餓得奄奄一息，連哭聲也像貓兒一樣。少婦接過沈琬端來的稀粥，迫不急待地要喂孩子。但是她的孩子太小了，還不會喝粥。沈琬就對手忙腳亂的少婦說：“還是你把粥喝了吧，你喝了粥，小弟弟就有奶水吃了。”喝了一碗，沈琬又給她添一碗，說，“你們是兩個人吃呢！”
少婦感激地看著沈琬，含著眼淚把粥喝了下去。
沈琬為那些傷兵端粥時，見有的傷兵手不好使，就耐心地喂他們。
大堂兄沈彥堪對小堂妹的表現非常滿意，拍拍她的頭，贊道：“很好！很好！琬兒有同情心，會伺候人了！”
沈琬很想和大堂兄說說話，問他一些她不懂的事情。可是大堂兄太忙了，沒有時間和她聊天兒。等到晚上一停下來，他已經累得眼睛都睜不開了。沈琬不忍心再打擾他。
那些逃難的同胞，剛歇了幾天，又傳來軍閥進犯的消息，難民繼續逃難。沈琬一家也隨著母親逃到常州。一路上，沈琬看到地主家富得流油，而農民家窮得叮當，想不通這世道為什么這樣不公！
幾個月后，局勢稍稍平穩，一家人才回到泰興。這次賑濟難民和逃難的經歷，給12歲的沈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親眼看到了軍閥混戰、百姓流離失所的慘狀，也看到身為國民革命軍醫官的大堂兄沈彥堪賑濟難民的壯舉。
沈彥堪作為一個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幼年沈婉的腦海里。另一個印在她腦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興縣立初級中學（前身為“襟江書院”）的劉伯厚老師。
劉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兩江師范畢業，歷任教師、校長。大革命失敗后曾參加中共泰興縣委領導的反國民黨“清黨”斗爭，被捕入獄慘遭毒打，后經多方營救，方得開釋。“九·一八”事變后領導學生運動。抗日戰爭時期在新四軍中入黨，1946年部隊北撤時光榮犧牲。
1931年沈琬進入泰興縣立初級中學，那時正值“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東北大片國土淪陷，千千萬萬同胞家破人亡，流離失所。
事變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即送到了泰興中學，同學們看了報紙，群情激憤，在劉伯厚老師的領導下，全校師生迅速開展轟轟烈烈的抗日救國宣傳活動。沈琬是初二班長，也帶領本班的同學參加了學生會組織的各種活動，并帶頭上臺演講。
有一次，沈琬將她聽到的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的慘狀在班上向同學們宣傳控訴，當講到東北同胞淪為任人宰割的亡國奴時，熱淚盈眶，泣不成聲。同學們先是默默流淚，接著便哭成一團。有的同學一面哭，一面悲憤地說：“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不做亡國奴！”
這時，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聲道：“同學們，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動！”
同學們這才注意到，劉伯厚老師不知何時來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
劉伯厚老師對大家說：“同學們，你們的愛國熱情是好的，作為一個熱血青年，怎能眼看政府的不抵抗行徑于不顧？我們要行動起來，喚起民眾，要求政府堅決抗日，收復國土，拯救中國同胞！”
當時學校的學生會組織大家寫壁報、貼標語、上街游行，動員群眾捐贈衣物和經費，支持東北義勇軍。但報上不斷傳來消息，在“九·一八”事變后僅四個月，東三省全部淪陷，三千萬同胞淪為亡國奴。學校師生無不痛心疾首。
風起云涌的抗日浪潮，使沈琬的心中孕育著強烈的反帝、愛國的情懷。60多年后，沈琬（沈安娜）在為《劉伯厚烈士碑揭幕紀念集》撰寫紀念文章時，這樣寫道：“我之所以能夠在當時上海白色恐怖下參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興中學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礎。我一直認為劉伯厚老師是我愛國主義的啟蒙老師。”
離家求學
1930年，姐姐沈珉讀到初中二年級，剛滿十八歲，已是寡婦的母親楊淑懷輕信媒妁之言，把沈珉嫁給一個比她大十幾歲的大地主的兒子。那個地主的兒子死了老婆，而且無后，想娶個年輕的媳婦給他們家傳宗接代。母親想，雖然男方年紀大了些，但家庭殷實，女兒嫁過去可以衣食無憂。沒想到沈珉婚后兩年沒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罵。沈珉經常回娘家與母親和妹妹訴說心中的委屈。母親后悔自己是個寡婦，缺少主見，害苦了女兒。母女三人時常抱頭痛哭。
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忍無可忍，又偷偷跑回娘家哭訴，母親在一邊悄悄抹眼淚，沈婉一邊勸姐姐，自己也眼淚汪汪。哭了好一會兒，沈珉慢慢擦去淚水，拉著妹妹進了小屋，小聲而又堅定地對妹妹說：“我準備沖破包辦婚姻的束縛，離家出走。”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小縣城封建家庭中的子女，受新思想的影響，特別是為了擺脫封建婚姻的束縛，離家出走的現象比較普遍，成為當時的一種“時尚”。他們向往外面的新天地，新生活。更有一些有為青年，背叛地主、資本家家庭，投身革命。
沈琬非常同情姐姐，想到這種封建包辦婚姻的不幸，遲早也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便堅定地對姐姐說：“好，我跟你一起走！”
“可是……”真的要走，沈珉又有些猶豫，“我們走了，娘怎么辦？”
“娘有陳三照顧呢！”沈琬說。陳三是母親多年前收養的一個孤兒，長大后一直住在沈家，是個聽話又能干的小伙計。
“可是……我們去哪呢？”
“我們到上海去讀書！”
“好！去上海！可這是大事，得找信得過的大人商量商量。”
沈琬說：“那就找劉伯厚老師吧？”
沈珉說：“好，劉老師是我們信得過的好老師。”
沈琬便逕直去找劉伯厚老師。沈琬從小就比姐姐有闖勁，雖然比姐姐小三歲，卻顯得比姐姐有敢作敢為。
平日劉伯厚老師就十分器重當班長的沈琬，認為她是個有志氣的女孩。聽了沈琬的想法，劉老師鼓勵她說：“好，你們要堅定信心，擺脫封建束縛，堅持反帝、愛國。”
得到了劉伯厚老師的支持，沈琬心里有了底，接著又去找自己上小學的城東女校校長蔡振東* 和她的父親。
蔡振東畢業于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范，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終身未婚。蔡校長的父親與沈琬的父親為世交，也曾教過沈琬。幾年前，沈琬在城東女校高小畢業時正是冬天，還有半年才能進入秋季招生的泰興縣立初級中學，蔡振東與父親主動在孔廟后面的藏經閣，開設補習班，為沈琬等女孩子補課半年。蔡老先生發現沈琬的毛筆字寫得工整、娟秀，就把他撰寫的文稿、詩詞、散文，以及補習班中學生的優秀作文拿來，讓沈琬用小楷抄寫一遍，分別裝訂成冊，作為語文輔導教材，供學生們傳閱。蔡家父女對沈琬關愛有加，沈琬對他們也非常尊敬。
現在，蔡老先生聽了沈琬的訴說，對她說：“你是個聰明、勤奮、有遠見、有勇氣的女孩子，我們支持你們姊妹去上海求學。”
蔡振東也說：“晚走不如早走，說不定會闖出一條光明之路。”
臨別時，蔡振東校長和蔡老先生取出兩塊銀元，裝在沈琬的口袋里。蔡老先生慈祥地囑咐她說：“孩子，上海那個花花世界，交友要慎重啊！”
沈琬給蔡老先生父女深深鞠了一躬，揮淚向他們告別。
回到家里，沈琬把老師們支持的意見告訴了姐姐。沈珉激動地抱著妹妹說：“我們走定了。但要好好說服娘，讓她放心！”
姐妹倆把她們要去上海讀書的想法告訴了母親，并強調說，劉老師和蔡老師都表示支持。開明的母親知道，要想讓女兒改變命運，也只能讓她們出去闖一闖了。既然女兒已經下了決心，就隨她們去吧。接著，母親找出自己陪嫁的首飾和衣物拿去變賣，為女兒準備盤纏。
沈珉和沈琬在揚州謀生的哥哥沈勤與兩個妹妹感情很好，他聽說兩個妹妹要去上海求學，積極支持他們，并幫助沈珉辦了離婚手續，還贊助了她們一些錢。就這樣，姐妹倆在老師和親人的支持下，掙脫了封建的枷鎖，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新生活……
幾天后的一個早晨，頭遍雞叫剛過，天還沒亮，縣城的人們大都還沒有起床，北門外大街沈家大院的宅門“吱呀”一聲，慢慢打開，走出兩個年輕姑娘──20歲的沈珉和17歲的沈琬。她們一人挎一個藍底白花的包袱，沈琬手里還提了一個小巧的皮箱。一看便知，她們是要出遠門了。母親楊淑懷在小伙計陳三的攙扶下跟在后面，出來為兩個女兒送行。她雖然裹了一雙尖尖的小腳，但是腳步堅實有力，臉上的神情看上去非常平靜，顯然她不想讓遠行的女兒還沒上路就哭哭啼啼。
晨霧彌漫，四周一片靜悄悄的，只有街對過賣燒餅的小鋪子亮著一盞油燈，小伙計“撲嚓，撲嚓”地拉著風箱，開始升火烤燒餅了。
沈琬和沈珉站在大門口，回頭看看沈家大院，當年昌盛時的模樣還依稀可見，只是大伯父沈文翰的紅轎子不在了，大伯父獨用的小洋樓書房也破舊不堪了。黑漆的大門上油漆已經剝落，門上的鐵環生了銹，連墻磚的縫隙也長出了雜草。
聽著風箱“撲嚓，撲嚓”的聲音，沈琬回頭朝燒餅鋪子望去，心中有些惆悵。泰興城里的芝麻燒餅很好吃，只比黃橋燒餅名氣小一點點，她們姊妹從小吃著泰興燒餅長大。沈琬此時不由得想：以后可能再也吃不著這香噴噴的芝麻燒餅了。
姐妹倆不想給鄰居留下“離家出走”的印象，就說這兩天要到揚州去，看望在鹽務稽核所工作的哥哥沈勤。
晨霧中傳來吱吱呀呀的響聲，是她們事先雇好的“雞公車”來了。這是一種既能載人又能載物的獨輪車，也是那個年代泰興人出遠門僅有的交通工具。
分別的時候到了，姐姐沈珉忍不住流下淚來，哽咽地拉著母親的手說：“娘，我們走了，你要多保重……”
母親強忍眼淚說：“你們放心走吧。我有陳三照顧呢。”母親故意在此時提到陳三，是為了安慰姐妹倆。可陳三又怎能替代女兒呢？
這時的楊淑懷只有四十多歲，已守寡多年。辛辛苦苦把幾個孩子養大，現在又都一個個離開了她。兩年前她送兒子沈勤去揚州謀生，現在又要送兩個女兒去上海求學，未來怎么樣，誰也不知道。此時母親的心情，只有女兒知道。
沈琬和沈珉在陳三的幫助下，每人抱著一個小包袱，上了雞公車，小皮箱放在中間，兩人各坐一側，雞公車就吱吱呀呀地上路了。母親站在門口默默地向她們招手，沈珉又哭了。沈琬沒有哭，她輕輕提醒姐姐道：“別哭了，娘會難受的。”
沈珉馬上抹去了眼淚。她不想讓娘為她們傷心。
姐妹倆回頭再看一眼娘，再看一眼生于斯長于斯的沈家大院。此次別離，不知何時才能再回來。
娘看見女兒在流淚，女兒知道娘的心里在滴血。
楊淑懷邁開尖尖的小腳，跌跌撞撞地向前跑了幾步，想再看一看，送一送即將遠去的女兒。可她趕不上雞公車夫的大步，只好停下來，站住了。她無奈地向女兒揮了揮手。她心里明白：不走，又有什么出路呢？還是讓她們走吧！
隨著雞公車吱吱呀呀的響聲，沈家姐妹看見母親和沈家大宅門在濃霧中一點點變得模糊起來。最后看見母親放下了輕輕搖晃的右手，與左手交叉著垂在身前，像一尊雕像站在那里。此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母親的這個形象一直留在她們的腦海中。
不一會兒，雞公車就出了城門，大約走了兩個時辰，已經日上三竿，車夫要歇歇腳，抽袋煙。沈家姐妹站在一棵大樹下歇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位于長江北岸幾十公里的江蘇泰興縣城，像那時其他許多小縣城一樣，由于長年戰亂，官匪橫行，景象凋敝，民不聊生。
泰興縣是個有著千年歷史的小城，位于江蘇省中部，東接如皋，西瀕長江，南界靖江，北鄰姜堰。泰興原為海陵縣地，南唐烈祖升元元年（公元937 年）因升海陵縣為泰州，乃析海陵南境五鄉設立泰興縣，即隨泰州興起之意。然而，“興”了千年的泰興，這時已衰敗得不成樣子了。
一個瞎眼的老婆婆手里拿著一只殘破的飯碗，在一個面黃肌瘦的小女孩的攙扶下向縣城的方向走去。很顯然，她們是到城里去討飯的。
車夫一邊抽著煙，一邊看著這可憐的一老一小蹣跚遠去的身影，感嘆道：“好生生的地，好生生的水，又產稻又產麥的地方，可糧米填不飽種地人的肚子！”
沈琬忿忿地說：“這個世道，太不公平了！”
過了一會兒，他們正準備繼續趕路，又有一家三口向車夫打聽什么。原來，鄉下的苛捐雜稅高得可怕，他們家又被歹人算計，受了冤屈，要進城去找衙門遞狀子。
車夫不由得說出老戲里的一句唱詞：“官府大門朝南開，有理沒錢莫進來。”
沈婉說：“是啊，這種狀子即使遞上去，又會有什么結果呢？”
一路上，沈珉和沈琬看到的盡是破衣爛衫的流民和破敗不堪的稻草泥房。正是稻米飄香的季節，卻看不到一點人歡馬叫的熱鬧場面。到處是一片荒蕪和凋敝的景象。
雞公車整整走了一天，黃昏時才到達長江邊的一個叫口岸的小鎮。姐妹倆沒有去揚州，而是買了去鎮江的船票，登上一條“突突突”冒黑煙的小火輪（一種噸位不大的小客船），找了一個角落坐下來。天漸漸黑了，寬闊的江面呈現出一片比天還黑的汪洋。
沈琬餓了，從包袱里摸出一個燒餅充饑。沈珉累了，摟著妹妹的肩膀閉上眼睛想心思。半晌誰也沒說話，但誰也沒睡著。突然，沈珉睜開眼睛，輕輕地一字一頓地對妹妹說：“從此以后，我可以不再做傳宗接代的工具了！”
沈琬也興奮起來：“從此以后，我的命運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考入“南洋高商”
小火輪經過一夜“突突突”的航行，于第二天上午到達鎮江。沈琬和沈珉在那里上岸，到鎮江火車站，又乘火車經常州、蘇州，到達上海。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灘，彌漫著濃重的殖民地氣息。
沈珉和沈琬一走出上海火車站，就被這殖民地的氣氛籠罩住了。一座座洋樓，一群群洋人，不時傳來一聲聲聽不懂的洋話，仿佛置身于一個可以說多種語言的國度。如果不是街上走著的大部分是黃皮膚的同胞，如果不是街上跑著中國同胞 拉的黃包車，她們真以為是到了國外。
上海是她們十分向往的地方，但是她們對上海實在知之甚少。上海早年只是個海濱漁區，北宋末期中外商船來往漸增，才設上海縣。鴉片戰爭后辟為商埠，帝國主義列強各劃租界，城市畸形發展。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外國侵略者、官僚、資本家、封建幫會的樂園，亦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
沈家姐妹從一個蘇北小縣城到達殖民地大城市，就像一片樹葉落入汪洋大海，她們絲毫沒有感覺到自由的快樂，反而充滿了恐懼。街道上車水馬龍，人流如過江之鯽。尤其是叮叮當當駛來駛去的有軌電車，有時車門上吊著進不了車廂或是急于下車的人，真擔心他們隨時會掉下來。更讓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在這個有“東方巴黎”之稱的富人如云的大都市里，居然和家鄉縣城里一樣，到處都可以看到沿街乞討的人。
陰霾籠罩著上海，也籠罩著沈家姐妹的心。
沈珉從包袱里拿出一個舊信封，上面是二堂兄家（大伯父沈文翰的次子）在上海的地址。上海這么大，堂兄家在哪兒呢？
沈琬說：“鼻子底下有個嘴嘛，可以找人問問。”
沈珉有點為難地說：“我們一口江北話，怎么問哪！”
“江北話”泛指長江以北地區的方言。“江北人”在一些上海人眼里，有“下等人”的含義。當時從江北來上海謀生的人特別多，而且大都從事一般上海人不愿干的體力勞動和“低級”行當，俗稱“四把刀”——剃頭刀、切菜刀、裁衣刀和修腳刀。因此說江北話的人常常被上海人瞧不起。
沈琬鼓起勇氣說：“我來試試吧。”
路邊有個擺小攤的中年漢子，沈琬走上前，小心翼翼地用略帶江北口音的國語問路。沒想到擺小攤的漢子非常熱情。
“小妹妹，我伲也是從江北來的。你要去的地方不算太遠，喏，”漢子熱心地指點道，“左拐彎，右拐彎，再左拐彎，又右拐彎就是了。不用坐車，可以走得到的，省幾個錢吧！”
按照江北老鄉的指點，她們很順利就找到了二堂兄的家。二堂兄在上海不過是個小職員，他家房子很小，雖然堂兄和嫂子很熱情，但不能長期借宿，她們必需報考可以寄宿的學校。
白天的上海，熙熙攘攘，人海如潮。到了晚上，紅紅綠綠的霓虹燈大放異彩，在小縣城過慣了夜臨城黑生活的沈家姐妹，還不能馬上適應這種閃閃爍爍的光亮，被霓虹燈閃得頭暈目眩。
上海，猶如一個萬花筒般的世界，讓初來上海的人眼花繚亂，給人一種視覺和心理上的強烈刺激。
上海，是一片深不可測、波譎云詭的海。
第二天，沈珉和沈琬就開始尋找讀書的學校。當時有女生宿舍的學校很少，幾天下來，沈珉才找到一家可以上高二、僅剩一張床位的女子中學。沈琬則準備報考南洋商業高級中學（簡稱“南洋高商”）。
據招生廣告和堂兄介紹，南洋高商是一所由東南亞愛國華僑吳醒濂先生創辦的學校，具有愛國、民主、積極、健康、進步的傳統，設有女生宿舍。但是沈琬找到位于善鐘路（今常熟路）的南洋高商報名時，學校門房的老伯伯對她說：“姑娘，住宿是有的，但是高中的招生已經結束了。”
沈琬一聽老伯伯也是江北口音，就用家鄉話哀求他說：“老伯伯，我是從泰興來的，能不能幫幫忙，讓我再試試？”
老伯伯很同情這位江北來的女孩，沉吟片刻，給她出主意道：“校長不在，你到教育主任室去找毛先生吧。毛嘯岑先生可是一個有大學問的大好先生。求求他，說不定還行。”
沈琬謝過門房老伯伯，按照他的指點找到了教育主任室，敲門進去，見一位三十多歲的先生正在案頭用毛筆寫著什么。
“我找毛先生。”沈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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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你是……”毛嘯岑先生站起來。他高個子，穿著長衫，顯得又高又瘦，神情非常和善，給人一種平易近人的感覺。毛嘯岑是學校的教育主任兼訓育主任。
沈琬說：“我是來報考高中部的學生。”
毛嘯岑對她說：“現在考期已過，招生剛剛結束，很遺憾，我們不能再收學生了。”
沈琬一聽，馬上取出轉學證和成績單，雙手捧給毛先生看，并苦苦哀求道：“我從報上看到了招生廣告，從鄉下趕到上海，路途遠才誤了考期，請先生千萬給我一個機會。”
毛嘯岑看了成績單，各科成績都還不錯，特別是語文分數很高。這使毛先生對這個女生有了初步的好印象。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里？”毛先生問道。
“我叫沈琬，家住江蘇泰興。”
“是在泰興縣立初級中學讀書么？”
“是。”沈琬點點頭。
“我知道那個學校。”毛先生說，“它的前身是襟江書院，很有名。”
毛嘯岑是江蘇吳江人，出身于書香門第。19歲從省立第三師范學校畢業后即開始任教，對江蘇各有名學校的情況比較了解。
沈琬聽到毛先生稱贊她的母校，很高興。但是一想到面臨的現實，臉上的笑容很快又消失了。
“你為什么要來上海求學？”毛先生問。
這個問題，讓沈琬感到一言難盡，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禁不住淚水涌上了眼眶。
沈琬面容姣好，一雙大眼睛盈滿淚水，更顯得楚楚可憐。毛嘯岑看到此景，不免動了惻隱之心。他沉吟片刻，對沈琬說：“你自選題目，寫一篇作文給我看看。”
沈琬接過毛先生遞過來的毛筆，在毛先生對面的桌前坐下，一邊研墨一邊開始構思作文。毛先生回到自己的桌前，繼續準備他的教案，并不時抬頭看她一眼。
寫什么呢？沈琬來不及過多思考，只想把自己從家鄉來到上海求學的心情向毛先生述說一番。于是，她在泰興參加抗日救亡學生運動、姐姐反抗封建包辦婚姻離家出走，以及籌錢外出求學的艱難，又一幕幕浮現在眼前。她揮筆寫下作文題目《求學》。她在文中生動地描述了她和姐姐在求學過程中的艱難歷程，并誠懇表示一定要好好學習，尋找新的人生之路。寫到動情處，她禁不住心潮起伏，再次熱淚盈眶，不時用小手絹擦拭眼淚。
毛嘯岑看見這個情景，心想，這個女孩子定有一番痛苦的經歷。
沈琬寫完作文，雙手呈到毛先生面前，恭敬地說：“請先生閱批，指正。”
毛嘯岑迫不及待地起身接過，首先映入他眼簾的是沈琬那手漂亮的毛筆字，清麗娟秀，通靈俊逸。再讀文章，文風樸實，文筆流暢，感情真摯。毛嘯岑先生是站在那里一口氣把文章讀完的，他非常驚訝，也非常感動。如果不是親眼目睹了沈琬現場寫作的過程，他怎么也不會相信這篇作文就是眼前這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寫出來的。
“姑娘，你留下你的地址，我要和校長商量再給你答復。”毛嘯岑興奮地說。
沈琬把住址寫在一張紙上。
毛嘯岑看了，說：“還好，住的不是很遠。我盡量想辦法，讓你來上學！”
送走沈琬，毛嘯岑把沈琬的作文拿回家，給他在學校女生部任督監的妻子沈華昪看，激動地說：“這個姑娘是你們沈家的才女啊。”
沈華昪看了，也很感動，對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很難得，文筆流暢，字也寫得漂亮，如果好好培養，將來會是個有出息的女孩子。”
沈華昪也是江蘇吳江縣人，曾就讀于上海愛國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在學校教書。她比毛嘯岑大四歲，是個積極參加婦女運動的新女性，早年和毛嘯岑就是沖破封建的束縛，自由戀愛結婚的。婚前他們不在一地，鴻雁傳書年余，時常賦詩步韻，抒發情懷，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彼此的文采經綸把他們連在了一起。
毛嘯岑對夫人說：“我準備破格錄取沈琬。”
沈華昪也說：“應該錄取。她的家境不好，建議減免她的部分學費。”
經他們夫婦說服吳校長，學校決定破格錄取沈琬，插班在高中部讀高二，并免去三分之一的學費。沈琬自己也沒想到，一篇作文就打通了她的求學之路。后來她總說自己幸得“貴人相助”，稱毛嘯岑夫婦是她“一生的恩師”。
進入女子中學的姐姐沈珉，從小養成了吃苦耐勞、勤儉持家的習慣，她白天讀書，晚上還要幫人做些針線活，掙點零錢，補貼伙食。
沈珉就讀的女子中學離南洋高商很遠。開學后，沈珉非常惦念妹妹，每隔兩三周就要去看望妹妹。每次都是步行，來回要花三四個小時。她用省下的車費買來書刊，姐妹倆輪流閱讀。這些書刊幫助姐妹倆增長了很多知識。
播“火種”的人
從蘇北小縣城來到上海這個花花世界，沈家姐妹原以為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豈料殘酷的現實與她們的想象大相徑庭。她們看到的上海，貧富懸殊，洋人橫行，國民黨特務、憲兵、軍警飛揚跋扈，開著警車在馬路上橫沖直撞，到處搜捕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上海被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當時在上海的國民黨特務機關，除了中統上海行動區之外，從1932年開始，又增加了軍統（當時稱復興社特務處）上海區。中統和軍統特務機關都在追捕共產黨，寧可錯抓三千，也不放過一個。雖然沈家姐妹并不知道“中統”、“軍統”，但看到警車橫沖直撞的現象，心中忿忿不平，十分痛恨這個黑暗的社會，痛恨國民黨反動派。但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現實？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她們感到很茫然。
然而，她們不知道，即使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候，中共黨組織的地下活動也沒有停止。在沈琬就讀的南洋高商，就有中共地下黨在活動。
1933年8月的一天，一個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走進南洋高商，徑直向男生宿舍樓走去。他天庭飽滿，一臉文氣，戴一副金絲眼鏡，穿一件灰色長衫，看上去像一名教書先生，實際上他是1924年就加入了共產黨的上海地下黨領導干部，叫魯自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時，魯自誠作為湖北新軍武昌第21混成協（旅）的一名戰士參加了武昌起義，并在那時就認識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成員董必武。1919年他到英國劍橋大學勤工儉學四年，1924年1月回國，6月即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天津、武漢、上海做工會工作，還曾在北大、北師大、中大任教。他在長期的工運和學運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后來擔任過上海滬東區委書記和江蘇無錫市委書記。他1933年到上海，從事中央在白區的情報工作，并建立組織，檢查工作。今天他來南洋高商，是要接收該校高三畢業班學生舒曰信加入中國共產黨。
半年前，魯自誠受在外地做秘密工作的中共黨員張曙時的委托，看望和照料他在南洋高商讀書的兒子張勉。魯自誠在看望張勉的時候，認識了和張勉同宿舍的學生舒曰信和華明之。
魯自誠通過和舒曰信交談，了解到他在南洋高商就讀時便開始閱讀社會科學書籍和進步作家的作品，從中探索進步思想和革命真理。面對社會現實，深感社會的不公平和社會制度的弊端，經常與學友漫談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以及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斗的遠大抱負。日寇侵占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發生后，舒曰信同進步師生一起走出學校，涌上街頭游行示威，還在學校內辦了名為《曰信》的墻報，宣傳抗日愛國思想。舒曰信出身于地主家庭，父親早逝，母親準備送他到日本留學，成材后回國繼承家業。他卻說：“國難當頭，難于安心讀書。”母親從家鄉宜興跑到上海，對他說：“鬧革命，那是窮人的事。你是舒家的獨生子，舒家那么大的家產還需要你繼承。孩子，不留學了，也不革命了，回家吧！”舒曰信斷然拒絕了母親的苦苦哀求，從南洋高商一畢業，就背叛了地主家庭，與家里一刀兩斷，投身到火熱的革命斗爭中去了。當時他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件冬天御寒的皮袍，別無他物，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無產者”。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像舒曰信這樣有知識、有文化、接受了先進思想、勇于背叛剝削階級家庭的革命青年，正是中國共產黨所需要的新生力量。
舒曰信住的男生宿舍在二樓，魯自誠如約敲門進屋，舒曰信正在房間里等他。舒曰信長得眉清目秀，剛剛十八歲，臉上稚氣未退，已有幾分少年老成。
學校放暑假了，校園里人很少，周圍非常安靜。魯自誠低聲對舒曰信說：“小舒，根據黨組織對你的考察，認為你積極要求革命，主動脫離地主家庭，思想是進步的，立場是堅定的，我今天來，是正式通知你，上級批準你加入黨組織。從今天起，你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
舒曰信聽了非常激動，屋子里本來就熱，一激動，便滿頭滿臉都是汗。他緊緊握住魯自誠的手說：“我要革命到底，永不叛黨！”
魯自誠說：“現在上海形勢很嚴峻，沒有條件舉行入黨儀式。我在英國勤工儉學時向工人們學會了一首全世界無產者的歌，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歌──《國際歌》，現在我就來教你唱。”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斗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這是最后的斗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
魯自誠將歌詞寫下來，輕輕唱給舒曰信聽。舒曰信天資聰慧，而且喜歡文藝，不一會兒他就學會了。于是，魯自誠與舒曰信又低聲合唱了一遍。歌詞通俗易懂，旋律鏗鏘有力，舒曰信唱著全世界無產者的歌，熱血沸騰，熱淚盈眶。他對魯自誠說：“從現在開始，我就是黨的人了！”他還鄭重表示決心：“雖然現在到處是白色恐怖，雖然做共產黨員就要準備著被砍頭，但我不怕，我相信，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魯自誠說：“你們這些新入黨的同志，就是我們黨的火種！”
在此之前，舒曰信曾向魯自誠介紹，同宿舍的學生華明之也是個進步青年，魯自誠說：“我注意到了。華明之和你一樣，也向往革命，你要在思想上多影響他。”
現在，已經是中共黨員的舒曰信對魯自誠說：“魯先生，我根據你的意思，約了華明之，他過一會兒就到。”
魯自誠點點頭，然后糾正他說：“以后不要再叫我先生了，可以叫魯自誠同志，或者叫魯大哥。”
舒曰信想了想說：“那我就叫你魯大哥吧，你是我們的革命引路人。”
正說著，華明之敲門進來了。他身材瘦長，瓜子臉，戴一副近視眼鏡，眉宇間透出一股英武之氣。
對于華明之的情況，魯自誠已經通過舒曰信有了比較深的了解。華明之祖籍江蘇無錫蕩口，1913年出生于上海。父親華國祥是一個本分正派的小職員，母親朱明仁是個賢惠的家庭婦女。華明之是長子，弟弟妹妹多，上面還有一個高齡祖母，一家老老小小，生活十分清苦。華明之好不容易讀到初中畢業，父親為了節省開支，不得不讓他上職業高中，以求早日畢業，謀職養家。
華明之是1931年夏天考入南洋高商的。一入學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全國掀起抗日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潮，華明之受反帝愛國思想的影響，讀了不少進步書刊，如鄒韜奮編輯出版的《大眾生活》等。在學校，他與一些進步同學一起主辦壁報，用畫筆抒發對舊社會的不滿。
華明之還把自己接受的革命思想帶回家，傳給弟弟妹妹以及他們的同學,最先受影響的是比華明之小一歲的妹妹華曼倩（參加革命后改名華韻三），還有三弟華家騄和四弟華介民。后來三弟、四弟都參加了銀行界和綢緞界黨的地下秘密活動。妹妹華曼倩經常跟著哥哥與幾個同學在一起讀進步書籍、寫心得體會。華明之把這些心得體會匯編成一本小冊子，取名《合力》，互相傳閱。有時還在家里聚會議論時政，言詞激烈，慷慨激昂。華明之的父親聽他們在罵國民黨反動派，就讓老伴兒在樓下大門口坐著剝毛豆，給孩子們“望風”。
后來，華明之與同宿舍比他高一屆的同學舒曰信關系越來越密切，深受舒曰信的影響，多次參加革命集會和游行活動。
“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瘋狂對中共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上海地下黨組織幾次遭受嚴重破壞，革命處于低潮時期，上海市也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但是，在舒曰信的影響下，華明之的革命情緒卻日益高漲。
1933年5月的一天，華明之跟隨舒曰信到虹口打浦橋一家茶館，參加地下黨組織領導的集會游行。游行開始之前，參加人員悄悄會集在茶館附近，時間一到，組織者以摔茶壺為信號，茶館樓上立刻撒下許多傳單，參加游行的工人和學生看到傳單，馬上從四面八方集中起來，形成上百人的游行隊伍，喊口號，撒傳單，向大馬路前進。等巡捕房的警車開來，游行隊伍就“轟”一聲四下散去。因為這種集會聚得快，散得也快，因此被大家稱為“飛行集會”。
華明之參加過幾次這樣的“飛行集會”，大大激發了他的革命熱情，也在這些活動中得到了熏陶和鍛煉。
一次，宋慶齡創導的“中國反帝大同盟”組織進步學生游行，舒曰信問華明之：“這次可不是撒了傳單就散，而是游行示威。你敢不敢參加？”
華明之堅定地回答：“敢！”
在游行活動中，華明之邁著堅定的步伐，舉著小旗，帶頭呼口號，撒傳單，表現出了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
舒曰信覺得華明之誠實可靠，就經常約他到靜安寺附近的“外國墳山”（即“外國公墓”）談心，那里行人很少，比較隱蔽，可以談得比較深入。共同的理想把兩顆年輕人的心連在了一起。
經舒曰信介紹，華明之的革命傾向受到魯自誠的關注。魯自誠把華明之列為舒曰信之后的培養對象。今天特別囑咐舒曰信約了華明之來見見面。魯自誠對華明之的印象是：一個外表文弱的書生，內心卻滿懷激情，好好培養，會是個有勇有謀的革命者。
在舒曰信和華明之的宿舍里，魯自誠向他們講述了當前的形勢，介紹了他參加辛亥革命以來的親身體會。他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建立了共和政府，但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怎么樣了呢？封建主義并沒有完全掃除，軍閥混戰，外敵入侵，租界林立，特務橫行，人民群眾一直在水深火熱之中掙扎，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越來越不得人心。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把中國的無產者聯合起來，才能徹底推翻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解放勞苦大眾，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魯自誠的一席話，給兩個年輕人撥開迷霧，指明了前進的方向。
舒曰信和華明之是魯自誠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播下的革命火種。隨后，這兩顆革命的火種又點亮了兩盞向往革命的年輕女子的心燈……
在恩師家的邂逅
1933年冬，一直省吃儉用，在經濟上接濟沈琬和沈珉的哥哥沈勤，自身陷入了經濟危機。他作為一名小職員，本來收入就不高，結婚后有兒有女，經濟日漸拮據，無法繼續接濟妹妹，沈琬和沈珉帶出來的那點錢已所剩無幾，只夠維持兩人簡單的生活，無錢交納學費，雙雙面臨輟學。危難之際，又是毛嘯岑夫婦伸出援助之手，幫助她們擺脫困境。
這時的毛嘯岑夫婦已調到上海正風文學院工作，師母沈華昪安排沈琬在正風文學院女生宿舍臨時住下。姐姐沈珉只好輟學，到一個私人診所當助理護士，實際上是勤雜工，以微薄的收入維持姐妹倆的生活，并支持沈琬繼續上學。
南洋高商是個新思想比較活躍的學校，學生成分也比較復雜。大部分學生是南洋華僑子女，他們的家庭背景迥異，有富豪巨賈，也有“賣豬仔”，盡管貧富差距懸殊，但他們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回祖國來學習中華文化，教育子女不要忘了祖宗。另一部分國內的學生，也是家庭狀況各不相同，有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孩子，也有一般平民子女。由于該校重視體育、文藝教育，因此出了一些文藝和體育小明星。
沈琬自幼喜歡運動，當年在泰興縣舉辦的小學童子軍比賽活動中，沈琬所在的城東女校獲得冠軍，身為中隊長的沈琬曾代表學校捧回銀盾獎牌。
上海南洋高商體育運動氣氛也很活躍，沈琬更是積極參與。她尤其喜歡打籃球。學校的女籃隊長是葉露茜，沈琬和她同班、同桌、同宿舍，兩人關系特別好。葉露茜每次練球，都拉著沈琬。據該校學生、電影演員黎莉莉在她的回憶錄《行云流水篇》中回憶：南洋高商的女籃很厲害，除了體育專科學校，簡直威震上海所有的校隊。南洋高商的男籃也很出色。男籃中有一名健將叫蔡演雄，后來曾參加過1936年在柏林召開的奧運會。
受葉露茜等人的影響，沈琬的籃球技藝進步很快，特別是她的低身傳球，又快又準，被同學們稱為“一絕”。
毛師母鼓勵她說：“你籃球打得很好，要多參加文體活動。”
但是沈琬有苦難言。打籃球，運動量大，體力消耗也大，有時參加比賽，趕不上學校食堂的晚飯，只能花一點小錢在校門口買點零食，往往吃不飽肚子。有的女生比賽后有男朋友邀請“下館子”，沈琬不愿吃別人的，更不愿隨便交男朋友，自己沒錢吃得飽一點，時常夜里餓得睡不著覺。為了夜里不餓肚子，只好減少運動量。后來她就干脆找各種借口，不參加籃球比賽了。
1934年春節，上海的天氣格外寒冷。沈琬和沈珉姐妹倆沒有路費不能回泰興老家過年，就冒著陰雨去給她們的恩師毛嘯岑夫婦拜年。在毛先生家，沈琬意外遇到了在南洋高商的校友和同學──比她高兩屆已畢業的舒曰信和比她高一屆還在校讀書的華明之。
毛先生和毛師母給他們四人作了介紹。四人之中，只有沈珉不是毛先生的學生，但她因為妹妹沈琬的關系，和毛先生一家人也相熟，于是四個年輕人很快就自然地交談起來。他們四個人的性格差異很大，舒曰信熱情奔放，華明之少年老成，沈琬開朗活潑，沈珉少言寡語。
舒曰信給沈家姐妹的第一印象，性格爽朗，談吐不凡，眉宇之間流露出剛強和自信，一看就是個出身于大戶人家的胸有大志之人。沈琬悄悄向毛先生求證，毛先生笑著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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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珉問妹妹和毛先生小聲說什么，沈琬把她的猜測告訴了姐姐，并悄聲說：“我看他很有革命激情，但好象不大會照料自己的生活，你看他衣服邋邋遢遢，不知多少天沒有換洗了。”
沈珉聽了忍不住笑起來。舒曰信問她笑什么，沈珉看看舒曰信，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輕聲說：“不告訴你。”
舒曰信也不好追問，卻忍不住盯著她看，仿佛答案寫在她文靜清秀的臉上。
沈琬更注意觀察華明之。華明之戴一副近視眼鏡，說話慢條斯理，鏡片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他比沈琬大兩歲，處事沉穩，待人誠懇，給沈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時過七十年之后，她還清楚地記得那次見面時的情景。
沈琬留給華明之的印象也非常好，純樸活潑，落落大方。他特別喜歡沈琬笑的樣子，因為她一笑，臉頰上就會出現一對迷人的酒窩兒。后來華明之告訴沈琬，他一看到那對酒窩兒，心就醉了……
四人相識，交談甚歡。舒曰信以學長的口吻對沈琬說：“以后學校里有什么事，就找明之兄幫忙。”
沈琬很自然地說：“我會的。”她正盼著有人說這句話呢。她為有華明之這樣一位學兄感到高興，當然不會放過找他幫忙的機會。
毛先生的獨生子、不滿10歲的毛安瀾和大哥哥大姐姐們很熟，偎在沈琬的身旁聽他們聊天兒。四個年輕人當中說話最多的是舒曰信和沈琬，華明之大部分時間是在聽，偶爾插插話，而沈珉則很少說話，她在聽的同時手也不閑著，幫毛師母干一些家務。毛先生則把客廳讓給四個學生，自己躲到書房做學問去了。
此后，四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幾次在毛先生家聚會，話題則海闊天空無所不及。華明之和舒曰信向沈琬問起她和她家里的情況，沈琬便一五一十地說給他們聽。她還是第一次對外人說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但面對兩位異性學長，一點不覺得難為情。就連平時不大愛說話的沈珉，今天的話也多起來，在沈琬講述的過程中，不時插話補充一些內容。
發生在蘇北泰興沈家大宅門里的故事，讓江南大地主家庭出身的舒曰信和上海小職員家庭出身的華明之感到新奇，特別是沈琬反抗裹腳的經歷，更是讓偎在沈琬身旁的少年毛安瀾聽得入迷。舒曰信和華明之一邊聽著沈琬的述說，一邊不時交換一下目光，他們對沈家姐妹的身世和志向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沈琬剛一說完，舒曰信開朗地哈哈大笑道：“原來你們倆和我一樣，也是封建家庭的‘叛逆’啊！”
幾次在恩師家的相會，徹底改變了沈家姐妹的命運，不僅使她們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也為她們的個人感情找到了歸宿。
事后，舒曰信和華明之向魯自誠報告：“我們發現了一對和我們一樣有革命志向的姐妹。她們思想純樸，為人正直，在蘇北家鄉中學里參加過一些抗日救亡活動，為反抗封建包辦婚姻來到上海，她們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
魯自誠聽了很高興，對舒曰信和華明之說：“你們要好好啟發她倆的革命覺悟。反帝、反封建，不是簡單地喊幾句口號。要讓她們知道，今后要走什么樣的路，中國的希望在哪里。”
舒曰信和華明之領受任務之后，就有意識地和沈家姐妹接觸，給她們講社會發展史，一起學艾思奇的《哲學講話》（后改為《大眾哲學》），指導她們讀進步刊物《生活》、《新生》等。華明之與沈琬同在一所學校上學，見面的機會較多。而舒曰信和沈珉都已走上社會，舒曰信經常有事要沈珉幫忙，他們二人的來往便多一些。這樣的格局導致了沈家姐妹終身大事的各自走向。特別是沈琬和華明之，共同的志趣、理想和事業，使他們走到了一起，并共同度過了漫長的琴瑟和同的歲月。此為后話。
白色恐怖下的“亭子間”（2）
沈珉比舒曰信大三歲，她像大姐姐一樣，經常到亭子間來照顧他的生活。有了沈珉的幫助，亭子間的面貌煥然一新。舒曰信則經常向沈珉傳播先進思想，并引導她走上革命道路。后來兩人在接觸中，互相產生了感情。沈珉雖然少言寡語，但內心情感豐富。她能吃苦，會體貼人，舒曰信對她情有獨鐘。在沈珉的眼里，舒曰信滿腹經綸，能言善辯，又有革命的沖勁，和那個大她十多歲的前夫相比，雖然都是大地主的兒子，卻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人。她曾經冰冷寂寞的心被舒曰信的熱情所感染，像凍土層下的小草，在春風的吹拂下，漸漸蘇醒，萌發出新的嫩芽……她動心了。可她心里也有顧慮，畢竟自己曾經經歷過一次不堪回首的婚姻，而且還比他大三歲。因為有了這些顧慮，對舒曰信的熱情的目光，她只能回避和躲閃。
舒曰信能感覺到沈珉是愛他的，但對她的猶疑的神情無法理解。有一次，他直截了當地問她：“你是不是不喜歡我？”
沈珉搖搖頭。
“那你為什么總是對我躲躲閃閃，若即若離？” 舒曰信無奈地追問道。
沈珉欲言又止，未語淚先流。
“你說嘛，到底是為什么？”
在舒曰信的哀求下，她大著膽子，一口氣把心中的苦惱說了出來，舒曰信一聽是這么回事，長舒了一口氣，安慰她說：“你是封建包辦婚姻的受害者。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反封建，反壓迫！我們自己還那么封建，怎么革命？你比我大三歲，那更好啊，不是說‘女大三，抱金磚’么？我們是革命者，當然不相信什么‘抱金磚’，可也不是什么壞事情吧？”
經他這么一說，沈珉完全打消了顧慮，破涕為笑，并從心里喜歡舒曰信的“能言善辯”。
舒曰信向王學文述說了他與沈珉的相互愛慕之情。王學文點點頭說：“她是個好姑娘。”他在舒曰信的亭子間里見過沈珉，認為她既溫柔又有韌性，還能吃苦，是棵革命的好苗子。
經王學文批準，舒曰信和沈珉結為“革命夫妻”──那個年代，很多在革命工作中相識、相愛的人結成夫妻后，都被人們稱為“革命夫妻”。婚后，沈珉才知道自己心愛的人是共產黨，堅定地成為舒曰信的助手。經王學文的批準，成為中央特科的一員，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協助舒曰信做抄寫、收藏、保管文件，后來又做秘密交通聯絡、掩護“機關”和領導人等工作。
設立黨的秘密“機關”，在中央特科的歷史上有其特殊涵義。這些機關各有不同用場：有的用來開會、辦公，有的用來接頭聯絡，有的設立電臺，有的專門保管文件。
當時上海空屋較多，租房并不難，但要有“殷實店鋪具保”，不然辦不成。租下房子以后，長期在此居住（辦公）的人員，叫“住機關”。如果住機關的男人是單身漢，為了不引起懷疑，就要調來一個女同志扮作“假夫妻”。按照秘密工作需要社會化的原則，住機關的人行動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住家要像住家，商店要像商店，住家的夫婦，女的要像家庭婦女一樣操持家務，才能隱蔽得好。
當時由于特務偵察和叛徒告密，上海的黨組織多次遭受破壞，不少共產黨員被捕和犧牲。城市里雖然沒有戰斗的硝煙，卻一直飄著腥風血雨，地下黨員冒著生命危險，與敵人斗智斗勇，進行生死較量。
舒曰信和沈珉覺得沈琬還在上學，就沒有向她透露他們從事秘密情報工作的情況。一個偶然的機會，沈琬發現了姐姐和姐夫都是革命者。
自從沈珉結婚以后，沈琬發現姐姐像是變了一個人，過去臉上憂郁的神情被燦爛的笑容所替代，過去總是沉默寡言很少唱歌的她，居然在干家務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江南小調。
沈琬忍不住悄悄問姐姐：“姐夫是不是對你很好啊？”
沈珉不好意思地用剛學會的上海話回道：“儂（你）講呢？”
沈珉也用上海話說：“阿拉（我）哪能曉得？”
沈珉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避開隱私話題，對妹妹說：“阿拉現在翻了身，生活再苦再累，阿拉都能堅持。阿拉總覺得有一股使不完的勁頭！”
姐姐情緒感染了沈琬。她問姐姐：“儂講‘現在翻了身’是什么意思？”
姐姐猶豫了一下，神秘地說：“阿拉找到了一個革命者做丈夫！”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576650100d55u.html) - 我所知道的中共女情報員沈安娜（8）_大洋艦隊_新浪博客
沈琬從姐姐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受到鼓舞，她便纏著姐姐也要參加革命。
沈珉有些為難地說：“這個事阿拉做不了主，儂得問伊（他）。”這個“伊”是指舒曰信。
舒曰信聽說沈琬也要參加革命，便嚴肅地對她說：“參加革命，做秘密工作，是要吃苦的，還有坐牢和殺頭的危險。”
沈琬表示：“我能吃苦，也不怕死。”
舒曰信認真地看著沈琬，從她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是那種說得到就做得到的人。他答應她，等請示了上級以后再給她答復。
他現在正在忙著華明之入黨的事情。他已把沈琬、沈珉姐妹列入下一批黨員培養對象。
1934年7月的一天，已經從南洋高商畢業的華明之被舒曰信約到他的亭子間。天很熱，屋子關著窗戶，還掛著窗簾，華明之一看就知道舒曰信要和他談重要的事情。
平時總愛嘻嘻哈哈的舒曰信今天的神情顯得格外凝重，他開門見山地對華明之說：“今天我受魯自誠同志的委托，向你轉達黨組織的決定。經過黨組織一年多的考驗，認為你政治上可靠，由魯自誠和我作為你的入黨介紹人，組織批準了你的入黨申請。從今天起，你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了！”
華明之聽了非常激動，立即表示：“我一定忠實于黨，保守黨的秘密！”
舒曰信說：“現在上海白色恐怖形勢嚴峻。魯自誠同志不便親自來見你。他讓我轉達，組織批準你入黨了。一年前，我入黨的時候，魯大哥教會了我唱《國際歌》，今天我再把這首歌教給你。”
接著，舒曰信便在悶熱狹小的亭子間里，低聲教華明之唱起了《國際歌》。
……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讓思想沖破牢籠。
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
趁熱打鐵才能成功！
……
雄渾低沉的旋律在小屋里回蕩，在華明之的心中回蕩。他將懷著“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實現”的雄心壯志，為黨的事業進行艱苦的奮斗。
舒曰信告訴華明之，入黨以后，魯大哥讓他們一起在“老李”（王學文）的直接領導下，從事黨的秘密情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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