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風險高”

 近年來，有兩種不同類型的典型人群因不斷出事而見諸報端。一類是煤礦工人、礦井工人;另一類為落馬貪官、問題官員，這兩類不同的群體原本沒有多少可比性，但人們卻冠之以一個同樣的詞匯——“高危”。

當官也高危，是不是個偽命題呢? 據人民論壇雜志調查結果顯示，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也是一種高風險職業”，并認為官場十大高風險崗位分別為國土局長、交通廳長、縣委書記、公安局長、組織部長、建委主任、安監局長、市委書記、國企老總、房管局長。

這些崗位可謂“位高權重”，是為人民服務很好的崗位，其成為高風險崗位的背后，反映了怎樣的官場生態和社會生態?

當今中國社會正急劇轉型，已進入了“矛盾凸顯期”和“風險高發期”，風險性是這一時期的突出特征，這種風險性已經實實在在地滲透到了各個階層、各個人群，包括官員，其中在“涉地”、“涉房”、“涉礦”以及地方黨政“一把手”等官員的身上表現最為明顯。

官員的高風險，具有哪些不同于其他群體的突出特征?其背后的深層原因何在?我們應如何加強相關的制度建設，使政府部門的要害崗位，不再 “高危”?本期特別策劃對以上問題進行了解答。

——人民論壇“特別策劃”組

高官者說：

“我不喜歡‘地王’這個詞兒，難道土地價格稍高一點就是‘地王’了嗎?”——今年3月，北京市國土局副局長曾贊榮在土地拍賣現場“督戰”時說

“我也想去高速路上做收費員呢!”——面對收費站管理員月薪過萬的現象，江蘇省交通廳某副廳長在今年兩會上說

“把我放在一個地方工作，就等于把一個地方的發展、穩定、和諧交給我。”——今年1月，陜西省吳堡縣縣委書記王勇在做客新華網時說

“2010年向人民群眾做出的100項承諾，我們有把握、有信心、有能力，而且一定能辦到。”——沈陽市公安局局長許文在沈陽市公安局2010年《百項承諾》新聞發布會上說

“現在，社會上的業余組織部長很多，時不時地傳出哪個地方、哪個部門要動了，都是小道消息。我們的新聞發布是正牌貨，發布的都是權威新聞。”——今年3月，吉林省組織部長黃燕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拜托大家，一定要文明施工，把影響降到最低!”——今年2月，廣州市城鄉建委主任簡文豪在全市建設工程文明施工管理工作會議上向到會的50家建筑施工企業三鞠躬

“王家嶺礦難確有問題。”——今年3月2 8日，山西王家嶺煤礦發生透水事故，國家安監總局局長駱林在事故現場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

“投資性的需求要不要抑制?我買房子不是為了我自己住，我是為了投資，這個必須要抑制。”——今年1月，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回應高房價時說

“還是問問別人吧，謝謝，我開會要晚了。可以多問問文藝界的委員，他們比我掙得多。”——一名身為國企老總的全國政協委員在今年兩會上說

“去年歲末，電視劇《蝸居》被熱炒起來，間接折射出大都市居民面對高房價的焦慮，以及由此引發的人生百態。”——今年1月，廣州市國土房管局局長謝曉丹在某工作會議上說

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風險高”

什么是官場高危崗位?人們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是指責任重大或事故高發，最容易被問責的領導崗位;有人認為，是指情況復雜、人事關系盤根錯節，最容易 “中暗箭”、 跌跤子的領導崗位。但人民論壇雜志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心中的“高風險崗位”，還是那些最容易在廉潔問題上“出事”的領導崗位。而國土局長、交通廳長、公安局長、縣委書記、組織部長、建委主任、 市委書記、安監局長、國企老總、房管局長被列為“高危” 崗位的前10名(如圖)。

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調查6810人的結果顯示(其中在人民網、人民論壇網等網絡調查6250人，發放書面問卷調查560人)，44%的受調查者認同“做官風險高”。

“您選擇‘官員也是一種高風險職業’的依據是什么?”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61%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缺乏強有力的監督”，39%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的實權較大”，20%的受調查者選擇了“在這個崗位上落馬的官員較多”。另外，還有10%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媒體的關注度較高”、9%的受調查者選擇“崗位與老百姓的關系更密切”。由此可見，“崗位的實權較大”、“崗位缺乏強有力的監督”是大多數受訪者認為“做官風險高”的主要原因。

也就是說，人們認為上述崗位的風險性最高，主要基于三個判斷依據：一是從“出事”的可能性看，這些都是“很有油水”的崗位。而油水多的地方人們容易滑倒，一旦滑倒了，站起來也很難。

二是從實際情況看，已被紀檢監察和司法部門查處、并被媒體廣泛曝光的貪腐案件中，這些崗位出現的幾率都很高。例如，全國已有一半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生過正副交通廳局長索賄受賄案件，“工程上馬，廳長下馬”，幾乎成了交通基建領域的一句咒語。而從2008年年底開始的對李培英、陳同海等國企高官腐敗案的審判，因在犯罪金額巨大上屢創新高，也引起人們高度關注。還有在重慶的打黑除惡中，暴露出的公安司法機關某些人員與黑惡勢力的勾結狀態更令人吃驚。

三是從自身和周圍人群的感受來看，人們對侵犯自身利益的腐敗活動最深惡痛絕。被各種腐敗成本抬高的房價及屢屢發生的幕后交易，還有導致大量生命被吞噬的礦難事件，最容易引發群眾舉報和輿論關注，腐敗活動在某種程度上也最容易暴露。國土局長、建委主任、房管局長、安監局長等“涉地”、“涉房”、 “涉礦”的領導崗位，竟在前10名中占了近一半，就不奇怪了。

問卷調查不是精確統計，而是我們“觸摸”社會感覺的一種途徑。調查結果和實際情況也許還有距離，但總的來說，還是靠譜的。

為什么這些領導崗位會成為高風險崗位?

這是問卷調查的真正意義所在。這些領導崗位都屬于公共資源密集的行業或部門，項目密集、資金密集、權力密集。有的握有巨額的財政、信貸資金，有的可以決定重大投資項目和工程花落誰家，有的掌握著高回報行業的準入權。因此，包括私人老板在內的一些市場主體，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取資源優勢，便把收買公共權力，作為最主要的經營手段之一。在猛烈的糖彈攻擊下，意志不堅定者很容易被拉下水。

對一些“出事”的領導干部的調查表明，在權力高度集中、缺乏制約監督上，都驚人地相似。例如作為行政部門領導的交通廳長，經常同時兼任高速公路建設總指揮部的總指揮，或高速公路建設總公司的董事長，作為后兩個機構的“法人”，決策可以避開交通廳黨組的監督;而后兩個臨時機構的班子成員，更沒有能力制約唯一的政府代表。

在現行體制下，公安部門是行政與司法的結合體，權力很多，也非常集中，優勢是打擊犯罪效率高、力度大，但若主要負責人貪贓枉法，制約監督難度也很大。而有些大型國有企業，如同一個小社會，企業領導人擁有財權、經營權、人事任用權在內的廣泛權力，想“撈錢”非常方便。至于縣委書記和市委書記，主持一方全面工作，權力更大。特別在遠離中心城市的縣一級，家長制的封建文化更容易復活，為什么在個別縣市，買官賣官竟發展到半公開化、批量化的地步，賣官者本人還邊賣邊升，就說明在其管轄范圍內，制約監督他的力量很微弱甚至不存在。

因此，誘惑巨大，權力集中、制約監督乏力，制度執行不到位，是導致這些領導崗位成為“高風險崗位”的三個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