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理解基本國策，走出人口思想誤區
劉忠良
隨著計劃生育工作的深入推行，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了憲法。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把實行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計劃生育成為一項國策，被寫入憲法已經有32年了，黨把它明確定位基本國策也已經有28年了。但現在多數中國人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誤解十分嚴重。為科學理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也為了貫徹科學發展觀，我們需要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有一個更科學的認識。
一項基本國策，必有偉大的宗旨和深遠的意義。能寫入憲法的政策，必有深遠的內涵和科學的要義。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其宗旨是使人口與資源環境和社會經濟發展相協調，使中國走向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比如憲法第25條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簡單的說，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是要使中國走科學的可持續發展之路，其宗旨和內涵與科學發展觀是一致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最基本的內涵和最核心的使命。為了科學認識和正確了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為了不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被少數人當做維護利益的工具，為了中國的可持續性發展和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我們需要糾正一些最基本的認識。
首先是概念的誤解。所謂計劃生育，就是有目的有計劃的調控人口發展，與無計劃的人口發展相對應。既然是計劃，它既可以是計劃增加，也可以是計劃減少；既可以是鼓勵少生，也可以是鼓勵多生，這要根據當時的歷史條件來定，比如發達國家的計劃生育就是鼓勵多生。所以計劃生育有兩種：鼓勵生育型計劃生育和抑制生育型計劃生育。中國人有這樣一個誤解：誤以為計劃生育就是鼓勵少生。其實這是完全錯誤的。計劃生育就是要通過人口調控來實現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怎樣可持續性發展就怎樣調控。長期過高的生育率不是可持續的人口發展，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也是不可持續的人口發展，否則會有民族滅亡的危機，日本、韓國、歐洲等國家都有這樣的擔憂。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統計客觀數據顯示，我們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客觀數據顯示，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人口專家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顯然，那怕中國現在有20億人口，中國人也應該有這種擔憂。所以，不要認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是要鼓勵少生，像發達國家一樣，未來中國計劃生育也要鼓勵多生，因為這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可持續性發展宗旨和富民強國目的的內在要求，不能理解這一點就是在誤解或曲解我們的計劃生育基本國策。
其次是對人口方面的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問題了解不清楚。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和人類社會存在的載體，所以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與國家的有機體。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因而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和人口的科學發展是實現“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工程，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最重要組成部分。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一個無法維持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必定使未來中國面臨重老齡化，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形式。很顯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隨著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到來，一胎政策已經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需要重新討論人口政策。所以，我們應該根據客觀條件的變化重新討論具體的人口政策應該如何轉變。真理越辯越明，討論人口政策，為中國制定一個更符合當前條件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可持續性發展宗旨對中國人提出的要求，否則我們就背離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
再次，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某一個時期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實施內容，但不等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本身，它要隨著具體社會條件的變化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的內在要求而與時俱進的調整。所以，鼓勵少生不是基本國策，當前人口政策不是基本國策，一胎政策本也不是基本國策，否則那就是對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僵化理解了。而討論當前人口政策是否還適宜、是否放開生育或放開二胎、是否鼓勵生育，都不能阻止或蓋上反對基本國策的帽子，因為這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可持續發展內涵和黨的科學發展觀對中國人提出的內在要求。當條件變了，由多生變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變成低生育率，這時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內在的要求調整具體的人口政策，否則就違反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和宗旨。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觀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這皆不屬于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要求，中國也應該鼓勵生育了。
同樣，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科學的，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可持續發展的，什么樣的具體政策是符合當時條件與時俱進的，要有充分的討論，科學系統的論證。只有這樣，才能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才能體現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黨的科學發展觀的內在要求，才能真正堅持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無論是200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還是近幾年的人口抽查，客觀調查數據均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這已經完全不同于上世紀五六年代的人口狀況，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內在要求、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這時候就需要對具體人口政策進行討論，制定一個更符合當前歷史條件、更符合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更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與時俱進的具體人口政策。否則，我們就違背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違背了黨的科學發展觀，歷史也要說我們不與時俱進了。（完）
（字數統計：2500字）
文后語：
建國后，隨著戰爭的結束和和平的到來，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新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迎來了二戰后的人口增長高峰。其實，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并未發生多大變化，但建國后社會的安定、經濟的發展和建國后醫療衛生事業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的兒童死亡率大幅降低，人均壽命快速提高，使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狀況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迅速轉變為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由此中國人口快速增長。1953年全國人口普查后，人口的快速增長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同志在黨的八大三次會議（擴大）的講話中提出抓人口問題“三年試點，三年推廣，四年普遍實行”的設想。1953年的《農業發展綱要》首次寫入了計劃生育內容，計劃生育開始在一些地區進行試點。從1959年開始，出現了三年自然災害，出生率急劇下降，死亡率大幅上升，1960年首次出現了不正常的人口負增長，計劃生育暫時被擱置。到1962年，自然災害結束后中國出現補償性人口生育高峰，于是黨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國務院于1971年批轉了《關于做好計劃生育工作的報告》。到1978年，“國家提倡和推行計劃生育”寫入憲法，計劃生育此后就成為了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由于60年代的人口快速增長，在20世紀70年代初國家開始在全國城鄉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并且計劃生育工作逐步增嚴，總和生育率快速下降，從1970年的5.8快速降到1980年的2.24。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快速下降到1980年的2.24，生育率僅處在世代更替水平附近（由于發達國家的嬰兒兒童死亡率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為2.1，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就比這高），和其他曾經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一樣，下一步的計劃生育工作就是防止生育率下滑到過低的水平（注：計劃生育既可以是鼓勵少生，也可以是鼓勵多生，并不是計劃就要減少，也可以是計劃增加）。由于當時中國的人口結構十分年輕，人均壽命快速延長，絕大多數國民離預期壽命年齡還很遠，這種人口狀況決定當時中國即使一個孩子不生人口也能增長幾年。就是這種人口結構，雖然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但依舊使中國人口數量因壽命的延長而保持較快增長。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前的35歲提高到現在的72歲，也就是說中國孩子一個不多生，中國人口也會因壽命延長而增加一倍——即由5.5億變成11億。但這時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在中國其代表人物是馬寅初）在中國盛行，國際人口控制思潮也對中國產生一定影響，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974年12月10日頒布的第三世界國家人口削減戰略——《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第200號：世界人口增長對美國的安全及海外利益的影響》也實施起來并通過各種傳途徑影響中國人的人口思想。受這些思想的影響，當時計劃生育主任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一胎政策總設計師宋健等認為中國必須實施一胎政策才能解決人口問題，否則中國將面臨人口爆炸而不可收拾。宋健、田雪原等專家認為如果按中國當時的生育水平延續下去，2000年中國人口要超過14億，205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40億；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后，才能停止增長。其實這種預測既是不科學的也不符合事實的，比如他們說“即使今后平均每位婦女只生兩個孩子，也要到2050年中國人口達到15億后才能停止增長”，這是十分明顯的錯誤。但這些專家的人口預測在當時引起人口學界和政界的很大震動，一些人甚至產生了中國要為此大動亂的恐慌心理。事實上如果考慮到70年代中國生育率的急劇下降、經濟社會發展對降低生育率的強烈作用（這是已經被世界各國的人口發展史所證明的客觀規律）、當時人口結構對人口增長的影響和科技進步對土地人口承載能力的提高，本不應該引起恐慌。但由于當時國民和決策層對人口問題了解不深，而且切身的體會到當時的人口快速增長，在人口恐慌之中一些專家的主張很容易成為國家的政策。
事實上，在一胎政策的執行中，一批人獲得了很大的權力和利益，比如罷官和撤銷國家飯碗的巨大權力，巨額罰款收入，大量灰色收入等，半月談2009年第8期就報道了一名鄉干部自曝地方計生成為當地最油水最風光最想進的政府部門。實際上，一胎政策是對計生部門的大擴權，賦予了計生部門很大的權力和巨大的利益，由此一胎政策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他們甚至置民族與國家利益于不顧而千方百計的維護一胎政策。姑且不論馬爾薩斯人口理論的正確性，據2000年人口普查客觀數據顯示，到了1991年中國總和生育率降到1.8，1995年降到1.48，2000年降到1.22，一胎政策也已經超額完成了歷史使命。這時中國計劃生育的任務不再是控制多生——因為多生的前提已經不存在了，而是應該挽救低生育率、鼓勵多生。但這時，由于一胎政策已經形成了一批利益集團，他們千方百計的阻止人口政策調整：一有人提出中國不應繼續實施一胎政策，一有人說繼續實施一胎政策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利益集團就拿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當擋箭牌。在他們眼里，在他們的話語中，在他們所塑造的輿論氛圍中，好像一胎政策本身就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誰也不能碰它。結果，許多人不敢談論人口，許多報紙不敢報道人口問題，許多網站封殺討論人口的帖子，許多出版社不敢碰討論人口問題的書籍。顯而易見，利益集團已經運用自身權力和強勢話語權控制了關于人口的輿論，并用這種方法成功的保護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時中國和中華民族也付出了代價。既得利益集團已經給給整個中國灌輸了這樣的思想：一胎政策就是基本國策，所以一胎政策的負面作用不容討論；當前人口政策就是基本國策，所以在人口方面不能報道相左問題；計生專家提出的生育率就是基本國策，所以多高生育率合適不容討論；因為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所以無論計生部門無論做什么都不能討論，否則就是質疑基本國策，就像質疑皇帝的新裝是犯罪一樣。儼然，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已經讓既得利益集團解釋成了為自己利益辯護的工具和萬能的擋箭牌。
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某一個時期的人口政策是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在一定條件下的具體實施內容，但不等于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本身，它要隨著具體社會條件的變化根據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精神的內在要求而與時俱進的調整。當條件變了，由多生變成少生或不愿生，由高生育率變成低生育率，這時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就內在的要求調整具體的人口政策，否則就違反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科學發展觀的精神和宗旨。根據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查的客觀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根本不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總和生育率從1991年就降到1.8，2000年降到1.22，這皆不屬于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水平。按照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宗旨和精神所提出的內在要求，根據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要求，中國也應該鼓勵生育了。但這時，既得利益集團不但不提鼓勵生育的事，反而為了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置民族未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于不顧，千方百計的維護已經不符合歷史條件的一胎政策。顯然，從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宗旨的內在要求、黨的科學發展觀和與時俱進的內在要求來講，計生委和人口專家中的一些人員已經違背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黨的宗旨20年！但在現實中，既得利益集團為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卻把自己描繪成維護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受害者。
計生部門作為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執行者，卻實際上最大背離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精神，在執行上成了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最大玩弄者，并故意篡改曲解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精神，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卷成他們的權力大棒，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做成維護自身利益的萬能擋箭牌。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領土，因為若無人，再大的領土也沒有意義。我想，它不是資源，因為若無人，再多的資源也沒有意義。我想，它也不是制度與文化，因為若無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沒有任何意義。我認為，它是人。又由于決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數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勵或抑制生育），所以我進一步的認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與生育，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基。歷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滅絕了。物質財富是人生產的，科技是人研發的，軍事是人裝備的，民族與國家的力量是以人為基礎的。人是一切的創造者和最終所有者，人口是民族與國家的力量之源。沒有人口就不能稱為國家或民族，沒有生育就不會有國家與民族的延續。歷史的演變一再證明，人口與生育才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沒有人，能談什么？什么都不能談。人的力量才是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謂物質力量，那都是暫時的，那都是人創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沒有人，什么擁有的東西都會失去。縱觀人類歷史與未來發展趨勢，一切經濟的優勢都會成為過去，一切科技的先進都會落后，一切軍事的強盛都會衰落，一切國力的強大都會被送進歷史的課本，只有子孫興旺延綿不斷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還有機會；缺乏人口，一切機會都不屬于你！人在，機會便在！人在，機會在，強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歷史表明：人旺人強，她一定會強；人衰人弱，她一定會弱！歷史的機會總是大而重，歷史的機會最終只屬于擁有強大人口與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漸淡出。
任何一個民族，只要他的人口與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萬次，她還能站起來繼續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縮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眾多人口與強勁生育文化，才是一個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著人口在，不怕沒機會（翻身、發達）；留著孩子在，不怕沒希望（翻身、發達）。青山不再，柴火必盡；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
以色列雖然打贏了五次中東戰爭，但以色列國內的阿拉伯族的比例在不斷的升高，幾十年后以色列的猶太人將成為少數民族，最后猶太人打來的土地都成為阿拉伯人的了，結果阿拉伯人用生孩子的方式不戰而勝。為什么以色列那么強，打了一次又一次勝仗，卻始終不能擺脫滅亡的可能陰影？而阿拉伯人那么弱，敗了一次又一次，可以色列卻無論如何連滅掉阿拉伯的可能都沒有呢？不正是因為阿拉伯人多和阿拉伯的生育率高嗎？因為阿拉伯人多、生育率高，所以他們能在失敗一次又一次后而卷土重來。而以色列因為人口少生育率低，所以不管贏多少次，只能爭扎求存，只要輸一次，就是亡國滅種！這就是人口與生育的意義。
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國人喜歡生孩子，尤其是認為漢人喜歡生孩子，所以必須對其進行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才能解決中國人口問題。但在全世界的現實表明，現在中華文化圈和漢人最不愿生孩子。縱觀全球各國各地區，華人總是生育率最低的群體。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而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9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數據顯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7個，欠發達國家為2.7個，最不發達國家為4.6個，而扣除中國后的欠發達國家為3.1個。在已經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2009年臺灣澳門總和生育率僅為1.0，香港也僅為1.1，連排世界倒數前三名。縱覽世界現實，豈能說中國人或漢人喜歡生孩子？現在漢族生育率僅1.2左右，這意味著漢族人每過一代人口大約減少45%，7代之后（約200年）人口減少為原來的1.5%（大約1800萬人），10代之后（約300年）人口減少為原來的0.25%（大約300萬人），況且還是老齡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兒比例極低。也就是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漢族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可以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弱小民族，漢族幾千年來建立起來的民族人口基業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毀掉。漢族的生育文化是古代先賢通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傳香火”、“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等思想文化元素策劃出來的。但是，這些傳統思想文化幾乎已經全部被戴上“思想落后”的帽子，被中國人自己嚴重破壞。在思想大解放、社會道德墮落、計生宣稱鋪天蓋地、現在經濟社會運轉機制和社會養老的作用下，漢族的這些傳統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經流失殆盡，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沒有形成，必然導致漢族生育率處于危險的超低水平。漢族人喜歡生孩子，早已是一個天大的謊言。
五千年來，我們中華民族，尤其是主體漢族，歷經入侵，歷經戰亂，歷經災難，多次亡國，多次瀕臨亡族，多次損失慘重。但我們卻敗而不亡（亡國），亡（亡國）而不死（民族仍延續），損而不折，依舊頑強的生存延續著，難道不是因為我們人口眾多、生育文化強勁嗎？眾多人口讓我們經得起戰亂，經得起損耗，經得起折騰；強勁的生育文化讓我們在戰亂之后、巨損之后、折騰之后隨即補充眾多的年輕人口，讓我們依舊有力量依舊頑強的生存著。這就是我們敗而不亡，亡而不死，損而不折，五千年來強勁延續下來并最終成為勝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讓我們民族尤其是讓漢族倔強延續的強勁民族生育文化卻已經離我們遠去了！
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人類社會所有競爭活動的承擔者，人是人類社會所有實力的最終承載者，人是人類社會一切的創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所有力量的最終源泉，因而人口實力（指包括數量、質量和結構三位一體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與國家實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與國家力量的源泉和實力的載體。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載者，人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識技術和物質資源使用無國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實力和財富。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不是經濟的競爭，也不是科技的競爭，更不是軍事或政治的競爭，因為這些競爭歸根結底都只是人的競爭，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競爭。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是創造競爭主體——人口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不斷發展，后發國家和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會使世界各國人口素質具有趨同趨勢，未來很難再有今天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巨大人口素質差別。當人口素質的鴻溝消失時，人口數量和結構就是人口實力的一切。創造和吸引競爭的主體——人口，才是未來大國最根本的競爭。保持或促進人口再生產能力的發展將是未來大國競爭中最具根本性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發展，制度因素趨于同質化，經濟基礎差別鴻溝消失，人口因素將更趨于主導地位和決定性地位。在人口這個競爭上勝利了，其他方面的競爭就跟著勝利了。而在人口競爭上失敗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敗。無論過去他多么強盛多么輝煌，人口競爭的失敗將注定一切的失敗。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識技術）只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
隨著世界融合的不斷發展和世界資源貿易（包括間接資源貿易——除直接資源貿易外的其他實物貿易和所有起到資源轉移作用的非實物貿易。幾乎可以說所有非實物貿易也在發揮轉移資源的使用，如電力貿易、技術貿易等，因為電力、技術等的生產過程也需要資源的消耗）的持續擴大，單個國家的資源越來越變成世界的資源。而我們中國少生孩子無論是節約中國的資源還是節約了世界其他國家的資源，其實只不過是把我們中國少生孩子節約資源服務于其他國家的人口，是以消弱中國而強大他國。世界其他國家皆不實施獨生子女政策，世界其他國家皆不實施強制的計劃生育減少人口，為何我們中國要如此“奉獻世界”呢？憑什么讓中國獨自做這個強他人弱自己的“世界君子”？ 所謂“少生4個億推遲世界65億日人口4年到來”對世界貢獻巨大的說法是十分愚昧的，即便是中國從1980年一個孩子不生也僅能推遲世界65億人口日8年到來，但世界65億人口日還會在2010年出現。而此時，中國最年輕的育齡婦女也已經40歲了，中國作為一個民族也幾乎快失去了生育能力。
人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社會經濟的細胞和存在基礎。若制度等基本不變，則人口發展變化主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變化，經濟社會變化主導一個國家的各方面變化，進而主導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變化。人口主導大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大國經濟變化主導世界經濟變化，大國經濟競爭主導世界經濟格局轉變，因而人口最終主導世界經濟格局的轉變和大國的起落沉浮，新興國家的崛起實質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發。加拿大領土面積比中國大，沒有人說加拿大崛起；澳大利亞比印度領土面積大，沒有人說澳大利亞崛起。由人類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無論看中國、印度或者說巴西，當今大國崛起的實質是人口大國的人口力量不斷被釋放出來，從而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任何國家崛起的根基在人口，這是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的。
無論是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或軍事的競爭、政治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一切國家的競爭都必須由人來進行。因而國家間競爭的實質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作為國家整體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數量、質量和結構，因而國家間競爭的實質就是人口的競爭（暫不考慮制度等因素，或認為制度是同質的或制度的結果是同質的），人口是國家競爭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強大的人口實力，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保障，是國家未來競爭的根本保障，是中國崛起最根本最基礎的保障。
為進一步了解人口問題，首先介紹一下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一生的生育數。如果一個社會長期處于人口數目不變的狀態，那么這個數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書以下所說的生育率皆是指總和生育率）處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慮到新生兒成長到生育期之前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終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這個數字會高于2。在經濟發達、社會保障比較好、性別比正常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比如西歐國家、日本、中國港澳，這個數字是2.1；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經濟落后、醫療保障差、性別比嚴重失衡的國家，這個數字要高得多，如中國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需要2.5到3.3個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個，并且孩子無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國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說1/3的夫婦生3個，1/6的夫婦生2個，1/6的夫婦生1個，1/6的夫婦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從而一個不生（中國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婦不育，而且還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婦生4個及以上（按4.5個計算），則1/3×3+1/6×2+1/6×1+1/6×0+1/6×4.5=2.25，暫時還達不到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別比正常、兒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達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將不斷萎縮，直到種族滅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5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數據顯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5個，發展中國家為2.8個。200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為簡化分析，我們首先假設新生兒性別比是100：100，兒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過30年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設第一代是800萬人，則第二代是400萬人，第三代是200萬人，以此類推。可以簡單的認為這時的人口結構是800：400：200，總人口是1400萬人。而30年后人口結構為400：200：100，總人口是700萬人。可見，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0%，90年后人口減少到原來的1/8（即12.5%），180年后減少到原來的1/64（不足1.6%），300年后減少到原來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國每個婦女只生一個孩子，則7代人之后（約210年）中國人口就會從目前的13億降到1000萬，再過7代人的時間就會再下降到不足8萬，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幾乎可以說就已經絕種了。事實上，新生兒性別比不可能是100：100，兒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約至少0.1的生育率是無效的（隨社會發展程度而不同，發展中國家則比這要高）。也就是說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過一代就減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則每過一代人口減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則每過一代減少40%。以此類推，1.4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5%，1.5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0%，1.8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發達國家則可以維持人口世代不變。
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若在此基礎上再過一二百年，中華就接近亡族了。以這樣的人口形勢下去，我們中華民族何談復興世界第一？
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萬；2003年1‰調查顯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萬。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房價和養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別比失衡的持續發展，2001-2010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會比2000年及以前進一步的減少。扣除死亡、不育、單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幾年來每年新生可以為中國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萬。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后每年實際加入生育隊伍的育齡婦女將從2015年及以前的1200萬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萬。中國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從2010年的1.1億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億，到2023年只有0.65億了。現在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香港每個婦女只生育1.1個孩子，臺灣澳門只生育1.0個孩子，韓國只生育1.2個孩子。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生育文化破壞遠比港澳臺和韓國嚴重，中國又處在急速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和高房價高醫療高教育成本的時代，生活工作壓力極大，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和養育能力只會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大陸的生育率依舊會非常低，港澳臺和日本韓國等國家現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現在不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勵，那我們很快就會錯失時機。現在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是1200萬左右，但每年新生兒童數量還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遲疑下去，到時候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只有500萬，那時候我們每年新出生兒童數量會達到世界的4%嗎？一個一直占人類人口1/3左右的偉大民族將快速的衰落，我們中華民族還何以立于世界強族之林？80后是中國的最后一次嬰兒潮，如果錯過了，中華民族也許真的要萬劫不復了。
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細胞，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再生產，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發展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統一體。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一個無法維持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中國現行僅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來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人口再生產，必定使中國面臨重老齡化，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形式。很顯然，中國人口政策已經到了需要徹底改變的時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國家一樣，中國也已經到了需要大幅轉變人口政策的時候。
人口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力量之源，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維持這個力量之源的強大。支撐一個國家實力增長的，在于其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能力。而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長期發展，又取決于人口再生產能力。從長遠看，人口再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變化。要保證中國的成功崛起，必須保證中國相對于其他大國有足夠強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沒有足夠的人口再生產能力做支撐，中國崛起就無從談起。
但是，在這個時候，計劃生育既得利益集團仍千方百計的阻止人口政策的調整，許多國民因對人口的錯誤認識卻看不到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危險，依舊認為中國人口多麻煩重重。人是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社會存在的載體，人口問題的變化必然要引起其他各方面的變化。中國超低的生育率，必然會危害到中國的各個方面。
計生委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曲解篡改打造成了維護自己利益的萬能擋箭牌。政治與經濟已經改革開放30年了，關于社會主義的真理也已經辯論過30年了，但人口領域一直未能改革開放，仍然充滿簡單而又愚昧的思想，依舊思想禁錮。為什么？？？就是計生委把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玩弄成了自己手里的權力大棒和萬能擋箭牌，既能棒打別人又能盾擋攻擊，我們再愛國再吶喊也無可奈何！！！可悲啊！！！但是，計生部門得意的背后，我們的民族、國家、社會、民眾卻付出慘痛的代價：中國新生兒占世界的比重已經降到10%，而且仍在降低，我們的民族為此付出慘痛代價；孩子是國家的希望，現在的孩子是國家未來的力量，但中國未來的力量卻一天一天的在削弱，中國崛起的人口根基在一分一秒的受損，我們國家為此付出慘痛代價；除二胎試點地區和計劃生育較松的新疆西藏外，中國新生兒性別比持續失衡，未來5000萬光棍現在還要每年增加120萬，則對應每天有3000女胎兒被殺，我們未來的社會為此付出慘痛代價；一個孩子養兩個父母四個爺爺輩是負擔沉重的，各色罰款和賄賂成本在每天壓迫著人民，每天都發生著獨子死亡而父母老無所依，我們的民眾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面對如此，作為中國的一員，作為炎黃子孫，作為愛國有責任感的我們：我們應該做什么，我們力所能及能夠做什么？但我的文章沒有一個報社敢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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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需要鼓勵生育 |
姓名：劉忠良 會員編號：64756 所在地：陜西省西安市 政治面貌：共青團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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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 劉忠良 | 政治面貌：共青團員 | |
| 主辦（上報部門）：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 協辦： 計生委 | |
| 提案類別： 時政類提案 | 提案時間： 2010年03月07日 | |
| 會員口號： | ||
中國人口自有史以來，在大多數時間里都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中國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堯舜禹時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時期大約是1000萬，同時期世界人口約為3000萬。五千年來，中國人口經常可以達到世界人口的1/3左右。在西漢02年，中國人口達6000萬，占世界人口30%，GDP占世界總GDP的40%。在唐755年，中國人口8000-9000萬，占世界人口總數比率達35%，GDP占世界總GDP的比例高達50%。北宋1100年，北宋境內人口增加到1億左右，占世界人口總數比率高達40%， GDP占世界總GDP的80%左右，為中國歷史上經濟發展水平在世界比例中的最高峰值。明1600年，中國人口突破2億大關，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新記錄，占世界35%，GDP占世界總GDP的40%。1830年中國人口達到4億，占世界40%，GDP占世界33%。但隨后中國的人口就停滯下來，不僅占世界人口的比重萎縮，GDP占世界的比重更是萎縮。到1901年，仍然只有4.2億，占全球的比例從1830年的40%降低到25%。到1950年人口達到5.5億，占全球人口比例降低到21.9%。到2005年則進一步降到世界的19.3%。與中國人口在世界比重不斷下滑的趨勢相反，許多民族和國家的人口在世界上的實力卻不斷上升。1804年世界人口只有10億，1927年增長到20億，1960年達到30億，1975年達到40億，1987年上升到50億，1999年達到60億，2005年12月19日突破65億。2009年世界人口為68億，比2008年增長8300萬。預計2011年突破70億，2050年達到92億。然而，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06年中國凈增人口為692萬人，2007年中國凈增人口為681萬人，2008年中國凈增人口為673萬人，顯然2009年中國人口增量至多也只占世界的8%了。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她的根基是什么？我想，它不是領土，因為若無人，再大的領土也沒有意義。我想，它不是資源，因為若無人，再多的資源也沒有意義。我想，它也不是制度與文化，因為若無人，再好的制度再好的文化也沒有任何意義。我認為，它是人。又由于決定人口的主因是原人口數量、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鼓勵或抑制生育），所以我進一步的認為，它是人口、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人口與生育，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基。歷史上，曾有90%的氏族因人口太少和生育不足而滅絕了。人是一切的創造者和最終所有者，人口是民族與國家的力量之源。沒有人口就不能稱為國家或民族，沒有生育就不會有國家與民族的延續。歷史的演變一再證明，人口與生育才是一個國家的根基。沒有人，能談什么？什么都不能談。人的力量才是國家與民族的根本力量。所謂物質力量，那都是暫時的，那都是人創造的。有了人，什么都可以有；沒有人，什么擁有的東西都會失去。縱觀人類歷史與未來發展趨勢，一切經濟的優勢都會成為過去，一切科技的先進都會落后，一切軍事的強盛都會衰落，一切國力的強大都會被送進歷史的課本，只有子孫興旺延綿不斷的民族才是永恒的。只要人在，一切還有機會；缺乏人口，一切機會都不屬于你！人在，機會便在！人在，機會在，強盛的希望便在！古今中外五千年的歷史表明：人旺人強，她一定會強；人衰人弱，她一定會弱！歷史的機會總是大而重，歷史的機會最終只屬于擁有強大人口與生育的民族。缺少人口，缺少孩子的民族，要么走向消亡，要么逐漸淡出。
人是人類社會活動的主體，人是人類社會所有競爭活動的承擔者，人是人類社會所有實力的最終承載者，人是人類社會一切的創造者和所有者，人是一個民族和國家所有力量的最終源泉，因而人口實力（指包括數量、質量和結構三位一體的人口。以下皆同）是民族與國家實力的核心，是一切民族與國家力量的源泉和實力的載體。
可以說，人口是一個民族一切的一切，因為民族的定義就是人的群體。一個民族可以沒有自己的國家，也可以沒有自己的領土，但一定不能沒有自己的人口。民族因其人口存在而存在，民族因其人口發展（包括素質提高）而發展，民族因其人口實力強大而強大。人口是一個民族存在的根本的根本。沒有人口就沒有民族，只有人口的強大才有民族的強大。人口再生產能力是一個民族最核心的能力，因為人口再生產能力最終決定民族的實力，而民族的實力決定著民族的榮耀和命運。同樣，在人力資本越來越重要、全球化不斷深入發展、各國不斷相互學習和相互緊密跟進的今天，人口再生產能力也是一個國家長期最核心的能力。因為這個能力決定人口實力的對比變化，從而在長期上決定綜合國力的對比變化。就像法國哲學家孔德曾經所說，“人口就是一個國家的命運。”
工業革命前后的西歐國家崛起，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實質是在一定人口（指在一個時代和一定范圍內能夠創造出足夠國家力量是國家崛起的人口數量，否則它會因人口太少而無法崛起）基礎上，通過軍事的、制度的和經濟的時代差別來崛起的。如西班牙、葡萄牙的槍炮輪船，荷蘭、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英國的工業革命，都是與當時的大部分民族和國家有一個時代的差距，才讓這些相對中國、印度的“小國”崛起。即便如此，此時的人口仍有決定性作用。雖然16世紀西班牙、葡萄牙依靠輪船和槍炮占領基本上還處于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美洲和非洲，17世紀荷蘭通過股份制、銀行等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壟斷了全球貿易的一半，但三國人口分別只有800萬、200萬和100萬，無法保持長期的強盛地位，后來被綜合三國所長（輪船、槍炮和資本主義制度）且人口更多的英國所取代。而資本主義革命和工業革命開始后，通過制度變革和工業革命，大國崛起就變成了經過這兩種革命后的人口大國崛起。也即是說，在現代制度革命和現代經濟革命后，只要通過新制度和新科學技術裝備國民，人口大國的人口力量必然會通過制度與科學技術對人口力量的倍乘效應使國家力量顯著的大幅度的增長，如后來歐洲新崛起的德國、俄國，美洲崛起的美國，和當時亞洲唯一的資本主義國家日本，都是比前面幾個國家人口更多的“人口大國”。今天來說，比如中國、印度、巴西的崛起，又全是人口大國。因為在國家制度革命和工業革命后，彼此之間的制度、經濟及軍事的時代差別趨于消失，變成一個時代內即現代社會內的競爭，而不是資本主義與舊封建主義、工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熱兵器與冷兵器的競爭。在國家制度革命和經濟革命后，人口就成了國家崛起中最難以模仿的核心競爭力。因為人是人類一切活動的主體，人是人類一切實力的載體，人是人類一切力量的源泉。綜合國力永遠可以這樣簡單表述：綜合國力=人口實力×制度×科學技術裝備×規模效應和政府協調能力。
人是力量的源泉和承載者，人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識技術和物質資源使用無國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實力和財富。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不是經濟的競爭，也不是科技的競爭，更不是軍事或政治的競爭，因為這些競爭歸根結底都只是人的競爭，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競爭。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是創造競爭主體——人口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不斷發展，后發國家和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會使世界各國人口素質具有趨同趨勢，未來很難再有今天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巨大人口素質差別。當人口素質的鴻溝消失時，人口數量和結構就是人口實力的一切。創造和吸引競爭的主體——人口，才是未來大國最根本的競爭。保持或促進人口再生產能力的發展將是未來大國競爭中最具根本性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發展，制度因素趨于同質化，經濟基礎差別鴻溝消失，人口因素將更趨于主導地位和決定性地位。在人口這個競爭上勝利了，其他方面的競爭就跟著勝利了。而在人口競爭上失敗了，其它一切就必然失敗。無論過去他多么強盛多么輝煌，人口競爭的失敗將注定一切的失敗。失去人口，所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成果（主要是知識技術）只不過是為他人做嫁衣。
人口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是社會經濟的細胞和存在基礎。若制度等基本不變，則人口發展變化主導一個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變化，經濟社會變化主導一個國家的各方面變化，進而主導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變化。人口主導大國經濟發展的長期趨勢，大國經濟變化主導世界經濟變化，大國經濟競爭主導世界經濟格局轉變，因而人口最終主導世界經濟格局的轉變和大國的起落沉浮，新興國家的崛起實質是人口力量的崛起和爆發。加拿大領土面積比中國大，沒有人說加拿大崛起；澳大利亞比印度領土面積大，沒有人說澳大利亞崛起。由人類發展的規律所決定，無論看中國、印度或者說巴西，當今大國崛起的實質是人口大國的人口力量不斷被釋放出來，從而在國際上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任何國家崛起的根基在人口，這是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的。
無論是經濟的競爭，科技的競爭，或軍事的競爭、政治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一切國家的競爭都必須由人來進行。因而國家間競爭的實質歸根結底是人的競爭。作為國家整體的人，就是人口，它包括人的數量、質量和結構，因而國家間競爭的實質就是人口的競爭（暫不考慮制度等因素，或認為制度是同質的或制度的結果是同質的），人口是國家競爭力量的唯一真正源泉。保持強大的人口實力，是國家強大的根本保障，是國家未來競爭的根本保障，是中國崛起最根本最基礎的保障。
為進一步了解人口問題，首先介紹一下總和生育率。總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一生的生育數。如果一個社會長期處于人口數目不變的狀態，那么這個數字自然就是2，也即是生育率（本書以下所說的生育率皆是指總和生育率）處在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但是考慮到新生兒成長到生育期之前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最終不能繁衍后代，所以這個數字會高于2。在經濟發達、社會保障比較好、性別比正常的發達國家和地區，比如西歐國家、日本、中國港澳，這個數字是2.1；而在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經濟落后、醫療保障差、性別比嚴重失衡的國家，這個數字要高得多，如中國需要在2.3以上，更落后的發展中國家需要2.5到3.3個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個，并且孩子無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所以一般國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比如說1/3的夫婦生3個，1/6的夫婦生2個，1/6的夫婦生1個，1/6的夫婦由于不育或不愿生育從而一個不生（中國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婦不育，而且還在增加），最后剩下的1/6夫婦生4個及以上（按4.5個計算），則1/3×3+1/6×2+1/6×1+1/6×0+1/6×4.5=2.25，暫時還達不到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別比正常、兒童死亡率下降以后可以達到）。如果生育率一直低于世代更替/平衡水平，人口將不斷萎縮，直到種族滅亡。但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聯合國人口基金會2005年的《世界人口狀況報告》數據顯示：2005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6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5個，發展中國家為2.8個。2005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而且，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到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比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
低生育率有多大危害呢？為簡化分析，我們首先假設新生兒性別比是100：100，兒童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每過30年為一代人。如果生育率是1.0，假設第一代是800萬人，則第二代是400萬人，第三代是200萬人，以此類推。可以簡單的認為這時的人口結構是800：400：200，總人口是1400萬人。而30年后人口結構為400：200：100，總人口是700萬人。可見，1.0的生育率可以使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0%，90年后人口減少到原來的1/8（即12.5%），180年后減少到原來的1/64（不足1.6%），300年后減少到原來的1/1024（不足0.1%）。如果中國每個婦女只生一個孩子，則7代人之后（約210年）中國人口就會從目前的13億降到1000萬，再過7代人的時間就會再下降到不足8萬，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幾乎可以說就已經絕種了。事實上，新生兒性別比不可能是100：100，兒童不可能完全存活且都可以繁育后代，大約至少0.1的生育率是無效的（隨社會發展程度而不同，發展中國家則比這要高）。也就是說1.1的生育率就可以使人口每過一代就減少一半。如果是1.2的生育率，則每過一代人口減少45%。如果是1.3的生育率，則每過一代減少40%。以此類推，1.4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5%，1.5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30%，1.8的生育率每過一代減少15%，而2.1的生育率在發達國家則可以維持人口世代不變。
但是，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一生的生孩子總數量，以下簡稱為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若在此基礎上再過一二百年，中華就接近亡族了。以這樣的人口形勢下去，我們中華民族何談復興世界第一？
人口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細胞，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再生產，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發展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統一體。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現在中國生育率已經降到1.3左右，是屬于十分危險的超低生育率，是一個無法維持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生育率。中國現行僅為1.38的政策生育率和自1990年代以來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人口再生產，必定使中國面臨重老齡化，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使中國未來發展面臨嚴峻的人口結構形式。很顯然，中國人口政策已經到了需要徹底改變的時候，而不是一味的要少生孩子。像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國家一樣，中國也已經到了鼓勵生育的時候。
人口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力量之源，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要崛起，最根本的是要維持這個力量之源的強大。支撐一個國家實力增長的，在于其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能力。而物質再生產能力的長期發展，又取決于人口再生產能力。從長遠看，人口再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變化。要保證中國的成功崛起，必須保證中國相對于其他大國有足夠強大的人口再生產能力。沒有足夠的人口再生產能力做支撐，中國崛起就無從談起。
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有一個理想，希望中國未來能成復興世界第一；許多中國人堅信，我們的國家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可是，歷史真的那么輕易如此嗎？我們自信的基礎是什么？因為我們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四倍，經濟發展速度在世界大國中持續保持第一！
2010年，中國有人口13億，印度近12億且每年增長約2000萬，美國有3億且可以保持長期持續增長。據國家計生委預計，2033年中國達到人口最高峰近15億（以前預計是在2050年達16億，但預計一次比一次的提前且人口更少。按近幾年的人口增長情況看中國人口不可能增長到2033年，也不可能達到近15億，實際連14億都達不到。許多專家預計零增長點會提前且人口總量比計生委預計的低，如聯合國最近出臺的一份報告預計中國人口總數將于2020年達到頂峰，而易富賢根據統計局資料預計中國人口在2016年達到頂峰13.4億），然后下降。不少國民聽了十分欣喜，中國人口終于可以在2033年減少了。對于2025年（以前預測是2050年，另有不少人口專家預測的比2025年還要早）印度人口超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這個消息，不少國民自樂說：“我們人口世界第一的帽子不要了，讓給印度人，讓他們去當這個世界第一。”可是，讓我們中國人自信我們中國可以成為世界第一的就是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為什么我們又不喜歡人口多呢？難道中國與世界人口無論如何變化，我們中國成為第一都是天命所定的歷史必然？
在20世紀70年代，當世界預計蘇聯要超過美國的時候，誰曾想到十幾年后蘇聯就危機四伏呢？在1974年中東石油危機前，當日本GDP以10%的速度高速增長的時候，誰曾想到它二十年后降到1%的龜速爬行呢？當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被世界認為要超過美國的時候，誰曾想到它幾年之后就一蹶不振呢？世界曾多次預言崛起者，但多數不久后就被現實的變化擊垮。蘇聯垮下，除主導的制度因素外，還有非常重要的且被掩蓋的低生育率問題。而日本被世界熱捧后很快一蹶不振，最核心的是它的人口早已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持續的低生育率。
中國人認為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其實根本就是：一、中國人口世界第一；二、中國在世界大國中經濟增長率最高。世界上最多人口和世界大國中最高的經濟增長率，這兩者結合持續發展的結果就是經濟實力成為世界第一，接著綜合國力也世界第一。但無論是保持世界第一的人口數量還是保持持續的經濟高增長率都必須以充足人口再生產來維持，而中國的人口再生產情況在1991年就開始嚴重惡化，生育率持續下降并處于超低水平，迫使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勞動力在2015年就開始衰竭。生育率自1991年下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就意味著我國未來人口和勞動力必將減少，而超低生育率將意味著中國未來人口和勞動力大幅度的減少。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世界大國中最快的經濟增長率，這兩個讓中國人自信或著說自大的理由還能再保持15年嗎？不能！也許10年之后這兩個指標可能都屬于印度。日本人在上世紀80年代吹噓自己將成為世界第一，那時世界也吹捧日本將成為世界第一，但90年代日本人就絕望了，同時世界也不再吹捧日本了。靜下心來仔細想一下，我們自信或著說自大還能堅持多久呢？
也許有人會說：“不行了我們可以再多生嗎？生孩子有什么難的？”持這種看法的國民也太多，他們以為生孩子像水龍頭一樣想開就開、想關就關，卻不知生育有著強烈的自然與社會規律。你可以強制別人少生孩子，但卻無法強制別人多生孩子，即便是大力鼓勵生育別人未必就愿生孩子。生育自有生育的規律，并不是人為想怎么控制就可以怎么控制。人口規律像一只看不見的手在調控著生育和人口的數量。易富賢認為，人類的人口數量由兩只手——古代的“左手”和今天的“右手”調著。在古代通過“左手”——瘟疫、戰爭、饑荒、自然災害、猛獸、疾病等激烈手段抑制著人口的增長。雖然那時的生育率很高，但由于“左手”的作用，人口的增長及其的緩慢，幾乎處于停滯狀態。而現在，則通過“右手”調節，如：1、不將人口再生產當生產，物質再生產有報酬，人口再生產無補貼，“造人”不如“造物”；2、養老逐步社會化，孩子是國家與社會的財富，卻是個人的高消費，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3、享樂主義與無孩子個人更自由思想的傳播，生育意愿不斷降低；4、養孩子成本增高，心理撫養能力下降，尤其是改革開放后32年來的中國，養孩子成本增長的速度世界遙遙領先，中國公民今天養一個孩子的貨幣成本在改革開放前至少可以養活100個孩子（比如我父母的時代，上小學交學費僅5毛錢，在那時10個雞蛋就可以了。其它生活費用和醫療成本也是非常非常的低。撫養一個孩子的貨幣成本，尤其在農村，在今天看來可以用低的要命來形容。而今天，僅孩子大學四年的花費也至少需要5到10萬。總體下來，今天父母養一個孩子的貨幣成本至少是改革開放前的好幾百倍。），這遠遠大于國民收入增長的速度，導致中國人養孩子的能力大幅降低；5、避孕率增加，結婚率降低，離婚率升高，單身、丁克、同性戀比例增加； 6、“就業替代”頻繁，就像攀在快速行駛列車的窗臺上，稍一疏忽就會被淘汰出局，現代經濟對生育抑制力極大；7、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事業感增強，思想觀念大幅轉變，生育意愿大幅降低；8、婚齡、育齡延遲，由于女性生殖能力從27歲開始就明顯下降，男性從35歲也開始下降，晚婚晚育使現代人錯過最佳生育期；9、生育能力降低，中國近20多年不孕不育比例增加10倍，1/8夫婦不育，而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報》第15版發布該報調查結果顯示中國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達20%（就是說，每5個中國80后就有一個患有不孕不育癥。這意味著我們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經大為下降）；10、由于性開放，“有效”（生孩子）性生活減少，“無效”（婚外）性生活卻泛濫；11、現代社會的不良風氣（如攀比、消費階層化）和經濟社會問題造（如住房、醫療）成生活壓力很大，個人壓力嚴重抑制了生育。所以在當今時代，生育率是降下來易，而升上去是難比登天。日本在戰后很快出現生育高潮，每個婦女平均生育四五個孩子。為抑制高出生率，日本政府于1948年出臺了《優生保護法》，實有少生優育，到50年代生育率降低了一半，60年代就接近了更替生育水平，70年代中期生育率開始低于更替水平，說明抑制生育的效果是顯著的。當時日本看到自己低生育率可能使自己的民族面臨危險后，在1974年轉變生育政策，開始鼓勵生育，但收效甚微，可以說是叫天天不靈。在鼓勵生育政策下，生育水平不但沒有在更替水平穩定下來，而是繼續向低和超低水平滑落，1989年1.57，1990年1.54，1995年1.43，2000年1.36，2005年1.26。日本和歐洲已經鼓勵生育幾十年了，但還沒有解決問題，這說明生育規律的作用和低生育率的慣性是非常非常強大的，而許多的國人對此太無知太樂觀了。
但現在，不是中國人仍然仍然認為中國人口太多。是的，我們中國的人口世界第一多，但我們卻看不到自己的領土面積也大，且自古以來都是世界上最養人的地方。由于世界各國國土面積相差很大，用絕對人口數量比較各國人口是多是少顯然是不科學的，人口相對量才是真正客觀科學的比較。2006年，孟加拉國人口密度為1109人／K㎡,沙漠上極其缺乏水和耕地的以色列為325人／K㎡，山地占國土60%的韓國為490人／K㎡，日本350人／K㎡、新加坡6376人／K㎡、臺灣省640人／K㎡、越南271人／K㎡、菲律賓 304人／K㎡、占印尼人口60%的爪哇島（島內人口1.24億）979人／K㎡、斯里蘭卡 308人／K㎡、印度344人／K㎡、巴基斯坦205人／K㎡、英國249人／K㎡、德國236人／K㎡、意大利199人／K㎡、瑞士182人／K㎡、荷蘭397人／K㎡、比利時342人／K㎡……而中國僅為137人／K㎡，世界排名第72位，在世界上僅處于中游地位。還能說中國人口太多嗎？如果說中國人口分布不均，可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口在100萬以上的國家沒有一個是人口分布均勻的，皆是以少數的國土承載多數的國民，城市化程度高的國家更是如此，如韓國的首爾地區集中了韓國一半的人口，中國只不過是處于中等水平。按孟加拉國人口密度中國人口應105億，按韓國應47億，按以色列應31億，按日本應33.6億，按英國應23.7應，按荷蘭應38億……可見中國的人口數量并不高。
不少國人認為，如果我們中國人口減少了，我們就生活的更好了。如果按這種說法，那原始人生活水平最高，因為原始人最少！但恰恰相反，原始人是赤貧。按這種說法，中國人口密度僅137人／K㎡，而日本350人／K㎡，韓國490人／K㎡，新加坡6376人／K㎡，因而日本韓國新加坡人生活的更差，他們應減少人口以改善生活。特別是新加坡，已不適宜人類居住。但恰恰相反，他們生活的很好，人口最密的新加坡也最美麗。顯然這種減少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說法是相當謬誤的，因為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經濟科技水平為基礎所形成的綜合社會發展水平，而不是單純的原始人均資源的多少。經濟水平以科技為基礎，而科技是由人創造的，創造科技使用科技的人口越多則生活水平就越高，因而人口與生活質量呈正相關。
一些人口專家堅持認為：我們中國人口太多了，人口擁擠，人口密度高，如果我們中國人口減少到適宜人口生理水平，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好。如果按這樣的說法，中國就不應該城市化，因為城市人口密度太大了。如果中國城市化，無論中國有多少人口其居住的人口密度是一樣的。美國只有三億人，但紐約、費城、芝加哥一樣非常擁擠。西歐國家人口低慣性增長，小城鎮一個個消失，但大城市人口卻仍快速增加。俄羅斯人口從1992年就不斷減少，但是人口還在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雖然俄羅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樣高房價！所謂的人口密度與總人口數的關系在城市化下都是數字假象，人口生理密度在城市化下與人口總數無關，適宜人口生理論在城市化下是虛偽的數字游戲，毫無實際意義。
1980年代宋健、田雪原等學者提出我國“7億適度人口”的觀點，這一觀點被主流人口學家堅持至今。2006年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李偉雄認為中國人口規模應保持在5-8億，計劃生育應再堅持一百年。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李小平認為中國人口應該回落到3億。2006年國家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說：“要是我們中國只有兩三億人口，現在一定是很神氣”。其實，他們的說法是非常經不起推敲的。在世界各國中，有的富國人口密度很大，如日本、德國、荷蘭等，按照中國人口專家的“適度人口理論”，這些國家早已超出了“適度人口”，但這些國家還在鼓勵生育。俄羅斯、加拿大面積比美國要大，人均資源豐富，人口分別只有1.4億和3000萬，但國力遠沒有美國強。巴西自然資源豐富，氣候良好，面積851萬平方公里，相當于美國的91%，中國的89%；巴西人口1.9億，只相當于美國的63%，中國的14.6%，但社會發展水平與中國基本一致，綜合國力還不如中國，中國目前在發展中所碰到的問題在巴西照樣存在，巴西并沒有神氣起來。阿根廷面積是印度的84%，人口只有印度的3.5%，但在國際上神氣的將是印度而不是阿根廷。
何謂適宜人口？其科學標準有兩個：1、最佳國力人口；2、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換句話來說，也就是綜合國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的人口。判斷人口多少是適宜的，那就要看：1、增加人口是否增加綜合國力；2、增加人口是否有利于生活水平提高。
在知識經濟時代，邊際人口國力遞增。這就意味著，對綜合國力來說，人口越多越好，不存在最佳國力人口的邊界。除非是邊際人口國力遞減到零及以下，否則人口增加綜合國力只會增強，但知識經濟時代的規律是與此相反的，就不存在最佳國力人口。
那是否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人口呢？由于提高人生活水平99%的因素是以經濟科技水平為基礎所形成的綜合社會發展水平而不是單純的原始人均資源的多少，所以只要是增加人口是可以使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提高的，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的適宜人口。人力資本是科技發展的源動力，科技發展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動力，所以是人口越多越好。因為人口越多，人力資本越多，則科技與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由本書第四章可知，邊際人口的人均GDP貢獻是其知識技術創造力，是個大于零的正值。這就意味著人口越多則經濟水平最終越高，不存在最大科技經濟發展的人口邊界，那就不存在最佳生活水平人口。我們中國人不去努力追求使生活水平提高的99%的主因，卻去追求1%的微不足道的次因，真是舍本求末、末本倒置。
這時有人會說本國的土地與資源的人口承載力有限，人口最大值不應該超過本國的人口承載力，或者說本國的最大人口承載力就應該是適宜人口值。按這種說法，人口密度大人均資源匱乏的日本韓國大量進口資源，新加坡連淡水還要進口，即使是人口密度不到中國1/4的美國也大量進口資源，是不是他們應該減少人口呢？他們現在不僅不想減少人口，還大力鼓勵生育，連淡水都要進口的新加坡還要繼續增加移民。在物質資源全球轉移和貿易全球化的今天，怎么計算本國人口承載力？如果說宋健、田雪原的7億適宜論是正確的，那日本人口應減少到2760萬，韓國人口減到720萬，新加坡人口應該減少到50萬，但他們絕對是舉國反對的。如果說不進口資源才是最大人口承載力的邊界，那美國真的也應該大力減少人口了，可美國不僅鼓勵生育還引進人口，雙管齊下增加自己的人口實力。可見，在物質資源全球流動和貿易全球化的今天，連自己的國家的人口承載力都無法計算出來，又怎么得出適宜人口的數值呢？
在經濟全球化之下，人口承載力也已經全球化。這時也許有人會說，那適宜人口應該是全球人口承載力吧？但人類的科技在不斷發展，地球的人口承載力隨著科技的發展只會越來越高。人類的科技在無止無盡的向前發展，何時是盡頭？從陸地到海洋，從南北極到月球，從近太空到太陽系其他行星，人類可用資源在無休無止的增長，又怎么計算地球未來的人口承載力？要不要包括月球？可見，在人類不斷發展的今天，連地球的人口承載力都無法計算，而閉門鎖國去計算一個國家的人口承載力和適宜人口是十分可笑的。
事實也證明，生活質量與國家和地區的人口密度并不是對立的，而現實的表現也恰恰與國人的認為相反：人口密度基本上和生活質量呈正相關。如發達的大城市與落后的小城市及農村相比，一個國家人口較稀的地區與人口較稠密的地區相比（在中國如東部與西部相比）。特別是人文文化生活環境質量，更是與人口密度有更高的正相關，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圈人文生活環境最高。古代中國相對于其他國家人口是最稠密的，經濟文化也是最發達。事實表明，在一個國家，凡是人口密度大的地方，就是經濟發達、生活水平高的地方。在一個國家之中，大城市圈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也是經濟最發達的、生活水平最高的。如英國的倫敦，法國的巴黎，日本的東京、澳大利亞的悉尼、墨爾本，中國大陸的上海、北京、廣州，加拿大的渥太華、溫哥華，美國的三大城市圈區域，等等不勝枚舉。在一個國家中，大都市區域的人口最密，反而人們最想去。而在人口稀少的地方，皆是經濟落后、生活水平低、人們最不想去的地方。如在巴西，亞馬遜平原人口太稀少，遠遠達不到經濟發展所需的人口密度，因而經濟落后，那里人更想去東南部人口稠密的圣保羅、里約熱內盧。
依照適宜人口的標準“綜合國力最大化和生活水平最高化”，7億、3億適宜人口論是根本不成立的。首先，一個13億人口的中國絕對比一個7億或3億人口的中國更強大，中國人口減少絕對不利于國力的增加。其次，中國人口由13億降到7億或3億，與不降低相比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更低，因而生活水平也會相對更差。在人口減少的過程中老齡化嚴重，經濟發展能力很低，民生壓力很大，怎么可能用減少人口而提高生活水平呢？日本、意大利等重老齡化國家已經證明人口減少和老齡化會導致生活水平的降低。既然如此，中國人口從13億降到7億或3億，既不利于綜合國力的提高又不利于國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什么理由認為7億人口或3億人口是中國的適宜人口呢？如果中國不曾致力于減少人口，如果中國一直是鼓勵生育的，那未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民生活水平一定是更好。沒用證據可以證明如果中國人口增加到20億綜合國力會更低，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中國人口增長到20億會因此生活水平會比人口控制下更差，那中國的適宜人口數量就不應該低于20億。即便是中國不曾控制人口，依照生育規律，中國人口也不會增長的20億。也就是說，依照最科學最完善的標準，中國致力于減少人口的努力毫無科學依據，
在城市化、貿易全球化、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和人力資本成為生活水平提高的源動力的今天，在最佳國力人口極大化的今天，得出一個遠低于其人口承載力的適宜人口數量是十分滑稽的。只要不高于其人口承載力，人口越多綜合國力越強，人口越多也越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由于貿易全球化，人口承載力可以遠遠高于國界。由于城市化，適宜的國家人口密度是偽命題。由于科學發展，人口承載力越來越大，未來人口承載力擴張為多大便無法斷定。當人力資本成為第一資本，如有可能，則是越多越好，沒有最佳邊界，除非超過當時科技水平下的地球承載力。但由于生育率的規律和全球生育率的不斷下降決定人口增長的速度遠遠低于科學技術發展下的地球承載力增長的速度，人口承載力大于人口數量的余額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大。由此看來，自己計算出一個適宜人口，然后再去努力少生孩子減少人口的作法既無必要又十分可笑。現在中國養活13人綽綽有余，未來更是有余，則任何低于13億的人口適宜論都是錯誤的。中國在2020年的經濟科技發展水平絕對可以養活20億人，在21世紀末的經濟科技水平也絕對可以養活50億。則在21世紀，對中國來說，至少低于20億的人口適宜論都是錯誤的，人口政策沒有任何理由不轉變了。
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證明，即使不計劃生育或不強制計劃生育，生育率也會自動降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易富賢通過統計發現，生育率和HDI（人類發展指數）和生育率高度相關，相關系數達-0.916.雖然總體來說，生育率（TFR）隨著HDI的提高而直線下降，但由于區域文化、宗教、民族心理等的差別，在同等HDI的情況下，TFR并不完全一致。同等HDI之下，曾經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國家低：東歐、原蘇聯地區（穆斯林地區除外）目前平均生育率只有1.3（而歐美發達國家平均為1.64）。同等HDI之下，中華文化圈地區生育率全球最低：2005年澳門（0.84）、香港（0.94）、臺灣（1.1）、韓國（1.08）、日本（1.26）。2003年世界所有中收入國家平均HDI為0.774，平均生育率為2.1；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平均HDI為0.769，平均生育率為1.9。新加坡、韓國1988年的HDI為0.8，生育率分別只有1.62、1.56。2008年中國的HDI達0.8，泰國的HDI與中國非常接近，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但是現在生育率分別只有1.6。越南、朝鮮都是中華文化圈，又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發展水平比中國落后，朝鮮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計劃生育，但是現在朝鮮生育率只有1.9。越南計劃生育比中國晚十幾年(生育文化破壞沒有中國嚴重)，都允許生2胎，一些特殊情況可以多生，執行力度沒有中國大，2003年人均購買力只有中國一半，人類發展指數為0.704(相當于中國1997年的水平)，政策生育率高于2.1，但2008年生育率只有1.8了(低于政策生育率)。伊朗是穆斯林國家，穆斯林生育文化是當今世界最為頑強的生育文化。1989年開始鼓勵(不是強制)每個家庭只生2個孩子，生育率迅速下降，從1990年的5.3降低到1995年的2.9，2000年的2.2，2006年的1.7。由于中國的生育文化曾遭到長期打壓，且中國生育文化本身經不起現代經濟社會打擊，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人們思想的改變，中國的自然生育率只會繼續下滑，即便是中國現在完全放開生育，中國也難以阻止超低生育率的繼續，更別提什么大量生育了。如果中國不大力鼓勵生育，積極修復民族生育文化，中國將長期面臨超低的生育率，整個民族與國家將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
現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達2700萬，而我們現在僅是1300萬左右（可能還有水分），不足印度的一半，而且這個趨勢還在發展。現在美國每年新出生人口430萬，但是美國的生育率保持在2.1，性別比正常，且不斷有大量移民加入。而中國，現在每年新出生女孩不足600萬，但生育率僅有1.3左右，且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有進一步降低的趨勢。按照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這些發達地區華人的生育表現來看，到2050年美國的新出生人口就可能超過中國，如果中國不及時大力鼓勵生育。到時候我們依靠什么復興第一？即使是我們大力鼓勵生育，由各國經驗和生育率規律可知，要從超低生育率轉到世代更替水平或以上是非常非常困難的，現在還沒有一個國家成功！
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萬；2003年1‰調查顯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萬。而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房價和養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別比失衡的持續發展，2001-2010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會比2000年及以前進一步的減少。扣除死亡、不育、單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幾年來每年新生可以為中國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萬。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萬左右。也就是說今后每年實際加入生育隊伍的育齡婦女將從2015年及以前的1200萬左右快速下降到2025年左右的500萬。中國20-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將從2010年的1.1億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億，到2023年只有0.65億了。現在在大力鼓勵生育的情況下，香港每個婦女只生育1.1個孩子，臺灣澳門只生育1.0個孩子，韓國只生育1.2個孩子。考慮到中國大陸的生育文化破壞遠比港澳臺和韓國嚴重，中國又處在急速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和高房價高醫療高教育成本的時代，生活工作壓力極大，年輕人的生育意愿和養育能力只會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大陸的生育率依舊會非常低，港澳臺和日本韓國等國家現實就是最好的證明。如果現在不立即調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勵，那我們很快就會錯失時機。現在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是1200萬左右，但每年新生兒童數量還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遲疑下去，到時候每年進入生育階段的育齡婦女只有500萬，那時候我們每年新出生兒童數量會達到世界的4%嗎？一個一直占人類人口1/3左右的偉大民族將快速的衰落，我們中華民族還何以立于世界強族之林？80后是中國的最后一次嬰兒潮，如果錯過了，中華民族也許真的要萬劫不復了。
問題的輕重緩急不同，應對的方法也就不同。停止抑制生育型計劃生育并轉為鼓勵生育型計劃生育，對中國已經是刻不容緩。現在的中國之所以還沒有出問題，一是危機的因子還處于量變之中，危機的臨界點還未達到；二是，也是最關鍵的，是由于從年輕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從落后地區遷移到發達地區，城市和發達地區得到人口補貼，危機被暫時掩蓋。如果農村是中國的核心地區，看到為自己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殘，那整個中國早就受不了啦。在中國，經常發生：只有城市的問題才算問題，只有問題燒到城市才算問題。但是，這次是全國性的危機，危機的烈火燒到城市只是時間問題。這場人口危機，雖然暫時被掩蓋，如上海等大城市受到了農村和落后地區的人口再生產補貼才暫時延緩了危機的爆發。但是危機越是被掩蓋，危機越是被拖延，它爆發的能量就越大。就像美國2007年爆發的房地產危機，如果能夠早發現早行動三年，也許就不會導致全球性經濟危機。
人是人類社會問題的源頭。人作為國家有機體的細胞，才是這個國家問題的重中之重。只要國家有機體的細胞更新良好，國家的什么問題都有解決的機會。就像一個年輕人，他可以一無所有，但只要還年輕，一切還有機會。身體是革命的本錢，青春是人生的本錢，年輕人是國家的本錢，生孩子是國家本錢的本錢。俗話說：“留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留著人口在，不怕沒機會（翻身、發達）；留著孩子在，不怕沒希望（翻身、發達）。人口再生產是國家有機體維持的前提，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哪條河污染了，法律嚴懲，再用錢一砸，問題就很快解決了。但對于人口再生產的問題，絕對不能這樣簡單：你難道強迫女人生孩子嗎？你能隨意用錢把孩子砸出來嗎？孩子能一天成人嗎？日本歐洲解決了幾十年還沒解決的問題，難道中國能一夜之間解決？二十年來日本西歐經濟越來越落后于美國，為何？人口再生產是一切物質再生產的根本，人口再生產是一個國家與民族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而日本西歐，生育率幾十年來一直低于世代更替，是不可持續的人口再生產。可以說，日本西歐再200年解決不了自己的低生育率問題，日本西歐的人均GDP就會至少再230年低于美國。而中國，只要生育率一直低于美國，中國的人均GDP幾乎就等于永遠不可能趕上美國。在一個人口再生產不可持續的國家，她的經濟就不可能持久的景氣，而且是一旦失去景氣便難以再擁有景氣，日本西歐就是最好的證明。一個經濟持續不景氣的國家，談什么趕超別人？一個老齡化嚴重的國家，人均GDP怎么會高于老齡化低的發達國家？而且，低生育率一旦掉入惡性循環的陷阱（低生育率陷阱、民族衰落滅亡陷阱），她就難以自拔，就像日本西歐一樣拔了幾十年還沒把自己拔出來。任何一個民族，若她真的一直不能把自己從低生育率人口陷阱中拔出來，滅亡只是時間的問題，無論她人口再多也是這樣。
我認為，在這個低生育率的惡性循環中，中國至少已經深深的插入了一條腿（低生育率本身），另一只腳也正在陷入（低生育率對社會經濟的危害）并將在十幾年后深深插入。現在許多農村的年輕人都只愿呆在城市，但中國的城市對他們來說生活壓力太大了，對他們的生育抑制必然會非常的強烈。而對于所有的年輕人，都會受到中國轉型的壓力和經濟高速運轉的就業工作壓力，他們的生育已經受到社會經濟的強烈抑制。現在，中國婦女的生育愿望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早在199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組織的全國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城市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56左右，農村婦女平均期望生育數為1.80左右。而目前，中國城市青年夫婦的生育意愿僅為1.2，農村青年夫婦為1.7，全國平均是1.5，由于巨大社會經濟壓力的存在和不育等因素的存在，現在實際生育只能低于生育愿望，自1990年代以來的表現就是這樣。說句不樂觀的話，中國已經開始陷入了民族與經濟的惡性循環，只不過是還不知中國已經陷入多深了，只是由于這個陷阱對經濟影響的后延性導致中國人還不知道跳入這個陷阱后最終會是什么味道。日本從1970年代中期跳入這個陷阱，直到1990年代才真正完全感受到它的危害。可是一旦跳入這個陷阱，以現在日本歐洲的情況看，我暫時還沒有看出還有跳出的希望，而且是生育率越低越難以跳出。所以，我們中國必須盡早近快近最大力度的來扭轉低生育率陷阱。否則一旦完全陷入這個陷阱，后果將不堪設想，什么民族復興第一與經濟趕超發達全是空想。美國的原子彈炸死了多少日本小孩，但這個陷阱對日本來說比一百顆原子彈還厲害，人口1.2億的日本大和民族已經感到這個陷阱是在徹底要她的命——日本專家估計日本照此下去200年后就會因人口稀少而亡國。”前不久訪韓的美國人口專家保羅-翰威特（音）的警告更是讓人毛骨悚然，他說：“韓國徜若不能提高生育率，到2100年人口減少為三分之一，到2200年只剩140萬名，最后導致韓國人在地球上消失。”而我們中國13人口，如果超低的生育率持續下去，300年后也就接近亡國了。全世界漢族12億人，1.2的生育率持續下去200年后就可以把漢族的新生兒童數量就會打回到五六千年前水平。
在2008年07月26日于上海舉辦的“銀行業如何應對全球金融改革”論壇上，上海交通大學國際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麗說：“通過對中國人口結構的了解，我有一個這樣的發現：中國經濟很可能從2020年開始步入長期的衰退。”潘英麗表示，通過對比數據發現，日本的人口年齡結構和中國非常的相似，歐洲的德國和法國也比較相似，這主要是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對人口結構的干擾造成的。“通過對這樣的人口結構的了解得出這樣的判斷，中國和日本人口結構的唯一差別是我們比他們年輕30年，這是因為日本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發展的，而我們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發展，日本從1990年開始經濟出現持續的衰退，所以我推測，從人口紅利，也就是一個國家的勞動力和資本的供給來看，中國很可能從2020年開始步入長期的衰退！”潘英麗認為，這意味著在2020年之前中國面臨兩大挑戰，一是如何實現勞動力與資本不足條件下的可持續增長；二是如何在人口老年化之前進行未老先富。目前人均收入與居民的人均財產都是在3000美元左右，而美國是中國的17倍和80倍。即便是現在鼓勵生孩子，以22歲大學畢業計算也只能到2032年變成勞動力。如果再等5年或10年后再去調整現行生育政策，那新增加的孩子也只能在2037年或2042年變成實際勞動力，而此時的中國人口與經濟危機早已一發不可收拾了，我們還談論什么中國崛起第一？
面對如此的低生育率危險，而許多國人的人口思想竟還停留在過去的人口爆炸上，對低生育率的危險充耳不聞，既不信任人口普查數據，又懷疑人口形勢轉變的速度，甚至把客觀調查的人口數據修改一番覺得合適了才罷休。比如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所得到的生育率僅為1.22，而國家計生委認為新生兒童漏報嚴重，把2000年全國城鎮生育率修正為1.35，農村修正為2.06，全國修正為1.73，到公布的時候又變成1.8。將全國城鎮生育率修正成1.35，農村修正成2.06，扣除15%的不生育人口，那么意味著農村育齡婦女平均生育2.4個孩子，城市育齡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孩子。也就是說，城市中60%的家庭生育2胎，即使不考慮獨生子女，農村中也至少有40%的家庭生育3胎，這可能嗎？計劃生育基本政策是城市一胎、農村第一胎是女孩可生二胎，中國政策生育率只有1.38，這就意味著全國有50%的婦女在超生。但據《2005年湖南省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自2004年11月1日至2005年10月31日止，湖南全省共出生74.32萬人，其中超生為5萬人，僅占6.7%，實際生育率只有1.25。而且計生委自己的資料顯示計劃生育率高達94%以上，也就是說只有不到6%的孩子是超生的，那么生育率只有1.3左右。目前，中國城市的青年夫婦的生育意愿僅為1.2，農村青年夫婦為1.7，全國平均僅是1.5。由于社會經濟的巨大壓力、不育和單身等因素的存在，如1990年代以來所展示的和許多國家生育變化所顯示的那樣，實際生育率只會遠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個孩子，但生育率卻只有1.25；臺灣省2006年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2.29人，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愿望的一半！中國社科院一項研究顯示，在最近松動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并未提高，70%符合條件生二胎的婦女均表示選擇不生。中國的政策生育率是1.38，意愿生育率是1.5，絕大多數人是既不愿多生更沒有超生，實際生育率怎么可能是1.8呢？《中國青年報》2005年11月14日電：（前國家計生委主任）張維慶說“按照目前的總和生育率1.8預測，我國總人口將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別達到13.7億、14.6億”。這意味著2006年到2010年這五年需要增加0.6244億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萬。但即便是統計局“修正”后的數據也僅顯示2006、2007、2008年人口增量也分別只有692萬、681萬、673萬人（實際上這還有大量水分，如統計局認為2001-2005年平均年增803萬，但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這5年平均每年只增加541萬，這證明統計局至少高報48.4%），僅為預期的一半多一點。這說明中國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穩定在1.8，而是遠離1.8，并且以此估計中國生育率只有1.2左右。顯然，這種修正是嚴重背離實際的，中國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實實存在的。
按照1.2的生育率計算，人口和新生兒童數量皆會每過一代減少45%，這幾乎是把中國人口攔腰斬斷。現在中國孩子出生時的母親平均年齡是27歲，這就意味著27年后中國新生兒童萎縮將近一半，54年后減少70%，108年后減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計算，中國新生兒童數量27年后減少40%，54年后減少64%，108年后減少87%。我們民族人口在歷史一直占世界的1/3左右，現在中國人口已經降到世界的19%，每年新生兒童數量不足世界的10%。如果再有點損失，我們何以屹立于世界？超低生育率的現實根本不容我們有半點遲疑，否則民族將受到嚴重的損失。
不僅經濟與民族的危機，還有光棍的危機。只生一個孩子和國民養兒防老的矛盾導致中國的性別比例嚴重失常。正常的新生男嬰與女嬰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國的這個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別達到120.22：100和120.56：100。而《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1996-2005年出生嬰兒的性別比竟然高達127：100。中國只有計劃生育比較寬松的新疆、西藏兩個自治區和二胎試點地區性別比例正常，這說明中國性別比嚴重失衡的確是因為獨生子女政策造成的。現在新生兒童性別比在120：100以上，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20萬條光棍，每5個男性就有一個找不到老婆。
既然中國的超低生育率是切切實實存在的，而這種極其危險的生育率對民族、國家、經濟、社會的摧殘力是十分強大的，本書也已經徹底證明繼續實施獨生子女政策是完全有害的，我們還有什么理由不去遲疑不前呢？中國人口政策的調整已經是火山口之上十萬火急，我們絕不可以有半點猶豫。否則，我們的代價將是十分沉重的。
現在，中華民族復興已經面臨嚴峻的人口形勢，中國的經濟發展將面臨嚴重的人口危機，中華民族即將完全陷入民族與經濟的的低生育率陷阱（日本已經完全陷入）。面對這樣危險的未來形勢，中國必須立即停止獨生子女政策并大力鼓勵生育，否則，不僅民族復興第一將變成空想，連未來經濟發展都成巨大的難題，甚至整個民族陷入衰沉滅亡的低生育率陷阱（低生育率陷阱的持續就一定是民族的滅亡，日本已經為此擔憂）。
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會有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真正可持續的發展，日本歐洲的現實已經證明如此，其他后發國家也即將面臨如此的嚴峻形勢。人口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是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否則必將是民族與國家的持續萎縮。由于兒童死亡率、性別比的不同，各國的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有所不同。如發達國家嬰兒死亡率普遍在3-5‰,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普遍在5‰左右，出生性別比為正常的105左右，2.1的生育率就可以達到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2000年嬰兒死亡率為32‰，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為40‰，青少年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等也都遠高于發達國家，現在出生性別比超過120，因此中國世代更替水平應遠高于發達國家。中國人民大學翟振武教授認為中國更替水平應在2.31以上。如果要維持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能低于這個值。
為此，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提出放開二胎。我認為，他為國家民族著想的愛國心是非常值得欽佩的。但是，僅僅開放二胎是不行的，必須全面的停止抑制生育的計劃生育，并且立即開始大力鼓勵生育。為什么這樣說呢？若僅僅放開二胎，不僅不可能達到2.31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更無法挽救中國的超低生育率。目前，中國城市的青年夫婦的生育意愿僅為1.2，農村青年夫婦為1.7，全國平均僅是1.5。由于社會經濟的巨大壓力、不育和單身等因素的存在，實際生育率只會遠低于意愿生育率，比如臺灣省2006年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為2.29人，但實際生育率只有1.1人，不到生育愿望的一半！中國社科院一項研究顯示，在最近松動人口政策的省份，生育率并未提高，70%符合條件生二胎的婦女均表示選擇不生。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八百多萬人口的農村地區從1980年代開始試點“二胎方案”，但是2000年翼城生育率只有1.5，酒泉只有1.4，恩施2005年生育率只有1.47，承德現在的生育率只有1.6了。新疆建設兵團漢族人口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十幾年后改為允許生二胎，但是由于形成了“生育爬蚤心態”，“十五”時期，新疆建設兵團婦女總和生育率穩定在1.0左右。湖北省宜昌市的長陽、五峰兩縣地處老、少、邊、窮山區，前幾年經省人大批準在全縣實行普遍允許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來，既沒有出現出生堆積，也沒有出現生育反彈，2007年這兩縣生育率分別只有0.88、0.90了。所以，僅放開二胎根本無法挽救中國的超低生育率
現在歐洲、日本、韓國等都大力鼓勵生育率，但仍然無法挽回低生育率。由于持續三四十年的計劃生育宣傳教育和持續30年的一胎政策，計劃生育幾乎已經完全摧毀中國的生育文化，并已經制造了強勁的超低生育率慣性（超低生育率的慣性延續力非常的強大），形成了頑固的低人口再生產發展模式，如果我們不立即停止計劃生育并大力鼓勵生育、積極恢復民族生育文化，不僅我們經濟持續發展是空談，連民族存在都會成為問題。
我們現在應該立即調整人口政策，不限生育數量的大力鼓勵生育，全力改造形成低生育率的社會經濟文化機制。現在中國需要 “一兩個太少，三四個不多，五六個更好”和“生孩子愛國，多生孩子救國”這樣的新口號。也許有人認為我是瘋子，或認為我是從一個極端都向令一個極端。但是，僅憑這兩個口號能把全國青年夫婦的生育愿望從現在的1.5提高到2.31以上嗎？僅憑這個口號能挽救中華民族復興危機和未來中國發展危機嗎？僅憑這兩個口號能解決別人解決了幾十年還未能解決的問題嗎？馬來西亞華人在二戰前一度超過全國人口的40%，然而現在只占全國人口的23%，估計到2100年華人人口占馬來西亞人口比例可能只有5.5％。面對種族延續危機，華人社團提出：“1個不夠，2個太少，3個差不多，4個剛剛好，5個更加好，6個最美妙”，但是仍然難阻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一個社會內，有許多人只愿生一個或一個不生，少數人喜歡多生（還必須是夫婦兩個都喜歡多要孩子），你不大力鼓勵生育，就挽救不了多數人少生或不生所造成的國家整體生育率低下。英國、俄羅斯、韓國等國都有一個家庭生十幾個的，但仍不能解決她們國家的低生育率問題，這說明這兩個口號一點也不過分。實事求是就是要真正的敢于面對問題、想盡一切可能的辦法解決問題，而不是受以前思想的約束停滯不前。比如，如果有一半的夫婦響應政府的新號召生3個孩子，剩下一半，其中1/3生兩個，1/3生一個，另外1/3由于不育或不想要孩子一個不生，則總和生育率才僅為2.0，還達不到世代更替的水平。假如，如果有1/6的夫婦響應政府新號召生4個及以上（按4.5個計算。但現在讓年輕夫婦生4個或以上簡直難于上青天，尤其是城市年輕夫婦，這個1/6其實根本達不到），1/3生3個（讓現在的年輕夫婦有1/3生3個還是非常困難，這個1/3其實也難以達到），1/6生兩個，1/6生一個，另外1/6由于不育或不想要孩子而不生，則總和生育率僅為2.25，暫時還達不到我們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等到性別比正常以后可以達到）。說明我的新口號不是走向極端，恰是實事求是的，一點也不過分，甚至說還有點保守。
如果中華民族還要復興世界第一，如果中國準備雄立于地球，如果中國還要未來經濟、社會、民族與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如果中國人不想使自己完全陷入低生育率的危機而難以自拔，那中國就不能再猶豫再錯失挽救自我的時機（已經失去了很多的時間，現在鼓勵生育也只是亡羊補牢，許多已經無可挽回了），那中國現在必須轉變生育政策，立即開始鼓勵生育并，立即開始著手挽救民族的生育文化，立即開始改造形成低生育率的社會經濟文化機
強大國家力量，壯大民族實力，保住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人口根基，再現中華民族雄踞世界的偉大輝煌，為人類留下一個偉大的民族，為子孫留下一個強大的民族，為世界留下一個維系熱愛和平的強大力量，為未來中國發展和世界發展注入強大的人口活力，是歷史向中國人口變革提出的偉大使命。
建議：
停止計劃生育，取消生育的國家限制，并開始大力鼓勵生育。
劉忠良 的更多提案：
| E提案第5167號 已回復
案由（提案主題）： 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素質是個大誤區 |
姓名：劉忠良 會員編號：64756 所在地：陜西省西安市 政治面貌：共青團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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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人： 劉忠良 | 政治面貌：共青團員 | |
| 主辦（上報部門）：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 | 協辦： 教育部 | |
| 提案類別： 科教類提案 | 提案時間： 2010年03月09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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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口號： 少生孩子不能提高人口素質 “降低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和“少生優育”，在中國是十分流行的說法。這種觀念把人口數量與人口素質對立起來，認為少生孩子就可以提高人口質量。其實，簡單分析一下，我們就可以發現這種認識是十分錯誤的。 我們知道，像我們中國這樣快速發展的國家，由于教育的代際差別等因素，人口之間的代際差別很大。這一代的創造力大幅高于上一代，而下一代的創造力又要高于這一代。建國60年來，中國人將是一代勝過一代。但是，減少人口不可能是去殺活人，那只能是減少創造力更強的新一代。顯然，在一個國家，創造力高的人口比例越高，則國民的整體素質越高。反之，創造力高的人口比例越低，則整體國民的素質越低。那我們就先用數學方法分析一下少生孩子、人口減少是提高還是降低中國的人口素質。 由于素質不好衡量，我暫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來代替。顯而易見，我們都明白這樣淺顯的事實：像諸如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這樣的人口素質指標，因為成人工作后，一般受教育年限是不變的，所以要通過提高新生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來提高全國人均受教育年限。 國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十五歲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新生代人口數量＋工作后的成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工作后的成年人口數量）÷（十五歲以上總人口） =十五歲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新生代人口所占比例＋工作后的成年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工作后的成年人口所占比例 因為成人工作后，一般受教育年限是不變的，即公式的后半部分不變。可見，新生代人均教育年限只要高于已工作的成年人口（一定是），新生代人口越多，國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就越高，也就是國民素質越高；反之，新生代人口越少，國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就越低，也即是國民素質越低。換成另一種說法就是：生育是人口的更新換代，素質更高的更新人口（也即新生人口）越多則越有利用提高人口素質，反之則不利于人口素質的提高。新生代人均受教育年限主要由國家的人均教育教育經費決定，而不是人口的多少決定。我國教育經費占GDP比重，不僅遠低于發達國家，遠低于聯合國不低于6%的要求，而且還低于發展中國家。國家財政教育經費長期只占GDP的2-3%，比非洲窮國還少，遠低于聯合國要求的6%；在全世界191個國家中，有170多個國家早都做到了免費義務教育，包括人均GDP只有我國1/3的老撾、柬埔寨、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而我們才剛剛開始。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調查數據，我國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為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153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145位。如果我們真的做到了重視教育，達到聯合國規定的6%的要求，即使新生人口翻一翻，新生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不會降低，反而很可能是提高。 據不完全估計，2005年中國各級政府官員公款吃喝花費3000多億，公車消費3000多億，公款旅游出國考察3000多億，這是溫家寶總理都承認的數字，他一再呼吁要厲行節約。完全節省下來看來不太可能，畢竟很多干部“一枝煙，半斤油；一頓飯，十頭牛；屁股底下一棟樓（高級轎車）”大手大腳慣了。但如果在這個9000多億里頭節省出3000億并投資到教育，那中國教育每年就多了3000億，完全可以保證全中國所有的適齡少年兒童讀完高中，不要說免學費，連書本、文具、校服、午餐都可以免費提供[2]。可見，中國遠遠未窮到只有少生孩子才能發展教育的地步。 2003年吳洪森在《關于計劃生育的另一種思考》一文中指出：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也就是說提高女性教育水平可以降低生育率）。30年的計劃生育經費總值估計在3000億元，假如將這3000億元用來普及教育，就有3億人可以讀完初中。中國目前文盲和半文盲總人口只有1.8億，還可以多出一大筆錢來提供高中教育，假如教育政策傾向女性，中國不但全面掃盲，而且還多出一億多有高中畢業程度的女性 [3]。這樣不僅達到了和計劃生育一樣的效果，更能提高中國的人口素質。據人民網2010年3月2日報道，截至2005年底全國人口計生系統共有工作人員5087萬人，其中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公務員有1048萬人（占總人口1/124）。此外，全國還有計劃生育協會專職干部1142萬人，兼職干部5727萬人（兩者占總人口1/20）。龐大的執行體系使計劃生育管理機構成為財政投入最多的部門之一[4]。不僅經費支出巨大，而計劃生育本身又給父母增加許多支出，比如各種計劃生育罰款、賄賂、辦事費用等（這些加起來是相當龐大的，要比計劃生育經費本身還要多）。在半月談2009年第8期，一名鄉干部自曝說：“我們當地的一個鄉，計生辦共6人，每年工作經費開支在五六十萬元以上。鄉鎮干部中有不少人削尖腦袋想進計生部門，想當計生辦主任的更是趨之若鶩。有群眾說，你只要看鄉鎮干部中打牌最大的，請客最大方的，用錢最瀟灑的，那就是計生干部。為了占到這個肥缺，我們當地曾經有一名因經濟問題被組織處理了2次的計生干部，后來競爭上崗還要去爭計生辦主任這個‘高風險位子’。許多鄉鎮干部感慨，‘當計生辦主任，比當鄉鎮副職肥實多了’。”[5]如果把這些龐大的計劃生育經費和父母的部分計劃生育支出用來投資于孩子的營養和教育，不僅中國的人口素質會更高，而且中國的人口實力會更強。 有人認為孩子多會稀釋國家的教育投資，降低人均教育投入。這些人是假設國家的教育投入比例不會因教育需求的變化而改變，這本身就是說我們的政府是不會按國家實際情況的變化而與國情俱進的政府，顯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是的，今天孩子多了，稀釋了國家的教育投資，人均教育投入可能會降低（如果國家不按教育需求的增長同步增加投資，那是降低，但如果是同步增加投資就不會降低，超過教育需求增加的投資還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但是，明天的勞動者增多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增加，并且國家的養老負擔也會減輕，國家就有更多的資金投資教育，因而下一代的人均教育投入由此增加。而少生孩子的國家，由于老齡化嚴重，國家養老負擔沉重，則擠壓了用于教育的財政資源，最終少生反而不利于人均教育投入的增長。社會養一個老人，比培育一個孩子的費用要大得多，少生孩子最終會導致政府的養老壓力巨大。以美國為例，即使考慮到昂貴的教育費用，一個孩子消耗的社會資源還是比一個成人少28%，而一個老人又比一個工作的人多消耗27%的社會資源，因為老人需要的醫療費用太大。而隨著壽命的繼續延長，未來高齡老齡人口養老費用將會更高，養老人與養孩子的成本相比將進一步的大為增加。今天不投資孩子，則明天將被迫用更高的財政比例去支付養老費用；今天少生孩子看似為國家降低負擔，則明天就會讓國家財政因養老而不堪重負。多生孩子的結果是最終的或未來的人均教育投入并不能減少，而少生孩子的結果是最終或未來的人均教育投入并不能提高（而是降低），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素質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過去美國人口增長速度驚人，我們并沒有看到美國現在的人均教育投入比別的發達國家低。1800年法國人口為2750萬，美國人口為530萬。2007年法國人口6171萬，美國人口3.016億。美國人口增長到56.9倍，法國人口增長僅僅到2.2倍，但現在美國人口受教育并不比法國差，反而現在美國人均GDP（按購買力平價）是法國的1.37倍，能說美國人口素質比法國低嗎？現在印度的人口增長快，那未來我們也一定不會看到印度的人均教育投入會低于中國。中國人的計算方法是相當目光短淺的，中國少生孩子根本不能提高人口素質因，最終結果是中國即丟失了人口數量優勢又沒有人口素質優勢！ 圖13.1、印度歷年生育率與撫養比
圖13.2、中國歷年生育率與撫養比
圖13.3、美國歷年生育率與撫養比
注：圖中采納的國際數據為聯合國人口基金2008年對人口預測的中方案數據，中國數據為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 資料來源：中山水寒（易富賢）《不要將人口“高利貸”當“紅利”》，天涯論壇：經濟論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develop/1/347827.shtml 說明：中國少生孩子只能在短期內降低撫養比，但隨后就會因高度老齡化而長期面臨高撫養比，因而少生孩子只能暫時提高人均教育投入但長期內卻又降低人均教育投入。由于美國印度生育率皆不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因而印度與美國可以長期保持較為合適的撫養比，從而在長期內擁有更多的財力去發展教育，最終結果是多生孩子更能提高人均教育投入。并且多生孩子使人口結構年輕，更有利于人口素質的提高。因而多生孩子才更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質。 不僅如此，一胎化導致我國教育費用的大幅虛高，不僅導致少生孩子提高人均教育質量的想法大大折扣，還造成中低收入家庭孩子上學更困難。因為：獨生子女的唯一性和珍貴性，家庭采取精品關愛和精英教育模式，導致撫養和教育投入大幅提高；由于少生孩子內需不足造成的就業危機導致學歷競爭的激烈，迫使人們要增加學歷投資；教育系統趁機抬高教育收費，導致教育收費大幅提高……這些導致撫養和教育費用成為家庭負擔的大頭，教育費用的大幅升高。很多人以為現在教育費用大幅虛高僅僅是因為教育產業化。這是沒有把問題看透。就算沒有教育產業化，一胎化也必然導致教育費用大幅提高，因為一胎化造成內需不足會帶來就業危機。就業困難不斷增加，就業崗位的競爭就越來越激烈，這必導致學歷優勢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比如，短短十年，招工的學歷要求已經從高中提高到大專又提高到了本科，還增加各種培訓認證要求。現在連本科學歷都失去學歷優勢了，越來越多的本科生選擇畢業后繼續讀研究生或出國留學。學歷競爭迫使家長們不得不越來越多地增加子女的學歷投資。比如，一般收入的城鎮家庭也會花2、3萬塊擇校費上個好中學，也會花幾萬、十幾萬買張名牌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根本就是虧本生意！又比如，從幼兒園高收費調查可以看到，幼兒的學前教育費用比大學還高。家長們把教育優勢競爭提前到了學前。又比如，本該分文不賺的中小學義務教育變成了第二大暴利行業，緊排房地產業之后，10年亂收搜刮二千億[6]！結果一胎化造成中國家庭養育負擔沉重，加劇教育的貧富兩極分化，這不僅不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也更不利于人口素質的提高。 人口素質不僅包括文化素質，還包括人口年齡活力。從生產與創新力上講二三十歲是創造黃金期。而少生孩子、減少人口將使我國人口嚴重老化，大幅降低我國的人口年齡活力，即降低了我國的人口素質。同等教育水平，老齡化嚴重的國家人口素質一定低。只要中國的生育率一直這樣大幅低于美國與印度，中國的人口素質就一直趕不上美國，并且一定會被印度超越。中國現在比印度高的那點人口素質，一定會被中國持續的低生育率完全毀掉。最終結果是，多生孩子的國家不僅獲得了人口數量優勢又獲得了人口年齡結構優勢，人口又多又年輕，國家活力四射！而中國少生孩子不僅使中國丟失寶貴人口數量優勢又喪失本應有的人口年齡結構優勢，結果是人口衰老縮減，又少又老，社會衰微！我們到底在追求什么？難道我們中華民族不準備復興了或中國不準備崛起了？ 我國以世界10%的新生兒卻占了世界20%的缺陷兒童，這是我們優生優育的結果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強制人口控制添加的禍：1、為了躲避計生工作者的追擊，不少孕婦東躲西藏，擔驚受怕，孩子能好嗎？在懷孕期間，孕婦的心情與休養非常重要。而計生工作者，像貓捉耗子一樣死死盯住孕婦不放，這讓中國的媽媽怎樣開開心心的生出健康寶寶？超生孕婦承受了巨大心理壓力，并且由于漂泊在外營養也跟不上，勢必影響胎兒的發育。尤其是不能得到常規的產前檢查，以國家計生委1.8（這個數字被注水）的生育率來推測，出生人口中有超過三分之一沒有進行常規產前檢查（有些連出生都不敢去醫院）！小孩出生后由于擔心超生罰款，而不能及時免疫接種。聯合國特別批評中國“沒有能夠將創造財富和提高收入轉化為更快地降低兒童死亡率”。2、計生部門重罰款（罰款是收入，還長人氣），輕優生優育服務（是支出，是付出，當然不樂意）。既然人家生了孩子，就影響了工作和收入，且支出又大，而計生部門在這時又向新生嬰兒家庭重罰款，這豈能不降低對嬰兒的營養保健投入？巨額的超生罰款使得超生家庭背負沉重的經濟負擔，降低他們養育孩子的能力，使得他們的孩子素質降低。并且不少超生的孩子長期受到社會歧視，不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長。3、計生部門提倡晚婚晚育不符合婦女最佳生育時間，大齡生育會降低孩子質量。最佳的優生就是在婦女黃金生育時間完成生育任務。子宮、卵巢疾病隨著年齡增加而增加。并且隨著年齡的增加，女性的卵巢功能開始衰退，染色體易變異，胎兒的致畸率也隨之升高。二十幾歲是生小孩的黃金年齡。但計生委單純為了控制人口數量而提倡晚婚晚育，造成多少殘疾兒童出生？我國每年出生的先天畸形兒約占每年出生人口總數的4%—6%，且近年又有上升趨勢，這豈能是在提高中國的人口素質[7]！ 人口素質的提高不僅僅是一個孩子投入資金多少的問題，更是一個成長環境的問題。但現實卻表明，獨生子女政策不僅是破壞了傳統優秀文化傳承，更重要的是它嚴重損害了孩子的成長環境，使獨生子女的成長問題十分突出。 上海市人口計生委主任謝玲麗認為獨生子女早期教育存在“五大障礙”，具體為：1、性格障礙。缺乏同伴的家庭早期教育，極易導致常見的性格缺陷，如“任性”、“愛發脾氣”、“不尊敬師長”和“不團結合作”等。2、心理障礙。不少獨生子女在家里只能與成人為伍，極易養成孤獨、自娛自樂、孤芳自賞等心理素質或過早成人化。3、智育障礙。社區活動參與少，造成孩子智力和身心疲憊，缺乏童年樂趣，影響孩子的健康成長。4、環境障礙。不少撫育者特別是祖父輩過度溺愛孩子，溺愛和放縱幾乎成了早期教育的通病。5、生活自理能力障礙。父母包辦代替，獨生子女動手機會減少，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依賴性強[8]。 湖北省家庭教育研究會副會長、武漢大學教授周運清指出，獨生子女的成長過程存在嚴重的天然缺陷。獨生子女教育成長缺陷是什么？周運清認為首先是沒有兄弟姊妹。小孩在一起爭吵是智力開發最好的方式之一，要想辦法把對方說贏，甚至動拳頭，想的、說的、做的就一致了。現在在一個小家庭里，沒人跟小孩交流，他只有一個人玩，要么睡覺、要么上網，想到沒說，說了沒做，最后出現想到的說不清楚，說出來的不會想。由于是獨生子女，現在孩子承受的責任非常多：家庭的責任、傳宗接代的責任、社會的責任……“責任越多希望越大，家長們天天為孩子發愁。”周運清說，“家長把一切責任都放在這一個孩子身上，如果孩子培養不出來家長覺得沒面子，因此便出現了過度教育問題，而且非常嚴重。周運清指出，獨生子女走向社會、成家以后，非常突出的問題就是愛心與責任感缺失，比如獨生子女結婚之后就有一個問題，離婚率高，稍微有點不順暢就離婚，離婚以后又想不應該，再重新組合又覺得沒面子，這些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結果。另外融入社會能力差、認同感差，對組織、對社會、對家庭認同感差。現在好多獨生子女批判性很強，我們說要有批判性，但是他們只批判別人，不批判自己，這樣就走向極端了，現在獨生子女走向社會以后這些問題是很嚴重的。有些孩子畢業以后工作崗位不敢去，他覺得那個地方不是他生活的地方，有的畢業10年、15年了還在家里，不出去工作，他不敢進入社會生活之中，人格不成熟是很大原因。”[9] 來自中國健康世界網報道，武漢市心理醫院危機干預熱線的統計顯示：從前年起，有人格障礙傾向的咨詢者明顯增多，目前已占到所有咨詢者的25%左右，大部分是獨生子女。該院心理咨詢室副教授肖勁松說：“獨生子女承擔了父母更多的期望，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和壓力，父母給予了他們更多的愛，同時不自覺地也希望索取得更多，比如榮譽、面子等等，讓孩子感覺極不平衡、不對稱，從而產生叛逆，所以獨生子女人格障礙的高危人群。”[10] 《我國中小學獨生子女的現實狀況》調查選取了東部的天津、江蘇、遼寧，中部的河北、湖南，西部的甘肅等6個省、市以及移民特征顯著、經濟發展迅速的深圳市。問卷調查共涉及17個區、10個縣(市)的334所中小學校(小學169所、初中87所、高中78所)，包括107495名中小學生、家長和教師(其中學生85795人，家長12155人，教師9545人)及在北京、天津兩地補充專題調查。得出以下結論：1、家長對獨生子女的“學歷教育期望”與“未來職業期望”偏高，不僅存在著與社會需求不相適應的矛盾，而且在相當程度上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壓力和精神負擔；2、獨生子女的“獨立生活能力”與“自主解決問題能力”低；3、獨生子女的“集體觀念”和“與他人溝通交往能力”差；4、獨生子女的身體形態指標，如身高、體重、胸圍等靜態指標超過非獨生子女，但在力量、速度、耐力、肺活量、視力等身體素質指標方面，獨生子女不如非獨生子女。5、獨生子女在經常感到“開心”、“滿足”、“精力充沛”、“疲憊”、“苦惱”、“孤獨”、“沒意思”等方面所占比例均高于非獨生子女，獨生子女在精神狀態方面的復雜性高[11]。 綜合表明，少生孩子是減少了我國的人口數量，但并沒有提高我國的人口素質，而且在自然（身體）與人文（精神心里）兩方面皆降低了我國的人口素質。無論是理論還是實事皆證明，少生孩子提高素質的理論是根本占不住腳的。而鼓勵生育，支持生育，多生孩子才更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質。 | ||
回復單位：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楊云彥
回復內容：我覺得，計劃生育有兩個目標：一個是控制人口數量，一個是提高人口素質。并不是簡單是為了提高人口素質而控制人口數量。所以我覺得我們一方面還是應該繼續地穩定低生育水平。應該看到，計劃生育政策實行以來，我們累計少生了四億人，如果多了這四億人，我們現在就是17億多人了，在這種情況下，對我們教育和提高人口素質是肯定有一個更大的“包袱”。現在少了四億人，毫無疑問，相同的投入就可以更好地去讓每個人人均受教育的資源得到提高。這是一個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我們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是應該通過發展教育和全社會的共同關心，包括這一次總理政府工作報告里特別講到我們文化事業的問題。文化大環境大氛圍熏陶了一個良好的國民素質，這都是我們發展的基本需要，也是人口素質的綜合方面。所以，計劃生育政策里也有提高出生人口素質的問題，出生人口素質的問題這里就包括很多計劃生育的一些工作，包括育齡婦女提供優生優育的一些咨詢服務等等，也是提高人口素質的一個重要方面。 所以，少生孩子和提高人口素質是兩個問題。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treeView=1&view=2&id=98241805
- E兩會提案第98009號：少生孩子會增大中國的就業問題
- E兩會提案第97955號：解決中國未來民生問題需提前調整人口政策
- E兩會提案第97795號：走向富強的中國需要調整人口發展戰略
- E兩會提案第96766號：中國經濟崛起需要停止獨生子女政策
- E兩會提案第88434號：中國現在需要鼓勵生育
劉忠良 的更多提案：
中國經濟崛起需要停止獨生子女政策
導言：人是一切財富的創造者和擁有者，在全球化下知識技術和物質資源使用無國界的今天，保住了人口就等于保留了實力和財富。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不是經濟的競爭，也不是科技的競爭，更不是軍事或政治的競爭，因為這些競爭歸根結底都只是人的競爭，都是依附于人口的競爭。未來大國長期競爭的實質是創造競爭主體——人口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不斷發展，后發國家和地區人口素質的提高會使世界各國人口素質具有趨同趨勢，未來很難再有今天窮國與富國之間的巨大人口素質差別。當人口素質的鴻溝消失時，人口數量和結構就是人口實力的一切。創造和吸引競爭的主體——人口，才是未來大國最根本的競爭。保持或促進人口再生產能力的發展將是未來大國競爭中最具根本性的競爭。由于相互學習和發展，制度因素趨于同質化，經濟基礎差別鴻溝消失，人口因素將更趨于主導地位和決定性地位。但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顯示，我們的總和生育率（平均每個育齡婦女一生的生孩子總數量，以下簡稱為生育率）僅為1.22。2005年1%人口抽查統計，我們的生育率也僅是1.33。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1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僅有4.7億人；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齡人口，中國的總人口數量僅為2800萬！中華民族要復興，中國經濟要成功崛起，中國就需要改變已經實施了30年的獨生子女政策。中國每年新進入勞動年齡的年輕人口已經開始大幅減少，中國的民工荒也愈演愈烈。如不調整人口政策，中國未來經濟崛起將成無米之炊！
目錄：1、人口是經濟生命載體
2、人口是經濟發展的源泉
3、人口數量和密度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4、人口減少的中國不會更富
5、“以物為本”的發展觀當停止
6、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中國追趕發達國家的最大阻礙
7、透支人口使中國未來面臨發展危機
8、中國經濟自陷發展模式困局
9、不逆轉人口政策無法阻擋中國經濟崛起的人口危機
1、人口是經濟生命載體
什么是經濟？經濟是人們一系列的生產消費活動及其引發的相關活動。說通俗點，經濟就是滿足人們的吃、穿、住、行、等物質需求和娛樂、學習等精神需求的過程。經濟就是滿足人的需求，供應人的消費。是因為有了人的消費，人們才去生產。只有消費的持續增長，生產增長才能持續。不然的話，生產了沒人消費，那只能是白勞動，生產的越多賠的越多。而許多中國人總認為人口是負擔，抱怨自己人口多，老是埋怨生小孩又帶來了一張嘴，又帶來了一個消費者。地球人都說消費者是上帝，我們怎么可以埋怨上帝的誕生（生小孩）呢？若沒有孩子，沒有那張嘴，一百年之后我們都入歸黃土，還談什么中國經濟？只有生小孩，才有持續不斷的消費者，生產者才有持續存在的意義。只有生小孩，才有持續不斷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經濟才能持續的發展。沒有消費者，就不需要你的勞動。不需要你的勞動，你就不能就業。你不能就業，又哪來的收入？俗話說的好，“顧客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沒有消費者，我們哪來的錢賺？多生一個孩子，就多誕生了一個可貴的消費者，我們就可能多一份收入或一份工作。消費者是上帝，多生一個小孩就多誕生一個上帝。我的上帝多了，我們生產的就多了，我們可賺的錢就多了，我們的經濟就更活躍了。
而在中國人的經濟觀里，只有生產，而沒有消費。試想想，若無消費者，你生產的那么多東西誰付給你錢？你不就白勞動了？沒有消費者，你就成了“楊白勞”。只有消費的多，才能持續生產的多，不然你還當“楊白勞”。只有消費的多，經濟才可能活躍，不然大家都找不到上帝（消費者），錢難賺，何談經濟發展、收入增長？
中國這種只重生產不重消費的經濟思想，已經嚴重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我們最近一直談內需不足，我們一直想拉動內需，可內需還是不足。這是我們這種錯誤經濟思想的遺產，不是一時能糾正過來的。我國的第三產業，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發展的嚴重不足。而第三產業，可以吸收的勞動力最多。由于我們這種錯誤的經濟思想，導致我國第三產業發展的嚴重不足，嚴重影響了國人的就業和收入增長。
經濟，本身就是為人服務的人的活動。自然，經濟以人為本才能和諧。我們的思想要改變：人不是一張嘴，而是需求的創造者，是經濟中的上帝；人是一切的創造者，造物必須先造人；經濟的一切活動是最終是為人服務的，經濟應以人為本。
人類的基本再生產分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人口再生產是物質再生產的前提和基礎。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可持續性的人口再生產是可持續性的物質再生產的根基，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因而人口是經濟的根本，而孩子就是經濟的新根。
人口是經濟之本，人口是經濟之根。根深才能葉茂。中國經濟若要更好的發展，必須固本強根，而不應該繼續實施少生孩子的人口政策。中國經濟若要長久雄立于世界，必須正視現在國經濟新根的虛弱——中國的生育率太低了。新根不興，樹必不可長茂。根生之不旺，樹必不可參天久立。
表：1991-2006年西方七國人口與經濟
國家 人口增長率 GDP增長率 國家 人口增長率 GDP增長率
美國 1.13% 3.0% 德國 0.23% 1.6%
加拿大 0.99% 2.8% 日本 0.02% 1.3%
法國 0.46% 1.9% 意大利 0.02% 1.3%
英國 0.30% 2.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注：增長率為1991-2006年的16年平均值。
說明：經過戰后45年的發展與追趕，西方七國的人均GDP在1990年基本持平，與平均值平均相差僅13%。由于在1990年英國人均GDP在七國中最低，比平均值低21%，故GDP增長速度與人口增長速度排名略不一致。除英國在此期間人均GDP增速（2.1%）超過2%外，其他各國均在1.4%上下（加拿大、美國人均GDP增速為1.8%，法國、德國為1.4%，日本、意大利為1.0%）。由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別（除英國人均GDP提高較快外）主要是由人口增長速度的差別所造成的。尤其是從長期或未來遠期看，人均GDP總有趨于相同的趨勢，決定經濟總量對比值差別和長期經濟增長差別的就是人口數量和人口變化的不同，所以說人口是經濟之本。人口增長除壽命延長和移民外，其決定因素就是孩子數量的變化。孩子數量的變化導致人口數量的變化，進而導致經濟總量對比值的變化和經濟增長速度差異的變化，所以說孩子是經濟新根。人口是經濟之本，孩子是經濟新根，新根旺盛則經濟有活力，而新根脆弱必將使未來經濟萎靡不振。面對低生育率，我們的人口政策必須改變了。
2、人口是經濟發展的源泉
經濟為什么會發展？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是什么？經濟發展的源泉哪里來？
有人說，是資源。可是，遠古的人均資源那么多，為什么他們還是赤貧？因為他們不會用。為什么他們不會用？因為他們缺乏相應的知識和技術。沒有知識與技術，任何資源都不具有價值。
遠古時期野生資源多，對于遠古人，即使是捕獲野生動物，也需要捕獵的經驗知識與技術。即怎么捕，用什么捕的問題。雖然簡單，那也是知識與技術。再簡單一些，比如說采果子，也需要采果子的經驗知識。比如，什么果子有毒，什么果子可以吃。如果什么果子有毒的知識不能被人記憶和傳播，那人類祖先早已被毒死光了，還談什么經濟發展？
資源的價值不在于它的存在，而是在于能否被人利用和人怎樣利用。沒有知識與技術，任何資源都沒有價值，或者說它們不被認為是資源（資源：可以供人使用并產生正效用的東西，它之所以被成為資源是因為它可以供人使用并產生正效用，包括實體的和非實體的，一般人的觀點是實體的）。而且資源的這種價值，也是知識與技術賦予的，它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價值。
有人說，是資本。如果僅給原始人一大筆資本，他們會發展嗎？如果突然現在知識與技術不在進步了，資本還能讓經濟發展嗎？皆不能！況且，資本又哪里來？來自人的生產勞動剩余。為什么古人沒有那么多的生產勞動剩余？因為他們生產力水平低。為什么他們生產力水平低？因為他們的知識與技術水平低。資本，只不過是幫助人釋放知識與技術的生產力潛能。資本就像潤滑劑，是潤滑知識與技術向生產轉變。沒有知識與技術，資本這瓶潤滑油有什么用？沒有知識與技術的進步，沒有還沒被開發的知識與技術的生產力潛能，資本就沒有作為的余地！況且，資本發展也是知識與技術進步所帶來的。資本只不過是知識與技術所產生的并用于自身潛能釋放的潤滑油。
有人說，是制度。他們說：“看，中國改革開放后發展的多快！”可是，如果在家庭聯產承包制之前沒有農業技術進步，小崗村能很快翻身嗎？要知道，在1955-1956年之前，那也是各家各戶獨自生產經營的。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知識與技術，如果沒有來自自身的知識與技術發展，即使中國再改革再開放，也不會有發展。制度與資本類似，只不過是釋放了人的知識與技術的生產力潛能。況且，制度也是人創造的，制度只不過是人創造的集體游戲規則。沒有知識與技術，制度還能釋放什么？
這時，你恍然一亮，你說：“是知識與技術！”可是，知識與技術也不是天上掉餡餅啊？他們又哪里來？
“人！”對！完全正確，就是人！
資源是被人利用的，資本是被人創造和使用的，制度是被人創造和使用的，知識與技術也是被人創造和使用的。只有人，才是一切的創造者和所有者。只有人，才是宇宙間最偉大最可貴的。對于人類的文明，人是一切之本，人是一切之根，人是一切之源。沒有人，就沒有人類的一切！
所以說經濟的問題，或者說一切的問題，都有人口這個根源在發揮著巨大的作用。要理解人類的歷史，就要了解人口。要理解民族與國家的興衰，就要了解民族與國家的人口變化。要了解經濟的問題，尋根究底就要問問人出了什么問題。
縱觀人類五六百萬年的歷史，人類文明有兩次跳躍。第一次是從原始社會-采獵文明過渡到農業社會-農業手工業文明的跳躍，第二次是從農業社會-農業手工業文明過渡到近現代社會-高智力文明的跳躍。完成第二次跳躍以后，人類逐步進入了知識經濟時代。
通觀人類歷史我們就可以發現：人類發展過程的本質就是人的智力不斷應用于改造自然界，改造人類社會，改造人自身的過程，是人的智力不斷積累、實踐和發展的過程；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智力創造和智力積累的歷史，人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源泉和根本動力。
3、人口數量和密度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多數國人認為人口少了有利于經濟發展，但這只是國人在錯誤宣傳之下一相情愿的認為，實際上恰恰相反：一定數量的人口和人口密度是社會分工和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口數量多和人口密度大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
首先，只有在一個地方達到一定數量的人口，才有可能進行社會分工。比如在一個村莊，一個搬運工就會因無法獲得足夠的工作量而無法存在，而在一個城市他卻可以。只有人口達到一定數量之后，才會有完整有效的分工。而只有分工，才能有效的進行專業化的生產與創新，從而大幅提高生產效率和創新效率，進而提高生產力水平。只有生產力水平高了，經濟才能達到較高的水平。一個大城市與一個小城鎮相比，或者是一個城市群與單個城市相比，自然是前者分工的更全更細，生產與創新效率也是前者更高，經濟發展速度也是前者更快。
其次，只有達到一定的人口數量和人口密度，基礎設施的成本才會較低的存在，經濟交易才會以較低的成本進行。比如一個超市，如果需要在2公里內1000人才能保本運營，那在2公里內500人的農村它就無法開辦，而2公里內5000人的城市它就可以讓它紅火的做生意。比如一條公路，10萬人使用與1萬人使用人均成本相差10倍，可能在這個1萬人的地方因建公路不劃算而不建，結果人口稀少導致交通更不便。有記者發現在2008年物價上漲中窮地方漲的更厲害，真正原因是人口稀少導致貨物運輸與銷售的單位成本太高，結果人口少了物價更高。再比如城際高鐵，必須是雙方城市人口達到一定數量，否則會因人均成本高而無法投建。因而人口多會讓我們的交通更便捷便宜，如大城市的地鐵，比公交車快比搭的便宜；如京津高鐵、京滬高鐵，人口多讓這三個城市交流更便宜快速；如日本人口密度大而澳大利亞人口稀少，日本可以建高鐵而澳大利亞不可以（經濟上不劃算），人口多不僅讓日本人坐上了更便宜便捷的高鐵，連坐飛機也更便宜了，以后中國的京滬高鐵也會這樣。城市化可以大量積聚人口，從而使基礎設施的成本的和交易的成本大幅的降低，因而城市的經濟活動時便利的和低成本的，所以城市是經濟持續發展的增長點，而城市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經之路和必備手段。
反觀我們中國，我們國家用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民城市化和居民遷移、以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和城市土地國有化制度帶來的高房價阻礙城市化發展、以社會保障壓力為由拒絕農民城市化和讓農民要城市戶口而不能再要土地的政策挾制農民城市化等是非常不明智。如耕地保護制度，讓我們分析分析它的虛偽性。農村住宅按住房與非住房占地面積比1：3計算，城市按樓層15-30層計算，則農村住宅占用耕地是城市的60-120倍。這就意味著，每保護一畝城郊耕地，就要浪費59畝到119畝非城郊耕地。這叫什么保護耕地？其實是變相的浪費！所謂城郊耕地保護，只不過是地方政府想讓自己的錢袋子鼓起來、地方官員想讓自己“富起來”的借口。地方政府假借耕地保護的名，并攜帶城市土地必須是國有化的制度利劍，故意制造城市住宅土地供應稀缺，然后引發高地價和“官員致富”，進而制造出城市住房供應不足和高房價，讓地方政府、地方官員和房地產開發商們爆賺一把，還讓某些計生工作者有憑有據的宣傳“中國的人口多造成了中國的房價高和人均住房面積少”（ 其實這種宣傳根本占不住腳。阿根廷人均土地面積是美國的2.1倍，但是2005年阿根廷人均住房面積只有22平方米，不但遠比美國少，甚至比中國還少。俄羅斯面積遠多于中國，人口密度不到中國的1/15，耕地面積居世界第三，但是2006年俄羅斯人均住房面積只有20.8平方米，比中國還少，計劃到2015年趕上中國現在水平。俄羅斯人口從1992年就不斷減少，但是人口不斷往莫斯科等大城市集中，雖然俄羅斯人口稀少但莫斯科照樣高房價。）。由于中國的貧富差距大，財富過于集中，富人別墅消費需求量大，建別墅的利潤非常高，房地產商特別喜歡建別墅。而別墅的土地占用量是樓層房的30到50倍，結果迅速加劇了建設普通民用房的土地短缺。由于這兩個國情使建設普通民用房的土地稀缺，再加上房地產開發商因給富人建房利潤高而無心給窮人建房，結果使普通民眾（尤其是窮人）的住房供給短缺。而供給短缺，又加劇房地產投機和炒房（還因為貧富差距大，富人因窮人消費不足造成的實業利潤低而只好選擇投資房產，且因貧富差距大使財富集中因而富人有更多財力投資房產），進一步加劇普通民眾的買房難。按照保護耕地的需要，中國應該嚴格限制建別墅，可中國開發商最喜歡建可以暴利的別墅，甚至不少開發商把經濟適用房的土地也用來違法建別墅，最近還爆出不少官員用經濟適用房土地為自己建別墅！要保護中國的耕地，我認為應該放棄嚴格的城郊耕地保護（只要不是在浪費就可以了）和城市土地國有化政策（增加腐敗空間）并嚴格限制建別墅，大量廉價供應普通民眾的城市住房，從而加速城市化發展，進而促進整個國家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這才是真正既保護耕地又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上上策。
而中國每個城市自身，以富裕地方財政而制造高房價和以增添社會保障壓力為由拒絕外人加入到你的城市，我認為這是城市在錯失發展的機遇。一個人口不斷遷入和人口不斷增長的城市，才是一個真正有發展活力和發展后勁的城市。而一個人口停滯不前或人口不斷萎縮的城市，注定是一個沒有發展活力和發展希望的城市。只有人，才是一個城市真正的鳳凰。聰明的城市，應該把鳳凰寶貝引過來。最好是大鳳凰帶著多個小鳳凰，或者大鳳凰能生出幾個小鳳凰。因為如果移入的夫婦生孩子數目在兩個以下，雖然增加了城市的人口實力，但會加重城市未來的老齡化。而如果移入的夫婦生孩子在兩個以上，不僅為城市未來增添更多的鳳凰，還將降低城市的老齡化。
第三，人口多，人口密度大，會促進投資、競爭和創新。一個企業，固定生產成本和研發成本總是很大，必須以一定的市場量做保證。比如一個連鎖企業要新建一個休閑娛樂主題公園，需要100萬人的城市才能保本經營、收回成本，那50萬的城市它就不會建，而一個500萬人的城市它會跑著去那里投資。再假如一項科技成果研發成本5000萬，除去生產制造成本外，每個產品賣100元，需要買出50萬個以上產品才合算。要是市場不到50萬，企業不可能冒風險啟動這項課題；要是市場剛好只有51萬，企業能夠賺一點點，利潤太低，企業還不可能去投資；要是市場有1億，每個產品只賣20元（大眾得益）企業還是暴利，于是其他企業也會加入競爭，通過激烈競爭加速創新，成本降低且產品性能質量服務水平提高，最后每個產品賣5元，企業還有大量利潤，用這個利潤提高研發能力，研發今后其他產品，繼續進行創新。
第四，一定數量和一定密度的人口是生產與創新協作的前提。比如一個轎車生產企業，需要許多零部件廠商與服務商的隨時隨地的配合，這就意味著轎車生產只能在大城市或城市圈/帶附近進行。再如神舟飛船的研發，需要數以十萬計的科研人員協作進行，則人口小國根本做不到。現在中央政府鼓勵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內陸遷移，可去西北的非常少，因為西北的人口太稀少，滿足不了他們協作生產的需求。我國政府一直想平衡分布經濟，為預防戰爭不想讓經濟東部沿海一邊倒，但僅靠西部大開發與加大西部投資根本不行，只有西部的人口上去才可能使西部變成中國的又一重要經濟分布區域，而西部人口上去必須提高西部的生育率，因為中東部人口不想往西部跑，如果不提高西部的生育率，則中央政府的愿望是一切白搭。再如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我認為必須提高東北、中部的和東部沿海的生育率，依照現在中國的超低生育率，未來東北和中部僅有的那點年輕高活力人口（尤其是農村與小城鎮）幾乎被東部沿海抽空（因為東部沿海的勞動力更不足且對年輕人的吸引力很大），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將有斷糧的危險（缺乏年輕人口）。
第五，人口數量多、人口密度大有利于企業招員和就業。假設A城10萬人，B城100萬人，現在A城的a公司準備招2名新員工，B城的b公司準備招20名新員工，按人口比例，再假設a公司有5人去應聘，b公司有50人去應聘，假設合格率為10%，均勻分布，連續不合格概率低于50%表示招到一名合格員工，連續不合格概率高于50%表示招不到員工，則，A城的a公司一名合格員工也招不到，而B城的b公司卻招到了7名合格的員工。假設A城10萬人，B城100萬人，按人口比例，現A城有X類型企業2個，B城有X類型企業20個，假設一名X專業大學生去就業，平均對每個公司滿意的概率是25%，連續不滿意概率低于50%為找到合適企業，連續不滿意概率高于50%表示找不到合適的企業，則，這名大學生在A城找不到一個令自己滿意的企業，而在B城卻可以找到6個讓自己滿意的企業。結果，人口多，對企業有利，對每個人的就業也有利。因而大城市和人口密度大的地方摩擦失業率低，公司滿意度和就業滿意度高。這就理性解釋了為什么中小城市和農村的人口往大城市跑，人口稀少的加拿大人就業喜歡往人口密度是自己十倍的美國跑。
第六，眾多的人口和較高的人口密度是形成大量城市和城市群的前提。
城市，才是一個國家經濟持續發展的發動機。一個城市人口達到25萬，才能顯示出規模效應，低于這個數，就存在城市資源浪費現象。而我國2000年2074個縣級城市非農業戶口上20萬的才有311個。也就是說，這些城市中僅13.1％的城市，達到了應有的規模，還有86.9％的城市，資源沒有得到充分利用，發展空間很大。我國大中型城市的發展空間也還很大。我國都市圈建設還在布局中。隨著內地人口大量遷往沿海和大城市，而計劃生育又限制了人口再生產，今后內地的地級市都難以出現規模效應，更不用說縣城了，等于是計劃生育阻礙了今后經濟發展，今后內地與沿海的經濟實力差別將會越來越大，我國的經濟分布更加失衡。
單個城市，城市帶，城市群，三者的經濟發展功能比是1：3：9，所以經濟學家說未來國家的競爭將是城市群的競爭。城市群是生產與創新的大分工和大聚集，是經濟低成本高效運行與協作的載體，是大市場、高競爭和快速創新的集合體，因而是未來經濟發展的第一舞臺。一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群，中心城市區域人口應不低于2000萬，城市群總人口應不低于3000-4000萬（未來需要5000萬以上）。韓國5000萬人口誕生出一個比較有名的首爾都市圈，日本1.27億人口誕生出一個世界級的東京城市群，美國3.14億人口誕生出三個世界級的城市群。假如未來中國的人口能達到20億（每平方公里也僅208人），誕生一二十個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群，城市群個個相連，全國以時速350公里及以上的高速鐵路貫通，那中國就不能用經濟大國或經濟強國來稱呼，應該叫“經濟帝國”：世界各國人才來朝、資本來朝、技術來朝、商品服務來朝、政經要人來朝，世界景仰，經濟科技軍事牽一發而動世界，何其壯觀！但是，由于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未來“經濟帝國”的稱謂只屬于人口總量已達11.98億、人口密度已達344人/平方公里、新生兒數量是中國2倍且還在增加的印度，而很難屬于孩子不斷減少、未來又窮又老且人口快速減少的中國。
4、人口減少的中國不會更富
中國人經常說自己人口減少將如何如何的更富裕，但這只是中國人一相情愿的認為，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而是恰恰相反：人口減少，中國更窮！
首先說明一下，為什么中國窮呢？如果說人口多，中國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國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國、德國、瑞士、荷蘭、比利時等富國，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孟加拉國等窮國，沒有證據可以證明人口多就窮。在人口密度小的國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亞這樣的富國，也有蒙古、玻利維亞、巴布新幾內亞、馬達加斯加、博茨瓦納、剛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資源豐富的窮國，沒有證據證明人口少就富。過去我們看到東亞四小龍發展快，我們就以為人口少就容易發展、人口絕對數量大就不利于發展。但現在人口最多的中國和印度發展最快，我們還能堅持認為人口少更容易發展嗎？說人口少容易發展豈不等于說中國34省分34國發展更快？顯然不是，而是統一人口多發展更快，這也是歐盟一體化和世界其他地區一體化發展的原因。即便是東亞四小龍發展快的時候，世界其他小國還有幾個發展快的？沒有充分的理由證明人口少發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場大有利于經濟發展。中國窮并不是因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國家的制度、發展的思路方式、國民素質、發展的速度和發展的歷史時間等。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和我們基本一樣，但國家制度改變后就迅速富強起來。歐美比我們富，是因為他們現在經濟發展的時間遠遠比我們長。東亞四小龍比我們富，是因為他們在我們改革開放前遠遠比我們發展的快。改革開放后，我們人口更多了，但發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學中國邁向市場經濟體制，雖然也人口更多了，但發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國窮不能說是因為中國人口多。
生產是為人的消費，人消費才能實現生產的價值，因而經濟是因人而來，自然也因人而去。天上不會掉下來GDP，人口減少你的人均GDP怎么會增加？人均GDP的意思是大家產值的平均大小，是價值創造能力的平均值，而不是人口去瓜分天上掉下來的GDP，怎么可能因為人口減少每個人的價值創造的能力就提高了呢？
人均GDP從根本上來說代表生產力的高低，而生產力的高低取決于知識技術的發展。又知識技術的發展與人口的多少成正相關，也即是人口越多知識技術發展越快，人口越少知識技術發展越慢。因而是人口增加生產力發展快，人口減少生產力發展慢。結果就是，人口增加人均GDP增長更快,而人口減少人均GDP增長變慢。也就是說，人口減少，中國更窮。
人口減少,消費萎縮,生產的邊際收益下降，因而公司（生產者）的收益下降。比如說耕地，人口減少一半，人均耕地提高一倍，但同時農產品需求降低一半，使原本的供求平衡變成供過于求，結果是農民增產不增收，實際收益還下降。由于生產的邊際收益下降,導致勞動力需求均衡點左移,勞動力需求下降。人口減少,就業并不能改善。因為人口下降,消費萎靡，經濟不景氣，經濟預期惡化,投資減少，結果導致勞動力需求的進一步下降,就業反而惡化。如自2008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明顯的證明了經濟預期對就業的影響力是多么的巨大。而就業的惡化,公司收益的降低，不是收入的下降就是增速放緩。同時，人口減少,因而勞動力萎縮,生產的邊際成本提高,供應均衡點向左移，產品價格提高。并且，許多規模效益隨人口的減少而降低，成本上升。結果因為產品價格上升,需求被迫減少且貨幣購買力降低。人口減少最終導致福利降低或增速放緩。因而人口減少，中國更窮。
產品邊際收益的下降和邊際成本的提高,導致資本的邊際收益下降。邊際資本收益的下降或導致資本的相對過剩從而導致資本積累的停滯,或導致資本積累的放緩。同時,人口減少,投資預期惡化,資本形成速度進一步降低。更重要的是人均物力資本的增長變化根本上取決于人力資本的增減變化，人口減少導致人力資本降低或增速放緩，結果人口減少導致人均物力資本增速大大放緩。而且知識經濟具有極大的規模經濟效應，這意味著,人口越多,相對資本支出越少。如中國的神州飛船實驗,中國人口越多,經濟規模越大,實驗所需資本占社會總資本支出的比重就越小。也即是說,知識經濟是節約資本的.而且是人口越多經濟規模越大節約越大。當資本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在越來越多的方面資本被大量節約時，這意味著，人口越多，經濟規模越大，節約的規模隨之成幾何級增長。同時意味著，人口增加，在其他資本配比需要提高的方面，人均勞動者資本提高的就越快；相反，人口減少，人均資本配比增速降低。因而人口減少，人均資本增長更慢，中國更窮。
對于這樣的經濟學分析，如果你因為沒有一定的經濟學基礎而無法理解，我們可以進行一個更簡單的說法：把企業與員工分別看做富人與窮人。人口減少，不可能像某些人期待的那樣只有窮人減少，而是富人和窮人都減少。對于窮人，如果富人減少，他們的富人消費者和雇傭他們的老板（也就是富人）也就減少了，則窮人的收入降低，就業壓力增大。對于富人，如果窮人減少，他們的廣大窮人消費者和可供雇傭的勞動力就減少，結果富人的企業收入降低，勞工成本上升，富人的實際福利下降。結果人口減少，富人和窮人都受損，對大家皆沒有好處，這就是上述經濟分析的另一種表達方式。
同時,由于人口減少,經濟不景氣，在一系列的經濟機制作用下,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會快于人口減少或人均財政收入增長放緩。由于人口減少導致國家財政相對更貧困,況且人口減少時帶來的高度老齡化拖累財政，結果人口減少導致財政對經濟發展的支持能力和對國民福利增加的支持能力降低。人口減少，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更窮。
況且，計劃生育減少人口不可能是去殺人，那只能是減少人口素質更高、人力資本含量更高、創造力更強的新生人口。減少人口的實際結果降低了中國的人均生產創造力，減少了中國財富創造力更強的新一代，結果是人口減少中國反而更窮。
在人口減少的過程，不單單是人口數量的減少，還伴隨著人口的老齡化和勞動者比例的降低。人口老齡化，必然是收入能力降低或收入增長能力降低。而勞動者比例的降低，必然是人均GDP的降低或人均GDP增速的放緩。比如一個421家庭，當最大一代退休時，給家庭帶來收入的勞動力暴減2/3或4/7，很顯然家庭極有可能變窮。人口減少，中國豈能更富？
表：2007年西方七國老齡化與購買力平價法人均GDP
國家 老齡化 人均GDP 國家 老齡化 人均GDP
美國 12.4% 45790 德國 19.6% 33154
加拿大 13.4% 35729 意大利 20.1% 29935
英國 16.2% 33535 日本 20.8% 33525
法國 16.3% 33414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注：老齡化為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
由表可以看出，人均GDP和老齡化程度明顯呈負相關。由于美國生育率在發達國家中最高（也即是多生孩子），因而老齡化水平顯著的低，所以美國的人均GDP顯著的比其他發達大國高。而計劃生育人為制造少生孩子，將使我國未來的老齡化水平極高，這將嚴重降低我國未來人均GDP的發展潛力，相比于無計劃生育將顯著的降低我國未來的人均GDP。
5、“以物為本”的發展觀當停止
中國的許多人口專家和經濟學家認為：少生孩子，多投資（物力資本），我們的人均GDP會更高。這也是所謂的“少生快富”。其實，這是典型的完全“以物為本”的發展觀，是只看現在而不講未來的殺雞取卵式的發展觀。這種一味把人力資本投資變成物力資本投資的發展觀是十分短視并且是十分危險的！試想想，如果中國一個孩子不生，把所有的人力資本投資全部用在物力資本投資上，100年后別說成為發達國家，連自己的民族都沒有了。
說人說少生孩子有利于經濟發展，其實質無非是用少生孩子少投資投資周期長的人力資本的錢來投資周期短的物力資本，從而加快短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并用少生孩子降低GDP分母的方式獲取短期內的人均GDP較快提高。說白了，這種短期提高人均GDP的方式就是透支人口，通過壓縮人口再生產的方式來加速發掘當今勞動人口的物質再生產潛能——短期快速增加GDP。也許是的，今天用投資人力資本的錢投資物力資本可能拔高了一點GDP增長速度（必須是邊際物力資本投資收益為正值才可能，否則將是浪費，或導致經濟失衡起反作用），但明天你就會因今天挪用投資于高收益的邊際收益遞增的人力資本錢去投資了低收益的邊際收益低減的物力資本而將損失幾十倍、上百倍于此的投資收益！我在本章的《再論人口與資本》已經證明：物力資本的發展依賴人力資本的發展，少生孩子最終不能提高人均資本，所以也不能通過少生孩子來提高人均GDP。
事實上，在一個一直內需不足的國家，在一個投資過剩（標志：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產能嚴重過剩，內需不足，被迫依賴出口）的國家，多生孩子不僅不會在25年內降低中國GDP的增長速度，更會在25年后加速中國的GDP增長。在25年內，孩子不僅活躍了消費，拉動了內需，還提高了物質資本的投資收益率，從而加速經濟發展。在25年后，孩子即是強勁的內需力量又是強勁的生產創造力量，更加加速經濟發展。在25年內，孩子不僅不危害任何人的就業，更是通過消費創造了就業崗位，增加了人均勞動者收入。既然人均勞動者收入與少生或不生孩子相比是增加了，那生孩子降低人均GDP只是短時期的數字假象。國民的福利主要在于實際勞動收入，這種短時期內提高了一定人均GDP但又降低了人均勞動者收入的人均GDP又有什么價值呢？而且，當孩子就業后，就自己可以創造GDP了。由于我國是明顯的一代比一代受教育更好，當生產創造力更強的孩子加入生產創造后，人均GDP就很快比無計劃生育更高了。尤其是當父母變老而收入高能力降低時和父母退休時，孩子的存在更是大幅提高了人均GDP。這怎么說孩子是去分GDP的壞分母呢？沒有創造GDP的人做GDP的分母，又哪來的GDP？GDP的存在是以人的存在為前提的，不是人口去分GDP，而是人口創造了GDP，人均GDP（平均生產創造力，或稱經濟水平）乘以人口（生產創造者數量）才變成了GDP（總生產創造力）。人均GDP的意思是大家平均的生產創造價值，而不是人口去瓜分天上掉下來的GDP。若按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潘貴玉的計算方法（人口是瓜分GDP的分母），是不是中國的人口減少95%而中國的人均GDP就提高了20倍從而一舉成為一流的發達國家？
我們所稱的社會撫養費，其實全是寶貴的人力資本投資和對民族國家力量之源的投資。實際上，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主體是國家與社會，而父母只收益了一小部分，如果按照“誰收益誰支付成本”的原則，不應是父母向國家支付所謂的“社會撫養費（也即是超生罰款，其實大部分變成了各色各樣的行政成本）”，而應是國家與社會向父母補償“人力資本投資成本”。父母所得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一般不會達到人力資本投資總收益的10%，而90%以上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被國家與社會拿走了，所以國家應至少向父母支付“從孕育到畢業”90%的費用，否則就是對父母的不公平。而我們中國，卻要懲罰想多投資人力資本的父母，獎賞少投資的，結果是罰了父母的款，把父母原本用于投資于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資金變成了毫無意義的行政耗費，而我們自身的人力資本總實力由此大幅降低，此政策的科學性真是讓人無法理解。
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發展是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統一體，而在多數中國人的思想里重物質再生產而輕人口再生產，把人口再生產更新的孩子當作瓜分GDP的壞分母，將人口生育視為可恥，最終使我國人口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今天是一個孩子瓜分兩個父母的GDP，那明天一定是兩個父母去瓜分一個孩子的GDP，最終是更窮還是更富？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有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確保不低于世代更替的生育率，是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第一標準，也是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標準。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和自1990年代以來的超低生育率是不可持續發展的人口再生產，必定會危害中國經濟、社會、民族、國家的發展。
人力資本是社會經濟發展最根本的資本，人力資本投資才是社會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最核心的投資。反觀我們中國，竟然不惜以犧牲寶貴的人力資本投資為代價，去追求短期的所謂“人均GDP”，這比為追求短期GDP增長而破壞生態環境更可怕。環境污染可以短期用重金改善，而人力資本投資時機一旦錯過就永不再來，人口在生產一旦遭重創上百年也難以實力恢復。只有持續造人，才能持續造物。可持續性的人口再生產是可持續性的物質再生產的根基，人口的可持續性發展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而人力資本，又是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根本。所以只有可持續的人口再生產和良好的人力資本投資才能有真正的社會、經濟、國家、民族的可持續性發展。而反觀我們中國，鄙視生育貶低人口的人口觀、世界獨一無二的一胎政策和國家對人力資本低投資的現實卻是在走一條比環境污染更可怕的不可持續發展道路！
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從科學到技術、再到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速度越來越快，人力資本轉化為生產力發展的效率越來越高。隨著社會的進步，制度的完善，教育的發展和經濟基礎的提高，從人口轉化為人力資本、從人力資本轉化為知識技術、再從知識技術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效率越來越高。人的價值在當今知識經濟時代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和拓展，人力資源業已成為當今時代最寶貴的資源。在知識經濟不斷發展的時代，在知識技術引領世界的時代，在人力資本為王的時代，我們非常有必要重新反思一下我們的人口發展戰略。
人是一切的創造者，只有創造出創造者——人，才能創造出美好的未來。在知識經濟的時代，中國要富強，中華民族要復興，必須深刻反思這種殺雞取卵、飲鴆止渴式的發展觀。無孩子，無未來；少孩子，少未來。面對今天的低生育率，中國萬不可再去執行過去那種嚴重背離科學發展的“以物為本”的發展觀。
6、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是中國追趕發達國家的最大阻礙
為什么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的那么快？除了制度對國民力量的釋放外，自然最重要的是國民力量本身。我國制造的玩具占全球產量的70%，鞋類產品占全球產量的50%，彩電占全球產量的45%，紡織品服裝貿易占全球的24%，等等。我國為何能雄踞世界勞動密集型產業首位？靠的還不是自身龐大的人口實力，尤其是1950-1970年代繁衍的6億青壯勞動力。但是，我們卻把對我們經濟貢獻最大的人口當包袱。我國除了對世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大沖擊以外，本可以再來一次對世界中高科技產品的超級大沖擊。而這次沖擊，才是真正邁向發達國家最關鍵的一步，也是最關鍵的最后一躍。但是，我們的獨生子女政策卻讓中國第二股沖擊的能量白白萎縮掉1/2到2/3，而且它的后續影響還會繼續削弱第二次沖擊波的能量。與第一股沖擊相比，我們第二次沖擊的力量是大大的削弱了。但是，印度的力量并沒有被削弱，反而在繼續增長。上次，我們在沖擊世界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也沖擊了印度。但下次，走運的難以是我們了。波浪對波浪，強的沖倒弱的，大的沖倒小的。
發達國家領先的技術專利和技術積累豐富且創新力強的公司就像懸在我們頭上的一把劍，阻礙著我們的經濟向上突破。走向發達，我們必須對發達國家要有一場經濟技術的突破！怎樣突破？除了研發體制、企業管理、資本積累、金融制度支持、技術積累等因素外，最核心的是人。因為人是一切的創造者。
欲要全面突破，必須要有一大批有活力的科研隊伍。科技開發就像戰爭，別人的技術專利就像是他們設好的阻擊陣地，時刻打壓著你的進攻。而別人的開發能力和速度，就是他科技軍隊的反擊火力。而你，必須更強，必須以超越他們火力的方式，也即是以更強的開發能力和開發速度超越他們。
在單位科研人員素質與設備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數量就是實力，數量就可以換來速度。如果韓國與中國同時開始比登月，不講經濟實力，那中國一定比韓國快的多，因為中國的科研人員多。尤其在大科研項目里，科研人員的數量非常重要，它直接關系到科研的進度。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原子彈與氫彈的研發進度最快的關鍵原因，科研人員的數量就是速度！為什么美國懼怕中國向航天進軍的速度？還不是我們的人口多可供航天使用的科研人員多！即使是在中小項目里，人多智慧多，人多知識面全，每人分工的工作量壓力也輕，科研的進度也加快。即使是分開的，那大國的科研團隊也多，相互的交流合作與競爭也會導致科研進度的加快。
但是，計劃生育卻大幅消減中國未來的科研大軍。如人口大省山東，到2013年，山東省大學適齡人口，即18歲至22歲之間人口的數量，將比2008年下降50%左右。而鄰國印度，新生人口達2700萬，是我們的二倍。而且，印度還在增加，而我們還在減少。一升一降，我們與印度孩子數目越差越大。現在只是印度還沒走完勞動密集型產業，升級壓力還較小，給你競爭的不厲害。但是，印度像中國一樣也是上下通吃。到時候，我們怎么與印度競爭？我們的大學生源已開始下降，而印度的大學生源與大學擴張一直還在持續，他們的大學生招生量超越我們已經不遠了。 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要生育率還繼續這樣低下，大學生源萎縮仍是飛速
在單位科研人員素質與設備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年輕就是實力，年輕就是速度。二三十歲是最具創新活力的年齡，二三十歲是最具創新耐力的年齡，因為這時人的大腦活力與身體活力最高。據2009年來自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最新研究發現，人類的腦筋大概都在二十二歲時處于頂峰，但推理能力、思考速度和在腦海中處理圖像的能力卻會在二十七歲開始走下坡。研究顯示，人的記憶力會到三十七歲開始轉差。其它受測試的智能，則在四十二歲左右開始走下坡。 經過統計分析發現，杰出科學家作出重大貢獻的最佳年齡區在25～45歲之間。對1901～1999年諾貝爾獲獎者最佳年齡研究，更是一個有力的佐證。物理學獎獲獎者的創造高峰期大約在25～45歲之間，年齡跨度在21歲到58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6.1歲。化學獎獲獎者的創造高峰期大約在25～50歲之間，年齡跨度在21歲到58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8.7歲。生理醫學獎獲獎者的創造高峰期大約在30～45歲之間，年齡跨度在23歲到58歲之間，平均年齡為38.9歲。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一般地，中青年是科學創造的最佳年齡，是出成果的黃金時代[4]。但是，計劃生育迅速讓中國老齡化，而且是高度老齡化。到那時，我們的人口年齡活力一定會大幅降低。
現在，華為為什么能講狼性文化？因為中國現在還相對年輕。三星LG為什么把松下索尼等打的喘不過氣來？因為韓國相對年輕！上海貝爾（外企）前總裁狄龍說：“我們貝爾能做的項目，華為都能做。為什么？華為可以拿國際1/4~1/5的資金去雇傭2000名年輕工程師。就這么簡單！”人最具創造活力創造激情和創造能力的時候，也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人老了，怎么戰斗？
當發展中國家的人均GDP達到發達國家1／10到1／5的時候，產業需要升級，不僅勞動密集產業優勢不再，后發優勢已消失殆盡，技術上還有比較劣勢。后不可退，前路艱難，必需要強力克服技術上的劣勢，即追趕的屏障出現，進入到了發展的屏障期。能不斷突破這個屏障，則能保持中高速的發展，否則發展受阻，經濟緩慢或停滯不前，對發達國家的追趕被后發劣勢所阻擋。要克服這個困難，科研技術人員必需有創造激情創造活力和工作耐力。科技的追趕和反追趕，科技的超越和反超越，就像兩個人對抗一樣，看誰能打敗誰。就像當年年輕的日本突破這個屏障，就像現在還相對年輕的韓國正在突破這個屏障。可中國，計劃生育像個早衰病，不久后就會把中國提前變成一個沒活力的老人。中國還有活力在以后的戰斗中打敗別人嗎？
《走出神話》的作者說，中國沒有什么特別，其經濟只不過是東亞的翻版，僅僅是個頭比較大而已。也許，中國僅翻了一半，走著走著，突然沒勁了（計劃生育使中國的老齡化來的太快太急太猛，就如突然早衰了），中國還能突破嗎？我們可以打個比方：有一位個體工商戶，他每天起早摸黑勤奮工作，在過去的27年里，他的年均收入平均增長率達9.4％，他滿懷信心地預言：“年均收入的這種增長率還會繼續維持20-30年，到2030年，我將成為百萬富翁。”但他沒有考慮到，他的年紀已經逐漸老了；他也不知道，由于他過去過度勞累，他現在的身體已經一日不如一日了。到2030年，他會成為百萬富翁嗎？這一點是很可疑的。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到2030年，他將成為一個老人。中國自己不知，計劃生育將要使自己迅速的變老，而中國人還在做沒有計劃生育情況下對自己的設想，多數中國人對中國未來的推測總是遺漏中國人口變化這個根本性的大前提。這種推測豈能正確？
科技經濟的突破，人口規模大是科技經濟的天堂。怎樣對世界的中高科技產品進行大沖擊，一舉顛覆發達國家的科技壟斷？那你生產的產品必須是優、廉、多，你的企業必須有競爭力。怎樣做到優、廉、多？除制度外又怎樣提高企業的競爭力？這一切，必須以人口做保障。除了上面所說的人口大軍誕生科研大軍外，還有以下因素。首先，大規模的人口提供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有助于產業成長，這讓國內高新科技有足夠大的內部成長發展空間。國內人口多市場大，可以讓本國企業獲得更充分的發展成長，這有助于本國企業的發展強大，從而更容易塑造本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比如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向發達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出口火車客車，就是因為我們人口多讓我們的火車制造企業獲得了足夠的成長空間，結果迅速發展強大，最終打開發達國家市場。可以說，人口多就是國際競爭力。其次，人口多市場大會激發投資技術研發的積極性并降投資研發的風險。高科技通常是高研發投入，若使公司敢投入愿投入，必須有一定大的收益做保障，而只有一定規模的市場才能保障企業的收益并降低投資風險。人口越多，市場越大，科技開發的潛在收益越大，企業的科技開發積極性也越高。人口越多，市場越大，研發收回成本的可能性越高，因而投資風險降低。就如我在第四章得出的結論，邊際人口的科技拉力遞增，人口越多對科技的拉力越大。第三，大人口大市場里有大競爭，會塑造企業更強的競爭適應能力。激烈競爭的結果是產品更優更廉，企業的競爭力大增。即使是還未走出國門，我們企業的競爭力就很高了。也就是，大人口可以塑造出高競爭力。第四，大人口大市場需求量大，從而獲得充足的產量學習。研究表明，產品生產具有產量學習效應。也即是，產量高，產品與工藝等獲得的改進也越多。結果，大人口大市場本身就提高了企業競爭力。第五，大人口大市場導致生產規模大，不僅充分利用了規模經濟，更重要的是具備有給世界沖擊的強大生產能力，才能做到廉而多的供應。第六，只有大人口，才能勞動力供應的多。這是實現大沖擊的前提條件。第七，知識經濟的特征是研發投入大，或稱沉沒成本很大，而生產的邊際成本很低。如一款軟件，它的研發投入高，但拷貝的成本（即生產的成本）幾乎為零。再如航天業，它的研發成本太高了。但是，它的邊際生產成本遞減，或較低而不變。如利用航天育種，它的沉沒成本高，但邊際生產成本很低。如果人口多，市場大了，那它的平均成本就大幅降低了。假設，開發一項科技成果需1億元研發成本，若國民為100萬，人均成本100元；若國民為1億，人均成本1元；若國民15億，人均成本6.7分，幾乎等于無成本。它的平均成本在國內降低了，自然就可以賣的便宜一些。便宜了，自然國際競爭力就強了。這樣一來，即使是別的什么也不談，人口規模本身就是在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力。也就說，別的不說，人口規模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科技競爭力、企業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第八，知識經濟具有人口規模節約資本的特征。假設A、B、C三國各自發展航天事業，三國的人口比是：A:B:C=25:5:1。如果A國人均投入100元，則B國人均投入500元，C國人均投入2500元。相比于B國，A國人均投入節約400元，節約80%。相比于C國，A國人均節約2400元，節約96%！也就是說，人口越多，科技開發的成本就相對越廉價。而科技開發的相對成本越廉價，我們就有經濟實力可以開發的越多。結果是，人口越多，我們科技開發的越多越快。這就是為什么中國與印度兩個大窮國敢向月球進軍也有實力向月球進軍的原因。用我第四章的結論來說，就是邊際人口的科技拉力遞增。人口規模越大，對科技的拉力越高，科技發展的就越快。不僅如此，由于知識經濟的這種人口規模節約的存在，導致人均可用資本的提高。在上述案例中，相對于B國，A國節約的400元就可以投入到其他項目中，結果是A國的人均資本就憑空比B國多400元；相對于C國，A國節約的2400元就可以投入到其他項目中，結果就相當于是A國的人均資本從天上掉下來得到2400元。
設人口為n，人均GDP為g，投資比率為t，具有上述節約資本特征的經濟比例為x，國際在此方面的平均人均投資為T，則人均資本的公式為
新形成人均資本=tng(1-x/n)/n+T=tg(1-x/n)+T
我們可以肯定，中國的人均GDP越來越高，即公式中的g變大；隨著時代與中國經濟的發展，公式中的x一定是越來越大，則人口n越大越好。也即是，g越大，n越大，則利于中國人均資本的新形成。也就是說，在當今和未來的知識經濟時代，人口越多越有利于人均資本的提高。而人均資本的提高，可以有利于經濟發展與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口多有利于人均收入的提高，也即是，人口多有利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可見，人口多是我們追趕發達國家的最大優勢！可我國的某些計生工作者、人口專家、國經濟學家又是怎樣宣傳的呢？他們就不懂時代的大趨勢！確切的說應是“人口多，市場大，知識技術創造者多，發展具有規模優勢，發展動力更充足，所以發展壓力小”，而不是“人口多，發展壓力大”這種毫無科學依據的說法！
而我們計劃生育要做的，就是要把中國上述人口優勢全部削弱。但是，印度與美國的上述人口優勢卻一直在提升。而我們，上述的人口優勢相對于美國與印度則越來越弱。人口數量十幾年后被印度趕上、約80年后又被美國超越。到時候，我們的人是又老又少，我們在知識經濟時代還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優勢？
再者，經濟的突破，必須是國內經濟景氣活躍。但是，計劃生育卻在扼殺我國經濟的新根，動搖我國的經濟之本，對于一胎政策之下的421家庭模式來說當最大一代死去時人口將暴減4/7！如此經濟根基——人口的衰微，我們未來的經濟怎樣景氣？在20年內，我們的人口就要開始萎縮。在20年內，我們的人口在迅速的老化。20年后，我們的人口是坍塌式的劇減，我們的人口一直奔向極度的老齡化。在人口劇減之下，勞動力快速萎縮，消費者急劇減少，經濟無論是供應能力還是需求能力都在大幅弱化，經濟還能活躍？在人口劇老齡化之下，社會經濟負擔極重，消費萎靡不振，經濟還能景氣？現在的日本西歐就是我們的明天，而我們的明天還要比他們嚴重的多。事實與經濟理論皆證明，人口減少與高度老齡化皆不利于經濟發展。我們是未富先老，到時候，我們是又窮又老且經濟嚴重不景氣，我們還怎樣對發達國家進行經濟突破？
表：發達國家前十國老齡化與經濟發展速度。
國家 老齡化 GDP增長率 國家 老齡化 GDP增長率
美國 12.4% 3.0% 西班牙 16.5% 3.1%
澳大利亞 12.8% 3.3% 法國 16.6% 1.9%
加拿大 13.3% 2.8% 德國 19.2% 1.6%
荷蘭 14.2% 2.5% 意大利 20.2% 1.3%
英國 16.0% 2.4% 日本 20.2% 1.3%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網站。
注：GDP增長速度為1991-2006年的16年平均值。老齡化為2006年65歲及以上人口比例。
說明：西班牙表現比較反常主要是因為西班牙在起點1990年的經濟水平在此十國中明顯的偏低且最低，如美國1990年GDP為23330美元，而西班牙僅為12100美元，所以西班牙經濟上升空間大，且又有加入歐盟的有利影響，因而表現反常。除去西班牙這個特殊情況的例外，經濟增長率與老齡化程度呈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也就是說，老齡化十分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7、透支人口使中國未來面臨發展危機
中國的人口學家與經濟學家經常說中國通過人口控制少生孩子提高了“人口紅利”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但我認為：今天是兩個人養一個還孩子，那明天便是一個孩子養兩個老人；今天有人口紅利，明天必有人口負債；少生孩子今天能提高多少人口紅利，那它明天就可以創造比這更多的人口赤字！而且是大大縮短了人口紅利自然持續的時間，過早壓縮出人口紅利，不僅大大減少了自然狀態下的總人口紅利，而且加劇了人口紅利時間上的分配不均。計劃生育早在七十年代就提高了人口紅利，但那時是文化大革命，提高了也沒多大意義，純屬浪費！八九十年代，人口紅利又主要集中在勞動力過剩的農村，提高了也沒多意義，還是浪費！就是在今天，許多人口紅利仍然因為不充分就業而白白浪費在農村。但在實行一胎政策的40年后，一定會出現人口負債。到了2020年后，正是勞動力開始匱乏需要人口紅利且人口紅利效率大增的時候，但計劃生育卻早把人口紅利扼殺在媽媽的肚子里。計劃生育大大加劇了人口紅利的分配不合理，大大降低了人口紅利的使用效益，大大縮短了自然狀態下的人口紅利的持續時間，因而從總體上來說是大大不利于國家經濟發展。大負加小正，還是大負，哪來的有利于經濟發展？
說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紅利有利于經濟發展，其實質無非是用少生孩子少投資投資周期長的人力資本的錢來投資周期短的物力資本，用少生孩子提高勞動參與率來暫時拔高勞動力供應，從而加快短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并用少生孩子降低GDP分母的方式獲取短期內的人均GDP較快提高。說白了，中國的人口紅利理論就是人口透支！今天用投資人力資本的錢投資物力資本可能拔高了一點GDP增長速度（必須是邊際物力資本投資收益為正值才可能，否則將是浪費，或導致經濟失衡起反作用），明天你就會因今天挪用投資于高收益的邊際收益遞增的人力資本錢去投資了低收益的邊際收益低減的物力資本而將損失幾十倍、上百倍于此的投資收益！今天你讓媽媽多工作一兩年少生一個孩子，明天你就少了整整一個勞動力（四五十年的勞動時間，百倍于今天“一兩年”的價值創造）！今天你少孩子提高一點人均GDP，當你老的時候將損失幾十倍于此的人均GDP損失！何來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紅利有利于經濟發展？
中國人有愛儲蓄的特點，儲蓄率本身就高，根本不需要什么少生孩子增加儲蓄，少生孩子則會加劇內需不足。中國的投資率一直很高，導致邊際投資收益很低甚至為負，根本不需要再提高投資率，少生孩子加劇消費投資的失衡。2007年中國儲蓄率高達51%，投資消費嚴重失衡，此時再少孩子提高儲蓄率只會妨礙中國經濟發展。就像環境污染了卻沒有獲得經濟發展，只不過是白白的浪費中國人力資本的發展，毫無意義的破壞中國的人口結構和損耗中國的人口實力。中國過去長期勞動力過剩，根本無需再拔高勞動力供應，少生孩子提高勞動參與率只會加劇就業難！由于需求分上代人需求、本代人需求和下代人需求，少生孩子導致下代人的需求不足，因而會加劇內需不足，必須有外需來補償，結果導致中國外貿進一步失衡。所謂計劃生育少生孩子提高中國人口紅利有利于中國經濟發展之說是非常值得商榷的（在前期也很快能是因加劇經濟失衡而起反作用，但隨著時間推移透支人口的報復就會到來）！中國根本不應該用透支人口來發展經濟（因為透支只能是短期的，而且這樣做根本得不償失），更沒必要用少生孩子來人為壓出人口紅利，一切都是白白浪費掉未來寶貴的人力資本！
只要有人口紅利，必有人口負債！有計劃的人口紅利，必有計劃的人口負債！而計劃生育提高中國人口紅利的實質就是人為的透支中國人口再生產。過去三十多年和今天，計劃生育因提高人口紅利略微有利于人均GDP的提高。但在2020年以后，它留下的后果一定是大大阻礙經濟的發展。
近些年，連續出版的《世界發展報告》和《世界人口狀況》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所謂的“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負擔輕有利于經濟發展，因為它可能帶來三個機遇：一是勞動力供給充分，價格低廉，如果就業充分，就能創造出較多的社會財富；二是由于勞動力人口年齡結構比較輕，使得儲蓄率較高，如果資本市場健全，能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能加速經濟增長；三是由于人口老齡化高峰沒有到來，所以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快。但是由于通過少生孩子提高人口紅利的本質是人口透支，報復必將到來，而計劃生育使中國的人口負債過早過快過重的降臨了，中國現在的發展模式一定會嘎然而止。
隨著出生率的下降，中國的勞動人口數量可能在2013年從增長變為穩定，然后逐漸下降，這意味著中國的“人口紅利”即將枯竭。而到2027年后勞動力則以每年900-1200萬的速度往下降，每年減少一個澳大利亞（按勞動力數量計算）、五個新西蘭！
根據傳統的經濟學增長理論，經濟的長期產出受勞動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三方面因素影響。
有研究對1978～1998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進行了更詳細的分解，結果發現，在此期間實現的年平均9.5%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物質資本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8%，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流動過程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余下的未解釋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體制改進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世界銀行（1998）的一項類似研究表明，物質資本對改革期間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7%，勞動力數量的貢獻份額為17%，勞動力轉移貢獻了16%，而一個較大的未解釋部分為30%。
中國勞動人口數量將在2013年停止增長，農村勞動力轉移也將很快消失，這就意味著經濟增長45%的貢獻力量將很快消失。不僅是消失，而且還要轉為負貢獻。到2025年以后，大概將產生20%左右的負貢獻。經濟增長中的勞動貢獻將從正4.275個百分點降為負1.9個百分點，總降幅為6.175個百分點。按世界銀行的研究為經濟增長中的勞動貢獻將從正3.315個百分點降為負1.473個百分點，總降幅為4.788個百分點。
誠如仲大軍先生所指出：“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得是什么？（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實際上是人口，充沛的勞動力資源。就是仗著如此大量的勞動大軍，中國成了世界工廠，成了世界生產基地。一旦中國人口這一寶貴資源減少，影響的將不僅是中國社會和中國經濟，而是整個全球經濟”。沒有1950-1970年代繁衍的6億青壯勞動力和旺盛的消費力，改革開放還談什么成就？現在中國還談什么崛起？可以說，現在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是“吃祖宗的飯”，但同時又在“斷子孫的根”。
中國宏觀經濟的運行自1997年以來基本上處于一種動態無效的狀態，表現為居民的儲蓄過度，消費嚴重不足，金融領域的利率和實際經濟中投資的回報率低于GDP的增長率，這就意味著中國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越來越不可持續。人是工作時儲蓄，年老后消耗儲蓄，隨著中國老齡化的加速發展，中國高儲蓄高投資的方式必不能再延續。這樣，曾經為中國經濟貢獻28%的物質資本增長也將越來越乏力，不久便可衰落為10%到12%左右，也即從拉動經濟增長2.66個百分點降為0.95到1.14個百分點左右。按世界銀行的研究為經濟增長中的物質資本貢獻將從3.515個百分點降為1.255到1.506個百分點左右。
也許有人還認為，當中國勞動力負增長了，物質資本貢獻也降低了，中國還可以利用技術進步嘛！這種人一定不了解經濟史，一定不知道技術進步的規律和特點。 技術進步的速度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呈正比。隨著中國的發展，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越來越小，中國便不能再靠學習發達國家的技術推動技術進步了。以前學別人，技術進步一年頂發達國家當年技術進步的五年，甚至是十年。但是，這也將很快結束，不久便會感受到發達國家的慢騰騰，速度下降三分之二以上。
根據經濟學的增長理論，經濟的長期產出受勞動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三方面因素影響。這樣，三大經濟發展的因素中，勞動力因素由最大的貢獻力量變為負貢獻，物質資本增長貢獻大幅下降，技術進步的速度大幅降低，中國未來經濟將降至1%左右。
日本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法政大學教授小峰哲夫認為到202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將會超越美國而位列世界第一，但其后由于老齡化加速，從本世紀20年代起將開始面臨勞動力人口減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到2040年左右經濟增長率將下降到只有1%左右，因此到2050年前后又將被美國略微超過。而美國《洛杉磯時報》認為，從2030年開始，中國不斷快速下降的工作年齡段人口預計會使中國GDP每年下降0.7個百分點[3]。這不是危言聳聽，中國人不要太自負了，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根基早已被計劃生育削減的脆弱不堪。無論是中國人是看到還是沒看到，無論中國人是承認還是不承認，計劃生育催生的早產速產流血大產的老齡化危機和勞動者供給斷裂將嚴重阻礙中國經濟的發展。
歐洲，日本早已嘗到老齡化和勞動力不足的惡果。現在歐洲日本經濟被老齡化折磨的疲憊不堪，但別忘了，他們的老齡化現在平均才15%，而中國不久后便將達20%到30%！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現在的人均收入為中國的15倍左右，老齡化才15%，他們就受不了：經濟發展壓力大，甚至有衰退的危險，被迫進口勞動力；財政壓力大，財政赤字越來越高，但老年人還不滿，游行示威，抗議政府給的太少；民生壓力大，老年人生活水平倒退。
日本的人口紅利在上世紀90年代結束，但日本當時已經成為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中國也像韓國和臺灣一樣，人口紅利預計在2015年左右結束。但韓國和臺灣的收入已經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尚不足4000美元。換言之，在中國成為發達國家之前，人口紅利就將結束。最終結果是計劃生育讓中國未富先老，老齡化發展的又快又深，難道中國的情況反而會更好？況且他們發達國家的老齡化發展慢，準備的久，各項配套更完備。而中國制度沒建好，資金又缺乏，老齡化發展速度又快又猛。我不知道中國人哪里來的自信和從容不迫。發達國家老齡化進程則長達幾十年至100多年，如法國用了115年，瑞士用了85年，英國用了80年，美國用了60年，而中國老齡化飆車，用了18年(1981~1999年)就進入了老齡化社會。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時人均GDP在5千至1萬美元，而中國只有1千美元。日本在1960年代后期人類發展指數(HDI，聯合國用來反映社會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標)達到0.8的時候，中位年齡只有20出頭。中國2008年HDI為0.8，但中位年齡已達34歲了，可見中國老年化來勢之兇猛。重老齡化就像駛向懸崖的車，別人用1小時才到達，而中國僅有十分鐘的時間，當中國人還在觀看別人老齡化如何慘而自己身處其外時，中國人怎么也沒想到自己竟提前就掉進了懸崖里。
8、中國經濟自陷發展模式困局
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錯誤的發展觀的指導和快速實現現代化急迫心情，中國形成了以少生孩子加速物質資本積累和減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的錯誤發展思想，而這種錯誤的發展思想又導致長期的低教育投入、長期的低工資制度和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在全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20年后大幅度減少了勞動力的供應,但由于大規模的退休潮還沒有來臨,加上以前尚有一定的勞動力儲備，并且獨生子女政策本身又使用于人口再生產的勞動者——尤其是媽媽——變成了物質再生產的勞動者，所以勞動力供應不足的問題滯后5－10年才顯現出來。由于人口再生產是物質再生產的前提，最低工資的標準是可以維持人口再生產的平衡或擴大，否則就會造成人口再生產的萎縮。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價值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全部費用，如果工資的支付低于這個價值標準，就會造成勞動力再生產的萎縮。根據馬克思的勞動力再生產理論，這筆費用包括維持現在勞動者生存發展和勞動者更新——勞動者子女的生存發展費用之和。由于有的人不生孩子，有的人只生一個，需要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才能維持整個國家勞動力再生產的世代更替（在過去時代和最落后國家要比這更高），才能保證今后勞動力數量不減少。所以，最低工資的最低標準是可以維持勞動者及其三個子女生存發展的最低需要，如果是擴大勞動力再生產的話則需要更高。但由于國家只規定生一個孩子，勞動者（尤其是城市居民）需要支付的勞動力更新（勞動者子女）費用就降低了許多，導致勞動力再生產的最低工資需求降低。否則，如果允許城市居民養三個孩子的話，城市勞動者就會因這么低的工資而養不活自己和孩子，但任何國家都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只能提高城市勞動者的最低工資。結果，獨生子女政策使原本已經很低的工資可以更低——這實質是通過透支人口再生產來降低工資，把原本用于人口再生產的費用變成本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利潤、出口產品的廉價和政府財政收入（還有腐敗成本和行政浪費）。由于資本所有者屬于少數人，這等于是把中國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變成國內外富人的財富，加大貧富差距，使窮中國的奢侈品消費反而很紅火。由于由此造成出口產品廉價，這等于是把中國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變成外國居民的消費。由此增加財政收入就等于是把中國的勞動力再生產費用變成政府的財政來源（和行政浪費及一些官員腐敗的資本）。這本質是通過透支人口再生產而獲取一時的物質再生產的紅火發展、通過透支勞動力再生產補貼資本方、通過挪用勞動力再生產費用補貼國外消費獲取外匯收入增長和通過轉移勞動力再生產費用變成政府財力的暫時快速增長（也包括腐敗成本和行政浪費）。城市人的最低工資降低了，跟著農民工的最低工資也就會降低。由于長期低工資和獨生子女政策挪用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結果全國工資占GDP的比重就非常低了。一般發達國家工資占GDP的60%左右，世界平均40%，連印度也達到50%左右，而中國2009年工資僅占GDP的8%，世界倒數第一。而超低工資的結果，使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力太強，使那些老板們僅依靠低技術和低管理就很容易賺到錢，導致他們進行產業升級的壓力很低。低工資使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過于紅火，加上勞動力短缺的滯后，讓中國人形成盲目樂觀的心態，導致中國產業升級的動力嚴重不足。而外資企業在看到中國的低工資后，期望再次降低人工成本——結果加重了外資對中國的剝削。由于由此造成勞動力太低廉，外資根本沒有使用昂貴技術的動力，反而使中國陷入低技術陷阱，妨礙中國產業升級。而外資企業獲得的超額利潤，通過用來再投資又增加對中國的剝削和控制中國的產業（外資賺的越多外資越有錢越有動力去控制中國的產業）。而產品的大量廉價外銷，又換來大量外匯，使中國政府有依賴廉價勞動力獲取外匯的惰性，使中國產業升級的外部壓力很低，繼而又形成中國產業升級的惰性。但外匯只能用來購買外國產品或投資國外。由于中國工資太低，缺乏消費能力，外匯又只好投資國外——為國外發展注入資本。但勞動密集型產業紅火后不久，由于低工資和透支人口再生產造成的消費不足（由于人口再生產的花費是最終消費，透支人口再生產也就是透支消費），產業利潤終于因為生產消費的系統性失衡而降低了下來。這時，低利潤和實業的辛苦（由低工資、低人力資本投資和低人口再生產所最終造成的消費不足使老板們賺錢辛苦。而美國恰相反，高工資、高人力資本投資和高人口再生產使賺錢容易，印度也類似于美國），讓老板們不想做實業了，加上宏觀經濟火熱的時緣和第三次嬰兒潮——80后進入結婚買房的年齡——預期房地產永遠升值，結果老板們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賺的錢大量投入房地產和股市，造成中國2000-2010樓市股市比較火爆。在中國企業利潤低和把資金投入樓市股市之際，外國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趁機收購中國企業，加緊控制中國產業，并且通過樓市股市再在中國賺一把。外資控制中國產業（據2006年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必然嚴重擠占內資的生存空間，危害中國產業發展。而樓市股市的火爆又吸引老板們把錢投入到房地產和股市，結果讓房地產和股市又大量抽走了中國產業用于產業升級的支持資金。由于投機造成房價高漲，結果中國的中低收入民眾又被本國富人和外國資本重重剝削一次，中國的消費和內需反而更不足，繼而又危害中國產業升級。而股市與房地產的投機和房地產的暴利，及做實業的低利潤和辛苦，又讓許多中國企業無心做實業。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業的不斷升級發展，是日本人收入大幅提高導致需求不斷升級和勞動者素質提高的共同結果。但現實的中國，由于低工資和貧富差距導致需求升級不足，由于長期低教育投入和年輕勞動者的萎縮導致勞動力升級不足。低工資會導致低人力資本投資和低人口再生產，而低人力資本投資和低人口再生產又導致勞動力升級不足和勞動力再生產費用的壓低，繼而繼續制造低工資。低教育投入就無法讓每個孩子接受良好而又公平的教育，加上競爭機制的不公平，就導致了貧富差距和財富過度集中——只有人人公平的接受良好教育和公平的競爭機制才能讓人人富裕。由于貧富差距和低工資制度，使消費升級不足、產品相對過剩、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和人口再生產萎縮，而消費的升級不足、產品相對過剩、人力資本投資的不足和因人口再生產萎縮造成的勞動力更新換代不足和老齡化又導致產業升級乏力和利潤下滑，并再次導致低工資、貧富差距和財富過渡集中。而面對內需的不足和繼續發展動力的不足，中國又只好依賴投資和出口，尤其是政府主導的基礎建設投資和國有企業的大規模投資。通常，一個發展健全的國家，其GDP中鋼筋水泥（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只占10％～20％，而中國的鋼筋水泥的比重是55％，這幾乎是超出了國際標準的3～5倍以上，顯然是不可持續的。且這種投資多數又只能惠及少數人，如相關官員、資本方、國有企業人員。依賴國企投資又強化國企的壟斷問題及其相應造成的貧富差距，比如2008年壟斷行業以占全國8%的員工卻獲得了全國工資總額的50%。并且大量投資本身又加劇通貨膨脹使居民實際收入增長被通貨膨脹抵消，并且通貨膨脹又通過通貨膨脹的財富分配效應把普通民眾的財富轉移給少數富人。而政府投資基礎社會主導的經濟又容易造成官員腐敗和少數富人從國家工程建設中受益最大，普通民眾收益較小。依賴出口則只能是有出口能力企業的事，多數為大多數中國人創造就業的中小企業，尤其是創造大量就業的許多服務業是無法出口的，依賴出口又只能惠及少部分人口，并且依賴出口又很容易被跨國公司剝削，而依賴內需可以惠及所有的人并大幅降低跨國公司剝削的可能。結果，依賴投資和出口反而使中國貧富差距更大，居民消費增長能力再次降低，接著又危害長期發展。結果，錯誤的發展觀和發展方式使中國陷入：為了加速物質資本積累和通過減少人口分母提高人均收入——實施低工資、低教育投入和獨生子女政策——造成低消費、低人力資本投資和低人口再生產——導致需求層次低，內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長慢、產業升級的動力與壓力不足、貧富差距和低生育率——進而低技術、低管理、低產業、低利潤、低工資、低勞動力更新和老齡化——再次低消費，低人力資本投資、低人口再生產投入、被迫依賴投資和出口推動經濟發展、外資對中國的產業控制和對中國的剝削問題加深——再次導致需求層次低，內需不足，居民收入增長慢、貧富差距、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及經濟可持續性發展問題嚴峻——再次危害中國未來的發展。結果，這種錯誤的以物為本的發展觀和發展政策使中國自己陷入了自己制造的發展陷阱。這就是中國30年來發展問題積累的實質和中國未來發展問題的實質，最根本的是錯在了這種以物為本的機械主義發展觀和由這種錯誤發展觀引發的不可持續不科學的發展模式。
與中國陷入中國式發展模式困境的同時，美國和印度卻選擇了相反的道路，他們與中國相比做出了相反的發展戰略。非常典型的是美國。美國高工資、高人力資本投資和高人口再生產，結果是使美國消費旺盛，并且由高教育投入與高人口再生產投入使美國的人力資本生產興旺發達。而人力資本的興旺發達使知識技術興旺發達，高人口再生產使美國保持年輕和人口結構的健康活力。而消費的旺盛、人口結構的年輕健康活力和知識技術的興旺發達使美國經濟發展充滿力量和活力，產業升級也為此迅速。最終結果美國人收入很高，賺錢很容易，就業較充分，生活較輕松，發展較迅速，更愛生孩子（在發達國家中生育率最高）。那最終結果就是，美國的人口實力和科技經濟實力繼續較快增長，綜合國力持續的提高。而印度，現在的發展模式也類似于美國。而我們自己，卻陷入了比東亞國家（如日本、韓國）更惡劣的一種經濟、社會、民族與國家的發展衰落循環，那我們怎么面對未來的競爭？雖然現在印度GDP增長速度還沒有超過中國，雖然中國GDP還在快速追趕美國，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敗給了美國和印度，并給自己的未來埋下了發展的巨大隱患。
9、不逆轉人口政策無法阻擋中國經濟崛起的人口危機
不少專家認為中國無需調整人口政策僅靠勞動力轉移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危機，但這只能緩解人口危機，造成中國人口問題不嚴重的假象，讓中國錯失人口政策調整的機遇。現在的中國，是拆西墻補東墻，抽取農村和落后地區的年輕人來補貼城市和富裕地區，是以農村和落后地區的高老齡化（年輕的走了，老的留下，農村成了60部隊駐地）和社會經濟建設能力（年輕人出去了，留下老弱殘兵）嚴重退化為代價，來遮蔽計劃生育對中國尤其是對大城市和發達地區的危害。如上海市統計局最新出爐的《2008年上海人口概況》顯示，上海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連續16年出現負增長。市統計局分析說，隨著生育高峰的結束和老齡化水平的提高，負增長水平將進入上升周期。如果沒有外來年輕人口的補貼，上海早已是又老又萎縮又沒有希望東方明珠，也許這個位子已經讓給了印度的孟買。但是農村和落后地區對城市和發達地區的人口補貼能力在大幅的降低，正要面臨消耗殆盡的危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透露，在2006年進行的一項對全國13個省的1600多個行政村的調查顯示，74%的行政村認為，本村30歲以下的青壯年勞動力都已外出打工，幾乎已沒有青年勞動力可以再繼續向外轉移。由于計劃生育是全國性的，農村和落后地區亦受到人口再生產方面的極大傷害，以農村和落后地區補貼城市和發達地區人口再生產嚴重不足危機的模式快要瀕臨破產。當這個模式破產時，當農村與落后地區的紙包不住城市與富裕地區人口再生產危機的烈火時，那時中國將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計劃生育巨浪遮天般的傷害。現在全國性的民工荒，正是中國人口大危機的序幕。到2015年，當新中國第一代步入退休年齡時，新生勞動力的不足造成的中國勞動力整體供應斷層才是中國未來人口危機的開始！
中國，唯有現在調整人口政策，大力鼓勵生育，才能有中國未來東中西及南北各地區、城市與鄉村、大城市與中小城市及成城鎮的全面發展，才有中國全面而順利的崛起。
生育、養老與民生
我們經常聽到這樣一個算法：你有三元錢給孩子，養一個孩子的話一個孩子三元，養兩個孩子的話一個孩子一塊五，養三個孩子的話是一個孩子是一元；如果一個孩子向你要一元錢，養一個孩子是一元，養兩個孩子是兩元，養三個孩子是三元。所以他們從中得出結論是：少生孩子，這樣不僅你的人生壓力更小了，而且你和你的孩子也生活的更好。這種結論，一是不正確，二是目光短淺。
養孩子是邊際成本遞減的，美國統計是養三個孩子的成本僅是一個孩子的1.6倍，由于我國獨生子女慣養嚴重，估計不應超過這個值。養孩子邊際成本遞減理解很簡單，如你家是三室一廳，養一個孩子是三室一廳，養兩個孩子還僅需三室一廳，養三個孩子你還是三室一廳，只不過是增加了被子，增加的成本相對于房子來說極小。再說廚房餐廳用具，每增加一個孩子，僅增加一個碗、一雙筷子和一個椅子，增加的相對量很小。并且，多養孩子的邊際時間成本更是遞減，甚至降為負！如養一個孩子，你必須陪他玩；養兩個孩子，他們自己玩，偶爾需要你加入成為三個人的立體游戲；養三個孩子，他們就是一個小團體小社會，他們自己玩就可以了，可能需要你陪的時間更少，當然你想加入他們的游戲更熱鬧。但是養孩子的邊際收益不變（包括國家社會的收益），多養一個孩子就多一份收益。
到了你老的時候，以前你養一個孩子，現在一個孩子養你們兩個；以前你養兩個孩子，現在兩個孩子養你們兩個；以前你養三個孩子，現在三個孩子養你們兩個。如果一個孩子給你們3000元，你有一個孩子你們兩個得到3000元，你有兩個孩子你們兩個可以得到6000元，你有三個孩子你就可以得到9000元。如果你們兩個現在一人需要3000元，養一個孩子，你們的孩子需要付出6000元；養兩個孩子，每個孩子僅付出3000元；養三個孩子，一個孩子僅付出2000元。當然，現實的多數情況應居于這兩種假設之間。最終結果，少生孩子既增添了孩子的養老壓力又降低了父母的生活水平。
如果一個孩子養一個老人的壓力為Y，（暫且不考慮上一輩）你們養一個孩子，你們孩子的養老壓力是2Y；你們養兩個孩子，你們孩子的養老壓力是Y；你們養三個孩子，你們孩子的養老壓力是2/3Y。如果你們的上一輩還活著，上一輩的生育數量與你們相同的話，則養一個孩子的孩子養老壓力是6Y，養兩個孩子的孩子養老壓力是2Y，養三個孩子的孩子養老壓力是1.1Y。與當初養孩子增添的那點成本相比，哪一個劃算？由于養孩子是邊際成本遞減，少生孩子當初只能為父母降低一點壓力。但到養老的時候，少生孩子最終會給父母與孩子帶來巨大的養老壓力與生活壓力。
養一個孩子，單個投入的資源過多，極可能造成過度培養，就像調查所顯示和專家所說的那樣在中國的情況就是如此。就像小麥施肥，你施多了就會倒伏，最終反而減產。而且，養一個孩子對孩子的成長非常不利，不利于孩子身心、智力和團體合作社會人意識的發展。如果一個孩子是一條線，那兩個孩子就是一個面，三個孩子就是一個立體，顯然是面與立體是利于孩子成長的。成才自有成才的規律，成才自有成才的比例。設一個孩子成才的概率是P（0<P<1），養一個孩子完全不成才的概率是（1-P），養兩個孩子完全不成才的概率是（1-P2），養三個孩子完全不成才的概率是（1-P3）。顯然，你想有后代成才，自己的養老更有保障或水平更高，還是多生孩子好。
北京大學人口所穆光宗教授一直堅持認為，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風險家庭。獨生子女政策造成421家庭結構，一個孩子死亡，六個老人老無所依。風險性就在于獨生子女的唯一性。根據1990年全國生命表，每1000個出生嬰兒大約有5.4%的人在25歲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歲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變化十分緩慢，所以約5.4%和12.1%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幾乎難以規避。根據2000年五普數據，我國農村地區曾經有過一個孩子但現在無后的家庭有57萬之多。我們把孩子在25歲之前全部死亡認為是父母收益為零或稱為養子（女）成功為零，則養一個孩子的父母養子（女）全部失敗風險是兩個孩子父母的18.5倍，是三個孩子父母的343倍！可見，只生一個孩子是大大提高了家庭的風險。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提高了家庭的風險就是提高了社會的風險，只生一個孩子最終給我們帶來的是高風險的家庭和高風險的社會。
也許有人說，養老可以不靠孩子，還可以靠國家靠社會靠自己。但是，國家是誰，國家養老的資金和人力又哪里來？社會是誰，他的養老資金和養老人力又哪里來？所謂靠自己，自己存的錢或投資收益只是一堆紙或一個數字符號，還得靠年輕人勞動才能變成真東西。所有的養老方式，真正的依靠者和養老供給者還是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別人的的孩子。如果整個國家社會都沒有孩子，就不會有人給你養老，所有的貨幣只不過是一堆廢紙，一切養老方式也都無法存在。養孩子，才是解決養老問題的根本出路。這也是世界著名華人經濟學家張五常反對社會養老而主張養孩子養老、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教授認為養孩子是最好養老方式的原因。社會養老會將養孩子的收益與養老脫鉤，使養孩子的成本是自己的而養孩子的收益卻是大家共享的，就像在人民公社吃大鍋飯一樣（養孩子是個人投入而收益卻是大家分享），社會養老會大幅降低生孩子養孩子的積極性，從而降低生育率。由于社會養老會加劇中國的超低生育率，最終社會養老會加劇中國的養老難，給中國的老齡化危機和民族復興危機雪上加霜。并且，社會養老會最終爭奪國家社會發展的經濟資源（養老只是消費，不屬于可以再形成經濟力量的投資，重老齡化會爭奪對孩子的投資和其他投資），增加政府的養老負擔（收入源萎縮而被動支出增加），進一步的降低國家發展的動力——社會養老通過降低生育率減少新生人口。所以，社會養老是最不利于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養老方式之一。而唯獨養孩子養老才是經濟、社會最可持續發展的養老方式。因為唯獨養孩子才能真正持續供給養老力量，其他養老方式才有存在的可能，社會、經濟、國家、民族才能可持續發展。
現在我們分析一些除養孩子之外的六種養老模式：
1、投資養老，多數是買基金買股票。如現實的股票與基金的高風險一樣，這種養老方式的風險非常大，收益極不穩定。這種養老方式要在經濟不景氣時投資（投資成本低）在經濟景氣時收回（收回的可能性與收益率較高）才比較劃算。但是，中國整體在2015年（或2020年）之前處于景氣期，投資成本相對較高。而到收益的時候，在2020或2030年之后，由于計劃生育給中國帶來的高老齡化、嚴重勞動力缺乏、年輕消費者不足等因素將造成經濟很不景氣，甚至直接面臨發展的危機，且由于股票基金對經濟的反應過度夸大，到時候投資收回時的風險非常大。比如日本，現在日經指數僅為1989年最高點的1/4，也就是說1989年投資股市養老現在就損失了3/4。即使有上帝保障收益穩定，這能有人力資本投資（養孩子）的收益率高嗎？況且沒有上帝的保障，與生孩子相比，它的風險很大。
2、以房養老。由于持續低生育率造成未來中國的年輕人和年輕家庭的嚴重不足，經濟學家估計中國的房地產業將在2020-2030年爆發危機。蓋房子賣房子的都危機了，以房養老的模式焉能不出現危機？況且，縱然未來沒有房地產危機，投資房產養老的收益率最終也是很低的。
3、儲蓄養老。這在中國是最愚蠢的養老方式。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通貨膨脹率近6%，儲蓄的未來實際購買力在中國只會大幅的縮水。計劃生育造成中國未來的勞動力嚴重短缺，必定會造成物價大幅上漲和勞務價格飛漲，讓老年人手中的貨幣大幅貶值。在80年代你可以每月花50元請一個保姆，在90年代你可以每月花500元請一個保姆，在通貨膨脹和勞務價格飛漲的雙重壓力下，你能在2030年每月花5000元請一個保姆嗎？如果按保姆實際工資年8%的上漲率和年6%的通貨膨脹率計算，2030年你就要至少每月付保姆25475元工資，恐怕現在你（普通民眾）一年的收入還不夠付未來保姆一個月的工資。
4、社會養老。由于計生部門的貢獻給中國未來帶來的是未富先老和高度老齡化，這種養老模式也根本不行。有人認為，未來經濟發展了，社會養老制度健全了，不靠孩子也能解決養老問題。按此說法，美國歐洲日本都應該養老問題更輕，因為他們經濟發達養老制度健全。但現實卻相反，那些經濟不發達、養老制度不健全但生育率高人口結構年輕的國家養老壓力最輕。養老人不是飼養動物，人的需要會跟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提高，老人也一樣，所以說經濟發展養老問題就解決的想法純粹是不把老人當人看。而制度只是個殼子，養老歸根結底是工作的勞動人口養不工作的老年人口，而不是養老制度在養老人。所謂社會養老，也就是全體社會的后代人養前代人，這就需要有足夠的后代人才能保證這種模式的成功。現在，發達的且外來年輕人不斷涌入（即受到很大的人口再生產補貼）的上海就已經面臨大量的社保基金缺口（2008年上海市本級財政支出不到900多億，用于彌補社保的窟窿竟達170多億，占比18%） ，上海高呼自已的養老面臨危機。但計劃生育給中國帶來的超低生育率是全國性的，現在上海在受到國內其他地方大量人口再生產補貼的情況下還喊自己的養老危機，但未來誰能補貼（龐大的）整個中國？現在全國養老金缺口就已經相當于一年的國民經濟總收入，到2033年將出現高達8萬億的養老金缺口。現在富裕的老齡化程度比我們未來低好多的歐美日發達國家就已經感到嚴重的養老壓力——既面臨養巨大老金缺口又面臨來自老人們的不滿，而未來我們的老齡化程度比現在的他們嚴重的多且我們還比較窮，我們的情況會反而更好？美國在發達國家大國中最富，且是唯一的生育率維持在世代更替的發達國家，即使如此美國也感到自己的社會養老危機，難道上帝會特殊照顧這個未來又窮又老生育率又超低且勞動人口飛速減少的中國？所謂社會養老也就是所有孩子作為社會的養老力量給社會上所有老人養老。但大家都抱著社會養老的心態都不想要孩子或多要孩子（即一個不要或僅要一個孩子），這個社會養老的“社會（力量）”又哪里來？由于未來中國的高度老齡化和快速人口衰減使人們對經濟前景預期暗淡、對政府能力預期的暗淡和對社會養老失去信心，像今天的日本國民一樣出于對破產邊緣的社會養老的不信任，工作人口尤其是倒霉的年輕人更不愿交養老金，使后代人養前代人的社會養老模式瀕臨破產。就連日本的年輕人，也是日本最應該不愛儲蓄的群體，也開始選擇比較差的儲蓄養老方式，減少消費增加儲蓄，因為他們已經對社會養老失去信心，至少儲蓄養老還能讓他們感到還有希望。到時候，中國的社會養老所面臨的問題比今天的日本還嚴重，社會養老模式根本不行。國人們既想沒有養孩子負擔又想社會養老的無后顧之憂，這種一生輕松的美好景象是在做白日夢，我勸中國人還是提早趕快醒醒吧！一個沒有養孩子負擔的民族，注定是一個要滅亡的民族；一個沒有養孩子負擔的國家，注定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若同胞們再想沒有養孩子負擔而社會給養老，不但中華民族復興要打個問號，連自己后半輩子的養老也都成問題！
5、商業養老保險。到時候，由于持續低生育率給中國未來帶來的高度老齡化和經濟的不景氣，保險公司根本應對不了，他們只會破產，別指望這種養老方式。
6、政府給養老。持續低生育率將給中國帶來高度的老齡化、未富先老和嚴重的經濟不景氣，到時候連經濟發展都是個未知數，政府哪有什么能力給你養老？看看比我們富的多且現在老齡化程度遠低于我們未來的歐洲日本美國，他們的政府能給國民這樣保障嗎？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政府說自己有財力可以“政府給養老”，他們都是把養老的主要負擔推給社會。而我們到時候是又老又窮經濟又暗淡勞動力又缺乏，“政府給養老”可能嗎？這只是計生工作者為方便自己的工作而隨口開的空頭支票，沒有人會兌現的。
由于孩子才是養老力量的真正供給者，養孩子是邊際成本遞減，人力資本的收益率高且風險最低，所以多養孩子是最好的養老方式：不僅解決可以自己的養老難題，降低了老年人口和勞動人口的生活壓力，更幫助了國家與社會解決養老難題，還間接幫助世界解決養老問題，還增添了民族與國家的發展力量，是最根本最可持續的養老方式，是利人利己利國家利社會利民生利民族利世界的最好的養老方式。多孩子的，實際是在幫助國家解決養老問題，是為我們的社會減壓，是為我們未來的勞動人口減負，是在提高未來的民生質量，這豈不是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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