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爺的底氣來自何方？——五評劉源說史
2010年04月09日 鳳凰網發文劉少奇之子談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簡稱劉文,文章摘自《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 作者：王光美 劉源/等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0_04/09/516126_4.shtml)
毛澤東同志說：“馬克思主義必須在斗爭中才能發展”（見《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一四九一頁;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七二頁。
劉文說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作與相同之處，已經講了幾十年。要致力于找出毛澤東與劉少奇、與大批老革命、與“舊世界”的歧異和矛盾。回避、掩蓋這一事實，不管動機多么美好善良，無異于對歷史和子孫犯罪。說得太好了！回避、掩蓋這一事實，不管動機多么美好善良，無異于對歷史和子孫犯罪！
劉文涉及黨史，涉及黨內路線之爭，且劉文說“回避、掩蓋這一事實，無異于對歷史和子孫犯罪！ ” 此外，草民認為要認清中國共產黨內兩條路線斗爭，要認清當今中國社會之矛盾，人們必須認識毛澤東！為此，草民將將盡可能多的選題對劉文做出評述。
劉文說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作與相同之處，已經講了幾十年。這里要指出的，講了幾十年不等于都清楚了，關于已劉少奇是在什么情況下表態擁護毛主席的？已在三評劉源說史中作了介紹。這里再就七大前劉少奇的所作所為作一回顧。
1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與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
1937年8月4日 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 1937年8月4日 ) 說：”記得某某同志回國時，華西里夫向我們談話，頭兩句話說：在中國黨內，還沒有如斯大林這樣的同志。中國黨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幫助還不能獨立的領導中國革命。最近幾年來的經驗證明，華西里夫的話還是對的。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我們的政治經驗還幼稚，還要虛心學習。事情還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廣益，建立真正的集體領導，更多的請示國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少犯許多錯誤，才能領導中國革命達到勝利。驕傲與自滿，在我們中間是最壞的，最危險的，最無希望的毛病。為了成見與個人地位而來進行派別斗爭，那是有意的破壞黨。現在是要求我們拋開一切個人的怨恨，誠懇的，平心的商量和討論。中國黨還是要由我們這些人來領導，沒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來。”
1941年7月13日 ,劉答宋亮說：“二十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這是我們今天還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的。所謂中國黨的理論準備，是包括對于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規律的統一的把握的。這在中國黨的大多數同志們不論對那一方面都還有極大的不夠。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這還是中國黨一個極大的工作。”
劉少奇何許人也，他在長征之前做過什么？下面只列1931年～1935年他的簡歷。
1931年1月7日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3月31日 ，在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全會第九次會議，并就中國革命性質以及白區工運、蘇區工作等問題作了發言。
秋，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職工部部長。
1932年3月14日 ，出席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討論了工會工作問題，認為劉少奇在領導職工運動中存在著“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關于劉湘（劉少奇）不能擔任領導工作的指示。會議決定，撤消劉少奇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
1933年春，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委員長。
1934年1月，劉少奇出席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34年10月，劉少奇隨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在長征中，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八軍團、第五軍團黨中央代表，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籌糧委員會主任等職。
[摘自《劉少奇傳》]
一個他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軍團政治部主任，就敢以中國共產黨教師爺的姿態說什么”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就敢斷言”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人們一定會問他的目的和底氣是什么？
2劉少奇的目的是什么？
1935年12月下旬，黨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首先，由從共產國際回來的張浩，傳達了由季米特洛夫主持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精神。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戰略報告和結論。明確指出，這是我們幾年來經驗和最近共產國際對我們指示的結合。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同意報告。
在二十三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一開始分析了當前形勢的特點：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占中國和紅軍的勝利。提出一九三六年的軍事部署是：“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對日直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游擊隊及白軍工作。”他歸納了十四條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包括：反對單純防御，實行積極防御；在內線作戰中，一般的是后發制人；波浪形的發展，反對冒險主義；又要打又要走，沒有固定戰線；爭取技術的提高；反對不讓敵人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戰斗準備；統一指揮下，依照情況分工指揮；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等。他提出：準備六個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戰略上擴大戰果。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爭。⑧張聞天、周恩來等都同意這個報告，并且作了補充。張浩說：“澤東同志將九年來國內戰爭經驗總結起來，是很有價值的。”⑨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七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陜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要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陜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扎，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⒁
[摘自《毛澤東傳》]
1935年11月3日 ，劉少奇出席在下寺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劉少奇分工主管工會工作。會后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任委員長。
1936年1月，劉少奇離瓦窯堡去華北，3月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摘自《劉少奇傳》]
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日漸安定，召開七大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七大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的前夕， 1937年8月4日 劉少奇關于過去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 1937年8月4日 ) 說：記得某某同志回國時，華西里夫向我們談話，頭兩句話說：在中國黨內，還沒有如斯大林這樣的同志。中國黨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幫助還不能獨立的領導中國革命。最近幾年來的經驗證明，華西里夫的話還是對的。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我們的政治經驗還幼稚，還要虛心學習。事情還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廣益，建立真正的集體領導，更多的請示國際。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少犯許多錯誤，才能領導中國革命達到勝利。驕傲與自滿，在我們中間是最壞的，最危險的，最無希望的毛病。為了成見與個人地位而來進行派別斗爭，那是有意的破壞黨。現在是要求我們拋開一切個人的怨恨，誠懇的，平心的商量和討論。中國黨還是要由我們這些人來領導，沒有另外一批更好的人來。
1937年1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隨即通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決定“在最近期內”召開七大，并初步擬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務和議事日程。會議決定成立七大籌備委員會，毛澤東為主席，王明為書記；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康生5人組成秘書處；毛澤東、王明、朱德等25人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員會。
http://www.hnxydj.gov.cn/show.aspx?id=6022&cid=141
1937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舉行擴大會議（史稱洛川會議），討論政治、軍事和國共兩黨關系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并作結論。在報告中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任務及國共兩黨的關系，指出抗日戰爭的持久性，提出紅軍的基本任務和戰略方針，強調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他說：我們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最基本的方針是持久戰。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鉗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包括在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和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他說：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線下的相對獨立自主的指揮；游擊戰爭的作戰原則是分散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消滅敵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山地戰要達到建立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小游擊隊可到平原地區發展。要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黨性。紅軍主力是否全部出動，要依情況決定，有必要留一部分保衛陜、甘、寧邊區。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回到延安，中共中央領導人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等前往機場熱烈歡迎。毛澤東還以“飲水思源”為題致歡迎詞說：“歡迎從昆侖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做‘喜從天降’。”這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是多么真誠的愿同他們通力合作開創抗戰新局面呀！
王明到達延安才10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延安舉行6天會議。他按照共產國際的基本觀點，在會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雖然在堅持聯合國民黨抗戰問題上發表了一些正確意見，但在如何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主張。概括起來是：（1）在對形勢和統一戰線內部力量的估計上，美化和夸大國民黨的進步，反對以左、中、右來劃分國民黨，反對說國民黨是片面抗戰，否認國民黨中法西斯勢力的存在，把抗戰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政府和軍隊身上；（2）反對提無產階級領導權，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3）在軍隊問題上，雖然也談到八路軍如何保障獨立性問題，但主張實行“五統一”，“受蔣統一指揮”；（4）在群眾運動和群眾組織問題上，主張到國民黨政府去登記、立案，取得合法和統一；（5）反對改造舊政權、舊軍隊，反對建立抗日人民政府；（6）反對游擊戰，主張正規戰。這次政治局會議由于毛澤東等的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沒有形成決議，但王明這些右傾主張，是打著傳達共產國際精神的旗號的，因而迷惑了一部分人，對以后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響和損失。
毛一生多次處境被動，在會議第三天發言，同意王明所說“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也作了一些辯白和闡述。對王明做了些讓步的姿態，但堅持了原則，此所謂戰略退卻階段，對王明是“敵進我退”。第四天他發言堅持“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認為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毛后來說 “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 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做了“自我批評”，毛后來說這是“老實人受騙”，實際王明傳達的不全是國際指示，狐假虎威，夾帶私貨的也有。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0911/114675.html
王明到武漢以后，不僅在政治上極力推行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而且儼然以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代表自居，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不經請示，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宣言、發出指示，把待中共中央長江局另搞一套，在組織上鬧獨立性。（1） 1937年12月25日 ，長江局以中共中央名義在武漢發表了《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未經中央審查批準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在組織上是不妥當的； 1938年3月21日 ，王明起草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未經中共中央同意，他就于 3月24日 擅自送交國民黨。（2）12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王明去武漢后應很快回中央工作，后因蔣介石留他“在漢相助”，便一直留在武漢；1938年2月他回延安后，毛澤東在 2月27日 到 3月1日 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但王明執意重返武漢，會議雖然同意他同凱豐去武漢，但明確指出“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再回來”；可王明去后未執行這一決定；用他自己后來的話說：“不愿留在延安工作”。（3）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作了《論持久戰》的講演，批駁了“亡國論”、“速勝論”， 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要經過戰略退卻、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最后勝利是中國人民的。這是中共關于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和戰略戰術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文獻。7月上旬，中共中央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在《新華日報》上刊登這一重要文獻，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長不予登載。隨后中共中央再次致電長江局，要他們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由于同樣的原因，《群眾》周刊也未刊載。同年夏，他寫了一首評毛澤東《論持久戰》中“錯誤”的詩：
四億弗憑斗志衰，空談持久力何來？
一心坐待日蘇戰，階段三分只遁牌。
在第三句下還特別加注說：“此處指毛澤東假抗日，真反蘇，坐待日蘇戰爭。”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長江局破壞黨的紀律和統一、反對毛澤東的這一套，在當時人們都是知道的，甚至連李德也在《中國紀事》中寫道：“我們把華中局（應是長江局，下同——引者注）叫做‘第二政治局’。 1938年7月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先到烏魯木齊，后到蘭州，再到延安。行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已經知道較多的中國抗戰情況和王明的另搞一套，在約見他和任弼時談話說：“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斗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1938年 9月26日 到 11月6日 ，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按照既定的議程，王稼祥先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是極為重要的，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指手畫腳的資本，為六中全會的勝利進行掃除了障礙。
李維漢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 如果說，遵義會議獨立自主地糾正和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那末，中共六屆六中擴大會議就是批評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在共產國際指示下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所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經指出： 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兩個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雖然批評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但在文件上、記錄上都沒有點他的名。這是毛澤東等對王明認識錯誤、改正錯誤的一種等待。讓他自己從實踐中逐步來認識錯誤，慢慢地提高覺悟來改正自己的錯誤，以便和全黨同志一道切實貫徹執行六中全會決議。
王明并不認為自己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并不承認自己是教條主義者，而認為是貫徹共產國際“新政策”的使者。由于全黨的馬列主義學習運動的掀起，王明越來越感到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把馬列主義中國化”對自己的威脅了。于是，他對黨中央、毛澤東的幫助耍兩面派進行反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614810
原來“七大”原準備于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召開，后因抗戰形勢緊張而延期了。一九三七年四月，劉少奇正在河南確山，為籌辦“七大”而回延安。這時，正是抗日戰爭烽火連天，民族矛盾和國內階級矛盾尖銳甚矣。毛主席從一九三五年以后，更加全面地，系統地總結了中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豐富經驗，全面地、創造性地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抗日民族戰爭和人民解放事業指出了唯一正確的道路。毛主席在全黨全國人民中間的威信空前提高。劉少奇認為機會到了。為了與毛主席分庭抗禮，按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來改造我黨，以便實現 “中國斯大林”之夢，閉門“修養”三月之久，拋出了《論修養》這一“名著”。
劉寫《修養》時，也正是毛主席發表《反對投降活動》和《青年運動的方向》之時，毛主席指出：“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爭勝利之時。”但劉《修養》卻連“抗日救國”民族戰爭”諸字眼都沒有，卻一味鼓吹封建“圣賢”之遺教，提倡脫離階級斗爭的修身養性之道。通篇脫離革命，脫離政治斗爭，閉口不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閉口不談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宣揚唯心主義的修養論，轉彎抹角地提倡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提倡奴隸主義，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純粹是欺人之談。劉少奇說：“這一種人中最壞的代表如中國過去的李立三、張國燾等，就比上述的情形更壞。他們根本不是真正要去“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管馬克思、列寧偉大的人格和至高的品質，而企圖在模仿馬克思、列寧某些表面形式，胡謅一些馬列主義的術語之后，就自以為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裝作馬克思、列寧的姿態在黨內出現，并且毫不知恥的要求我們的黨員照推算馬克思、列寧那樣去推尊他，擁護他為“領袖”，報答他以忠心和熱情。他也可以不待別人推舉，徑直自封為“領袖”，自己爬到負責的位置上，家長式的在黨內發號施舍，企圖教訓我們黨，責罵黨內一切，任意打擊、處罰與擺布我們的黨員。這種人不是什么真心要“學習”馬列主義及為馬列主義的實現而斗爭，而是黨內的投機分子，共產主義事業中的商人和蟊賊。這種人在黨內，要被黨員群眾所反對、揭穿與埋葬，是無疑問的，而我們的黨員也埋葬了他們。”劉少奇在《修養》中只字未提毛澤東，在這一段之后他意味深長的說：“然而我們是否能夠完全自信的說，在我們黨內就完全不會有這種人了呢了我們還不能這樣說的。”
劉答宋亮( 1941年7月13日 ) 說：“二十年來，我黨雖有極豐富的實際斗爭經驗，但缺乏理論的弱點仍舊未能克服。這是我們今天還要以極大的努力來加以克服的。所謂中國黨的理論準備，是包括對于馬列主義的原理與方法及對于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之規律的統一的把握的。這在中國黨的大多數同志們不論對那一方面都還有極大的不夠。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這還是中國黨一個極大的工作。”
聯系到他的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論調，豈不發人深醒！
1937年8月4日 劉少奇說：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中國黨還是要由我們這些人來領導”， 實質上是指他自已！ 1938年9月26日 到 11月6日 ，擴大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按照既定的議程，王稼祥先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第一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六中全會也并未打消劉少奇爭取中國斯大林的夢。 1941年7月13日 ，歷史事實是毛主席已發表了許多文章，選集的二卷多均在一九四一年前，其中包括：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實踐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一九三七年七月）,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論持久戰（一九三八年五月）, 《共產黨人》發刊詞（ 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 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 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一月）等重要著作，他不顧歷史事實，他卻斷言：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
3教師爺的底氣來自何方？
一個他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軍團政治部主任，就敢以中國共產黨教師爺的姿態說什么”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就敢斷言”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人們一定會問他底氣是來自何方？
1937年8月前，劉少奇做了一件大事。
1935年11月3日 ，劉少奇出席在下寺灣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議決定劉少奇分工主管工會工作。會后組建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任委員長。
1936年1月，劉少奇離瓦窯堡去華北，3月抵達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工作。
[摘自《劉少奇傳》]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劉少奇)作為黨中央的代表到達天津(當時黨的北方局所在地)，當時北方局的組織部長柯慶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北京監獄中有一批同志，他們的刑期多數已經坐滿，但不履行一個手續，就不能出獄。柯問我是否可以履行一個手續？我當時反問柯，你的意見如何？柯慶施同志說，可以讓獄中的同志履行一個手續。我即將此種情況寫信報告陜北黨中央。請中央決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復，并接到由張聞天簽字的獄中干部提出的三個請求條件。獄中同志看了，知道這是中央同意這樣辦的。我將中央的答復交由柯慶施同志去辦理。當時黨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張聞天(又名洛甫)處理，據張聞天交待他當時沒有報告毛主席，也沒有在會議上討論，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復。當時我只知道獄中的殷鑒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認識，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辦的，我也不知道。[劉少奇:向南海衛東革命造反隊的檢查( 1967年4月14日 )]
劉少奇初去北方局(一九三六年春)不久，就給我寫了一封關于如何解決白區工作干部問題的信。信的全部內、容，我現在記不清楚了。約略記得的是，北方白區工作干部極缺，抗日形勢迅速開展，急需解決干部問題。他說，現在北平監獄中有一批干部，過去表現好，據監獄內部傳出消息，管理監獄的人自知日子不長，準備逃走，也想及早處理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個不反共不發表的簡單手續(這是胡說八道!)犯人即可出獄。他信中提議即辦此事。他信中特別表示急迫，因為他說如不早辦此事，日本人占領平津后，就不能辦了。(這信的內容是同我后來記到的同劉少奇的談話的內容差不多的)他要我趕快答復并要交通員等著把復信帶回去。此外他還附帶寄來了獄中干部提出有三個條件(注：即所謂自首的責任由黨負，以正式黨員對待不能歧視，立即分配工作。)的請求書，要我簽字，好使獄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樣辦的。我當時很相信劉少奇的意見，覺得不要什么代價一下就可以解決當時確實缺乏的工作干部問題，豈不很好，所以我就沒有經過多少考慮，就復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見，并也在請求書上簽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監獄中的干部到底是誰，有多少人，表現到底如何，"簡單手續"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劉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給什么人看了，我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我現在記到，當時我沒有把此事報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別討論。以后在中央什么會議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談過沒有，現在也記不起來了。至于劉少奇以后如何具體處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獄干部，出獄干部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沒有過問。他們的名字和職務，我一直知道的很少。最近在你們調查材料發表后，我才知道得多一些，后來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上和中央整風審干運動中，又如何審查了這批干部，特別對他們的"假自首書"的內容，是否審查過了，劉少奇當時對此做了什么解釋，我現在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參加這方面的工作，也沒有在中央做過干部分配和審查的工作。[張聞天給南開大學抓叛徒戰斗隊寫的材料( 1967年2月18日 )]
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至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 ，61人從"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填寫自首書出獄的。他們先后分九批在當時北平的《華北日報》《益世報》上，發表了內容極其反動的《反共啟事》。這個啟事，把革命活動污蔑為"反動行為"，可恥地向敵人表示"誠心悔悟"，立誓"堅決反共"，"以后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并恐嚇進步青年莫再受共產黨的"煽惑"。他們都在《反共啟事》上簽了名，打了手印。臨出獄時，有些人還卑躬屈膝地在國民黨黨旗和蔣介石頭象下，參加了"自新儀式"，領取了"自新證書"。在儀式上，反省院長"訓導"他們出去后要"堅決反共"，他們在致答詞中表示"戚謝院長教導，決心改過"。[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xx專案小組辦公室:關于xxx、xxx、xxx、xxx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
劉少奇自認他有了基礎，成為中國斯大林的主要人選。他說：“以前我劉某總感到自己沒能力，沒多大本事，感到別人能管一個省，真有本事。現在我不但有能力管一個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個國家的工作。”
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 ( 1959年9月9日 ), 劉少奇關于他的能力曾說：當毛主席有別的事情或有病的時候，中央決定要我代理他的職務，我自己也認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別人代理也不見得怎樣不好，在這種時候，我是不推辭的。如果我覺得別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為別人搞“個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別人的票了，因為別人代理比我好嘛！
我這個人，歷來是積極的提倡“個人崇拜”的，也可以說“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妥當，我是說提高毛主席的領導威信。我在很長時期就搞這個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你們不贊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
看一看時間表，顯然，六十一人成了他的底氣！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什么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什么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他自認為中國只有他了，舍我還有誰嗎？！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毛澤東:機關槍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中指出：昨日還是“功臣”，今日變成禍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錯了？”人們不知道他們的歷史變化，不知道他們歷史的復雜和曲折，這不是很自然的嗎？應當逐步地、正確地向同志們說清楚這種復雜和曲折的性質。
歷史事實說明了一切，人們應當從這些歷史事實中得出結論。
最后，讓我們共同學習和牢記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導：：如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參加無產階級運動，那么首先就要要求他們不要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等等的偏見的任何殘余帶進來，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可是，正像已經證明的那樣，這些先生滿腦子都是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在德國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國家中，這些觀念無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這只能是在社會民主工黨以外。如果這些先生組成社會民主小資產階級黨，那么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那時我們可以同他們進行談判，視情況甚至可以結成聯盟等等。但是在工人黨中，他們是冒牌分子。如果有理由暫時還容忍他們，那么我們就應當僅限于容忍他們，而不要讓他們影響黨的領導，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們分裂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而且這個時間看來是已經到了。黨怎么能夠再容忍這篇文章的作者們留在自己隊伍中，這是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連黨的領導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這些人的手中，那黨簡直就是受了閹割，而不再有無產階級的銳氣了。
至于我們，那么，根據我們的全部經歷，擺在我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在創立國際時，我們明確地制定了一個戰斗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所以，我們不能和那些公開說什么工人太沒有教養，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必須由仁愛的大小資產者從上面來解放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的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的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么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在同國外的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馬克思和恩格斯 給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879年
我們應當從歷史事實中認清，應當保持無產階級的銳氣，奮勇前進！
2010/4/17
附已發評述名：
1.正確認識歷史，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而奮斗！——評劉源談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029;
2.從二十條分歧再看劉源說史——毛澤東為什么要打倒劉少奇是千古之謎嗎？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229
3.劉少奇是在什么情況下表態擁護毛主席的？——三評劉源說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004/144613.html
4. 官僚主義者階級問題上的尖銳分歧——四評劉源說史
http://www.maoflag.net/?action-viewthread-tid-1443629
附:策動叛黨就是為了篡黨
《文匯報》編輯部、《解放日報》編輯部、《支部生活》編輯部1967.08.09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怒濤，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一個又一個地拉下了馬。轟然一聲，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和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揭出了一個潛伏在黨內的、多至幾十個人的大叛徒集團。這幫可恥的叛徒，長期隱藏在黨內，竊踞了中央和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要崗位。把這一小撮家伙揪出來，消除了黨內的一大隱患，一大禍害，實在是一件值得大大慶祝的好事。這是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和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豐功偉績，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這個大叛徒集團的總頭子是誰？現已查明，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揚叛徒哲學，一方面策劃和決定一些人自首變節。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機會，通過當時竊據中央領導職務的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背著毛主席，盜用黨中央的名義，向獄中傳達他的“指示”，允許寫自首書出獄，允許寫《反共啟事》登報。這個叛賣革命的“指示”下達后，遭到獄中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堅決抵制，他們拒絕執行，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但是，那一伙叛徒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中國赫魯曉夫的“決定”就成為他們自首叛黨的“合法”根據。于是，這一伙無恥的叛徒，在中國赫魯曉夫的庇護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這一段時間內，陸續發表了反動透頂的《反共啟事》，拜倒在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敵人面前，表示“誠心悔悟”，并履行了簽名、打手印及參加“自新儀式”、領取“自新證書”等叛賣革命的“手續”，從反動派“恩賜”開放的狗洞里爬了出來。這一小撮無恥之徒，比起在我們黨的光榮的歷史上成千成萬革命先烈來，比起他們在強暴的敵人面前，那種氣吞山河、光照日月的革命氣概來，顯得何等渺小、何等卑鄙可恥啊！我們的革命先烈是聳入云霄的高山，而這一小撮叛徒只不過是一ｐóｕ＠①黃土。中國赫魯曉夫及其所庇護的一小撮叛徒，傾東海之水也洗刷不掉你們的羞恥，歷史將判定你們遺臭萬年！
中國赫魯曉夫為什么要指使這一批家伙叛黨呢？策動叛黨就是為了實現篡黨，就是為了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結成死黨，為有朝一日篡黨、篡政、篡軍服務。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就是中國赫魯曉夫包庇叛徒集團的要害。
中國赫魯曉夫是多么害怕被人戳到這個要害問題啊！他憑借著反革命的階級敏感，預感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將燒掉他的一切偽裝，什么“老革命”，什么“黨的權威”，什么“工人運動模范”，統統都將化為灰燼，赤裸裸地暴露他的假革命、反革命、大叛徒的真面目。他絕望，他掙扎，要來一番最后的登臺表演。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興起之后，他就去勾結另一個當事的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訂立攻守同盟，企圖反咬一口，嫁禍于人，把贓栽到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身上。真是卑鄙之極！無恥之極！他們忘了有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人民在，忘了有件件在案的鐵的事實在，任何人休想一手遮天！毛主席的好學生柯慶施同志，從來就是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最堅決貫徹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同這個大叛徒集團中的一些人作過嚴肅的尖銳的斗爭。早在一九三六年就被柯慶施同志斥之為“老機會主義者”的中國赫魯曉夫，如此惡毒地污蔑我們敬愛的柯慶施同志，并無損于柯慶施同志的一絲一毫，恰恰進一步暴露了他的徹頭徹尾的反革命嘴臉。
無產階級革命派對于這個叛徒集團的大揭露，嚇得中國赫魯曉夫喪魂落魄，于是又來一番“此地無銀三百兩”式的辯解：
叛徒也不過是“一念之差”。
說得倒輕松！“一念之差”，就可以向敵人屈膝投降？“一念之差”，就可以用千百萬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的頭顱和鮮血去換取自己的狗命？這是什么哲學？這是洪承疇的哲學！汪精衛的哲學！陳獨秀的哲學！赫魯曉夫的哲學！是古往今來一切大漢奸、大叛徒的哲學！
如果是“一念之差”，那么試問：
為什么早在一九三九年，你就在臭名昭著的黑《修養》里公開宣揚：“在反動派統治的環境下，在必要時還要放棄黨的一些工作來保存同志”？
為什么在一九四三年，你又借什么總結敵后工作經驗的機會鼓吹逃跑主義，說什么：“此時黨的責任，不是什么‘反對逃跑’，而是如何組織逃跑”？
為什么在一九四五年黨的“七大”期間，你竟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妄圖在報告中寫上“有變節、自首行為的也可以做中央委員”的字句？
我們還完全有理由進一步追問中國的赫魯曉夫：你這樣起勁地販賣叛徒哲學，包庇一小撮叛徒，是不是由于同病相憐、物傷其類？你在白區工作期間，是不是也有過什么“一念之差”？
革命，是新生的階級與垂死的階級之間進行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殘酷斗爭。在這場斗爭面前，每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每時每刻，念念不忘的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念念不忘的是為了完成這種革命事業所必需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氣節。他們不論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還是在暗無天日的敵牢里，都是頭可斷，血可流，革命氣節不可丟。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無數革命先烈在敵人的斧鉞面前，表現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意志和革命氣節。它可以驚天地，泣鬼神，與天地共久長，與日月爭光輝。
但是，中國赫魯曉夫及其所庇護的一小撮叛徒是一些什么貨色呢？他們原來就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者，而只是一些滿腦子個人主義的投機分子。一旦考驗來臨，就馬上現出了原形。這些沒有骨氣的奴才，為了卑怯地求活，竟不惜丟掉革命者最寶貴的氣節，只要三十個銀幣就可以出賣自己的靈魂。他們絕不是什么“一念之差”，而是“一生之差”。他們就是從頭到腳的反革命，每個毛孔都散發著“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的臭氣。
中國赫魯曉夫為了替這批叛徒開脫，又胡說什么這是“假自首”、“騙敵人”。
自首就是自首，自首就沒有什么假的。對于一個落在敵人手中的共產黨員來說，他面臨的抉擇就是：為革命而犧牲個人，還是為個人而出賣革命。舍此以外，決無第三條道路可走。敵人殺害一個落在手中的革命者，并不能感到滿足。敵人所需要的是軟化和制服革命者，使他成為投降變節分子的帶頭羊，用來瓦解和分化革命的力量。一九三六年正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前夕，中國共產黨在偉大舵手毛主席的率領下，高舉起抗日的大旗，領導全中國人民積極準備開展神圣的民族解放戰爭。恰恰就在這時，這群卑怯的叛徒卻可恥地向敵人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了革命事業，玷污了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員的光輝形象。他們對革命事業所造成的危害和損失，難道還不夠嚴重嗎？
一切“假自首”都是真叛變。所謂“騙敵人”，與其說是“騙敵人”，倒不如說是騙黨騙人民。倘若不然，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大小爪牙們，為什么事先要背著毛主席、黨中央，事后又一再隱瞞事實真相，欺騙毛主席、黨中央？為什么解放后要利用你們所竊據的黨政大權，強行銷毀有關這個叛徒集團的敵偽檔案，企圖瞞天過海？為什么要利用職權，破壞黨的審干工作？為什么要假借中央名義，把這個叛徒集團的名單當作“組織秘密”，“備案了事”？這種種情況，聯系到一九六三年戚本禹同志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發表時所引起的一場軒然大波，豈不是很足以發人深醒的嗎？
至于說叛變是為了“保存同志”、解決“干部缺乏”的需要之類，更是胡說八道！
毛主席教導我們：“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但是，革命事業決不需要從敵人狗洞里爬出來的軟骨蟲。“許多最好的干部”，是在革命斗爭的烈火中鍛煉出來的。只有堅持革命，才能保存、發展、壯大革命的力量，鍛煉出一支堅強的革命干部的隊伍。要革命，必然會有犧牲。可是，我們決不會被犧牲所嚇倒。“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我們要在革命斗爭中保存的是這樣的力量，我們要保存的是這樣的好同志和這樣的好干部。
但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及其所庇護的一伙叛徒卻反其道而行之。在他們看來，腦袋就是一切。丟了腦袋，原則還有什么用處？他們要保存的“同志”，就是這些捧著腦袋過日子的狐群狗黨，就是這些出賣原則的叛徒。中國赫魯曉夫依靠這樣一些“干部”，作為叛黨的資本。所以，他的所謂“保存同志”，說穿了，保存革命同志是假，保存反黨力量是真。這種“保存同志”論，只不過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之流的“曲線救國論”的老調重彈。
策動叛黨就是為了實現篡黨，這已不是假設性的問題，而是現實性的問題。中國赫魯曉夫不僅是這樣想的，而且已經在這樣干了。這是一幅多么驚心動魄的階級斗爭畫圖啊！
你看，這些豬狗不如的大叛徒，一個個從狗洞里爬出來以后，中國赫魯曉夫為了保住他的這個反革命班底，為他篡黨、篡政、篡軍服務，千方百計把他們保護起來。他們相互吹捧，相互提攜，一個個飛黃騰達，竊取黨政大權，組成了一個隱藏在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一個地下的反革命集團。他們將相俱全，文武齊備，只待時機成熟，變天上臺。他們有理論，有綱領，有行動，實行了一條完整的招降納叛的組織路線，為其反動的政治路線服務。近幾年來，這一小撮人在中國赫魯曉夫的統一指揮下，適應了國際國內階級敵人的需要，上呼下應，八方配合，對無產階級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進攻，如果我們不加反擊，“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避免了在我國出現這樣危險的情景。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了中國赫魯曉夫所庇護的一小撮叛徒以毀滅性的打擊。任何抵賴、狡辯、反誣，都是枉然。中國赫魯曉夫是歷史的罪人。他絕對逃脫不了七億革命人民對他的最嚴厲的審判！
（載《文匯報》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 ；轉載《人民日報》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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