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蔣介石的“抗日”語錄　
　　
　　1.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1931年9月)　　

　　2.政府現在既已此案訴之于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以嚴格命令全國軍隊，對日避免沖突，對于國民亦一致告誡，務必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國民政府《告全國民眾書》（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擔保中國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則國民政府可同意與日本協商，或可在不損我國尊嚴之前提下讓出東北。——國民政府密使許世英赴日本談判轉述蔣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茍延殘喘；若亡于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蔣介石在南昌的講話（　1931年8月22日　）　　

　　5.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蔣介石在南京國民黨黨員大會上的講話(　1933年9月23日　)　　

　　6.我們要以專心一致剿匪，要為國家長治久安之大計，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礎，皆不能不消滅這個心腹之患，如果在這個時候只是好高騖遠，奢言抗日，而不實事求是，除滅匪患，那就是投機取巧……無論外面怎樣批評謗毀，我們總是以先清內匪，為唯一要務，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蔣介石對剿共高級將領訓詞(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為慮，內匪實為心腹之患，如不肅清內匪，則決不能御外侮。——蔣介石對圍剿紅軍將領訓話(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終究不能作我們敵人，我們中國亦究竟有須與日本攜手之必要。——蔣介石文《敵乎？友乎？中日關系之檢討》（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殺無赦。——蔣介石在中日簽定《何梅協定》后的講話（1935年底）

抗日時期國民黨五大丑聞

古彭萬俟軒

丑聞之一：國軍投敵人數超過殺敵人數

日本侵略中國時奮起抵抗，這是中華民族每個成員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被中國資改派“精英”們吹捧為“擔負著主要抗戰使命”的國民黨軍隊，卻創造了一個世界軍事史上令人瞠目結舌的丑聞：投敵人數超過聊殺敵人數。

先來看看侵華日軍死亡人數。日本原生省1964年調查統計，侵華日軍死亡43.56萬人，美國統計死亡44.7萬人（見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編著：《中國戰爭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冊，916頁注釋2）。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國統計的，兩個數字相差不大。按照這個數字，在侵華期間，日軍死亡（包括被國民黨軍打死、被共產黨軍打死、病死的總數）人數大約為45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哪怕都是國民黨軍打死的，日軍死亡人數也就是45萬。

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軍投敵人數。根據李敖《蔣介石評傳》和《自己不洗別人洗》兩書（文）統計，國民黨軍隊抗戰期間投敵人數約為50萬人。《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三節也記錄著：“叛逃的將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的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產黨游擊隊”。大家看見沒有，上面兩則信息都認為國民黨軍隊投敵人數約50萬。

結論：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叛國投敵當偽軍的在50萬人以上，而侵華日軍在抗戰期間死亡的人數為45萬，就算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記在國民黨軍隊的“功勞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殺敵45萬人，與投敵叛國的50多萬國民黨軍隊相比，實在不能讓國人為蔣介石的國名黨軍隊感到驕傲。連西方國家都嘲諷說：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戰爭奇觀。早在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創造的這個“奇觀”就已成為世人笑柄，國名黨軍隊也因此被說成是二戰盟軍中的“異類”。

丑聞之二：蔣介石政府竟給偽軍發軍餉

說出來可能人們不信，國民黨政府竟然給投降日本鬼子的偽軍發放軍餉。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見的“奇聞”，而這件奇聞就實實在在地發生在蔣介石身上。戰后有人開玩笑說，偽軍沒有戰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軍糧食。其實，不少偽軍投敵后，并沒有消耗日本人物資，而是享受著重慶的軍餉，用非淪陷區人民的血汗錢幫日本人殺中國人。這個事實是降將們親口告訴日酋岡村寧次的：“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該資料的來源，參見日本人稻葉正夫編寫的《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岡村寧次回憶錄》一書第327頁。這本書由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翻譯，中華書局1981出版。該資料披露后，連當年的盟國也為之嘩然，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創造的又一丑聞：中國軍隊身處盟軍陣營，卻給為日軍服務的偽軍發軍餉。不過，投降日軍的偽軍也有他自己的原則：只打共產黨，不打國民黨。

丑聞之三：日軍將國民黨軍隊稱為“友軍”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下冊第一章第一節中，記載41師團在1942年2月掃蕩沁河地區決死一縱隊時提到了這樣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戰中，山西軍第六十一軍(軍長梁培黃)以其主力，作為我方友軍參加戰斗，此點值得注意。”

蔣粉絲為蔣介石翻案的時候，最喜歡強調的就是國民黨軍隊在抗戰期間的輝煌業績。很多人還振振有辭地指責中共歷史教材隱瞞“國民黨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實，建國以來，我們的中小學教材最多只是指責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還從來沒有指責過他們積極投敵，與日寇狼狽為奸、沆瀣一氣、共同反共。現在好了，國民黨成為日寇“友軍”的歷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來，這實在讓那些盛贊國民黨軍隊是抗日主力的中國“精英”們無地自容。對那些打著還原歷史真相旗號，動輒拿“國民黨抗戰死亡多少多少將領”說事，拿“擊斃多少多少日軍將領”說事，就是不說蔣介石國民黨軍隊大批投敵，投敵后還領著國民政府的軍餉來屠殺中國人的這些臟事和破事。他們的臉皮太厚，已經不知天下還有“羞恥”二字！

丑聞之四：老百姓被逼幫助日軍打國軍

國民黨軍隊成批成批地賣身投敵后，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還嫌對日軍幫助不夠。他們又通過橫征暴斂，逼迫老百姓跑到日軍那一邊，變相地幫助了日本侵略者。這個現實是殘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嘆的。讓我們看看下面的一些資料吧！

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第十八章中說：“1944年4月中旬，日本6萬軍隊對中國這個鬧饑荒的省（河南）發起了進攻……而當地的農民用草耙就把5萬中國軍隊解除了武裝。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時間，擊潰了30萬中國軍隊，控制了到漢口的鐵路。”《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1942—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據報道有吃人肉的。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于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隨后，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筑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里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最后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將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對于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忿懣變得表面化了。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號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該書下冊第十二章第十四節中說：“從政治上看，一號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沒有比一號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投機活動極為普遍。當中國軍隊面對一號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并向他們射擊，然后歡迎日軍。”該書下冊第十一章第八節中說：“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鄉民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鄉民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本國老百姓冒著生命危險給敵國軍隊送慰問品，這在中國歷史上實在鮮見。國民黨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的地步，這個事實令人心酸。我們不能否認這些農民也當了賣國賊，但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本國軍隊的痛恨超過了對敵人的痛恨。本來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當漢奸的。他們是被逼的。誰逼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軍隊！

丑聞之五：抗戰后期日本放蔣介石一馬

那些反復強調國民黨抗日有功的蔣粉絲們，最喜歡說的就是：如果沒有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抗戰，中國就會被全部占領，中國就滅亡了。但事實并不如此，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之所以能茍延殘喘、勉強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馬。讓我們來看有關檔案資料。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一章第五節中說：“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為什么呢？侵華日軍的華北方面軍是這樣看的：“華北方面軍則認為……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于戰爭狀態，卻有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則是不容許共存的。”（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寫的《華北治安戰》一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在1942年5月的一次談話更令人驚訝：“攻占重慶后，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出處同上）這是日本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依照自己對侵華戰爭局勢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他認為，徹底擊敗國民黨軍隊，未必就能戰勝中國。與中國“精英”們拼命鼓噪地“敵后戰場中共武裝是依賴正面戰場而存在”的觀點不同，日本這位第一部長認為，失去正面戰場后，中共武裝不僅不會被消滅，而且“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

《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冊第十二章第十一節也談到日本這方面政策的變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日本人只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只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別力了。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產黨武裝袖手旁觀。日本人對非共產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萬人從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諒解’。”

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一書中，把中共威脅說得更具體：“1941年底治安地區為10％,準治安地區為40％，未治安地區為50％”，導致1941年華北日軍出現糧食接濟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滿蒙、華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內，即使調用現有庫存糧食，并且嚴格執行配給及調整消費，米到1941年底，小麥到第二年青黃不接時，估計就要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面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和400個縣當中，治安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以外，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有139個縣(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聽任中共活動。還有相當于66.9％的295個縣屬于中間地區。在該地區彼我勢力浮動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貫徹執行。其中大部是以縣城為中心，只將兵力分駐幾個鄉村，民心多傾向共產覺。”

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不同于國民黨。八年抗戰中，中共軍隊幾乎沒有收到任何外國援助。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軍隊仍然能將敵占區攪得雞犬不寧。如果抗戰的中國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獲得像國民黨那么多的外援，對日軍來說意味著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著小米加步槍尚且如此厲害，如果再獲得外國援助的機槍大炮，這對日軍來說，其后果不堪設想。曾經在八路軍根據地生活過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1967年就毫不客氣地對一個前日本軍官斷言說：如果八路軍有越共得到的那樣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抗戰中的紅色根據地——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

這就是現實。國民黨軍隊得以堅持到抗戰結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日本人沒有下定決心消滅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毀它，原因是如果徹底消滅國民黨，“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這對日軍來說是個“極端危險的投機”。因此，“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將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標”。（《華北治安戰》，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

徐焰：駁網上美化國民黨抗日

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辯解

歷史是一面多棱鏡，歪曲它的最好辦法便是只講一面。改革開放前有些讀物講到抗戰時的國民黨當局，只講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潰千里，這就不能解釋為何堅持了8年抗戰。改革開放后通過思想解放廣開言路，有人又只談正面戰場戰果如何輝煌，這也不能解釋為何國民黨當局屢戰屢敗。
提到國民黨當局在抗戰時表現，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實行的“不抵抗”政策。這種政府下令“不抵抗”丟失80萬平方公里國土和3000萬同胞的行為，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賣國行為。鴉片戰爭、甲午戰爭后割地，畢竟還是抵抗后敗而失地。
面對日軍突襲東北，南京政府卻不敢抵抗而撤軍棄地，這不僅引來全國民眾的怒罵，還引來國民黨內一些實權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幟下發動“福建事變”、“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以示強烈反對。
為掩飾“九一八”時棄地的屈辱，國民黨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直至逃臺后都聲稱那時軍力“未準備好”，只有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時才有力量抵抗，近來一些網站上也發文重新鼓吹這種無恥的賣國謬論。
且不說缺乏準備根本不能成為將國土拱手讓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間中日兩國實力的消長對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結果造成日本實力大增，中國的國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輕易侵占富庶的中國東北后，其國內經濟危機馬上得到化解，工業產值在5年內增長了一倍。
此間中國內地經濟力量雖有增強，卻也遠低不上不戰而失的工業區東三省的損失，那些為“不抵抗”政策辯解的言論無論從哪個角度都站不住腳。

死亡的將級軍官超過200人？

近些年有人在網上和某些刊物上發文，要“公正評價國民黨抗戰史”，并片面引用國民黨當局在大陸和到臺灣后的觀點和吹噓史料作為根據。
例如許多網站還根據臺灣戰史所列的名錄，登載抗戰時死亡的將級軍宮，數目超過200人，并想以此來表功。客觀看待歷史的人們，當然承認國民黨軍有眾多高級軍官犧牲的事實。不過若認真考證，臺灣戰史的這一數字卻包括了陣亡后追贈軍銜者，還有當時在國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陣亡于對日作戰的在任將官在110人左右（因個別人死因還難判定）。
不過，當年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抗戰時投降日軍并充當偽軍頭目的國民黨將級軍官，至1943年時即達58人之多，在他們率領下成建制投敵的軍隊也達50萬，這成為日本占領區偽軍的主要來源。
追隨副總裁汪精衛降日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居然也有20人。以此構成了南京偽“國民政府”的基礎。那些講“公正”的人卻對這些鐵的史實避而不談，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戰意志的堅定性來對照，更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沒有一個投降日軍的高級將領或中央委員。
在作戰中確存在單個被俘的八路軍、新四軍干部、戰士在日軍威逼下投降當漢奸的事例，卻找不到一個營、一個連成建制投敵當偽軍的中共領導的部隊。哪個黨、哪支軍隊的抗戰意志堅決，這不是最好的說明嗎？
至于有人對比國共雙方在抗戰中傷亡數目，看到國民黨軍共傷亡322萬人而中共部隊共傷亡60萬人，便以此吹噓前者，從軍事知識上看也屬強詞奪理。哪一方傷亡多并不等于作戰貢獻大，在某些情況還只能說明指揮笨拙，何況抗戰時國民黨軍隊的數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領導的部隊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國民黨軍在抗戰中的損失，開小差和內部折磨減員者還遠遠大于作戰。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長鹿鐘麟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報告，抗戰7年來前后征壯丁共1100萬人（其中會有重復統計），實際到達戰場者不及500萬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
這里所說“病故”實際多指壯丁被抓捕捆綁時虐待致死，至于多數壯丁的損失還是開小差。國民黨軍隊形成一個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惡性循環（遠征印緬的軍隊無法開小差除外），這在二戰時期的各國軍隊中是罕見的，恰是其政治軍事腐敗的突出表現。

吹噓戰果到無人相信的地步

國民黨軍當年在戰爭中敗多勝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瞞下盛行，戰果吹噓經常達到無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戰中宣布的“殲匪”戰果累計，便超過解放區人口總和，抗戰時的戰報也因虛假充斥而為國際史學界輕視，一般都不屑引用。事過幾十年后，現在卻有人把塵封的吹噓品當成“發現的新史料”，在網上一再發帖，以蒙騙缺乏歷史知識的新一代人。
以當年國民政府的戰報對照戰場情況．有軍事常識者便可看到其離譜之處。如1938年6－I0月的武漢保衛戰期間，國民黨軍稱殺傷日軍20萬人，包括在萬家嶺“殲滅日軍第106師團”。
其實日軍進攻武漢的兵力為9個師團25萬人。若真有此損失早就接近全軍覆沒，又怎么能攻占武漢？按日方統計，“武漢攻略戰”時傷亡3萬多人，這里會存在一些隱漏。不過按戰場情形推算，戰斗傷亡再同因氣候炎熱生病減員相加。日軍總損失不會超過10萬人。
對“萬家嶺大捷”及此戰中團長張靈甫的表現，當年國民黨報刊曾大肆吹噓，近年也有一些網站引用。
其實中國在抗戰期間沒有“殲滅”過任何日軍師團，除了遠征軍在反攻滇西時由美國航空兵支援，在騰沖殲滅過日軍一個聯隊（團）外，在國內戰場上從未成建制殲滅過日軍一個聯隊，至多是給某部敵軍以重大殺傷。
1938年10月上旬，日軍第106師團突入萬家嶺時，薛岳指揮的18個師對其進行包圍，并試圖予以殲滅。激戰半個月后，被圍日軍得到第17師團增援，國民黨軍隨即解圍撤退。這一仗還算是國民黨軍在武漢保衛戰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國民黨軍戰后較準確的統計也只是斃敵3000人，傷敵5000人，俘敵300人。對擁有1.6萬兵員的第106師團而言可算損失半數，按軍語概念也遠算不上“殲滅”。
近年有的網站上一再發出所謂1944年“桂林保衛戰”的所謂“輝煌戰績”：擊斃日軍1.2萬、打傷1.9萬人，其中還“擊斃9個聯隊長”。事實是日軍進攻桂林的部隊為兩個師團全部加一個師團一部共7個聯隊。總兵力不過3萬人，僅3天便攻占全城。其傷亡輕微。
如果真有斃傷敵軍共3．1萬的戰果，攻城日軍豈不被全部消滅（而且有的聯隊長還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會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軍棄城而逃呢？
國民黨逃臺后所出版的抗戰史，多少收斂了一些吹噓戰果，但所列戰果仍嚴重不實。如1985年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時，國民黨仍聲稱“國軍”共斃傷日軍276萬人。實際上，經查日軍在戰后的資料統計，在中國戰場上的傷亡共計為133萬人（此外緬甸方面軍對華作戰還傷亡4萬多人），這還是對國共兩軍和民眾游擊隊作戰的總和。
國民黨當局對戰爭統計的嚴重不實，除虛報外還由于當時政權機構無能。其政府對國內人口都從未普查過，聲稱的“四萬萬同胞”只是根據賣鹽數量推算出來的。新中國成立后，1953年進行首次人口普查時，才知道全國人口己超過6億。

國民政府的腐敗國內外公認

客觀評價歷史的人，承認國民黨政權在1937～1945年堅持了抗戰，其軍隊的許多官兵曾做過英勇奮戰。不過由于其統治集團的腐朽無能，抗戰不力、殘民有余的事例在當年舉不勝舉，成為國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地是談及抗戰史時所不可諱言的內容。
在8年全面抗戰中，據估算中國因戰事死傷共3500萬人（其中死亡2100萬，負傷1400萬）。除道日軍屠殺外，有相當一部分是因本國敗類和腐朽無能的當權者作孽。
例如1938年徐州會戰失敗后，蔣介石為阻攔日軍西進，下令在河南花園口掘開黃河堤防、此事國民黨當局在大陸時一直推說為日機轟炸造成決口。退至臺灣后國民黨當局在史書上才承認此事為本軍所做，卻又胡說什么“抗戰八年，黃泛阻敵西進，保障西北，功不可沒”。
無情的歷史卻早就證實，這些“功不可沒”的謬說早已被“水”沒矣！據花園口決堤后粗略統計，淹死百姓達89萬（淹沒日軍僅其第14師團一小部千數人），喪失家園淪為難民者近1000萬。此舉雖使進攻武漢的日軍一度改道，但4個月后還是攻陷了當地，受到最大損失的還是黃河下游的人民。
這樣殘害百萬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軍隊，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眾的仇恨？抗戰期間長期主管第五戰區的李宗仁到美國后寫回憶錄便稱，當時說河南民眾恨國軍（尤其是湯恩伯部）甚于恨日軍的說法，“據我所知，不是過分污蔑之辭”
自古作惡必有惡報。果然，1944年春，日軍以至2萬人發起“一號作戰”進攻中原的40萬國民黨軍時，湯恩伯指揮的各部在一個月內便潰不成軍。在危急時刻，河南許多民眾竟群起攻擊敗逃的國民黨軍。將其數萬人繳械，這更加劇了中原崩潰。
花園口決堤10年后，在當年黃泛區附近爆發了規模宏大的淮海戰役，當地幾百萬民眾更是用雙腿和手推車清楚表達了自己對蔣介石抗戰時作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軍打倒他們切齒痛恨的國民黨政權！。
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共有22次會戰，除了為取得外援反攻滇緬是主動進攻，其余都是被動防御。到了抗戰后期，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黨國要人在大后方發國難財，孔宋兩家將包括美援在內的大量財富搜入私囊，民怨沸騰已怒不可遏。
國民黨軍裝備好的部隊又多數放在后方，明顯是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對此國民黨政權的主要支持者美國都不諱言。1949年7月，美國國務院公布的白皮書便解釋說：“美國參戰后，國民黨顯然就認定日本最后必將戰敗，以為可以有機會來改進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決斗……戰爭后期中國抵抗力的部分癱瘓，主要就是這種爭權造成的。”
當年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曾感嘆，政府視民眾如草芥，民眾便視政府如仇讎。抗戰勝利后僅4年，不可避免的歷史事件終于發生了，那便是剛享受過勝利者榮耀的國民黨政府被人民推翻。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的講話也承認：“蔣介石并不是為軍事優勢所擊敗，而是為中國人民所拋棄。”看看抗戰期間正面戰場和大后方的情況，便可知道被“拋棄”的原因是什么。
（《環球視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摘自2010年1月26日《中國國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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