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準篡改歷史   不準顛倒是非（1-2）

不準篡改歷史   不準顛倒是非（一）

——關于堅持“三面紅旗”和反“左”傾、反“五風”的斗爭　　

1957年我國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重要歷史時期。全國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迅速提高、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空前高漲。毛主席、黨中央積極引導，適時地總結群眾的創造，提出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的總路線；很快出現了全面大躍進的形勢；農業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這就是被稱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三面紅旗”。　　

但是，在隨后的幾年里，發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包括：連續三年的嚴重自然災害；世界范圍的反共高潮；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勢力反華、要建“聯合艦隊”和長波電臺，對我控制、逼債、撤走專家和圖紙，許多重大建設工程被迫停工、下馬；國內被推翻的剝削階級也在蠢蠢欲動，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不斷派遣武裝特務，進行騷擾活動；　　

那些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右派勢力，不斷掀起了一浪又一浪的反動破壞活動。他們先是以右傾機會主義面目出現，明里暗里反對“三面紅旗”。劉少奇主張“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散布“資本家剝削有理，剝削有功” 的反動輿論，提倡“四大自由”即“自由借貸、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市場”。反對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反對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胡說什么“搞早了”、“搞糟了”，右派分子甚至反對共產黨的領導、要共產黨下臺，“輪流坐莊”……等。　　

他們在受到批判抵制后，又以形“左”實右的面目出現，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力和宣傳工具鼓吹“窮過渡”、“搶先過渡”，不斷地掀起了一股“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浮夸風”，說假話、高指標、弄虛作假；“瞎指揮風”，官僚主義、違背客觀規律；“強迫命令風”，不講道理、以勢壓人、軍閥作風；“干部特殊化風”，嚴重脫離群眾。這些邪惡的“五風”，加上自然災害，造成了嚴重危害，甚至造成了一些非正常死亡。　　

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全黨全國人民不避艱難險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戰勝自然災害；反帝反修、從金門炮戰到粉碎蔣匪反攻夢想；從打破蘇修的控制，到開展反修論戰；從還清外債、內債到克服自然災害和帝、修、反造成的種種困難；特別是解決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問題，進行了艱苦的、激烈的反復斗爭。　　

從1958年11月2日到1959年3月5日，在四個多月的時間內，毛主席和黨中央集中精力、不間斷地反對浮夸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和瞎指揮風等，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形成了重要決議：　　

1958.11.2—11.10第一次鄭州會議，（部分中央領導同志和部分省、市委書記會議）；　　

由毛澤東同志領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指出人民公社出現的歷史必然性；著重指出了當時存在的問題。　　

強調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肯定現階段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肯定人民公社是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　　

明確指出取消商品經濟是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　　

要實事求是，不允許說謊虛報；堅持走群眾路線，不許強迫命令。　　

建議讀兩本書：《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　　

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會議期間，毛澤東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寫了一封信建議讀這兩本書。他在信中說：“要聯系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去讀這兩本書，使自己獲得一個清醒的頭腦，以利指導我們偉大的經濟工作。現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亂思想”。）　　

會議起草了《十五年社會主義建沒綱要四十條》和鄭州會議紀要（后改為《鄭州會議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會后　11月13日　毛主席又專門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信，要求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同志，再加若干同志，在幾天內開三至四次會；一是討論鄭州會議起草的兩個文件，征求意見；二是討論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意見書部份的第一、二、三章，各省也要照辦。　　

然而，劉少奇、鄧小平并沒有按鄭州會議精神糾正“左”傾錯誤，　11月21日　《人民日報》以顯著標題報道：廣東又一個實現糧食平均畝產1000斤以上的省，平均畝產糧食1600斤，30多萬畝晚稻特大豐收，比去年畝產增加2·2倍。鼓吹共產風、浮夸風，有增無減。　　

1958.11.21—27武昌會議（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著重糾正“左”傾錯誤。要點是：　　

一是批評掄先過渡到共產主義的空想：（實際是批劉少奇吹得那么歷害, 想當先鋒、頭腦發熱）。　　

二是指出人民公社, 要集思廣益, 認真討論人民公社怎么辦好。　　

三是強調要把高指標壓下來, 不壓下來, 甚至會死人, 我們也有撤職、掉頭的危險。（因為當時很多人頭腦發熱, 主要指標雖然壓縮了, 但仍然偏高）　　

三是批評弄虛作假的浮夸風。　　

四是強調破除迷信, 但不要把科學破除了。　　

五是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如價值法則、工資制、上下級關系、國家還帶有一定的強制性等, 還不能馬上破除等等。　　

1958.11．28—12.10中共中央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　　

中央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比較集中地肯定了從理論上和政策上毛主席、黨中央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一是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針對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社論《高舉人民公社的紅旗前進》和他們在山東、河北、河南、江蘇等地視察中所鼓吹的錯誤做法進行的批評。　　

二是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　　

三是批評浮夸風。　　

四是關于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 澄清了許多糊涂觀念。　　

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正式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職務的意見。他沒有指名讓誰來接任。一陣沉默后，當時任總書記的鄧小平說，都不提，我提劉少奇同志當國家主席。沒有人反對，鼓掌通過：同意毛澤東提出的不做下屆國家主席候選人的建議。（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大會上，劉少奇當選國家主席）。　　

毛澤東在鄭州會議、武昌會議和這次八屆六中全會堅決、持續、大力糾正“共產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強迫命令風”等，在會議的《公報》中，只是用“反對浮夸”一句帶過，對反“共產風”等卻只字未提。《公報》對仍然偏高的鋼、煤、糧、棉四大指標大加渲染，并號召全黨全民爭取完成和超額完成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實現比1958年更偉大的躍進。這說明糾正“左”傾的阻力多大；說明在當時中央領導層中，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堅持高指標的人還占有相當大的數量。　　

1959.2.27—3.5第二次鄭州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　　

八屆六中全會后1959.2月下旬毛澤東赴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 發現八屆六中全會的決議，關于糾正共產風的精神, 劉、鄧等人并未貫徹執行。“一平、二調、三收款” 的現象仍然相當嚴重。　　

于是, 毛澤東于1959.2.27—3.5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更嚴歷地批評“共產風”。　　

會議強調要整頓公社內部的所有制，指出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發展過程，目前必須以生產隊所有制為基礎。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錯誤傾向。特別指出“共產風”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人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　　

毛澤東說：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是我們所不許可的。他嚴歷批評這種強盜行為，“是舊社會上海青幫、紅幫流氓集團的偷、搶行為”。“我們對民族資產階級還采用贖買政策，怎么可以無償占有人民的勞動成果呢”？　　

1959.3.25—4.1緊接著召開了上海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　　

進一步批評和糾正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在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浮夸風、共產風、窮過渡……等。　　

為了糾正“左”傾錯誤，毛澤東同志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從形勢的分析、任務的提出、政策的制定、計劃的安排、到工作作風、工作方法，嚴格要求，實事求是，苦口婆心，他高瞻遠矚地指出，我代表1000萬干部、5億農民吶喊！他又和風細雨地教導，他要求愛惜農民的一草一木、一羊一雞！他甚至雷霆大作，大聲訓斥，“共產風”是搶、是偷、是賊、是剝奪勞動者！他甚至有時發怨言說，你們不貫徹，我一個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去到馬克思那里告狀！他不厭其煩地為劉少奇一些人讀馬列的書，聯系實際，提高認識。毫不夸張地說，毛主席真正是誨人不倦、仁至義盡、堅持不懈、連續奮斗！　　

上海會議后，毛主席深感問題的嚴重性，糾正錯誤的艱巨性，對從中央到省、市、區、地、縣各級領導貫徹反“左”傾、反“五風”的決心和魄力有所擔心，就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辦法，于　1959年4月29日　，直接向省級、地級、縣級、社級、隊級、小隊級的同志們發出了《給生產隊長的一封信》。　　

這封信講了反“五風”的六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反對高指標）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第二個問題，密植問題。（反瞎指揮風）不可太稀，不可太密。有些人竟說愈密愈好。不對。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為好，積累經驗，根據因氣候不同，因地點不同，因土、肥、水、種等條件不同，因各種作物的情況不同，因田間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個比較科學的密植程度的規定，幾年之內達到一個實際可行的標準，那就好了。　　

“第三個問題，節約糧食問題。（反窮過渡、共產風）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干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卜、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斗，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個問題，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反強迫命令風）少種、高產、多收的計劃，是一個遠景計劃，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內不能全部實行，也不能大部實行。十年以內，只能看情況逐步實行。三年以內，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內，要力爭多種。目前幾年的方針是:廣種薄收與少種多收(高額豐產田)同時實行。　　

“第五個問題，機械化問題。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要有十年時間。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這四年內，主要依靠改良農具、半機械化農具。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學技術人員和農村有經驗的鐵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縣各種比較進步的農具，加以比較，加以試驗，加以改進，試制新式農具。試制成功，在田里實驗，確實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廣。提到機械化，用機械制造化學肥料這件事，必須包括在內。逐年增加化學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反浮夸風）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不講經過努力實在做不到而又勉強講做得到的假話。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對各項增產措施，對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愿，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干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　　

“以上六件事，請同志們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見，以求得真理為目的。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一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　　

最后，毛主席特別強調提出“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里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為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榮幸，光榮之至。”　　

在事過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回過頭來審視這段歷史，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毛主席帶領全黨全國人民反“五風”，反“左”傾，不遺余力，功不可滅，鐵證如山，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教導辦事、按照毛澤東革命路線前進！社會主義事業必然取得更偉大成就。如果不是錯誤路線的干擾、破壞和反對，也不會出現那么多錯誤和嚴重問題，不會遇到那么大的困難，不會出現那些非正常死亡。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右傾機會主義者、形“左”實右的“左”傾錯誤路線的代表人物，他們要搶先過渡，興風作浪，他們吹牛撤謊，搞浮夸，說假話，搞瞎指揮，強迫命令，鼓動“五風”作怪，發飆起哄，出盡風頭。事后又搖身一變，把一切錯誤推給毛主席，【進而主張砍掉三面紅旗，否定人民公社，搞分田到戶】。把自己打扮成一貫正確，誣蔑毛主席不民主、是獨裁、是暴君、因此，餓死多少萬人……等。直到今天，還有李銳、謝韜、辛子陵之流在到處放毒，繼續向毛主席潑污抹黑；繼續在篡改歷史，顛倒是非；甚至還要“清算毛澤東的罪惡” 。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反革命小丑，自不量力！只能暴露他們的丑惡嘴臉和反動本質！進一步擦亮人民的眼睛。我們只能通過擺事實、講道理，揭露他們的狼子野心。并向他們大吼一聲：不準篡改歷史，不準顛倒是非！以正視聽。     岳求珍  2010.3.9. 于北京　

不準篡改歷史   不準顛倒是非（二）　　

——關于廬山會議和彭德懷問題的真相　　

近三十來年，公開的輿論報導基本是一邊倒：即廬山會議本來是反“左”的，因為彭德懷給毛主席寫了萬言書，毛主席容不得不同意見，堅持極“左”路線，制造了彭德懷冤案。結果變成了反右，比原來更“左”。為此，許多人(包括一些“大人物”)發表談話、寫文章、著書立說。特別是劉少奇平反、鄧小平翻案后， “氣候適宜”，在大力宣揚“實事求是”、“撥亂返正”的旗號掩蓋下，他們積極反毛、非毛，不惜篡改或以至捏造和歪曲事實，硬塞進一些生搬硬套《建國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精神，強加給毛主席。因此對弄清廬山會議和關于彭德懷的問題的真像增加了復雜性和難度。但是, 歷史不準篡改，是非不準顛倒！隨著一些歷史檔案的解秘；一些當事人的覺悟, 逐漸揭露出來的事實相互印證, 歷史真像逐漸被認清。原來, 批彭總的會，毛主席一般不參加，對彭德懷抓住不放, 必治其于死地的是劉、鄧等人一手策辦的。請看事實。　　

  廬山會議實際上包括三個會議，即：一是　1959年7月2日　至31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其內容主要是反“浮夸風”和“共產風”的，其中夾了一些對彭德懷的信的爭議；二是8月1至2日上午政治局常委會議；三是　8月2日　下午至16日八屆八中全會。這兩個會的內容是專門解決彭德懷問題的。三個會統稱為廬山會議，其實內容完全不同。　　

原來政治局擴大會議，盡管有批彭和辯論的問題，毛主席看了會議材料、文件也講了話，批評彭“右”了。但會議沒有對彭作任何文字的處理決定，會議就結束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回到住處，本來是讓衛士們準備下山了，一些首長反映意見，據說是提議召開中央全會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結果不下山了。這就否定了毛主席容不得彭提的意見而把會議由反“左”而轉向反右之說；而其它領導人堅持要召開全會解決彭的問題，另有一些報導說有人表示不解決不散會，看來毛主席服從了政治局或常委多數人或是有相當影響的領導人的意見，而同意開全會。后來毛主席是講了 “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那是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最后看了彭的招供材料、聽了匯報、看了會議記錄,三者顯然很吻合，這種三對證的材料，誤導性很大。但毛主席當時以至他去世都不會知道　8月1日　政治局常委會上有嚴重逼供信的問題，他也不會想到在如此高層會發生嚴重逼供信，也不知道當時彭的態度是“我采取要什么給什么的態度，只要不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夸大檢討”。因此，毛主席輕信了逼供信招供和匯報材料，對彭老總的問題做出錯誤的判斷，既便如此，毛主席還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　　

那么, 為什么會在那么高層會搞逼供信呢？為什么必定要把彭德懷打成反黨集團？我們從劉少奇　1962年1月27日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關于國內形勢問題”一節中第二個問題(選自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共和國風云五十年》一書)中可以得到答案。劉少奇說：“彭德懷同志在1959年廬山會議中間，寫過一封信給毛主席。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進行了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斗爭。書面報告中說到，這場斗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展開這場斗爭是不是只是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并不算犯錯誤。問題不是彭德懷同志這封信寫錯了。問題不在這里。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在反對高、饒集團的時候，沒有把他提出來。他是高、饒集團的余孽，是這個集團的主要成員。所以，毛主席在廬山會議上說：到底高、饒聯盟呢，還是高、彭聯盟呢？恐怕應當是彭、高聯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同志除了在廬山寫了那封信以外，還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動。他在黨中央進行派別活動，他陰謀篡黨。所以，在廬山會議進行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斗爭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確的。我們把隱藏在黨內幾十年的隱患揭發出來，把它清除，從長遠講，對于我們黨是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彭德懷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責的一些事情，是黨中央早就講過的，而彭德懷同志在廬山會議以前，卻一直不講。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上海會議，他都是參加的他都不講。甚至廬山會議的初期，他也不講。到廬山會議中間，他才把那封信拿出來，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討論如何繼續鄭州會議的工作。進一步糾正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在彭德懷同志看來，如果那個時候再不講，以后就沒有機會講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來，企圖利用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向黨進攻，以便達到他個人和他的小集團的篡黨的目的。彭德懷同志想篡黨，這就是廬山會議要展開那場斗爭的根本原因。必須在這里把這一點說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區別開來。有些同志也講過一些同彭德懷講過差不多的話，例如什么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給制不好呀，人民公社辦早了呀，等等。但是這些同志和彭德懷不一樣，他們可以講這些話，因為他們沒有組織反黨集團，沒有要篡黨(毛澤東插話：沒有國際背景)。彭德懷同志帶領我國軍事代表團在國外走了幾個月，回來以后就急急忙忙寫了那封信，是有陰謀的。當然，不了解情況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廬山會議的時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們。”　　

這里還有一些歷史事實, 與此有關, 應該說清楚。　　

一是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高崗和饒漱石在1953年我國準備召開第一次人大之前，妄圖分裂中央，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們荒謬地把中國共產黨分為兩個，一個是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說“黨是軍隊創造的”，高崗自認為是“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另一個是所謂的“白區的黨”，高崗說劉少奇是“白區的黨”的代表。高饒進行了大量分裂黨中央，反對劉少奇，陰謀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罪惡活動。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開七屆四中全會，揭露和批判了高饒反黨聯盟的陰謀活動，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高饒毫不悔改，高崗以自殺自絕于黨。1955年3月黨代表會議一致通過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議》，決定將高崗、饒嫩石清除出黨，撤消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4月4日　中共中央七屆五中全會批準了這個決定。廬山會議竟查出彭德懷是高、饒反黨聯盟的“主要成員”。　　

二是彭德懷的信在廬山會議上出現，信中所反映的許多問題，其中就有關于五風的表現，似乎是針對毛澤東的，實際上最刺痛的還是對當時在一線主持領導工作的劉、鄧。我們聯系劉、鄧在兩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中央八屆六中全會、上海會議上的表現，再看一看他們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勁頭，大家的心中就會不言自明。　　

在此，我們摘錄惲仁祥同志于2007年1月發表的《還廬山會議真面貌》一文的最后兩段，作為結語。　　

“因此，彭案的正確結論應該是：由于彭德懷參于了高饒反劉集團、而又寫萬言書揭露劉鄧刮“兩風”造成的種種困難，劉、鄧容不得彭的意見，并親自主持給彭作了錯誤結論；毛主席堅持保留了彭的黨藉和政治局委員，并決定讓他負責建設三線的工作；在文革中毛主席和周總理頂住了林彪集團對彭的殘酷迫害。”　　

“從上述材料看，彭德懷的案子是真或假，都是那幾個人鬧的，說是真是為了需要、說假也是需要。這就難怪一些電視劇借古諷今：“說你行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各地廣為流傳。彭德懷同志就成了犧牲品。證明當今確實是讀書難、難讀書，書上有多少是事實？嚴重困擾著讀書人；也貶損了書本本的信譽，也是對某些史學“精英”的諷刺。看來追逐效益和收視率而見風使舵、投機取竅、墻上草隨風倒、奉迎拍馬的胡編濫造的“史學精英”，不僅嚴重損害黨的聲譽，同時坑了自己，墮落為遺臭萬年的文痞。害黨、害人、又害己”。　　

岳求珍  2010.3.11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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