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日水泛含龍日，需記香煙是后身。”
大清國的第一巨貪和珅在臨死之前如是說。史家對這首詩的解讀是眾說紛紜，我們現在取其中較為普遍的一種說法：
傳說當乾隆皇帝還是太子的時候，這弘歷太子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里出門游玩，看到雍正皇帝的一位皇妃正在水邊照鏡。當皇妃對著自己影子顧影自憐正投入的時候，弘歷上前從后面捂著了皇妃的眼睛，這那還了得，本來就正上著脾氣的皇妃更生氣了，操起一把木梳就往后打。頓時，弘歷太子寬廣錚亮的額頭上填了一道血口子。皇后得知兒子受傷之后，以為是皇妃調戲太子，一怒之下便下令處死皇妃。弘歷以太子身份向皇后求情，希望能免皇妃一死，然而為時已晚，皇妃已經被處死。弘歷看著已經死去的皇妃說，今世所欠你的恩情就只能到來時償還了，于是用手在皇妃的脖頸上留了五個手指印。
二十年后，弘歷太子已經繼位多年。就在這一年，乾隆皇帝見到一個新上崗但頗為面熟的侍衛，當時乾隆的心里就開始嘀咕了，新人為什么會這么面熟呢。當看到這個面貌英俊、眉目清秀的侍衛脖子上長了和當年他自己在皇妃脖頸上所留的一樣的紅印時，乾隆暗自問道莫非這是皇妃轉世了。這個年輕人當年也正好二十歲，此后的三十幾年中，這個年輕人從一個普通的八旗弟子平云之上，他幾乎包攬了大清國的各項大權，他總能摸清乾隆的心思，總能掏得乾隆的歡心，他斂財無數，他能買下大清國，但他極少得到乾隆的懲治，這個人就是和珅，當他被嘉慶帝賜死時，臨死前他寫下了這首詩。大致意思是，我今天要死了，黃河要發大水了，但是請記著，大清國欠我的太多了，我不會就這樣善罷甘休的，當下次黃河再發大水時候我就會回來討賬的，到時候我將會伴隨著香煙轉世的。就在和珅上吊的那年，黃河在河南決堤了，這是第一次水泛含龍日，等第二次水泛含龍日時候就到了道光十二年了，也就是一八四零年，中英鴉片戰爭的那一年。這一年，黃河又在河南決堤了，這一淹就是幾千里地。當時大清國舉國上下，上至王公諸侯，下到平民百姓，都躺床上吞云吐霧抽大煙，也在這一年，滿族鈕骨碌氏一家添了一個閨女，她天生麗質，十幾歲進皇宮，她就是后來臭名昭著的慈禧太后，就這樣和珅就在這個“水泛含龍日”伴隨著陣陣“香煙”降世了，在她半個世紀的統治下，大清國被徹底折騰跨了。
有句俗語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但是比起這個皇妃，所有復仇者都太遜色了，人家復仇倆世不晚，人家復仇硬是整垮了一個大帝國。
在當今的中國，一個同樣精彩、同樣驚心動魄的復仇計劃正在上演著，這個計劃的主演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群鄙視、痛恨勞苦大眾的“精英分子”，一群滿嘴“促增長”、“保發展”的官僚主義者。這些人曾經被打倒過，也曾經經歷過人民的批評、團結、教育。在長長的三十年的教育中，他們中的很多人真正地融入到勞動群眾之中，將自己的青春、智慧都奉獻給了國家建設，可其中的一些人卻是用這整整三十年的時間來蓄積仇恨，以待有朝一日重進朝堂，挺起自己的“牛頭馬面”重新做“人”。這些人三十年后達到了自己的目的，終于大權在握，先是否定真理，再為己昭雪，再是提高糧價漲工資博得民心，下一步就是復仇了。
在“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后，在幾億人民被幾個小恩小惠收買后，神州大地一切向“錢”看。“包產到戶”結束了農村集體合作社制度，高糧價相對的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吃的比以前飽了，廣大農民的在最初幾年里享受了“改革”的好處。而這些好處的代價是“醫保”、教育權利的損失。改革春風吹遍廣大農村之后，又開始吹向了全民所有制國營企業、集體所有制經濟中。在“不管好人壞人，賺到錢就是能人”的偉大號召下，工人們也紛紛下海經商，同時工人們的工資也翻番了。此刻改革春風吹遍了大江南北，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祖國大地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之景，工人農民歡天喜地。
這時的另一項偉大工程——為走資派平反也在進行著；經濟上，補償從離職算起到得到“平反”的時間里，按原級工資全部進行補償。在少數民族地區，如西藏，對舊中國時期的地主惡霸等各色反動角色都進行了“昭雪平反”，他們在經濟上也都得到了巨大的“補償”。
1979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中，中國以巨大的代價贏得了戰爭的勝利，巨大的財政開支第一次使中央財政入不敷出。
高糧價、高工資、給平反官員補發工資、越戰，使二十多年沒有赤字并且略有盈余的中國的財政自建國以來第一次極度虧空。為應對國庫空虛，政府想盡一切辦法，對國營企業實行“撥改貸”，對軍工企業實行“軍轉民”政策，為應對軍隊經費不足則鼓勵集團軍“經商”，自負盈虧，成為了世界軍事史上獨有的奇跡。
這些中央政策對國營企業的影響是資金來源不足。在計劃經濟時期，企業每個會計年度的收入直接上繳財政，再由國家根據財政計劃統一直接撥款。企業從產品生產到收回成本，整個產品周期都在國家統一有序的調度之內，因此整個國民經濟有條不紊。但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幾年內，“新一代”領導人的幾把火燒光了二十多年中國積累下來的財政盈余，于是對國營企業的撥款改為貸款，國家停止撥款，所有國營企業自負盈虧。國營企業這一下由“神籍”被徹底打成了“人籍”，二十幾年為國家的辛勤付出國家不認賬了，二十幾年的努力白廢了。為了掩飾“賴賬”行為，“新一代”領導人和御用文人們的辯護是“統一對待，公平競爭，增強企業活力，提高勞動積極性”。
改革開放之后的幾年間，各類民營、外資、中外合資合作企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繁星般遍布了神州大地。改革之后，國家為招商引資開放了眾多的通商口岸、經濟特區、對外開放城市，民企、外資在這些地方落戶之后便能享受極為優厚的稅收優惠，產品價格自是低廉。而國營企業卻不怎么樂觀了，除了要上繳比民企、外資高很多的稅收之外，還要負責企業職工的養老醫療等問題，解決問題的途徑只能是將將這些負擔統一轉移到產品價格之上。此刻得到“高工資、高糧價”好處的廣大工人農民們手頭攢滿了錢，對消費品的需求迅速增長，一時間供不應求，初步感受到市場經濟好處的廣大人民在選擇商品時，也自然只認價格。于是價廉質差、負擔小的民營企業產品幾乎要全線占領生活資料市場，國營企業在市場上是節節敗退。同時潮水般的民企產品開始銷向國外，也就是在那時候，民營企業家為了迅速致富而生產的這些價廉質次的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將“中國貨”變為假冒、低劣的代名詞，而在改革之前中國工業品在世界上極富盛名，以上海牌手表和“初教六”號飛機為例。
一無資金來源、二無產品銷路的國營企業這時已經是步步維艱。
俗話說：“人心齊，泰山移。”面對這種局面，工人們團結一致還有可能共度難關，可是山河已經易色，一個提倡無私“利他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變成以“自由經濟人”假設為前提的、人人自私“利己”的、提倡非法致富的特色社會主義國家，本來團結一致的工人階級聯盟已經被“錢”打散了。工人們的注意力已經從監督領導上徹底轉移到“人民幣”上了。就在十億人民伸長脖頸向“錢”看，精英們已經結束了兩個“復仇前哨戰”：一、將“產權全民所有、委托政府經營的企業”的國營企業的概念偷換成“國有企業”，言下之意即歸國家所有的企業，這時候二十多年以來靠全體人民浴血奮戰建設的國營企業將要被一個黨、一群當政者篡奪；二，將國營企業的“由黨委領導下廠長負責制”改為國有企業的“一長制”，即原來國營企業的由黨委領導、受人民監督的廠長制變為國有企業的不受工人監督、挾制的廠長制。
完成兩個轉變之后，大權在握的企業領導開始大肆在企業各重要部門中安插親信，其中最為重要的財務部門被安插了最多的“關系戶”。在掌握了企業財務之后，接下來便是騙取、侵吞國家資產了。
我們在國企調查中得知，在改制后的國企中最好的職位是企業的采購員，采購員由高層領導親自擔任或由領導親戚擔任，將最差的原料以最高的價格入賬，采購人獲得巨額差價。
這是較為普遍的騙取國家資產的方式。
本來已經因產品價格較高而銷路困難的國企，又因為原料價格過高導致產品更高，而原料質量過差又導致產品質量下降，使國企產品“質量過硬”這一優勢都喪失了。
撈足油水的領導層還嫌不夠，下一步就是變賣國有資產、將全民所有制企業變為己有。
以上種種原因才有了國企的效益低下、負債累累。
在整個侵吞國有資產的過程中，中國精英階層的配合可謂天衣無縫。官僚精英們導致的企業效益低下、負債累累，在各種新聞媒體上得到了“客觀不全面”的報道，于是媒體精英們在大聲疾呼“都是體制惹的禍”，國企需要向民企學習，只有進行私有制改革，才能提高管理者和工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才能增加社會福利。
在長達幾年的輿論準備完成之后，便開始了有名的MBO，即管理層收購，管理者利用所融資本購買公司股份，最終獲得對企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從法理學角度講，對一個資不抵債、資債相抵的企業來說，股東的一塊錢一塊錢就可以購買企業。近水樓臺先得月，管理層靠自身的職務之便可以順利的獲得企業的各項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通過變賣資產高官們又大賺一筆。這個過程平民百姓自然是不可能染指的，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兒老百姓是不敢做的，只有喪盡天良的人才能做得出。
對那些效益較好的國企，收購必須有較大金額的融資才能實現。為實現融資，國企老總依據“廠長制”獲得的權利將企業做抵押（此時工人們已經放棄了對領導層的監督，所以領導層可以為所欲為），由于老總、廠長是企業的唯一法人代表，所以他們能以自己名義得到貸款，融資完成之后便可以對企業進行管理層收購，同樣是“空手套白狼”的活兒，比前一種更精彩。
MBO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曾流行于美國，其最本源的做法是，管理層在完成融資之后，以市價回購流通中市場的公開發行的股票，成為最大股東并獲得企業的所有權的，而不能直接購買企業的庫藏股。在中國，MBO卻是老總、高官們利用自身權利內部決定企業股份價格之后，通過直接購買企業庫藏股來控制企業的。
就這樣，一個人左手拿著抵押企業獲得的貸款，嘴巴喊了一個價格，右手的錘子一敲，一個價值幾百萬、幾千萬、幾億的國有企業就歸個人所有了。
這就是中國所謂的“產權改革”、管理層收購。
資改三十年歷史，它就是一部無恥官僚、精英靠不義之財、劫掠百姓的歷史。改革給老百姓帶來了什么？僅僅是“溫飽”，教科書上說在1980年至1983年全國人民都基本上實現溫飽了，可是為什么老百姓一直只是在“溫飽”著，鄧公向我們許諾的小康社會怎么就那么難實現呢？三十年都走不上去！原來這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讓你們“溫飽”著，不讓你餓死，讓對中共中央、對政府尚抱有一絲希望，讓你繼續甘愿受剝削，受壓迫。這叫“恰到好處”，餓不死你，撐不死你，這樣干起活來正好。
就這樣，復仇的精英們又騎到人民的頭上了。受兩茬兒苦、遭兩茬兒罪，活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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