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優先還是公平優先，始終是社會發展的難題。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如何才能通過優化制度安排，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呢？《環球時報》記者就此采訪了著名經濟學家、德國國際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沃夫岡·弗理茨教授。
發展并不只等于經濟
記者：在社會的不同發展階段，效率與公平是不是有著不同的次序？
弗理茨：從歷史看，效率與公平的出現是有先后次序的。在德國，資本主義在原始積累時期，只強調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由于不顧人民的利益，就造成了社會的極大不公平，這才產生了馬克思主義，對原始資本只追求效率、不顧人民死活的趨向進行矯正。19世紀下半葉，德國宰相俾斯麥信奉李斯特的國家主義理論，力主政府干預經濟，提出了《社會保障法》，由國家保障工人和貧民生活，體現了一定程度的社會公平。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經歷了二戰的巨大創痛之后，德國建立起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體系。
記者：德國有沒有經歷過以效率為主發展一段時間后，再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轉而更注重公平呢？
弗理茨：根據自己的國情，德國在經濟的積累達到一定階段的時候，進行了戰略性調整，為發展戰略引進了“公平”這一社會因素。特別在1963年，德國建立了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生活等各項指標在內的新的社會發展指標體系。第一次沖擊了“發展等于經濟”的經濟學發展觀，建立“發展等于經濟＋社會”的新理念。
到了上世紀80年代，又形成了一種綜合發展觀，提出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的新主題。而到了90年代，世界經濟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但各國的社會緊張程度卻在增加。德國這時又傾向“以滿足人的需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將發展的內涵界定為“發展等于社會＋人”。其理論觀點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質量等。
沃夫岡·弗理茨教授
要形成自己的產業優勢
記者：在德國的發展歷史上，效率和公平，出現過尖銳沖突的時候嗎？德國在這方面有什么經驗教訓？
弗理茨：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德國作為高福利國家要繼續保持效率與公平之間的平衡必然面臨巨大挑戰，要么放棄提高競爭力，要么只好對社會福利開刀。比如，一些失業工人的社會福利待遇甚至超過低收入者的收入，致使一部分失業者寧可在家閑著，也不愿從事低收入的工作。當局開始認識到，唯有推行自由市場經濟改革，改變慷慨的福利模式，才能免于從經濟停滯狀態陷入更嚴重的困境。2003年以來，德國陸續推出了以削減福利和增加就業的多項改革措施。
記者：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有可能同時兼顧或解決公平和效率問題嗎？
弗理茨：效率和公平，就像時間和空間，不可分割；就像男人和女人，不可缺少。從動態的角度講，一個國家所采取的發展戰略會同時影響公平和效率問題的實際狀況。任何國家和地區只有遵循比較優勢戰略來發展經濟，也就是要形成自己的產業優勢。經濟體當中的企業才能具有自生能力，從而不需要政府的扶持，整個經濟體系也就不會受到扭曲，社會中的低收入者才有可能得到充分就業，公平和效率才有可能兼得。
中國應向“公平和效率并重”過渡
記者：在追求公平方面，各國都有哪些不同的側重點？
弗理茨：英國工黨強調人的平等主要應該是人的機會均等，即在可能的范圍內，人們尋求財富、權利的機會平等，而不是將人的平等片面地理解為個人對財富占有結果的絕對均衡。如英國政府規定，被解雇人員和18至25歲的失業青年必須在自愿接受職業培訓和繼續求職的情況下，才準許領取失業救濟金。而美國總統羅斯福吸收了社會主義的一些合理因素，對資本進行了某種控制，被稱為羅斯福新政，為美國成為世界最強國奠定了基礎。亞洲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治理下，也較好地平衡了效率和公平，從而在很短的時間內解決了發展的問題。
記者：在如今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是否更難兼顧效率與公平？
弗理茨：這是一種現象，也是一個過程。巴西在上世紀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雖然曾取得年平均7％—9％左右的經濟增長率，但不同社會層次之間造成了斷裂性的發展，貧富懸殊極為嚴重。80年代初，巴西3萬多名富豪的收入幾乎等于1000萬最貧窮的人的收入，而沒有固定收入的社會邊緣人竟高達50％。而被譽為“美洲獅”的墨西哥與被列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的韓國，也出現種種社會危機：黑金政治當道、貪污賄賂成風等，最終造成了經濟資源嚴重錯置，社會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懸殊。但到了今天，人們確實需要對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道路重新進行批判性的審視。
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追求與自身經濟社會實力不相符的趕超戰略。為扶持這些沒有自生能力企業的生存和保障趕超目標的實現，政府可能會扭曲經濟體系的方方面面，最終使得經濟的實際增長速度低于潛在水平，同時還會惡化收入分配問題。我認為，中國仍應該發揮勞動力充足和相對便宜的優勢，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中勞動力相對密集區段的產業的發展，因為就業崗位的創造無論是對農村還是城市都具有關鍵意義，而且有助于未來競爭力的提升。
記者：中國現在將社會公平提到很重要的位置。你對此怎么看？
弗理茨：現階段，中國可以通過政府講究公平、企業注重效率的手段進行調整，完成向“公平和效率并重”的過渡。
（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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