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治”與“法治”的隨想
一
當今中國，對“法治”還是“人治”這個古老的爭論，似乎已經做出定論，即“法治”光明無限，“人治”黑暗透頂。根據這一定論，治國“精英”們開展了工程浩大的“法治”，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治績”。
為了證明“法治”的優越，必須證明“人治”的罪惡。非此不能把人們從“人治”的地獄超度到“法治”的天堂。于是，新中國前30年的治道，便成了最好的“假想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中被打倒、被剝奪者的全部仇恨和怨忿，化作鋪天蓋地的污泥和濁水，一齊向這三十年傾潑下來。一時間，可憎可恨的前30年，變成了古今中外“人治”的巔峰，黑暗的頂點。而毛澤東則是這30年“人治”的集中代表，簡直是比秦始皇還要專制的秦始皇，比希特勒還要獨裁的希特勒——此 “治績”一也。
什么事情都是“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中有立”。雖然這三個詞兒并非法律而是毛澤東用以“人治”的語言，但是，破掉毛澤東前三十年的“人治”以后，還得靠“人”把“法”立起來去“治”。于是，上自中央，下到鄉鎮，不論有法無法可立，層層都建立了權力機構，專吃“立法”這碗飯。二十多年來，全國究竟立了多少法，恐怕把美國的統計專家和最現代化的計算機引進來，也無法搞清楚。人們只知道治國“精英”們曾經無比自豪地宣稱，僅全國人大出臺的法律，就有百千部之多，更有那各級黨委、政府數不勝數的“紅頭文件”、鄉規民約——此“治績”二也。
人生在世，能參與治國，乃是祖宗積下的陰德。治國一趟，能有如此兩大“治績”，足令今人山呼萬歲，后人書之竹帛，祖宗泉下寬慰。然而，“人治”與“法治”孰優孰劣之爭，是否真正就此蓋棺定論了呢？未必見得。
二
當初，馬、恩、列、斯、毛在世之日，雖然沒有明確說過要搞“法治”，但也沒有明確說過要搞“人治”。對于死去的人，硬要栽他們搞“人治”，死者當然無話可說，世人心里卻有一桿秤。
稍微懂得一點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大概都會知道，“治”字作為一個政治概念，馬、恩、列、斯、毛所賦予的意義與傳統意義是有本質區別的。在傳統意義上，“人治”也好，“法治”也好，都是少數人去治多數人，簡言之就是“治民”。孟夫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對此表述得再明白不過了。而馬、恩、列、斯、毛所謂治者，乃是多數人去治少數人，亦即無產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對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實行專政，通過無產階級專政，達到誰也不治誰的理想社會，簡言之就是“民治”。一個“治民”，一個“民治”，顯見，馬、恩、列、斯、毛所主張和實行的，既非“人治”，也非“法治”，而是與二者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的“人民之治”。
在人類數千年文明史上，只有十月革命一聲炮響，催生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開創了前所未有的人民之治，才誕生了真正的治世。此前的社會，“人治”也好，“法治”也好，或者是人法兼治也好，縱然出現過什么“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或者什么日本的“明治維新”、俄國的“彼得改革”、美國的“羅斯福新政”，無非是把人民治得服貼一點，統治者放心一點，何曾見過人民大眾當過一天家，作過一次主，開過一絲心？
既然“人治”和“法治”都是“治民”，那么，要評價二者孰優敦劣，就象評價用刀殺人和用槍殺人孰善孰惡一樣，豈不是十分荒唐可笑？
三
其實，“人治”與“法治”從來就是兩個說不清的概念。中國上下五千年，除開毛澤東時代不論，一講專制，人們言必首推秦始皇。但秦自在商鞅變法中崛起到在農民大起義中滅亡，恰恰是以法家思想為指導的，誰能說清秦始皇到底是“人治”還是“法治”？此后，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直到清王朝滅亡，雖然法家不再吃香了，但又有誰考察出哪朝哪代沒有法律？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代，我們的祖先就開始“鑄刑鼎”，還有那隋代的《開皇律》，更是影響了中國十四五個世紀的奠基律條。即使連清王朝最腐敗的慈禧太后時代，也還死守著“祖宗法度”哩。
就說毛澤東時代吧，既然是“人治”的巔峰，那當然是“無法可依”的了，一切都是毛澤東說了算。可是，經歷過毛澤東時代的人今天大概還沒有死光，有誰能說毛澤東時代“無法”？恰恰相反，正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人民當家的憲法，親手創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百姓作主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把中國的民主法制推向了一個嶄新的階段。現在那些高喊“法治”的人，那些以立法多少衡量“治績”的人，即使給中國每人立一部法，在毛澤東的這兩大創舉面前，都不過是雕蟲小技。
“法治”論者們又會說，毛澤東時代是“有法不依”。有法不依者也許有之，比如劉青山、張子善之流，他們明知貪污腐敗是犯法的事，可偏偏就是“有法不依”，以身試法。毛澤東偏偏也就來了個“究罪不依”，雖然劉、張都是“功臣”，還是免不了掉腦袋。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時代政治空前清明，哪里像今天，立了那么多法，搞好那么多“反腐倡廉”，貪污腐敗卻愈反愈烈，清正廉潔卻越倡越無。若要依法嚴究起來，正如老百姓所說，“全部槍斃有冤枉，隔一殺一有漏網”。雖然也開了個把兩個殺戒，但瞎子也看得清楚，那也是彼罪此代，搪塞人口而已。
四
人們認識事物，總是不斷深入，不斷接近真理的。十七、十八世紀，對于燃燒現象的解釋，歐洲曾盛行過燃素說與火粒子說。這兩種燃燒理論，雖然都能解釋一些燃燒現象，卻不能解釋全部燃燒現象。只有氧化說誕生后，燃燒理論才真正建立到了科學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民治”說，較之“法治”、“人治”之類的“治民”說，不知前進和高明多少倍。在自然科學界，自從氧化說問世，人們就不再去理會燃素說與火粒子說。如果今天有人拋開氧化說，重新挑起燃素說與火粒子說孰優孰劣之爭，而且還要把氧化說當成燃素說或者火粒子說加以攻擊，人們一定認為爭論者倒退了幾百年。然而在社會科學界，現在卻有人拋開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也就是 “民治”的科學，去糾纏什么“法治”與“人治”的問題，并且非要把無產階級專政當作“人治”加以攻擊，這個行為本身就是開歷史倒車。
為什么一些人非要逆歷史潮流而動呢？沒有別的解釋，只能是階級本性使然。那些高喊“法治”的人，都是高高騎在人民頭上的所謂社會“精英”，在他們看來，“治民”是天賦他們的權力，被“治”則是天賦予“民”的義務。盡管這是一條權力與義務最不對等的定律，而最講“平等”二字的“精英”們卻死認了這個理。上個世紀，在世界的一部分地方，馬、恩、列、斯、毛發動“民”“治”了他們一下，他們便受不了了，認為是“無法無天”，于是便有了“人治”與“法治”的重新爭論，于是便有了鋪天蓋地潑向毛澤東時代的污泥濁水，于是便有了無窮無盡的立法和空前龐大的“大蓋帽”隊伍，于是“精英”們站在“法治”天堂的大門前，俯視著“人治”地獄的“民”們，得意而威嚴地宣稱：“我胡漢三又回來了！”……
五
作為上層建筑的“法”，只能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產物而不是主宰人類的神。“法”靠人立，“法”靠人行，沒有人就無所謂“法”。歸根到底，人類社會從來只有“人治”而沒有與“人治”獨立平行的“法治”。關鍵是看什么人去“治”。對此，馬、恩、列、斯、毛是毫不諱言的，他們總是說，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而“法治”“精英”們卻說，法律是人們社會行為的規范。好吧，規范就規范，那就看看“精英”們是如何規范人們社會行為的。
據說“精英”們都是最講“務實”，最看重利益的。毛澤東不允許任何人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當然是最不“務實”的。要恢復和發揚“務實”傳統，說一千，道一萬，就是恢復和擴大“精英”們的特殊利益。可是，那時利益都是公有的，不破掉這個“公”字，特殊利益就到不了手。怎么破？立法！于是就有了《破產法》、《公司法》之類來“規范”“精英”們怎樣去破掉公有企業而建立自己的公司，“規范”工人們怎樣去為“精英”的公司賣力效命。很快，“精英”們的利益像摻了酵母的麥面，膨脹得連自己也不踏實，怎么辦？修憲！于是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要加進了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條款，“規范”“精英”們放心大膽地享用，“規范”“民”們任何時候都不得對他們進行剝奪，甚至連眼睛都不能紅一下。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規范”“民”們利益的法律條文。不過，“精英”們從來就沒有打算真正實行。比如反腐倡廉、減輕農民負擔、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等等，20多年來，人們已經聽得耳朵都起了老繭，究竟有幾人真正實行過？人們看到的只是，腐越反越烈，負越減越重，權越維越無。甚至一個數以億計的農民打工族，至今連稱一聲工人階級也欠格，動輒就是“盲流”，就是犯罪的土壤，就是被勒索、被關管打殺的對象。既然不打算實行，又制定這樣的法律條文干什么呢？掩人耳目而已。“精英”們知道，在目前尚掛著“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兩塊金字招牌的中國，沒有或者少了這樣的法律條文，恐怕一天也混不下去。一旦混不下去，既得利益尚且難保，何論擴大？看來還是利之所系啊！
盡管“精英”們只承認法律是人們社會行為的規范，但他們“規范”的僅僅是自己的利益，恰恰說明了一個真理，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孫悟空再有本事，終究無法逃出如來佛的法掌。
200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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