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謝晉執導的電影《鴉片戰爭》的同胞不會忘記，就是英國的議會討論要不要給清政府以嚴厲打擊這個問題時，有一個場景對動員與會議員向清政府宣戰絕對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這就是侵華頭子義律派滿身前科的鴉片犯子查頓回國游說議會，力主議會投票同意對中國作戰，查頓沒有苦口婆心地用語言文字對與會議員們宣講什么大道理，而是向與會者展示了兩件中國的寶物，一件是周代的青銅器，任查頓怎樣擊打，就像這次奧運會開幕式上的幾千人擊缶一樣，它就是絲毫無損，而且煥發出了激越洪亮的聲音。另一個是一個碩大無朋的景泰藍，看起來豪華瑰麗，儀態萬方，八面玲瓏，可就是不堪一擊，查頓輕輕向地下一貫，它就變得粉身碎骨，查頓想告訴各位議員，當時的清政府就是這樣一個表面光鮮，其實“內囊卻也進了上來”的色厲內荏的家伙，你只要打他，它就會甘拜下風。不幸的是，我發現現在國人心目中的民族國家觀念，也就像這個瓷器一樣，變得非常脆弱，這是叫人憂慮的。盛世危言，不能不講！
國家觀念談話的證據，就是以郎平為代表的“海外兵團”回桑梓后的一系列表現，網友們群情激憤，罵為“吃里爬外者”有之，斥為賣國賊者有之，甚至于有的網友提出了讓這些吃狼奶和自己同胞過不去的人交納賠償費，因為他們泄露了中國的商業機密和體育競技訣竅。這種情感是可貴的，但問題是為什么這些強人一個個都淡化了民族國家觀念呢？竊以為這就需要作出具體分析，只有分析了問題之所以然的原因，那么，就不愁找到解決問題的秘方。
說到這里，我倒非常同意前些年王小東先生的一些分析。即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浪潮的洗禮下，國家成了一個非常尷尬的中間范疇，而中間范疇首當其沖的是要做出犧牲。有一個電影叫《無間道》，不管佛教經典中對之有怎樣的詮釋，筆者以為，從字面來看，就是“否定中間環節的道”。王小東先生認為，以往的世界地圖是工業化和第二次技術革命的產物，但在現在，世界已經進入了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歷史階段，于是，就形成了在許多國家內都會看到的一個現象，這就是一個一個的“高科技孤島”。比如，在印度，IT產業就非常發達，那些在高新技術為主導的大公司上班的白領，可以坐在自己的纖塵不染的辦公室里思考未來的無窮無盡的可能性，他們拉下窗簾，關上大門，將外面的失業，黑社會，賣淫，嫖娼，暴力犯罪，吸毒，恐怖活動等等拒斥在大門之外，但散布于各個國家的這些技術精英們并不孤獨，連接他們的是一條條信息高速公路，通過這些后現代的“利器”，可以使不同國家的精英們連成一體，換句話說，不同國家內部的精英集團，他們在技術，觀念，乃至生活方式甚或在時尚品味上可能彼此間更為接近而互相欣賞。這樣，這些率先全球化的集團和個人可能就會程度不同地對本國草根階層表現出疏離的態度。王先生由此得出結論，強者在什么地方都會生活得很好，因而在他們的骨子里，就是傾向于國際主義的，但現在的問題是，草根總占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如何呵護他們的愛國情懷，保證他們不受到傷害呢？我以為這就是亟待需要解決的問題。但解決這一問題難度很大。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家族主義傳統的國度，愛國情懷不能說是一種舶來品，但僅僅也是在近代歷史的屈辱中被迫接受并強化的，不像西方的國家，眾所周知，英美等列強以及他們的國家都是在近代工業化的過程中產生并強大起來的，雖然在他們的歷史上，國家概念相對于社會概念是比較晚出的，和公民社會的強大比較起來，國家力量一直是比較薄弱的，但經過一二百年的強化，到了現在，民眾中有關國家的意識比我們自覺得多。正因為如此，在黨的十七大政治報告里，才把強化愛國主義教育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之，但放歸放，卻不能掩蓋民眾中間國家情懷淡漠的事實。
其次，本來我們通過“掀三山，求解放”，中華民族鳳凰涅磐，絕處逢生，新中國凱歌猛進，一路走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得到了極大的強化，可是，又遇到了信息革命和全球化這個巨無霸，在信息革命到來后，一切中間環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到挑戰，比如，就管理而言，原先的三層蛋糕模式就開始變為兩層，即中間的協調層受了冷落，由決策層直達作業層。所以有人認為，考慮全球問題嘛，國家這個概念顯得太小；但考慮家庭問題嘛，國家又顯得太大，國家就這樣陷入一個不三不四的尷尬境地。
再次，從現實情況來看，那些率先搭上全球化的列車，執意要做“世界公民”和“地球村”村民的人士，他們的言行，實際上就是對國家概念的解構。前些年鄧設計師有句名言，叫“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我們老把這個“自己”一廂聽愿地，天真地定位為民族國家主體，而不是個人主體，但從實際情況來看，這些走出國門的海外兵團，首先實現和發展的是自己的家族利益，民族國家對他們來說是抽象的。而這是不應該的！因為即便按照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祖國和人民培養了你，你也應該在“交易”有一個公平的交割嘛，但是，并不是任何行為都可以通過市場能夠來解決，那些墻內開花，有負育花人的辛勞，而讓墻外的人白白嗅聞花的芬芳的“經濟外部效應，”必須要受到制約，而跳出經濟的思路，采取超經濟的政治法律的辦法，竊以為比較管用。這就是我極力主張制定《愛國法》的理由。
回到文稿的開首，即一句話，呵護民族國家觀念的第一人，依然是我們國家的政府人員和相關的強勢集團，為了使這種呵護收到實效，就要進行相關的立法。平心而論，廣大的草根從來是愛國的，只有那些強人和“猛人”，才有賣國的機會和能量。所以，國家工作人員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要與時俱進，不應該抱著老觀念如“國家是階級壓迫的暴力機關”的思維定勢不放，而應該重新整飭身段和角色定位，做社會弱勢群體的最大同情者，否則，如果國家機關本身就嫌窮愛富，跟著全球化的腳步亦步亦趨，到頭來，在上下離心離德中也就會把“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扭曲為美國的世界和美國的夢想，我們就只能變為壟斷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小伙計。到頭來，遭殃的還是廣大的草根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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