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報系污蔑中國憤青“信奉亡命徒邏輯”，是“糞青”
南方都市報：《憤青的狂暴己經接近病態》
伴隨著網絡的普及，“憤青”一詞頻頻出現在BBS及QQ群聊天室。
充斥論壇的往往是各種漫罵和煽動性的“愛國言論”，粗鄙的人身攻擊和詆毀，還有對戰爭的無原則鼓吹。最新的一個事例，就是上海大學教授葛紅兵被罵為漢奸，被迫失聲。怎樣看待網絡極端憤青的殺傷力？
張閎：互聯網話語暴力，并非僅限于民族主義憤青。這是中國大陸一個普遍化的暴力傾向。話語暴力與民族主義的結合，無非是借助“愛國”的道義力量，為話語暴力確定合法性保護和爆炸性力量，與“愛國”與否本身關系不大。葛紅兵的言論確實有諸多值得商榷之處，但他恐怕還沒有資格被稱之為“漢奸”。
其實，憤青是話語權利資源相當稀薄的一群，如果沒有互聯網，他們很少有機會發表自己的意見。一旦有了這樣一個意見發布平臺和表達權利，他們也不知道如何來使用它。互聯網的匿名性和群體效應，為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護，憤青只能滿足于在虛擬空間里獲得一些虛幻的表達權。雖然他們依靠數量和音量，似乎發出了很強的聲音，但實際上他們的聲音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內容，因而也就變得可有可無、無關緊要了。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依然是話語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表達權相當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個版主隨隨便便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把他們的言論刪除得一干二凈。所以，這種貌似強大的聲音，實際上是弱不禁風。雖然我不支持憤青們的暴力化的表達，但我覺得社會應該為他們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達權利和表達空間，否則，這種暴力化的反彈將會更嚴重，后果也更危險。
南都周刊：從國內原因來講，有學者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憤青以及極端民族主義的泛濫，會形成一種深層的“受害意識”，不利于我們民族奮力爭取富強的精神資源；而且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這種激憤民族主義將有可能走向“閉關鎖國論”，又必然與極左思潮的死灰復燃相聯系，這個有沒有道理？
張閎：這種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對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對內的極左思潮是最容易結盟的。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將是社會政治生態急劇惡化的征兆。不過，這還要看這種思潮所影響的人群。在現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況下，對國家發展走向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數量。如果人數能決定國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經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會學家認為，極端民族主義憤青雖然愛國，但其激進的思維方式和言論卻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終導致誤國。魯迅先生早在許多年前稱他們為打著愛國旗號的“愛國賊”。如何評價以上言論？
張閎：我在網上已經看到過稱魯迅為“漢奸”的言論。這已經夠極端的了吧。如果魯迅也是“漢奸”的話，我就不知道這些“愛國者”所愛的“國”是一個什么東西了。我只能稱他為“無賴”。這種無賴實際上什么都不愛，只愛一個空洞的、子虛烏有的“國”，用來應對自己內心的麻木、愚頑和冷漠。對這種人，有一個西方思想家說得一針見血：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
南都周刊：從積極的意義上考慮，有一種憤青，是具有正義感、責任心、公民意識覺醒的人。
他們嫉惡如仇，鞭撻時弊、為己為民爭權利。然而憤青的概念發展到今天，他們也似乎已經被妖魔化、邊緣化，被“一鍋煮”，有沒有為憤青正名的必要？
張閎：“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氣、有正義感和有責任心的年輕人。有正義和責任在心，才會對不公有憤怒。事實上，任何一個正直的人，在年輕的時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憤青”。而如今，“憤青”已被寫作“糞青”，表達了人們對那些盲目、愚昧、沒有理性、不負責任的言行的不滿。“糞青”的種種無端的狂暴情緒，已經接近病態了。他們對具體的事物漠不關心，對具體的不公視若無睹，對身邊的事物也沒有愛。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亂叫。如果這不是心理病態的話，那么，就是沒有廉恥。“憤青”已經成為“無賴”的代名詞，很難再糾正。“糞青”應該為“憤青”這個可愛的名字被玷污負責。
南方都市報(廣州)--《中國憤青：一個病態群體》
king0030 加帖在 貓眼看人【凱迪網絡】
《瞭望東方周刊》做了“中國憤青們的真實生活”的專題，以我所見，這是主流媒體首次以如此鄭重的方式直面“中國憤青”這個群體的存在。
我腦海中的“憤怒青年”與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青年的反抗運動有關，那是青年一代對自己所處環境的反抗，無論破壞、發泄還是建構，針對的是文化傳統、道德觀念和社會建制，是“向內使勁”的。而“中國憤青”只有一股“反日”或者“反美”的怒火，至于向內的方面，他們只是到處派“漢奸”帽子而已。因此，我認為這些情緒激昂的人作為“憤青”乃是一種冒牌貨。
不過“憤青”既在中國，也合該大有特色，所以遵從成例，不妨仍稱之為“中國憤青”吧。正如《瞭望東方周刊》所注意到的，“中國憤青”主要活動于網上，網上往往意味著虛擬，但“中國憤青”絕非虛擬群體。他們活躍于網絡，并不是因為這個群體的虛擬性，而是因為他們的憤激情緒因種種原因尚未被印刷媒體充分接納而不得不活躍于網絡，種種原因中的一種是“反對日美”并非國策，另一種是人們并不認可以生氣為能事的“愛國主義”。
認可這一群體的非虛擬性，表明我注意到了“中國憤青”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實際存在。這種力量主要是普遍的“情緒力”，一定程度上的“感染力”，特殊條件下的“行動力”，但在現實的社會過程中，其“作用力”可以說極其有限。當然，如果任其發展，其“行動力”得到更多的體現，他們對社會進程的“作用力”也未必不會與日俱增，但可以斷言，倘若事情向這個方向發展，“中國憤青”所帶來的絕不會是民族的福音。因為在一個需要解決國家發展諸多問題的時期，“中國憤青”沒有興趣致力于公民權益、社會發展、文明進步，還因為那種火冒三丈的情緒剛好顯示他們缺乏不卑不亢的氣質和理性自信的精神。
《瞭望東方周刊》為展示“中國憤青”的眾生相作了很大努力，正是這種努力使我看到，哪怕最為理性的“中國憤青”，基本的精神氣質也不脫“仇恨”二字。最低水平的“中國憤青”已經變成“糞青”，只能以滿嘴噴糞的方式來顯示其愛與恨。“真正的憤青”明白宣稱“憤青是情緒，小資是生活”，表明當“中國憤青”只是讓生活有一種情緒調劑罷了。“把家里不用的日貨拿來砸掉”，當然是最不影響小資生活的一種“憤怒”法。對于憤青們來講，牢記不是為了永志和平，而是為了聲討；學習、反省，自然也不是要和平發展，而是“師夷長技以制夷”。
世界上有“中國威脅論”，據說是不懷好意的人制造出來的。“中國憤青”則喊打喊殺、念念復仇，則難免以其“口力愛國主義”為“中國威脅論”作注腳。中華民族是早就“站起來了”的，“中國憤青”卻總說“中國又受了欺負”，盡管他們很生氣，總歸是把國家仍然看成受氣包。
按“中國憤青”的意識狀態，歷史只是記仇的材料，未來則是復仇的機會，他們也“鑒往知來”，不是要邁向和平，而是要得出“誰的勁大誰就可以殺掠”的經驗教訓。輕一點講，“中國憤青”代表著一種認知缺陷，實事求是地講，他們信奉亡命徒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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