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在“餃子事件”上倒退就有出路嗎？
作者 蘇 杜
時間 2008-03－04
中新網3月3日摘錄轉發了香港《大公報》的一篇題為《“餃子事件”的反思與解決之道》的文章，作者蒯轍元先在文中批評了“日本政府的強硬姿態”，又對“中日警方聯合調查”表示了懷疑，接著提出了自己的“解決之道”，說：“對‘餃子事件’要想妥善解決，也可以請中立的相關國際組織或民間組織行獨立的調查，其調查結果因為其公正性、科學性、權威性更易為中日雙方所接受。這也不失為‘餃子事件’的一種解決之道。”
這使我立刻想起了77年前“九一八事變”的“解決之道”。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虎石臺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離開原駐地虎石臺兵營，沿南滿鐵路向南行進。夜22時20分左右，日部隊長官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在奉天（現沈陽）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并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尸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由于執行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9月19日凌晨，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下令：遼陽的第2師主力增援對奉天的進攻；獨立守備隊第3營進攻營口、第4營進攻鳳凰城、安東（今丹東）；第2師第3旅主力、騎兵第2團、獨立守備第１營分別進攻長春寬城子、二道溝、南嶺等地。至9月19日10時，日軍先后攻占奉天、四平、營口、鳳凰城、安東等南滿鐵路、安奉鐵路沿線18座城鎮。長春地區的東北軍自發反擊，戰至次日，長春陷落。9月21日，東北邊防軍駐吉林省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熙洽率部投敵，日軍第2師主力占領吉林。接著，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內，東北三省相續淪陷。
當是時，國民政府采取的“解決之道”是什么呢？.先看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
9月19日，中國駐國際聯盟的全權代表施肇基向“國聯”報告事件，請“國聯”主持公道；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嚴重抗議；
9月21日，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9月23日，中國政府就此事照會美國政府，希望對方“深切關懷”。
再看“國際社會反映”。在國民政府的“抗議” “申訴” “照會” 下，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表示了“深切關懷”，“照會日本政府”，“宣布日本侵略中國”，“違犯凡爾塞條約”，“不承認滿州國”；“國聯”更是“主持公道”， 派來了“中立”的“李頓調查團”，開始了為期一年多的“獨立”調查，并于1932年10月2日發布了“調查報告”，“指出日本發動的事變是侵略中國的行為”，“拒絕承認滿州國是獨立國家，令日本退出國聯”。歐洲多數國家也都表示支持史汀生的“不承認主義”。
“國聯”是“主持公道”的，李頓調查團的“調查”也是“獨立”的，諸多國家的“深切關懷”對日本也是“反對譴責”的，然而，在是日復一日的“解決”中，在“公正科學權威”的旗子下，本關東軍大炮轟鳴，鐵騎奔馳，續陷奉天，取四平，得營口，占鳳凰，下長春，9月21日取得吉林之后，又炸錦州，攻哈爾濱，不足四個月，東北三省，全數歸其囊中矣。來年3月初，“滿州國”成立，東北三省開始了為期十四年的亡國歲月。爾后幾年中，這條“解決之道”繼續向中原本土大舉延伸，1937年12月17日，日軍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舉行了入城儀式。
這幾十年被侵略被愚弄的亡國史，即使是按照現在主流家“記住歷史忘掉仇恨”的準則，也是殷鑒不遠的，何以面對眼下“態度強硬”的日本，我們又倡導什么“中立獨立調查”的“解決之道”呢？
或有人斥曰：你瞎比什么呀，那是戰爭時期，這是和平年代，對于戰爭的另一方，當然不能依賴于什么“獨立調查”，但現在是經濟往來，和平發展，怎么能不相信“中立的相關國際組織或民間組織”可以進行“獨立的調查”，又一味懷疑“其調查結果的公正性、科學性、權威性”呢？
這真人感到可笑又可悲。什么“戰爭期間”？請“忘掉仇恨”地去看看歷史，從抗戰結束上溯到“七七事變”，再上溯到“九一八事變”，再上溯到日俄戰爭，甲午海戰，甚至上溯到明治維新，日本何曾對中國宣布過“戰爭”？連國民政府都承認有其事的“田中奏折”，不是我們今天的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等一大批新學者質疑否定了嗎？再看“九一八事變”，是戰爭嗎，那不是日本大企業的“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前來“追究破壞鐵路兇犯”， “維護日本經濟利益”嗎？電視劇《闖關東》里朱開山與另一地主的“農業用水之爭”， 不知所依何據，但“九一八事變”之前三個月發生的“萬寶山事件”，導致中方數百人死傷，也是中日雙方的一次“經濟糾紛”呢。現在大致介紹“萬寶山事件”如下，讓看累了《闖關東》的觀眾們也來看一看真實的“農業用水之爭”，看看當年的“經濟糾紛”：
1931年，中國人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騙取萬寶山村附近12戶農民的土地，并違法轉租給188名朝鮮人耕種水稻。這些朝鮮人開掘水渠，截流筑壩。這一工程侵害了當地農戶的利益，馬家哨口200余農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僑出境”。然而日本駐長春領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鮮人撤走，且限令于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國農民400余人，聯合起來平溝拆壩。7月2日，日本警察鎮壓平溝的中國農民，雙方對峙，后日本增武裝警察，在日本軍警保護下，工程于7月5日完成。同時，日本通過朝鮮日報記者金利三，捏造新聞，說朝鮮人在萬寶山被殺，掀起朝鮮半島大規模的排華活動，當地華僑死傷數百人。日本卻以此次事件誣陷中國傷害朝鮮僑民。
這里需要做一點說明，日本一再“出警保護朝鮮人”，并不是日朝雙方特別友好或經濟更為互關，而是因為那時的朝鮮還不是獨立國家，按照日俄戰爭后日俄雙方在美國簽訂的《樸次茅斯和約》，它不過是日本的一個“保護國”，日本“保護”朝鮮人，實際是在維護它自己的“主權”，雖然在中國的土地上日本警察一再“出警”對中國主權來說顯得有點別扭，但“經濟建設是中心”，日本的關東軍也好，國民革命軍副總司令的張少帥也好，是任誰也沒有承認過那是“戰爭” 的。 其實，連后來的日本兵攻進上海的閘北，開進南京的總統府，都是“追究抗日分子” “膺懲中國罪犯” “維護日中邦交”呢，質疑我之因今日“經濟糾紛” “關系大局”而想到昨日“九一八事變”不恰當的學者們，當今日本高官堅持“根據常識，（餃子事件）疑犯是中國方面，不會錯”， 政要輿論認定“ （中方）過酷的勞動條件，低廉的薪水，（員工）對公司與社會的不滿” 正是中國人“犯罪原因”，這一切“經濟言論”，與“九一八”的歷史情景是完全一致的。如果仍然采取當年懇“國聯主持公道”，求“中立的國際組織”加以“調查”，即使是樹滿了“公開獨立權威”的旗子，這條“解決之道”也不會取得與“九一八”相異的另外結果。 自然，有關方面可以不說，人們不得議論，對于“抗日憤青”，加以“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罪名，驚呼“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或者干脆聲明是取得了偉大勝利，舉世公認的成績，文飾得五光十色，天衣無縫。
“倒退是沒有出路的”，義正辭嚴到十分，甚至連三十年前的“獨立自主”也得改稱“改革自主”才行。但在“餃子事件”上，卻可一味倒退，倒退到“九一八”，倒退到“甲午海戰”，還宣稱是“解決正道”。然而，這不會帶來別的，只會教育人們，對與之并稱的“繼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之類，就要揭開它的麒麟皮，看一看它的馬腳，不會“不爭論”，啞口無聲地一同掉進萬劫不復的深淵里去。
附：
《“餃子事件”的反思與解決之道》 香港文匯報 作者 蒯轍元
03月03日13:58 中國新聞網
中新網3月3日電 香港《文匯報》發表題為《“餃子事件”的反思與解決之道》的文章說，妥善處理“餃子事件”，日本政府和高官需要的應是大局智慧而不是“強硬姿態”，根據的應是事實而不是所謂的常識。日本政府應從對“餃子事件”發生發展過程的反思中，尋求到科學而公正的解決辦法，妥善而圓滿的處理結果。
文章原文摘錄如下：
近一個月以來，日本千葉縣等地發生食用中國河北天洋食品廠生產的餃子中毒事件，在日本引起軒然大波，被炒作成“中國毒餃子事件”，沸沸揚揚喧嚷至今，真相仍未大白。所謂“中國毒餃子事件”鬧到如，如何實事求是地處理好，給日本政府出了個大難題，給出現改善轉機的日中關系提出了挑戰。日本政府應從對“餃子事件”發生發展過程的反思中，尋求到科學而公正的解決辦法，妥善而圓滿的處理結果。
對于致力于改善日中關系的福田政府來說，面對一系列棘手的內政問題，內閣支持率每況愈下，“政權危機說”四處擴散；處理好“餃子事件”，維護日中系發展的良好勢頭，實現胡錦濤主席4月圓滿訪日，是日本政府和執政黨化解危機的重大對策和舉措之一。但要處理好“餃子事件”，日本政府應反思那種先入為主、自以為是的“強硬姿態”。日本政府的高層官員，如內閣官房長官町村甚至在記者招待會上武斷地斷言：“根據常識，疑犯是中國方面，不會錯。”事實證明，日本政府采取這樣的態度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給走火的媒體和民眾火上澆油，從而加深日中的不信任感，惡化兩國民眾的感情，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會動搖日中關系的穩定。妥善處理“餃子事件”，日本政府和高官需要的應是大局智慧而不是“強硬姿態”，根據的應是事實而不是所謂的常識。
或許可以說，日本政府及其高官的上述武斷言論和強硬姿態，似乎受到了日本媒體情緒化的、臆斷性的報道影響。中國餃子引起的中毒現象一發生，日本媒體便為之嘩然，近一個月來，中國食品有毒的報道和文章充斥日本各大媒體，連篇累牘大做文章，責難之聲，鋪天蓋地。在警方尚未查明原因的情況下，包括共同社在內的日本媒體就居然煞有介事地臆測斷定：中國毒餃子事件的疑犯是中國河北天洋食品廠的職工，并找出他們犯罪的原因：“過酷的勞動條件，低廉的薪水，對公司與社會的不滿”。事實已證明這純屬子虛烏有。這種無中生有編造假新聞報道究竟意欲何為，難免令人心生疑竇。這不是明目張膽地嫁禍于人嗎？這不是在誤導日本政府、社會輿論和廣大民眾嗎？在維護和發展日中關系的敏感時期，編發這種假新聞，這不止是職業操守問題，更是用心險惡的問題。
“餃子事件”一發生，中國政府就高度重視，相關政府部門和警方即展開全面調查。當中國的初步調查結果遭到日方質疑時，中國警方就提出中日警方聯合調查“餃子事件”，2月21日中國警方也已主動訪日交換意見，洽商合作調查事宜，日本警方也將回訪商討。對此世人雖然很期待，也仍然很疑惑。在當前的情勢下，中日警方能夠真誠合作，達成調查結果的共識嗎？人們只能拭目以待。其實，對“餃子事件”要想妥善解決，也可以請中立的相關國際組織或民間組織行獨立的調查，其調查結果因為其公正性、科學性、權威性更易為中日雙方所接受。這也不失為“餃子事件”的一種解決之道。
總而言之，中日雙方都應從維護和發展剛剛轉暖的中日關系大局出發，慎重而適切地處理“餃子事件”。在真相大白之前，中日雙方的當事者、民眾、媒體、警方、政府，都應本著對雙方負責的精神，不應一味地把責任推諉給對方，更不應隨便發表臆測的、武斷的、強硬的言論，尤其中日兩國政府更應鮮明地表達友好協商、合作調查，切實還原真相、圓滿解決問題的態度。這才是解決“餃子事件”之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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