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輿論熱議中的“仇和現象”想到當年的朱镕基總理，也許是一種自然感受，但最近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看到了一系列的批判性文章，促使我更加將這位政治新秀與朱镕基聯想到一起，進一步我又聯想到了孫立平、秦暉、李昌平等一些學者的思想。
記得也是在烏有之鄉，我聽到了一些對朱總理的一些批判，主要的批判指向他當年的改革措施，比如國有企業改制和下崗分流等，今天看到批判仇和的文章也包括同樣的內容，“仇賣光”幾乎成為最閃亮的字眼，這種相似之處正是我將他們聯想在一起的基本動力吧。但與當年的感受有所不同的是，當今對仇和的批判更擴展到他的執政風格和心理動機的揣測上，說他集權專斷、招商引資高于一切，全心全意為資本家服務，甚至將他說成是右派官員的樣板，我就開始糊涂了：朱镕基總理當年的豪言壯語并沒有引起這樣的反應，可今天仇和的行為卻何以遭來了這么激烈的反應呢？他的風格體現了“反制度主義”的特征，怎么反而被職責為右派官員的樣板呢（韓德強老師曾專門開設一個講座批“判制度主義”，而真正的右派才是反對“仇和式”工作風格的）？仇和全心全意為資本家服務是如何體現出來的呢？
帶著這些問題我進行了進一步的思考，最后我感覺到：問題的核心在于很多人對政府官員執政風格、執政措施和執政理念的混淆理解。當年對朱镕基的批評集中在對其執政措施的不滿，但對他的執政風格和執政理念并無很大異議，也許是他的人格魅力所致，很多人都寧愿把朱總理的政策“失誤”歸結為他的“被誤導“或者”認識不清楚”；但今天的仇和就沒那么幸運了，很多人從他的執政措施入手，推斷他的執政理念甚至否定他雷厲風行的執政風格，最后得出了以上各種負面的結論。首先對他在江蘇和云南的各項“新政”暫且不妄加評論，因為確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政治思想；但對他的執政理念卻最好不要過早地下結論，說他全心全意為資本家服務最少也要拿出一些得力的證據來，心理動機不是很容易界定的。我們要問：朱總理如果不是為資本家服務，仇和怎么才算為資本家服務呢？唯一得力的依據就是他與資本家存在分贓或者勾結的事實，或者說：只有拿出他存在經濟腐敗問題的證據，這樣的結論才好得出；但目前這種證據沒有出現，我們有的人就下這種結論未免過于草率。關于仇和的執政風格，我在《我也談仇和》一文中已經給予了贊譽，我的理由在于中國現實社會狀況需要這樣雷厲風行的官員來治療長期形成的社會疾患；我相信多數左派同志最少不應該否認這個事實：中國太需要改變了，最好是進行大規模的革新。
沿著以上的思路，我開始了更深入的思考：仇和是左派還是右派官員？我借用鄧小平的話吧：“我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是實事求是派”，我相信仇和本人會這樣回答。我很自信的認為：仇和的執政措施是偏右的，他的執政風格是偏左的，而他的執政理念卻是一個未知數；所以烏有之鄉的朋友應該集中批評他的具體改革措施，給他以善良的提醒，張維迎老師等人應該集中批評他的工作風格，再次強調制度建設的唯一重要性；而對他的執政理念大家最好還是“聽其言，觀其行”。在當今我國思想界，孫立平、秦暉、李昌平等學者很難定位為右派還是左派，他們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同樣，在當今我國政治界，朱镕基、溫家寶、仇和等也很難被劃到哪個思想陣線當中，他們是受著多種社會思潮影響的一批政治家。作為左派人士的思想主陣地，烏有之鄉要團結社會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極右勢力對我們國家民族的侵蝕，而不是任意擴大自己的對立面，采取關門主義的錯誤政策，使那些本來可以團結的社會人士寒心，喪失很多可以倚重的朋友。
最后，我提出自己的觀點：仇和的執政措施需要認真反思（有的政策會拉大社會鴻溝），他的執政風格應得到發揚（“無為之治”本身就是一種犯罪），他的執政理念我們要長期觀察，為誰服務的問題很大，但也很難確定（因為這不是評價一時的感情沖動就可以得出科學結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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