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中國看病最不貴”是個邏輯問題
2008-02-21 09:37:48 來源: 南方都市報 作者:
■媒體思想之熊培云專欄
廣州市政協委員、廣州市衛生局副局長曾其毅先生近日語驚四座。一是他說“所謂看病難看病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難是中國，看病最不貴是中國”。二是斷定在就醫方面中國人的“價值觀”有問題。前者理由是“在中國專家門診的診金是7元，但是國外要請一個醫生看病診金卻要300元”。至于后者，則是“喝一次茶要多少錢？大家對生命、醫療技術不夠尊重，所以就覺得看病貴，‘修’一個人100多覺得貴，修一個機器、換一個汽車零部件要幾千塊卻沒人覺得貴，這是價值觀不對”。
短短幾句話，曾先生“最”了兩次，而且讓全中國都一起“最”了。不過，無論是“最不貴”，還是“最不難”，如此脫離中國現實的“最話”難免給人“何不食肉糜”的印象。
當然，曾先生所謂“國外看病是個人、國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中國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所以覺得看病貴”還是中肯的。但若說中國看病“最不貴”、“最不難”，并且斷定抱怨者價值觀有問題，就不得不讓人刮目相看了。
曾先生的邏輯似乎出了點小問題。事實上，這個邏輯問題在公共討論中并不少見。比如，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社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進步，與此同時也積累了不少問題。于是有人便指著這些問題斷定還是“文革”年代好，那時候人們均富、平等，有著陽光燦爛的日子。不過這些人也只是口頭說說，若真讓他們回去過“文革”日子，相信他們也并不樂意，因為那時所謂的平等更多是從物質到精神一無所有的平等。
問題出在哪？不難發現，那些鼓吹“文革”的人熱衷于將今日社會遇到的困難和過去的“美好事物”對比，并且由此得出一個今不如昔的結論。簡單說就是拿現在“最壞的東西”和過去“最好的東西”(且不論它是否真實)對比，借此讓兩個相去甚遠的時代決一勝負。這種一票否決式的對比既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真實、不嚴謹的。
這種一票否決式的對比同樣適合曾先生的“診金優越說”。就像一個人的鼻子說明不了他的身高，“低廉的診金”同樣不足以將我們帶到曾先生的“最不時代”。眾所周知，長期以來我們努力批評的看病貴與看病難更多在于以藥養醫的積弊以及醫藥資源在社會分配方面的嚴重不公，在于許多人因病返貧、因貧致病。身處其中，我們見證了無數不幸與不公，那些源于生活的痛苦經歷與直接感受，更告訴我們中國人的看病貴與看病難幾乎不需要論證，只要你還有感受。衛生部前部長高強不也曾拍案而起：“虛高藥價簡直就是對百姓的生吞活剝！”
事實上，“診金優越說”本身也并不牢靠。一方面，所謂“國外”語焉不詳，過于含混；另一方面，這里的300元，是人民幣還是外幣，是否考慮了匯率因素及居民收入的差異等等也沒有交待。像曾先生那樣有機會“走遍全世界”，而且能夠處處“看病”或“看別人看病”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不過有限的經歷讓我至少知道歐洲許多國家的普通掛號費并沒有300元(人民幣)的，而且掛號費之內涵也與中國大相徑庭。
至于“修人說”，且不說中國還沒有多少人能動輒花幾千元去“修車”，許多人還沒有車。人人為生活打拼，每每量入為出，你可以說一個人花光所有錢財為親人治病是對生命的尊重，但你不能說他冤枉錢花得越多便對醫療技術和生命越尊重。
以“寧愿”貴修車也不貴“修人”指責修車者價值觀有問題，曾先生言外之意似乎是“修車貴得，‘修人’怎貴不得”？然而，即便修車者不得不貴修車，這也并不是貴“修人”的理由。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為小尼姑“和尚摸得”卻不讓阿Q摸，便說小尼姑價值觀有問題。
如果說懷念“文革”者吹噓“文革”的好處是和當今社會“比好”，那么以貴“修車”為貴“修人”讓路則或多或少有“比壞”的意味。然而，有希望的社會如同有希望的人生，應該不遺余力地謀求眾人福祉的增量，努力向好看齊而不是向壞看齊，正如你壞不能成為我壞的理由。更何況，每個人都有自己合理消費的權利與偏好，社會亦有內在的法度，任何醫院不能因為你曾經花了一萬元買書，便認為你理應花一萬元治感冒。 (作者系資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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