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和兩岸關系

咱不可能真正認識臺灣和兩岸關系

何必

·“立委”選舉大敗 陳水扁辭黨主席

113個席次國民黨獲81席

兩項“公投”否決

……

這是2008年1月13日星期日，搜狐主頁上的標題。

按照我的習慣，每天上網，先是打開在搜狐上的郵箱，查看郵件。如此，就必須先進入搜狐的主頁，就看到了這樣的文字，而且被擺放在了最為顯著的位置，說明了如此內容的重要性。

對于兩岸關系，我們習慣于用一套被當局喋喋不休之后而在自己也就不知不覺地固定化了的思路，去研判其東西南北。當局的意識形態控制，使得我們完全失去了兩岸關系方面的別出心裁的能力，使得我們對民進黨和阿扁有著被坊間形容為“內戰思維”和“土匪思維”的模式去對待，徹底喪失了理性。

事實上，我們對島內局勢的判斷，全部消息來源都只能是大陸官方消息。這種信源的真實性與有效性（也就是傳播學上所謂信息的“信度”與“效度”）就成了大問題。

以號稱中國第一播的央視新聞聯播來說，其中意識形態宣傳的味道日益濃重，連播音員上了個河南人海霞也被媒體大呼小叫恬不知恥地當作是中國新聞改革的標桿，對其內容到底是不是假新聞卻無人問津。北京電視臺一個紙箱包子餡兒把一個記者判了一年徒刑，我很是忿忿不平，如果真是追究假新聞，就應該從新聞聯播入手，把那些貼上萬能畫面的宣傳的制作者全部抓起來，使得新聞聯播開天窗，這樣也許才能杜絕假新聞的浩蕩橫流。

因此，我們所獲知的島內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實的，就有著太大的疑問。去年，在穆軍的引導下，與臺灣國民黨前立委、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周荃，以及經常在大陸媒體露面的蕭萬長（當然，還有不少大陸新聞界的人士，比如冼巖、笑蜀、何中洲、吳思、楊鵬、……等等）碰面聚餐，言談話語感覺兩岸之間社會層面彼此了解太少，對于馬英九這個笨蛋在政治上幼稚到了傻逼的地步，比起大陸隨便什么鄉長村長的政治智慧或者政治手腕都差得遠的情況，我們實在知之甚少；而臺灣人士盡管經常在大陸游走，不過卻真是對類似郴州市前紀委書記曾錦春讓所有企業家掏40萬買合格企業牌匾否則就雙規（不管是不是共產黨員）的事情的不可理解，就暴露出臺灣人士對大陸事務完全置身度外的情形。

我看到，當天談話當中，當有人問蕭萬長對大陸方面經濟事務的看法時，蕭萬長感嘆到自愧弗如，大陸方面能夠精確到個位數，在宏觀經濟方面，比臺灣強多了，這段內容后來被冼巖寫進了他的文章當中。

殊不知，咱們這地界兒的所謂宏觀調控，實際上就是委府在編造數據，為了政治需要，數據造假是家常便飯。在目前，經濟增長成為政權全部合法性之際，謊報乃至捏造GDP數據，也就在所難免了。

前兩天我引用河北省保定市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在北大演講內容當中，就有1990年代孫大午向中南海匯報時提及，中國的GDP數據應該被“攔腰一刀”，也就是說砍掉一半，因為按照他自己的經營體會，那些GDP數據當中存在著絕不少于百分之百的水分。

可是，GDP數據沒有朝著孫大午期待的方向轉變，倒是去年委府核定新的GDP統計數據時，加入了服務業等方面的成分，使得GDP數據得到提升。這種不降反升，折射出當局不惜混淆視聽也要保全表面上的經濟繁榮以換取社會安定維持自身統治的目的，為此即使無中生有也在所不辭。

所以，有時我真是對周圍什么人來不來就對解放臺灣或者臺海開戰張牙舞爪慷慨陳辭的主兒們不屑一顧。對臺灣，我們到底了解多少？我在臺灣問題上的看法與《盲山》、《盲井》的導演、與我有著28年交情的李楊不謀而合，那就是大陸方面并不是沒有能力對臺灣實施打擊，之所以不動手，只不過是因為臺灣將是大陸方面緩解內部矛盾的替罪羊，換言之，只要中國大陸內部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動蕩，當局寧肯讓臺海局勢“維持現狀”，而一旦大陸內部發生全方位的動亂，對臺灣開戰，就成為轉移內部注意力和矛頭的最佳選擇。特別是到現在，官民對立愈演愈烈，政權合法性問題日益突出，臺灣作為替罪羊的功用就得到越來越明確的彰顯。

王未名從美國發來BBC的相關報道。

2008年01月01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09:14北京時間 17:14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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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水扁:臺灣受中國政經軍事威脅

BBC中文部駐臺灣特約記者 林楠森 

陳水扁對胡錦濤的兩岸和平建議作出回應

臺灣總統陳水扁發表其八年任期的最后一次元旦祝詞，他在講話中提到中國對臺灣軍事上與經濟上的威脅，并為自己八年總統成績作了回顧。

陳水扁在元旦講話中，首先對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在十七大提出的兩岸和平協議表示，臺灣歡迎任何有關兩岸和平的擬議，但不應以一個中國作為前提。

他同時引用中國國務院相關白皮書說，北京認定"中華民國"在1949年中共建政后即結束歷史地位，并認定國民黨雖用中華民國統治臺灣，但始終只是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地方當局。

他說中國對臺灣的軍事威脅，外交打壓以及經濟統戰，不會因藍綠而有差別，也不會因為由誰擔任總統而不同，無論那個政黨執政都必須面對越來越嚴峻的考驗。

陳水扁在今年的元旦祝詞中避開使用"中華民國"的稱號，而以"臺灣"或"我國"取代；相對而言，臺灣在野的國民黨更堅持使用這個聯合國不承認的正式國號。

政經威脅

陳水扁在講話中，并舉出具體數字來說明中國對臺灣的政經威脅。

他說中國部署在海峽對岸的戰術導彈，由他七年多年上任的200枚增加到900多枚，而今天最新的數字已增加到1,328枚。

他并列舉解放軍已完成對臺作戰三階段任務準備，近日研議在臺海劃設防空識別區，并在海峽中線西側劃定新航線等事件，指責北京企圖片面改變臺海現狀。

兩岸關系近年來雖然在軍事與政治上持續對立，但在經濟上的合作卻越來越密切，陳水扁也指出這對臺灣社會造成沖擊。

他以各國對中國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來說明臺灣不能無節制對中國投資；他說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大量投資，造成了產業外移與空洞化，中高收入就業機會減少，薪資所得長期停滯，內需產業持續不振，而致中產階級消失的"M型社會"。

M型社會所指的是巨富，中產階級，以及貧窮者，在一個社會中的分布，就如英文字母M的形狀一樣，兩個極端的貧富人士增加，但中產階級減少。

以2006年的數據而論，臺灣對中國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2.15%，同時期美國為0.02%，日本為0.1%，韓國則為0.44%。

入聯與回顧

一段時間以來，包括美，俄，英，法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內的國家，都公開表態反對臺灣的入聯公投；美國則特別針對陳水扁個人有所批評，而陳水扁也借著元旦講話作出回應。

他說，臺灣這次與入聯公投是通過"由下而上，由外而內"的方式，獲得272萬人的連署，是臺灣民意展現，也是法律保障的基本權利，不是包括總統在內的任何人能反對或撤銷的。

他對各國反對臺灣入聯公投表達遺憾，并向國際社會喊話，不應該將臺灣的民主劃上紅線，也不能因為中國不民主與極權專制，而限制剝奪臺灣民主。

陳水扁在講話中也回顧了他任內包括了"軍隊國家化"以及民主改革與內政的成績，并說八年總統是他人生難得的機緣與階段性任務的完成。

他同時提到前些時候引起藍綠對峙的蔣介石紀念館改名，是因為反民主反人權的各種符號，象征與圖騰，必須要予以處理，在民主的時代沒有所謂的永遠的領袖。

陳水扁在元旦講話后，前往已改名為民主紀念館的蔣介石紀念堂進行封館后的重新揭幕。

紀念堂內仍保留蔣介石的巨大銅像，但在銅像旁則放上二二八事件受難者以及學運等照片，并在銅像四周掛滿了風箏。 

……………………

而對臺海局勢，我們什么時候才能有個真切的感悟呢？

經常在網上搜集有價值材料的詹奕嘉，發來的文字倒是很值得浮想聯翩。老規矩，引用完畢后用加長省略號表示。

詹奕嘉

2007年12月13日 18:06

近期網文共享

從臺灣大選談大陸對臺政策的改進

張雪忠

（以“臺灣選舉：‘中間路線’的新意與困局”為題發表于南風窗07年9月上）

（因篇幅關系，刪去文章開頭對謝長廷進行介紹的部分）

不同的政治人物，對待政治理念與政治權力的態度可能有所不同。有些人能夠始終堅持理念，即使因此失去或無緣權力，甚至在政治上被徹底邊緣化也在所不惜。有些人則一味追求權力，并不惜因此而不斷變更自己的政治“理念”。當然，在根據這一標準而繪制的政治光譜中，處于極端的兩端的政治人物仍屬少數，大多數政治人物往往對理念與權力持有不同程度的靈活態度。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而展示不同的政治面孔，“身段柔軟”的謝長廷在這方面的功力，無疑是不落人后的。

謝長廷擅長于創造政治議題，在任高雄市長欲赴廈門訪問時，為博取大陸的善意而提出“憲法一中”，但在黨內初選中受質疑時卻辯稱其意是“憲法應改革一中”、“一中是不合時宜的”。他當行政院長時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在立法院內受泛藍杯葛，政策難以推動，因之提出“「和解共生”的口號，但后來在黨內初選時，對黨內兄弟也是大肆砍殺，毫不手軟。謝長廷擅長在選戰中扭轉大局以求勝選。在陳水扁弊案纏身時他競選臺北市長，曾拒絕陳水扁為其站臺，適時與陳水扁切割并贏得近四成選票。最近，謝長廷對民進黨內討論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表示反對，其理由直截了當，就是“對選舉不利”。

鑒于謝以往就兩岸關系提出的一些主張及其對“正常國家決議文”的態度，有人便認為謝長廷與馬英九的兩岸政策相近，并且“由于謝長廷代表本土，相對顧慮還比馬英九少一些”。這種看法忽視了下列可能性：民進黨中央提出“正常國家決議文”，繼續打臺獨牌討好深綠選民；“府院”方面則重新“激活”大陸客赴臺觀光、奧運圣火赴臺等已被否決的議題，以配合謝長廷在兩岸關系方面的溫和主張，以便分進合擊，左右通吃。

謝長廷出自一個以臺獨為理想的政黨，其子弟兵也是清一色的獨派人士，今后能否擺脫獨派而走中間路線，甚或善意對待大陸的統一政策，這實在讓人懷疑。陳水扁2000年上任時也曾稱要走“新中間路線”，但后來卻為深綠挾持而轉為急獨，前車之鑒可謂不遠。實際上，面對陳水扁“入聯公投”與游錫堃“正常國家決議文”的兩面夾擊，謝長廷最近又先后提出“現狀就是臺獨”，“五年后正名制憲”，以及臺海兩岸應“兩國一制”等論述加以回應。

在政治選舉中，大多數候選人都希望能盡量擴展政治支持者的范圍以求勝出。代表泛綠的謝長廷與代表泛藍的馬英九，之所以被視為是“兩岸政策相近”的中間路線主義者，就是因為他們都在竭力向藍綠政治光譜的中間游動。不管是馬英九對“入聯公投”的跟進，還是謝長廷“和解共生”、“幸福經濟”以及“考慮開發兩岸三通”的論述，都是政治選舉中常見的“剝奪對方議題”的選舉策略。通過這一策略，候選人可以向選民表明，即使在政治對手最為擅長的領域他們也毫不遜色。謝、馬的這一做法可能會讓深綠或深藍的選民有所不滿，但他們明白，對于這些滿腔怒火的人，自己仍是比對手更為可取的候選人。

盡量了解臺灣政治人物個人在兩岸關系方面的政治主張，對于大陸對臺工作的開展并非毫不重要，但對大陸對臺工作而言，更為重要的問題是：（1）臺獨的政治主張在臺灣是否越來越受歡迎？（2）如果是，為什么？（3）大陸方面可以通過何種政策遏止甚或逆轉這一勢頭？如果第一個問題是肯定的，臺灣的任何政治人物都將面臨如下選擇：要么順應臺獨訴求，以求獲得政治權力并保持政治影響力；要么無視臺獨訴求，并甘愿在政治上被邊緣化。

如果能夠在08年選舉中勝出，在兩岸關系方面，謝長廷是否將比陳水扁甚至馬英九“更好打交道”，對這一問題的任何武斷回答都不會比占卦更有意義。過去十多年的經驗表明，將兩岸關系的改善寄托在臺灣個別政治人物身上，大陸方面最終只能收獲意外與失望。如果不能扭轉臺灣島內政治“獨意漸濃”的趨勢，大陸方面必將不斷面臨一種極為尷尬的局面：那些好打交道的人沒有政治影響力，而那些具有政治影響力的人卻不好打交道。

其實，臺灣社會在過去十多年里的變遷足以表明，包括謝長廷在內的島內主要政治人物的言行，以及兩岸關系中此起彼伏的危機都只不過是更深層問題的表面癥候。這一問題的核心便是臺灣民眾（總體上）對待臺灣獨立和兩岸統一兩種結局的不同態度。

如果各種民調能夠一般地反映臺灣民眾的獨統立場，人們便可從中發現，臺獨本身作為一種結果，多數的臺灣民眾已經不再反對。他們如果仍反對某些政治人物推動臺獨的行為，也只是擔心會因此而付出代價，即擔心臺獨可能會引發的兩岸沖突。臺灣民眾對待統一的態度則有所不同，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兩岸統一本身作為一種結果都是他們難以接受的（盡管統一肯定不會如臺獨那樣帶來災難性的兩岸沖突）。

獨立比統一更為可取，臺灣民眾的這一認知的必然結果是，在臺灣島內，臺獨的口號始終比統一的口號更加具有政治號召力。不同的政治人物不斷地表示對臺獨訴求的認可，甚至宣稱以追求臺獨為己任，也就不足為奇。隨著國民黨不斷地“本土化”，總有一天，臺獨勢力將不用再面對任何實質性的政治制約。到時候，能夠對臺獨勢力產生制約作用的唯一因素，便是大陸方面在戰略上的威懾，而大陸目前的威懾戰略能否始終保持成功的記錄（即在避免臺獨的同時避免臺海沖突），也還是個未知數。

面對陳水扁的“廢統”行動、“四要一沒有”主張以及最近的“入聯公投”，大陸方面始終難以找到有效的遏制手段。這表明體現在《反分裂國家法》中的威懾戰略，在面對臺獨勢力“小步舞式”的挑釁時似乎力有不逮。

大陸的這一困境，實際上是由單純防衛性及一觸即發式的威懾戰略的內在缺陷所決定的。這種戰略與威懾失敗后必須實施的戰略之間缺乏牢固的聯系。政治領導人在受到臺獨勢力挑釁時必須面對巨大的決策風險，因而常常傾向于避免實施懲罰措施。大陸方面“不惜一切代價粉碎臺獨”的威懾戰略所具有的孤注一擲性質，對政治領導人的決策意志提出了過高的要求，因而降低了威懾的可信性。

在這種戰略環境下，臺獨追求者的策略往往是將較大的臺獨行動分解為幾個較小的步驟，而每一個單獨的步驟都顯得不值得大動干戈。在受到臺獨勢力的挑釁時，大陸始終面臨要么破釜沉舟，要么無所作為的兩難困境。

為擺脫這一困境，大陸有必要將目前的孤注一擲式的威懾戰略調整為一種“靈活反應”的威懾戰略，在威懾戰略與威懾一旦失敗后所需實施的戰略之間建立更為牢固的聯系。“靈活反應”戰略使大陸在面對嚴重程度不同的臺獨事變時，可以作出不同的戰略反應。這種戰略可以給臺獨勢力施加最大限度的威懾，同時又只需冒最小限度的風險。

“靈活反應”戰略可以降低大陸政治領導人面對臺獨挑釁時的決策風險，在無所作為和孤注一擲之外提供第三種政策選擇。大陸針對臺獨的威懾戰略一旦具備了“逐步升級”和“靈活反應”的特點，便可以使各種臺獨行動的代價變得不可避免。

面對臺灣島內目前的政治形勢，大陸極有必要遏阻臺獨勢力似乎正在“節節勝利”的勢頭，哪怕這種勢頭只是臺灣民眾心中的幻覺也不例外。因為，如果臺灣的政黨或政治人物者可以通過推動臺獨和挑釁大陸來獲取額外的政治利益，同時又不用付出任何代價，他們就不會有任何動力去認真傾聽對待大陸在兩岸關系方面發出的聲音。

大陸方面的確沒有必要過多地介入臺灣的島內政治，但這一立場必須存在一個前提，即臺灣島內的任何政治勢力都不應利用獨統爭執來謀求不容挑戰的政治優勢。因為獨統爭執本質上是兩岸關系問題，而不是臺灣的島內政治問題。

大陸應該把臺灣方面的每一次臺獨挑釁，看作采取果敢行動的機會，以改變臺灣島內在獨統爭執方面的政治力量平衡。大陸方面采取的行動既要堅定有力，足以使臺獨勢力感到迫切的壓力，又能夠收放自如，為隨后的談判保留足夠的空間。通過“靈活反應”戰略的運用，大陸方面既能在世人面前鑿穿臺獨正在不斷成功的幻象，又能迫使臺灣方面來決定：是在臺獨訴求上有所收斂，還是讓局勢變得不可收拾？

不過，人們也必須承認，即使威懾戰略能夠成功地遏制臺獨，卻不一定能改變臺灣民眾對統一的排斥態度。反對臺獨需要的是戰略，實現統一則需要政策，或者說需要大陸方面采取政治行動，增強和平統一對臺灣民眾的吸引力。

連戰先生對大陸的歷史性訪問，使國共兩黨達成了堅持“九二共識”與反對“臺獨”的共同立場，同時也就維持兩岸關系的現狀達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但是，維持現狀本身卻不能構成一項明智的政策。任何政策都不應僅僅是對現實的承認。政策應主要著眼于對現實施加影響，使其在未來的發展更符合政策制定者的期望。

對臺海兩岸的任何統派政黨而言，將“維持現狀”作為兩岸關系方面的一項政策，其根本缺陷在于無法向人們說明，如果兩岸統一在目前是難以實現的，為什么僅僅對現狀加以維持就能使統一在將來更容易實現。

“維持現狀”的立場還將使國民黨在島內政治方面面臨巨大的挑戰。臺海兩岸目前的現狀并非一種正常狀態，臺灣的最終前途無疑只有統一和獨立兩種可能。獨派政黨的獨立訴求由于能為支持者提供明確的方向感，因此能夠展現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相反，國民黨盡管一直表示反對臺獨，但在統一問題上卻態度模糊，無法為支持者提供明確的方向感，因此在政治上常常處于被動。畢竟，選民對一個政黨的支持，不可能僅僅是因為它一直在反對什么。

由于某種政治前提仍未得到實現，國民黨目前仍無法理直氣壯地舉起統一的旗幟。這一前提的實現顯然涉及整個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權力結構的調整。如果國民黨撇開這一前提來談統一，則很有可能在臺灣被迅速邊緣化。而一個被邊緣化的國民黨不但對統一于事無補，而且還將對臺獨勢力失去最起碼的制約能力。

由于2008年的大選在即，為了盡可能擴大政治支持的基礎，國民黨實際上已經開始軟化了對“臺獨”的反對立場，并不斷通過“臺灣論述”來推動政黨的“本土化”。國民黨的這些舉動究竟是戰略性還是戰術性的，仍有待觀察。但有一點似乎可以肯定，國民黨已經開始根據臺灣的選舉政治來塑造其在兩岸關系方面的立場。這樣一來，國民黨也就無形中被逐漸納入民進黨鋪設的政治軌道：臺灣的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臺灣民眾來決定。

也許需要更多的政治挫折和失敗才能使國民黨意識到，“中國國民黨”在本土化方面是永遠也無法與臺灣的獨派政黨一比高下的。但即使意識到了這一點，國民黨仍將面對同樣的問題：困在臺灣的“中國民主黨”除了繼續“深耕臺灣”之外，還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選擇呢？也許正是出于這種無奈，國民黨已經不再愿意繼續充當臺海沖突的防火墻。與2004年不同，國民黨不僅未再批判綠營“入聯公投”的相關動作，反而“拿香跟拜”，同樣發動了“重返聯合國的公投”。

一個長期致力于國家統一的全國性政黨，必須自我蛻變為地方性政黨才能維持自身的生存，這是今天的國民黨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如果在臺灣之外還能找到新的政治舞臺，國民黨對臺獨的反對也許就不會如此軟弱，對統一的主張也許就不會如此含糊。畢竟，用心良苦地維持臺海關系的穩定，代價卻是被扣上“不愛臺灣”的帽子，進而輸掉大選，國民黨當然會反思：在整個中國，為什么只有國民黨有義務不顧自身的政治前途去反對臺獨、促進統一呢？。

大陸方面也許可以幫助國民黨擺脫這一困境，其辦法就是允許后者向大陸進行組織上的延伸。這無疑將會沖擊大陸現行的政治權力結構，但就促進國家統一而言，允許國民黨（以及臺灣的其他統派政黨）對大陸進行組織上的延伸，其回報無疑會十分巨大。一旦國民黨在組織上能夠橫跨臺灣海峽，在大陸和臺灣之間也就平添了一條牢固的政治紐帶。這種政治紐帶對臺獨的遏制以及對統一的促進作用完全可以由過去的一些事例得以印證：連戰先生當時義無反顧地開始其大陸之行時，臺灣的獨派勢力是多么的氣急敗壞！

為了增強統一的吸引力，大陸方面也應正面看待并響應臺灣島內的統一力量對大陸政治民主化的呼吁。民主政治并非沒有缺陷。但縱觀人類社會，不管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民主政治無疑是社會治理的最不壞的模式。暴政、腐敗、道德沉淪以及社會不公總是與特權如影隨形，而民主政治卻能最大限度地實現個人的政治平等，并使持久穩定的良治成為可能。

對大陸而言，政治民主化的逐步推行可以為兩岸和平統一的增加推動力。如果大陸在民主政治方面裹足不前，臺灣的統派政黨的地位將日益尷尬。它們一方面主張兩岸應該統一，另一方面卻無法向臺灣民眾說明，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如何能夠在同一個國家長期共存，更不用說要求臺灣民眾再次接受由一個政黨壟斷全部國家權力的事實了。

在政治上，如果某一個問題難以單獨解決，人們往往要將其和別的問題放在一起來處理，以便獲得更多的轉圜余地。就目前臺灣及兩岸的政治情勢而言，要單獨處理臺灣的獨統問題，或者要臺灣方面毫無條件地接受統一，實際上非常困難。但如果能將中國的和平統一放在兩岸政制整合的更大背景下進行，則不能說毫無成功的可能。

過去十多年兩岸政治形勢的演變已表明，大陸在政治改革方面的進展遲緩，無意中為民進黨等臺灣獨派勢力提供了求之不得的政治籌碼，使其得以不斷強化臺獨的民意基礎。反過來，臺灣島內獨意漸濃的政治氛圍，則不免讓大陸覺得現階段更重要的是在戰略上做好反對臺獨的準備，而不是在政治上向臺灣做出過多的讓步。

兩個在國家認同和政治主張方面立場如此對立的政黨，卻能夠在政治上相互為對方提供源源不斷的側翼支援，這在政治學上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對中國的國家統一事業卻毫無益處。

在現代社會，官僚機構往往結構龐大，工作人員在技術分工方面日趨精細。在面對重大的問題時，人們容易夸大技術上的復雜性，并貶低政治判斷的重要性。官僚機構總是傾向于維持現狀并堅持現行的政策，而不管這一政策最終將把人們帶向何方。畢竟，現狀是人們所熟悉和習慣的，維持現狀的風險也往往最低，因為人們決不可能有機會證明別的方法能帶來更好的結果。

但是，真正的政治家必須從紛紜復雜的技術性問題中解脫出來，與這種因循守舊的作風進行斗爭，克服坐等危機爆發和逃避制訂長遠計劃的傾向。真正的政策決不應成為無所作為的借口，而應是一條通向最終目標的道路，并成為勇氣、自信和方向感的源泉。在臺灣問題上，大陸方面似乎應該進行自覺的努力，按照國家統一的目標來塑造兩岸關系，而不是在形勢發展的逼迫下進行決策。

實現國家統一是一項極為神圣也極為艱巨的使命，為了完成這一使命就必須做出必要的犧牲，包括擔當風險，進行一些痛苦但必要的變革等。對臺海兩岸行政治權分割的現狀究竟要默許到什么時候，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不應僅僅由事物本身的發展來決定，政策應在其中發揮必要的作用。

在決定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和方式這一命運攸關的問題上，任何決策者都必須認真地問自己，我們做出某種決定，究竟是因為這種決策較為容易，還是因為決策盡管極為困難，但卻孕育著成功。畢竟，將來能否成功實現國家的統一，主要取決于我們現在的政策是否正確而有遠見，并為貫徹這一政策而愿意作出可能是極為艱巨的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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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

說來說去，問題殊途同歸，又回到了中國大陸當局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換句話說，臺海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是得訴求于共產黨自身的放權讓利上來。這又觸及到了那個改革悖論上了，改革者要處于被改革的地位，這是不能實現的。

國民黨在大陸政治力量的擴充與延伸，這是可能的嗎？如果這樣，大陸上民主黨派就不存在什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政治協商的問題了，也就不會存在民主黨派完全由納稅人供養（依靠財政支出）的荒誕不經了。

如果臺灣國民黨將勢力擴張到大陸，那么就意味著作為舉世矚目的偉人蔣經國在故去之前開放黨禁報禁的自我鼎故革新自我削弱權力及其收益這種令人欽佩的舉措所帶來的面目一新的國民黨，將其政治主張與訴求也帶入了大陸，這是大陸當局絕對不可能容忍的，就目前局勢而言，我們還停留在俞可平《民主是個好東西》這種幼兒園的政治語境層面，這篇文章面世，被媒體大肆炒作，實在有些寡廉鮮恥了。民主是不是個東西？是個什么東西？中國需要什么樣的民主？像自由派劉軍寧等等，認為民主并不那么必要，相對而言，自由才是絕對的。當然，這個問題很大，于此不贅。

讓開放黨禁報禁的國民黨到大陸發展，對共產黨的勢力將會造成致命的威脅，極大地削弱共產黨的政治存在，并使得共產黨的全部官僚體系頃刻之間黯然失色，成為過街老鼠。這是共產黨方面能夠接受的？癡人說夢了吧。

由此，臺灣問題、兩岸關系問題的最終解決，也就是個根本看不到希望的事情。我們所能夠指望的，只能是別過早動武，否則，中國經濟將會倒退30年，而大陸方面將僅有的兩個股票交易所放在沿海的深圳和上海，沒有任何戰略縱深，如果開戰，我們的經濟是不是會徹底完蛋，還是個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