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簡論我國社會主義的演變（上）
——中國歷史周期律與共產主義原理（續）
從南昌起義到如今，中國歷史又經過了一個輪回，正與黃炎培所說的中國歷史周期律相吻合。本來，這段歷史時期也很可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時期”，即：真正成為人們學習并且越來越熟練的認識、掌握和運用“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時期。可惜由于種種原因，先輩們錯過了那個大好時機，因此，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仍然只能在人們的認識之外自發地起作用，這個時期也就只能與過去所有的歷史一樣是一個自然發展演變的過程。有什么根據呢？整個演變過程有一軌跡，那就是分配制度的演變。最早是供給制到工資制（或工分制）的演變，其萌芽早在解放區就存在了，但在解放初明朗化，供給制逐步讓位給工資制（55年），但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完成，在公社化過程中，供給制重新興起，后來隨著大食堂的解散基本結束。第二個演變是工資改革，這個過程自然也有反復，但大趨勢仍然是級別越來越細，總級差也越來越大。第四是精神鼓勵到物質刺激的演變，或者是評先進到發獎金演變。最后就是所有制的大潰退了。
對于供給制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說：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不拿軍餉,也就是不再享受工資制了，作者注)，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為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么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
...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
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余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更重要的，他們都是苦出身，作者注）。”
眾所周知，南泥灣，及整個延安的大生產也是供給制，三大戰役中，那些千千萬推著小車去支前的民工，打仗需要擔架，他們下自家的門板，打仗需要木料，他們拆自家的房子，他們甚至自帶干糧，跟戰士一樣冒著槍林彈雨...所以毛澤東說，三大戰役的勝利也是千千萬萬支前民工用小車推出來的，顯然也不是靠金錢刺激結果。
然而，供給制在人民公社的條件下卻沒有了生命力，變成了出懶漢的原因。其實，一開始供給制還是有活力的，比如從陳永貴的老少互助組，到初級社、高級社直到人民公社初期自發的季節性食堂，都有不同程度的“供給制”或無私奉獻的精神。只是在后來，中央把大鍋飯樣板化制度化推廣以后，其性質才起了變化。羅平漢的《公共食堂始末》一書給我們祥盡的講述這一過程，它也讓我們看到毛、劉、鄧、周等老一輩領袖人物作為普通人的非天才的一面，也犯錯誤，但是他們當年全心全意為民眾的本質同樣也生動鮮活的呈現在我們面前。因此，盡管當年為了堅持供給制，及理想中的共產主義，中國人民付出了極其沉重的代價（餓死了上千萬人），但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并沒有根本改變。
《始末》一書完全否定了供給制，但它也回避了“大鍋飯”以前，比如井岡山及延安的供給制，也不能回答為什么井岡山的供給制就可以不出懶漢？兩者的區別究竟在什么地方？
“大鍋飯”的失敗同時也是對人們的共產主義信仰的一個極其沉重的打擊，人們對社會主義的概念開始模糊，而且，越往后去，人們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信心也越少。
廢除了供給制，勞動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是不是就能夠一直的保持下去呢？顯然并不能，改革前，不是還有民諺云：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嗎？那時不就早沒有供給制了嗎？據說，因為還有“大鍋飯”，說是只要搞承包就沒有問題了。在國企也是先否定精神鼓勵，搞獎金制度，結果越發越多，工資從八級長到十幾級，也不解決問題，只好變鼓勵為懲罰，又主張“砸三鐵”了......階級分化越來越快，政府與民眾的距離也越來越遠。
為什么會這樣呢？它的必然又究竟在哪里呢？我們回過頭來看一看解放初期的從供給制到工資制的改變。
楊奎松先生在大作《 從供給制到職務等級工資制 》一書的開頭這樣寫道：
“改變嚴重不合理的社會財富分配制度，創造一個人人均等的平等社會，是共產黨人發動革命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更是其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意識形態所規定和要求的。因此，在中國革命過程中，中共長期注意堅持在內部實行盡可能平等的分配體制。戰爭期間帶有軍事共產主義性質的供給制的形成，固與當時的環境密切相關，同時也有意識形態的因素在起作用。
但是，當革命取得勝利、中共成為執政黨以后，共產黨人并未能把這種相對而言可以體現其平等理念的分配制度堅持下去，而逐漸轉向了以森嚴的等級制為標志的職務等級工資分配制度。”
（除了工資外還各種待遇，比如：什么級別坐什么樣的專車，什么級別住多大房子，什么級別可以配專職的保姆、廚師及醫生等等。）
“對于這種情況，毛澤東曾經有過一種解釋。他說，這是因為，進城以后，‘原來在解放區實行供給制的人員占少數，工廠職工是工資制，機關、企業新增加的人很多，他們受資產階級影響很深，要把他們原來實行的工資改為供給，也不那么容易。’因此只好遷就現實，做出讓步。”
楊先生認為：
“這種說法并不足以解釋這一重大政策性轉變的內在原因，也無法使人真正了解這種直接涉及中共分配制度的變化，究竟是怎樣發生的，以及中共自身為何也要遷就這種‘資產階級影響’。”
有人說：當時是受了蘇聯的影響，是把蘇聯的那一套照搬了過來。但是，當時也沒有任何一個蘇聯人強迫我們去照搬呀。
其實，因為新中國剛成立，舊的國家機器被打碎了，新的國家機器還剛剛組建，正急需要大批的政府干部，也正因為他們是一時不可或缺人才，具有相對特殊的能力和地位，也具有相對特殊的權力，因此也就會要求一個與之相應的分配比例。
這里有個規律：分配總是要求與人們各自在生產（或工作）中地位相適應，不能與之長期的相違背。
也就是說，如果在生產活動中，還明顯的區分占支配地位的人與被支配的勞動者，那么，他們之間的平均分配就是不合時宜的。再換句話說，那些被當做工具來使用的人，歸根結蒂要被作工具來養活。
其實，一種分配形式也和所有的物質產品一樣，也是現實的生產活動的產物，我們需要的一種分配形式，是不能離開生產活動去執行的，而只能在生產活動中把它們“生產出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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