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掠奪”比“暴力搶劫”更瘋狂

“政策掠奪”比“暴力搶劫”更瘋狂

２０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奧爾森指出，社會經濟繁榮的最大關鍵就是建立一個市場擴展型的政府，而這種政府的基本職能就是向社會提供制度規則來保護個人產權，來保護合約有效履行，來保證個人的財富不被受到“掠奪”。

經濟學家錢穎一教授則認為，市場經濟有好的市場經濟，有壞的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掠奪經濟”。因為，在任何市場中都潛在地存在著兩種“掠奪”。第一種是“私人掠奪”。它可以是私人“掠奪”私人，也可以是私人“掠奪”國家。如偷盜搶劫，侵吞國有資產等。第二種“掠奪”是政府“政策掠奪”。

政府“政策掠奪”的方式，有政府組織的“政策掠奪”，如亂攤派、超過公共服務需要的“費與稅”、“通貨膨脹”等，有政府的一些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掠奪”，如貪污腐敗，有私人通過政府“權力的掠奪”，這種“掠奪”的形式多種多樣，但實質上都與政府的權力有關。如壟斷、設租、通過游說把個人利益固化在制度與法律之上等。

“政策掠奪”完全是一種低效率的。因為，在一般人看來，任何“政策掠奪”都是不公平的，但這還不是問題的根本，“政策掠奪”最大的核心是影響整個社會的效率。在一個社會中，如果社會中“私人掠奪”和政府“政策掠奪”盛行，那么理性的經濟人一定會減少創造財富、提高效率的活動。相反，大多數人也會加入這種“掠奪”行列。如社會中人人都在“掠奪”，那么這個市場效率也就無從談起。

對政府“政策掠奪”的問題，進行全面的討論，“政策掠奪”對社會嚴重的負面影響，用“政策掠奪”理論來討論中國問題，可以發現，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掠奪”都不鮮見。如對自然資源之“掠奪”，對民眾財富之“政策掠奪”、對民眾生存權“政策掠奪”。如果說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基礎之上，那么這個基礎牢固嗎？如果這個基礎不牢固，這種高速又能夠持續多久？特別是目前國內許多經濟問題的實質是什么？只要用“掠奪理論”都可明辨清楚。

可以說，目前中國生活中存在的許多問題與困難都與“政策掠奪”式有關，無論是政府“政策掠奪”還是“個人掠奪”都是如此。首先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3０年，市場化程度已經十分高了，但要素市場發展則相當滯留，從而導致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價格嚴重扭曲。而正是這種人為的價格扭曲，使得社會民眾的大量財富，輕易地轉移到少數人手中。如中國的房地產商，為什么在短期內涌現出一大批所謂的富豪，如中國的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產開發商。這些房地產商在短期內成為富豪，是憑正常的市場競爭、是憑他們個人的市場能力與市場智慧嗎？不是。他們靠的是，利用政府權力，對城市弱勢民眾及農民土地資源的“政策掠奪”。“政策掠奪”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觀念，在現實生存環境中存在，與世態萬物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種不道德觀念，像寄生蟲一樣棲息在我們周圍，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異，不論各行各業都有這種“政策掠奪”的行為存在。大到國家大事，小到家庭瑣事，無一例外。

被別國“掠奪”。國人凝聚力非常重要，國人要互相尊重、誠信自律，自已人看得起自己人。國強則可“掠奪”敵人，否則被別人“掠奪”或只能“掠奪”家人，也帶有“政策掠奪”性的意味，所謂“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也應該是這個道理吧，在食物鏈中，像動物吃動物的“掠奪”性更強，它們是一環扣一環，環環相扣，如有一環出現問題，也許會像7000萬年前生態環境發生了突變，恐龍頻臨絕境，世界就變成了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樣子。所以缺那一環都不成。

人類的“掠奪”又稱之為“占有欲”。“掠奪”可分為兩種，物質的“掠奪”與精神的“掠奪”。物質的“掠奪”又分“財產掠奪”和“物品掠奪”，這種“掠奪”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人在靜態的環境中，還能分析一下局勢狀態，做出判斷。比如剛剛紀念的南京大屠殺，日本人侵略中國，殘害眾多中國百姓“掠奪”大量中國的文物，占中國土地為己有，他們可真是“有來無往非禮也”像這種歷史的悲劇，已經是數不勝數了。

現今社會，有許多商業成功人士身邊出現了不乏的“小人”，這些“小人”往往都帶有“掠奪”性，在沒達到目的之前，顯得唯唯諾諾必恭必敬，讓你沒有絲毫察覺。當目的達成時，他們就露出了原有的猙獰面目，是防不勝防，這是看見摸著的。

當地政府、為房地產開發商，為他們的房地產的交易中，一次性地“掠奪”去了消費者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勞動所得。是最厲害的“政策掠奪”相信也不過如此而已。

“政策掠奪”再也沒有什么方法比他掙錢更快。如果說“政策掠奪”是贏利的一種極端的話，那么乞討，恰恰是贏利的另外一種極端。

中國3000年的統治歷史，導致中國人具有官場人格，而官場人格特征就是，要么統治別人、要么被別人統治，所以要么“掠奪”，要么乞討。流行于銷售人員中的一句話是：白天做孫子，晚上做老爺，就明白無誤地描述了銷售人員，乞討于客戶的真實情景。在市場談判地位高于自己的對手面前，通過犧牲一些自己的尊嚴，獲得別人的同情，而獲得贏利，是目前絕大多數企業銷售人員，采用的贏利方式。

精神的“掠奪”是最可怕的，它本身就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說它像空氣，可它不是空氣，說它是一種可見的物質，可它沒有具體的形狀，說它像靈魂，可它怎么可能是靈魂那，那它可能就是一種精神。一種帶有腐朽的，骯臟和正義有所抗爭的邪氣，給人感覺是說不出道不明“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的比喻，在這兒用應該是最恰當不過了，就像鴉片一樣，一但被傳染上這種“病毒”，它就會一點點的侵蝕著你，慢慢向你逼近，你不想接近它吧，它還偏要向你靠攏，當你要懸崖勒馬戒掉它時，最好不要看到或聽到，類似的詞字或圖片等，要做的只有克制和忍耐。若要被它再次感染，那你的“隱性”就必然加重加大，甚至連性命也會犧牲掉。

在生活中那些虐待兒童，虐待父母和有自虐的人群，屬于一種病態，像“噓毒者”一樣有意或無意的，殘害著身邊的人，包括親人。由于他們的成長環境造成生活壓力過大，不會正確的調整自己的心態，導致內心充滿了對社會眾多“不平等條約”的積壓，時不時的釋放一下，心靈扭曲的心態，天長日久，必然釀成嚴重的后果。

這就是精神的“掠奪”在沒有經歷過這種“災難”的人，很難感受的到它的存在，“掠奪”在世態環境中存在是必然性的，自然界需要的是平衡，而人類的“掠奪”則是偶然性的，它標志著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人際關系，心與心靈的撞擊。它仿佛似有型又似無形、無形又似有型、空無飄渺、無聲無息在我們周圍，圍繞生存。引用劉庸的一幅對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

改革三十年的成效究竟如何，至今人們己有結論。但它所造成的嚴重社會“政策掠奪”后果，卻是有目共睹。其社會后果之一，就是國有資產的流失，國有企業的資產，正在迅速流失到企業管理者手中，或一些私人老板手中，情況類似于，曾經在前社會主義國家發生過的“自發私有化”現象。在改革“政策掠奪”造成的利益分配中“誰得到了什么”這一政治學的基本問題。

然而個人對國有資產的“侵奪”并不是“誰得到了什么”這一問題的全部。“事轉企改制”，對轉制過渡期退休職工的利益，造成了制度性的侵蝕，因為改制包含著一系列針對“事轉企”干部、工人的嚴厲措施，如福利喪失、工資剝奪1/3-2/3等的事件發生。轉制退休職工在喪失國家的有效保護，又沒有自己組織的情況下，日益成為“市場鞭子”是管理者專制的受害者。盡管多數人對發生在他們身邊的、威脅或損害他們利益的事情，采取了逆來順受的態度，但也有一些人打破沉默。為制止或糾正這些，對他們利益的不公正、不公平的剝奪，他們開始用對抗的方式進行抗議。“事轉企”改制退休職工對“事轉企”改制的抗議，充分反映出中國經濟轉型過程中，正在出現的經濟沖突與利益博弈。

就其基本訴求，抗爭方式以及結局來看，這種抗議，同私有企業工人的抗議活動，和下崗工人的抗議活動，都有所不同。“事轉企”改制退休職工，針對改制進行的抗議活動的要求是什么？他們提出這些要求的依據是什么？是什么因素決定了他們抗爭的方式？影響著他們抗議活動的結果，其主要因素又是什么？這些抗議活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事轉企”改制退休職工，對經濟轉型的立場和態度。

“暴力搶劫”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財物的所有人、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其他方法，強行將公私財物搶走的行為。“暴力搶劫”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和公民的人身權利，屬復雜客體。“暴力搶劫”侵犯的對象是國家、集體、個人所有的各種財物和他人的人身。“暴力搶劫”在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對公私財物的所有者、保管者或者守護者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對人身實施強制的方法，“暴力搶劫”立即搶走財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財物的行為。比較典型的“政策掠奪”表露為：

勞社部發（2000）2號文，津政發（2000）25號文就是比較典型的“搶劫政策”。明明知道72院所部分職工，已到退休年齡，不得不走退休這條路，用“政策掠奪”就“坐地搶劫”，這與暗室里殺出的“搶劫強盜”有何區別。

用“政策掠奪”制定出的“9、7、5、3、1”政策，到底是個什么東西，簡而言之，即當一名科研人員或干部職工，用一生的血汗、智力、體力、精力、為幾元至十幾元工資增幅，勤勤懇懇，點點滴滴，好不容易積累達到退休工資數額時，政府強行采用“政策掠奪”手段，將你的退休工資在短期內，剝奪走1/3至2/3的原有待遇，這就是勞社部發（2000）2號文，津政發（2000）25號文，比較典型的“搶劫政策”。而“9、7、5、3、1”政策正是“政策掠奪”的本質。這種“政策掠奪”在十七大后，非但尚未收斂，在某些地方政府，少數官員中，反而愈演愈烈，甚囂塵上，表演的更加瘋狂，他們不顧天津市72個科研院所轉制退休人員，上訪了7年半，但個別官員，仍然完全背棄十七大的公平正義路線，個人專橫跋扈，情感惡性膨脹，“政策掠奪”具有典型的強暴色彩。“政策掠奪”對低收入轉制退休職工是一種巨大的瘋狂，更是無情的“政策性掠奪”。“政策掠奪”正演變成為一種悄然的“政策剝削”工具，以犧牲百姓一生點滴積累的代價，換取局部更遠大的“政策利益”。“政策掠奪”明知違背民意，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卻還要強行推行,這和強暴完全是一個路數。“政策掠奪”難道用文件通知一聲、打聲招呼就不是強暴了嗎？“政策掠奪”難道拿出原四部委的“所謂文件”就不是強暴了嗎？

中國百姓被打著“所謂文件”旗號的壟斷行業搶劫強暴久了，早就越來越沒有意識了。見到攔路搶劫刁賊，就不自覺地掏錢包，見到強暴犯，就不自覺地順從，幸好還有正義者敢于站出來大聲說不。

“9、7、5、3、1”，“政策掠奪”，用政策一次性“掠奪”完轉制職工，在國家內的個人積蓄。國家積累的價值，都屬于勞動者創造，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積累包含了完全屬于個人積蓄，是從勞動者總體勞動創造的價值中，除去低份額的工資，與部分國家公共積累之后的剩余部分，雖未結算，但卻毫無疑問屬于個人的積蓄，它將在醫療、退休金、各種社會保障中，根據社會發展水平逐步返還，如果后半輩子沒用完，這些非結算型的個人積蓄，則還將造福其他的勞動者。

“政策掠奪”把這筆巨額個人積蓄，輕輕地、巧妙地、無恥地、抹殺并掠奪了。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對事轉企進行的改革，為了把事業科研院所推向市場，國家實行了“斷奶政策”。

“政策掠奪”即國家不再給事業科研院所撥款，事轉企業需要資金全部由銀行貸款。為了搞技改必須向銀行貸款，萬一技改不成功沒達到予期效益，企業就得背一身債，弄不好利息都付不起，把企業拖垮而“死”。不搞技改沒有技術進步就會在競爭中落敗，被淘汰而“死”，可見當時“事轉企”的困境，一個“錢”字。害了多少人。

“政策掠奪”對“憲法”而言，就是倒行逆施，將十七大的“公平正義新政旗幟”丟棄一邊，卻死死抱著，瘋狂搶劫的1999年至2000年的舊時代，即勞社部發（2000）2號文，與津政發（2000）25號文。

“政策掠奪”被官員反復糾纏，并力挺出臺“搶劫剝削政策”不放，這是不是倒退？這種倒退是否有出路？。

個別官員還不知羞恥地說，“這是一項惠民政策，比原來政策強多了”難道不“搶劫”了、不“強暴”了就是“惠民”嗎？難道不“搶劫”了、不“強暴”了，就要老百姓感恩戴德嗎？一批人的堅持較真，讓傲慢的權力，終于低下高昂的頭顱，這是72院所的勝利，是民意的勝利，是天津市市委，市政府，楊副市長的勝利，更是十七大后，胡溫新政的偉大勝利。

改革三十年，“政策掠奪”將毛澤東紿予人民的一切福利待遇，幾乎掠奪一空，令人可喜的是，自胡溫主政以來，正在有目共睹的推出一系列惠民新政，將被“政策掠奪”的一切，正在逐項退還給百姓，如天津市楊棟梁副市長2007年11月28日重申，“政府對過渡期這批人，工程技術人員和老職工評價很高，這批人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都很高，對國家做出了很高的貢獻”，“你們寫的信我都收到了，認真看了，2003年我就想著手解決，………沒能解決了，但我一直關注此事，現在己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時機成熟了，我們一定要緊鑼密豉，日夜兼程，把這個問題解決好”，“這次下決心了，按老人老辦法解決，過渡期也是老人，…….總體要公平合理”，“花了錢，就要把事情辦好”……….。

看到、聽到、楊棟梁副市長語重心長的講話，百姓盼望多年的“公平正義”終于開始回歸，這是天津百姓之福，是“公平正義”戰勝“政策掠奪”的搏奕，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回歸。

真正落實楊副市長的講話，尚還有一定阻力與難度。

在當今社會，用“暴力搶劫”和與用權力“政策掠奪”這兩大公害，誰最可惡、誰最可怕、誰最可恨、誰最可怒？用“暴力搶劫”者，幾乎都是平民百姓，但這種人大多數是：好吃懶做，怕苦怕累，游手好閑，嫖娼濫賭，吸毒貪心，失業饑寒，憤怒社會待民不公道等，而道德惡劣者，主要搶劫平民百姓，憤怒仇視社會者，大多搶劫富有官商，他們是社會治安最大的破壞者，百姓對他們十分害怕和憤怒，政府把他們視為最危險的壞人，可是，往往一些政府官員，卻與他們勾結在一起，充當保護傘，共同為害百姓。

用權力“政策掠奪”者，毫無疑問，他們都是手持國家與政府權力的官員，從小官，到大官，這類人似乎比“暴力搶劫”者要文明得多，可這類人，危害則遠遠比搶劫暴徒更厲害，它們不但危害百姓，而且還殃及政府和國家，小則亂國，大則亡國，所以，“暴力搶劫”只是受害者一人一家局部之苦，而用權力“政策搶劫”，則是億萬百姓遭殃和國家蒙難，政府誠信基石嚴重受損，此類事件，在中國五千多年的歷史上舉不勝舉。

如今說歷史毫無意義，說現實又忌諱太多，如果大家都不說，中央以為“民靜安康”其實大多數百姓，尤其是“轉制退休職工”，是在兩種危亡之中，尤如等待兩種死亡，當年毛澤東階級斗爭抓得嚴，他們不敢伸出貪欲骯臟的黑手，自毛澤東去世后，階級斗爭武器不用了，貪官們紛紛不顧羞恥的出來了，改革開放是精心策劃，還是財運好，利用市場機制改革，取消了公費醫療，取消了公費住房，取消了公費上學等，所有國民社會福利，計劃經濟國家財富積累，是勞動人民血汗，“高薪養廉”被他們拿走了“退休雙軌制”被他們拿走了，“貪污腐敗”被他們拿走了，這種“掠奪”比“暴力搶劫”更瘋狂。

用國企改革形式“掠奪”：國企改革是以官商勾結，用粗暴野蠻的手段把職工趕出工廠，“剝奪”他們勞動生存的權利，砸爛他們的飯碗，然后“掠奪”企業所有財產和資產，這種對人類生存資源的“搶奪”和對工人的“粗暴”，是比奴隸社會更野蠻的“暴力搶劫”。

用政策分配形式“掠奪”，政府官員的勞動是創造不了國家物質財富的，他們可以創造精神文明財富，可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他們創造的精神文明財富究竟在那里？非但沒有創造，而且還毀壞了原有大量的精神文化財富，使得我國的精神文化財富，遭到了一場毀滅性的浩劫，可他們得到工作報酬，卻比勞動者要高出好幾倍。

我國的國企工人與公務員退休養老，他們用“退休養老雙軌制”的鬼計，“掠奪”了企業退休養老金，物價年年上漲，意味原有收入大幅降低，如房價瘋漲，豬肉價成倍上漲，糧油等生活食品，全面瘋狂漲價，這不比搶劫厲害嗎？歹徒“暴力搶劫”僅僅是個體遭災，可這種尤如遭“搶劫”的是，百姓中低收入全體，人們遭到歹徒“搶劫”也只不過一、兩次，可這種比“搶劫”還厲害的，卻是全年365天。

大量土地轉讓變賣，大量國企變賣，大量國家主權喪失，大量工農各種納稅緊勒，這不如同“搶劫”嗎？官員權力對百姓與國家財富的“掠奪”的變相“搶劫”，罄竹難書，可以看出，用“暴力搶劫”的匪徒與用“權力掠奪”與“搶劫”的官員，誰的罪惡最大？人們遭到“暴力搶劫”，受害者可以反抗，政府可以捉拿懲處兇手，可百姓遭到“權力搶劫”，他們沒有反抗的權力，如4000萬下崗失業及退休職工，難道他們在遭難中，沒有反抗掙扎嗎？他們害怕國家的武裝公安“保持社會治安”的恐嚇和威脅，害怕遭到以“破壞國家安定團結”的罪名懲處，國家“憲法”屈就政府“游行示威管理條例”之下，中國法律。

三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中國目前法律，難保工農百姓權益。百姓受害忍辱負重，忍氣吞聲，國家安定了，可是團結了嗎？百姓不鬧了，可社會和諧了嗎？改革開放經濟飛漲了，可百姓生活，同官商與時俱進了嗎？以“權力掠奪”百姓利益和國家財產，必須嚴對落網被捉的貪官污吏，不要被他們幾滴淚水而憐憫，不要被他們幾句懺悔謊言而感動，對未被捉的貪官污吏，不要被他幾句漂亮的口號和甜言蜜語所迷惑，擦亮眼睛，辯別真假。魯迅早就告誡人們：落水狗一旦上了岸還是要咬人的，百姓希望政府，加大對貪污腐敗清查與打擊力度，加緊平衡調整國民共同勞動利益分配速度。

總之，無論是政府“政策掠奪”還是“個人掠奪”，無論是直接“政策掠奪”還是間接“政策掠奪”，目前中國許多地方“政策掠奪”是十分盛行，特別是間接掠奪更是無孔不入。政府最近出臺的嚴厲打擊貪污腐化的規定，已經看到國內“政策掠奪”行為的嚴重性。

但是，其根源在哪里？為什么國內各種“政策掠奪”會如此泛濫？并非是僅靠打擊就能夠一了百了的事情。可以說，近三十年來，中央反對貪污腐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但為什么會越反越多？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對政府權力約束不夠，在于民眾沒有暢通地表達自己意見的渠道，在于貪污者沒有受到嚴厲打擊。

如果中國不能夠從“政策掠奪”中走出，今后社會矛盾與沖突會進一步激化，中國經濟要發展也是十分困難的。西方列強靠“政策掠奪”才走向富強。從秦到清，中國政府一直沒有停止對人民的“政策掠奪”與壓迫，但政府為什么到了清末窮得被西方列強當猴玩呢？

在“掠奪”通行的時代，所有的國家都在“掠奪”，國小的向鄰邦“掠奪”，國大的殖民“政策掠奪”，中國幅源遼闊，打打邊境民族，得不到什么好處，通過向本國人民“掠奪”足可以富甲天下，人類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是靠“掠奪”而強大的。人類世界上，沒有一個大國沒有過“政策掠奪”的歷史。中國政府從秦至清，一直“掠奪”中國人民，但為什么沒有走向強大？

建議政府，應靜下心來，認真負責的全面清理，屬“政策掠奪”性的各類文件，凈化社會、行政環境，讓十七大“公平正義旗幟”，“胡溫親民新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工同酬”，“按勞分配”，旗幟鮮明的，世代相傳，永遠飄揚在中國大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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