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腐敗的成因》

什么是腐敗？什么是社會腐敗？腐敗就是腐爛敗壞，大多用在物上，這里，將腐敗加上社會，就是指國家文明墮落、公眾思想頹廢、整體道德敗壞，面對邪惡冷漠、市井生活糜爛、社會風氣惡俗，官員私欲貪婪、信仰失落淪陷、人際誠信衰敗，……
中國社會果真到了這個地步嗎？這，還需核實論證嗎，報刊、網絡、新聞等，在這方面的評論已經夠多的了。于此，就不用徒費口舌了。
本文想說的是：為什么？這是為什么？
看，平民的陋俗是因由精神麻木，不明對錯；官員的腐敗，是因為“信仰缺失”，不知忠貞；百姓的不仁由于見怪不怪，是非不辨；領導的不義緣由思維固執，真偽不察；眾生的迷信之念緣于愚妄信念，信奉宗教帶來的精神慰藉；群發的賭性之戀緣起觀念貧乏，借助運氣給予的心靈寄托；社會的奢靡之風在于思想退化，只圖食色貪欲；黨政的污濁之氣因緣心理恐慌，只求權欲充斥；……總之，它們都是基于精神追求方面的落后狀態所造就的；是鑒于思維探索范疇的窮乏而形成的；是承受心理機制領域的野蠻原始所腐蝕的；是控制思想信念的世界退步貧弱所浸潤的；……
而，精神思維是屬于上層建筑領域，它受到文化、宣傳、輿論、教育等的影響，可它又受制于什么呢？也就是說，是什么真正決定它的內容取向的呢？是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當然，毛澤東發現發展并運用發揮的反作用規律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充實和補丁。雖說經濟決定建筑是經實踐檢驗的經典理論，可要說精神思維受制、取決于經濟狀況，還是會有許多人想不通，莫非如管子所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嗎？這是為什么？何以現實存在與其論不一樣呢？古人云，“倉廩實則治教化，治教化則人心正”，這在現實生活中怎么無法兌現呢？
人，人類，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是由群體中的每個個體所組成，就是由所有個體集聚成的群體所形成。“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出現是從能夠制造勞動工具開始的，人的產生同時也就是人類社會的產生。”（摘自《光明在前》中“論權勢主義提綱”）所以，自然人是既具有生物性本能又具有社會性本能的群居性生物體。
人，人性，它的生物性和社會性是基于生存狀態而有所偏頗，它隨著生產能力而發生變化，它依據歷史進程而產生進步。隨著人類生存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人性中的社會性也會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越來越增強。可以說，屬于上層建筑的精神思想領域內的人性，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人，自然人，不是指個別人，他的精神思想勢必也是基于經濟基礎上的。沒有電視，人們看不到帝王才能享受的頂級歌舞；沒有網絡，人們無法如此方便地采擷到這么眾多的信息；……
然，然而，基于經濟基礎，并不等于充分符合、完全吻合于經濟基礎。也就是說，“精神思維受制、取決于經濟”，是指經濟為精神思維信念提供了基礎的條件，提供了可能的發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精神思維的形態。反言之，則指精神、信念、心理、思維只有在某種經濟基礎的條件下，才可能發揮這種條件下所限定的某種程度的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力。可見，“倉廩實”是條件，要達到“知禮節”、“知榮辱”、“人心正”，還需要其它機制的促進、推動、激活。
那，那么，這是什么機制呢？既然，精神思維屬于上層建筑領域，不難想象，這種機制勢必也是屬于上層建筑領域。如此，上層建筑的頂級機制是什么呢？就是管理社會、控制人群、占據國土的政治機制，也就是所謂的“治化”。或許，在上層建筑領域還有其它的機制在潛化、滲透、影響著精神思維，譬喻所謂的“教化”。但，上層建筑的頂級機制勢必會對精神思維起決定性的、影響最大的作用，否則它也算不上是最高層次的。
例，例如，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里，由于生產力的低下，形成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狀態下的經濟基礎。在這種經濟基礎上，人的社會性肯定要比當今社會要薄弱，人的生物性自然要強于如今的人們。同時，在這種經濟基礎上構建的上層建筑的政治機制，是人治的因素占據著很大的成份。所以，在封建時代，有了“倉廩實”的基礎，還需要一個英明的君王，進行治吏牧民。當然，也少不了孔儒的“教化”，如此才可能引來“忠孝節義、至誠守信”的知禮、明辱、心正的和睦、公平、興盛的社會。
可，可是，當代的社會已跨越了封建歷史，它的生產力已邁進工業化、集團化、信息化的水準，這導致它的經濟基礎已踏入福利經濟的時代。此時，人類已進步到導致其更強大、更理性、社會化程度更高的社會。因此，按理說，人的生物性肯定會削弱很多，而人的社會性必定會增加更多。社會，也勢必更寬容、更從容、更能和睦相處。然而，正如本文開頭所言，怎么社會變得腐敗了呢？怎么窮的越來越窮，甚而致貧；富的越來越富，以致奢侈？怎么腐朽沒落的思想、精神、信念，大行其道呢？
這，這就是所謂的“社會倒退”。這就是因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不同步；這就是因為生產力提高與機制改革不同步；這就是因為經濟發展與精神思想不同步，從而造成的。這種不同步，鑒于經濟處于基礎的位置，只能是上層建筑或超前或滯后。結合現實狀況，這種腐朽思想也就只能是上層建筑滯后造成的“社會倒退”。哦，上層建筑滯后，什么地方滯后呢？是“教化”滯后嗎？想當初，鄧小平就改革開放的總結說過，教育不夠。可后來的“三個代表”的學習、宣傳、教育，以及其它的一系列措施，甚而包括高薪，怎么連官員的腐敗都遏制不住呢？不！是上層建筑的最高層次嚴重滯后，是社會的管理機制、國家的政治體制極其嚴重地滯后。
那，那中國歷史上那些和睦、公平、興盛的封建社會何以就不能復興和振興，不能借鑒和仿制，不能引用或復制呢？要知道，它們的上層建筑和當今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還是基本相似的嘛。因為生產力不一樣了；因為生產關系也不一樣了；更因為經濟基礎不一樣了；還因為人的生物性與社會性不一樣了；同時因為，現在和過去的人，在精神思想的廣度與深度方面得以提高的容納度，自然也不一樣了。那時的公平和現在的公平是不同的，那時的和睦也不等于現在的和諧，那時的興盛同樣不可能帶來今日中華民族的幸福。時間不能倒轉，歷史不可備份，世界不會遷就，人民不曾復古。
哦，是國家的政治體制落后于經濟基礎，落后于時代發展，落后于世界潮流，落后于科學進步，落后于當代文明。注意，這里使用的是體制，不是機制。機制是內在的、動態的、有活力、有生機的，更多注重于運作、功能、關系方面。體制是外在的、靜態的、有形體、有構成，更多關注于結構、組織、規則方面。它們都是制度，是制約其成員不可且不能逾越其“度”的機構、設置或體系，要求其成員必須且只能共同遵守的律條、規則或章法。對之，如果分解三者的話，那機制就是制度的內容，體制就是制度的形式。內容應該決定它的形式，可不當的形式肯定會反作用于其內容。
喲，這里講體制落后，而并未引用文前所述的機制，是怎么回事呢？因為，在中國的政治制度中，它的形式已經反作用于它的內容，它的體制已經負性地反作用于它的機制，改變了它的機制，使原本應該先進的機制轉變成落后的機制。在這里，體制已經成為政治制度中的決定性要素；體制已經成為左右政治機制成敗生死的關鍵所在；體制已經成為中國政治前進還是倒退的眾目所矚。因為，中國政治體制已經成為社會精神、思想、信念得以健康發展的最主要的瓶頸；中國政治體制已經變成道德墮落、精神頹廢、信仰缺失、民眾麻木的最根本的源泉；中國政治體制已經淪為畸形經濟、腐敗經濟、媚外經濟、官商經濟的最適宜的上層建筑；總之，中國政治體制不僅是目前中國社會腐敗最終極的原因，它自己還因固執，已經退化為中國社會腐敗的一部分。
哎，講了半天，當今中國的政治機制是什么？政治體制又是什么？很簡單，中國宣稱的政治機制是“人民共和”，中國實際的政治體制是“一黨專執政權”制。那么，為什么一黨制的體制會破壞人民共和的國家政治？它是通過什么來破壞人民共和的呢？它破壞人民共和的具體過程又是怎樣的呢？為什么破壞了人民共和就會造成社會腐敗呢？社會腐敗了將成為什么性質的腐敗社會呢？……
唷，這些問題，在《光明在前》的“試論權勢社會”和“論權勢主義提綱”中已經非常詳盡地解答過。“一黨專執政權制”是種通過政權（包括軍事）的政治壟斷，它在國有制為主或其它壟斷形式的經濟基礎條件下，勢必會產生權勢主義。“一黨制”就是通過權勢主義來破壞人民共和的政治機制的，而且它的存在勢必會破壞人民共和，這不是什么主觀努力可以改變的，這是客觀存在：——有一黨制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共和。那么，在遭受破壞的所謂“人民共和”的政體中，人的精神思維信念怎么可能不發生變形、變質、蛻化呢？由此產生社會腐敗也就是水到渠成，很自然的過程了。可見，如此的腐敗社會，其性質，也就是腐敗的權勢社會了。
嗚呼，這是真的嗎？不要是天方夜譚啰。
下面，將從歷史、實踐、現實等方面，來論證這個經過推理的理論之確切性。
據云，有所謂的“左派”，大贊毛澤東時期的清正廉明，認為很少有腐敗現象發生。可那時也是一黨制，何以在精神思想信仰上如此正直、正派、正覺？錯！沒有嚴重的、眾發性、持續不斷的貪污腐化，不等于沒有腐敗，更不等于那個時期的精神信念都是清徹透明的、崇高堅定的、健康向上的，何以見得？
林彪可鑒，江青能證。他們打著革命的旗號，頂著毛澤東思想的帽子，圖謀著一黨制中政黨的最高權力。再從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衷也可以說明，腐敗的苗頭已經出土，蛻化的初像已經顯現。即使是基層百姓，在當時的社會境況下也會利用手中一點可能的管物、理事權，相互幫助。更不用說在歷次運動中，許多為了媚上或為了自保從而昧著良心的思想蛻變。還可對比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其它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對貪污、腐敗及民眾不滿的困窘。
當然，毛澤東時代的貪腐，從普世和歷史角度來看，確實是很少也很小，何以如此？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對待貪腐的深惡痛絕，是其原因之一；作為剛浴血奮斗獲得勝利的革命者，對待政權的珍惜和保護，也是原因之一；作為充分信任新生政權的普通百姓，對待歪風邪氣的深惡痛絕，更是原因之一；……。
如此說來，在一黨制的國家只要有了英明的領袖或領導集體，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的？誤！把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身上，是不可能有國家的長治久安的，也是不符合時代的進步歷史的，更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斷。事實上，正是毛澤東時期對待貪腐的紅色手段造成了以后社會貪腐的灰色盛行。正所謂：“中國人杰們站在封建的土地上，卻拉著自己的頭發，想離開這種困擾中國命運的輪回，想擺脫這塊阻礙民族進步的泥淖，想脫離這層層疊疊粘滯著社會前進的傳統一樣。”（——摘自《社會主義的先進性質與兩黨制實體》）
記否，在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毛澤東和其它蘇俄式的共產黨一樣，采用的是紅色恐怖的權勢手段來維持著窮人的政權，護衛著相對“清明”的政治，保證反腐防蛻的落實。然而，使用權勢手段就不可避免地滋生并泛濫權勢思想及權勢崇拜，它的進一步發展勢必就是權勢主義，這為今日腐敗的權勢社會創造了條件、因果、勢場。如果說，黑色、專制的權勢社會是入髓的疾疫，那么，極端、狂熱的權勢思想就是罪惡的病毒，灰色、壟斷的權勢主義當是潰爛的瘡痍。
由此可見，在一黨制的條件下，腐敗勢必總會發生，只不過或早或遲、或快或慢、或重或輕、或大或小而已。只有真正落實無產階級專政為人民民主專政；只有真正實現人民共和實質的政黨體制；只有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原理的社會主義兩黨政治機制，才是擺脫封建輪回，脫離封建泥沼的唯一道路；才是將權勢回歸職權、專制回歸職責的必由之法；才是實現公平公正、傳承英烈遺愿的正確方向。
肯定，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并無立黨為私、爭權為已的初衷，也許太心急了，圖謀一口吃成個胖子，一有了政權，就企圖徹底解放自己過去受迫受害的階級。然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早就指出，社會主義不能徹底地解放無產階級，它只是徹底解放無產階級的過渡階段。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可以解放無產階級，但并不徹底。通俗地說，社會主義能夠解放窮人，使他們擺脫貧困，但并不能超越其它階級，否則又何以解釋“無產階級首先要解放全人類才能使自己獲得徹底解放”呢。
倘若如此，則可以說，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變化為社會主義建設的轉換期中，政黨制度的延續是必然的話。那么，在社會主義時期還延續原來的政黨制度，就是對歷史的反叛、對革命的背棄、對時代的漠視。因為，社會變了、國家變了、當代變了，原來的政黨制度如今成了一黨專政制。它已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阻力；它已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瓶頸；它已成為權勢主義的溫床；它已成為社會腐敗的根源。
譬如，新民主革命期間，沒有土改的政權建設就沒有幾百萬民工推著獨輪車的支持，就沒有革命戰爭的成功勝利。同樣，社會主義時期，沒有清除權勢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全國億萬之眾對現代化建設的支持，就一樣不會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有的，只是權勢主義的輝煌，只是權勢意識下的成功，只是權勢社會中被掩飾了腐敗的美麗。
寧可要草，不能長苗，就是毛澤東時期防備國有經濟腐敗蛻變的的方針措施。結果，除卻使國家經濟發展遲緩以外，權勢主義的“苗”還是在茁壯生長。因為，用工農階級的權勢主義來防止其它階級的權勢占領，又怎么能“鏟除”權勢主義的“苗”呢？反過來，這種權勢主義的萌芽更保障了對生產資料國有制的侵占和蠶食，加劇了社會主義“草”的泛濫成長，加劇了對國有制經濟的損害破壞，加劇了國有經濟的遲緩發展。
或許，毛澤東最得意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就是文化大革命，可它畢竟失敗了，從這場失敗的革命實踐中，后來的革命者又得到哪些有益的教訓呢？是年齡結構？是領袖連任？它們能夠防礙個人崇拜及權勢崇拜嗎？其實，從毛澤東發動的這場偉大的革命實踐來說，它的目的就是反腐防蛻，它采用的手段是剝奪當權者的特權思想。從這方面來看，它和西方的“三權分立”、“憲政”都有相似或類同之處，都是要制約權勢，制衡權限，“把統治者關進籠子里”。然而，文革使用的方法是發動群眾造反，這就產生兩個前提：發動者的真誠與絕對權威，被發動者的絕對信任和順從；由此也就產生一個問題：用權勢發動制約權勢的運動，用泛權來制權，這能行得通嗎？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站在權勢主義的土壤上清除骯臟的權勢，是“燒不盡”的。所以說，毛澤東對保證政權性質的指導思路和西方是一樣的，是必然的，可是這種手段在實際上卻是行不通。
毛澤東曾豪邁地宣稱，文化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言外之意就是將文革這種反修防修的模式作為一種制度，以此來抵制腐朽思想的影響，從而保持黨的純潔性，拒腐蝕防蛻變。然而，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本身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為制度，且不說它已失敗了，即便它勝利了、成功了，還是會因為它具有的不可重復性，決定了它只此一次。因為，文革是建立在領袖的絕對崇拜的基礎上的，是基于政治壟斷的實質之中的。試想，毛澤東以后的領袖人物是否都能有如同毛澤東那樣的崇高威望，那樣的眾望所歸，那樣的絕對服從。沒有了這些，那些后來的領袖們又是如何能掌握這么多人口的造反革命？如何能管理如此混亂的無政府狀態？如何能指揮兩派紛爭的群眾組織？如何能控制波及軍隊的武裝械斗？如何能統帥癲狂乖戾的奪權革命？
更有甚者，倘若最高的領袖已經圖謀腐敗權勢，已經變質蛻化了呢？難道歷史上德國法西斯的希特勒不就是如此？哦，不要說社會不同。希特勒可以在德國當時的社會環境中以“民主”的手腕，取得炙手可熱的國家權勢；以“奮斗”的口號，鼓動不可一世的瘋狂；以“民族”的名義，將德國帶向權勢社會的不歸路。那么，為什么中國就不可能在當前的社會氣氛中以“社會主義”或“馬列毛主義”的外衣，獲得國家的權力；以所謂“崛起”或“復興”的宣謂，召喚那狂熱的革命情緒；以什么“人民”或“國家”的名號，將中華民族，我們的母親，帶到那癡顛苦難的歲月呢。
孰謂不能，不要保證，更不必信誓旦旦。結合理論和實踐、歷史與現實、社會及世界，就可以明白權勢帶給人類的“癌變”。“癌變”是從權勢開始，腐敗蛻化是從權力開始，這是清晰的理念，明顯的事實，這從古今中外、諸子百家對腐敗的各自的多種多樣的定義也可察覺和明白。“在權勢社會里，生產力中的生產資料是公有制還是國有制已不是決定性因素，而應該是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管理生產的權柄為勞動者所有，還是被一小撮權勢者所占的問題。也就是說，在權勢社會里，資本的支配已降為次要的矛盾，而管理生產的權柄是私有制還是公占制已上升為主要矛盾。當然，在這里，并沒有否定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東西，而是說，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個新水平的時候（注意，這是賴于產生反作用的條件），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產生消極的反作用的結果。由此也就證明了在權勢社會里的生產關系必然會延緩并阻礙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并導致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生矛盾。” （——摘自《光明在前》中的“試論權勢社會”）
在毛澤東時代，不是一再強調，要牢牢掌握住權力，可它果真是人民大眾所掌管嗎？不，即使在文革濫權的所謂“大民主”階段，權勢依然是基于領袖的絕對崇拜基礎上，這不正符合權勢的主要特點：政治權力的個體(或團體)占有制。不正是由于此，方才寧要社會主義的草；方才杜絕不同意見；方才口號誓言盛行；方才虛報謊言成風；方才奇跡政績頻現；方才毀制破度衍生；方才國有腐敗滋蔓；方才經濟發展遲緩。
當然，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是心系人民的，否則他們不可能拿下這么大的江山。人民也是愛戴信任毛澤東和他的領導集體的，否則崇拜不可能出現。可這并不能否定個體或團體占有性質的權勢，反過來，也正是由于這種權勢，使領袖在晚年犯了錯，它改變了領袖本身，同樣可見的鄧小平不也是如此？
以上從歷史和實踐兩個方面論述了社會腐敗與權勢的緊密聯系。然否？孰有執疑？在中國的一黨制的政治環境下，使用權力，執掌政權，怎么就是權勢呢？也就是說，何以證實，這就是權勢，而不是職權呢？下面將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在一黨制的社會條件下，職權已淪為權勢。
在《光明在前》中的“論權勢主義提綱”里例舉劉賓雁寫的《人妖之間》，分析了王守信貪污案的產生和發展，其歸納的三個客觀因素：奪權、風氣、關系，至今都大為擴展和深入。當然，“權”的獲得，已極少是蠻橫的“明奪”，而大多改為“暗授”、“賄取”、“裙帶”。可“風”的浸潤，也已不再是原先的那種“氣”候了，它除了更為普及和深入，甚至于成為潛規則，它還更為糜爛及墮落，不由人不惡俗。至于“關系”，早發展成利益集團，他們的關聯程度更強，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其牢固堅實程度似成鐵板一塊，其相互維系的動能更大，其作用、影響、干涉社會各方面的勢能更強。綜合分析近來大量的官員貪污腐敗案，不難明白，以上所言不虛。
這三個客觀存在，說明了權勢擴張的三部曲：
“資本是通過積累和集中而聚集起來的，權勢則是經過強化和收買而擴張起來的。一般來說，其擴張過程首先是要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的循環運行。職務—— 權力—— 權柄—— 權勢”（——摘自《光明在前》中《論權勢主義提綱》）
第一階段：職務——權力，就是攫獲權力的過程。
第二階段：權力——權柄，是重要的一部曲，它的運行是管理過程，正是在這過程中造成了腐敗的權勢的“風氣”。
第三階段：權柄——權勢，決定性的關鍵過程，它通過前階段的管理方式方法，將其轉化為“關系”、“感情”、“密友”，變成具體的權勢。
可見，現今的國家管理權力“利用這種通過管理、交換、轉移而得到的增大了的權柄和權限，擴張了自己的權勢，擴散了剝削壓迫的意識，擴大了權勢者的‘關系’，侵蝕了國家的財富，浸潤了社會的機體，損害了人民的利益。”（——摘自《光明在前》中《論權勢主義提綱》）
這里的“管理”是權力垂直鏈條的結構腐敗根源，它的重要性在于其目標和動機已由人民共和的國家轉化為個人或團體；而“交換”則為權柄水平方向的利益共享工具，其實質在于它的要求及標的變成為私有本身；至于“轉移”可說是權位性質深度的換血處理方式，此根本在于它將管理職責轉換成私營權位。
由此可見，這不是權勢是什么？
可它們與一黨制又有什么關聯呢？
雖說“下歪”不等于“上不正”，可這里所言的腐敗權勢的總根源確實來自一黨制。因為，從一黨制的體制來看，其運行機制就證明了其只能是權勢，而不可能是職權。
在《光明在前》的“論權勢主義提綱”中，對職權與權勢的規律是作如下總結的：
職權的一般規律：管理——職務——管理
權勢的一般規律：職務——管理——職務
嗚，這簡單的二個詞顛來倒去能說明什么？
說明一黨制的體制正是權勢思想的溫床；是權勢主義的源泉；是權勢社會的腐根。
何以見得？
因為國家管理本由最高權力機構運作，它意味著由管理的需要出發，到管理的目的截止，最高權力機構作為管理的職務，是完善這一過程的中間環節。所以，真實地體現和落實最高權力機構的職務，將使國家管理不成為一句空話。雖說，這最高權力機構的職務本身不是國家管理的起點和終點，它對職權的性質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可作為手段是整個運行過程的關鍵所在。
可是，一黨制卻是通過職務地位出發，通過“領導”管理，達到比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更高的職務地位。其運作的實質，就是將國家管理由目的變成從屬于政黨職務地位的工具。可見，其政黨職務地位成為體制運行的基礎，而政黨職務的權力成了“領導”管理的目的。自然，所謂國家“領導”的管理就僅僅成為政治體制運行的過程。
如此，這不是權勢是什么？這樣的政黨體制不是國家權勢管理的根源是什么？這一黨制不是權勢社會滔天禍水之源泉是什么？
就是毛澤東時期建于一黨制地基上的國家管理也是權勢管理，雖說它是以工農為出發點的權勢，依靠造反派的革命權勢，似乎李自成登上大順皇位的所謂多數人的權勢，但畢竟還是權勢。既然不是職權而是權勢，就必然會走向權勢道路，遲早會滑向腐敗的權勢社會。所以會有反右絕言、荒唐躍進、亂相文革，這會注定中華民族將在權勢道路上不知不覺地摸進、卷入歷史循環，從此再現、重演歷史周期率。這是一代革命黨人的悲哀，是那代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缺陷，是螺旋上升的時代局限，是曲折前進的事業代價。
再說鄧小平，認識到體制問題，卻又回避了體制改革，以至最終受制于問題體制。他以發展經濟作為硬道理，以至后來，以這硬道理演繹出私有化的經濟制度，而缺失社會主義革命思想進行制約的權勢主義，必然越堤泛濫。兩者結合，這權勢主義思想、意識，一旦接觸到國有轉私有的經濟制度、環境，就如水得魚，私欲極度膨脹，貪念迅速萌發，……以至構成腐敗的權勢社會。
“概而言之，社會主義變質成權勢主義，權勢意識是動力，生產資料國有制造就了基礎，目前的管理方式提供了條件。”（——摘自《光明在前》中“論權勢主義提綱”）
因此，在現實社會，就是要落實人民共和的機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高權力的職務地位。何以落實？就是要實行社會主義兩黨制的政黨制度，只有這樣，才能落實人民共和；才能實現職權管理；才能結束權勢管理。
然而，腐敗貪污在任何國家都存在，它并不是一黨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專利，何以要將其強加于一黨制的身上呢？是的，權勢社會也并非社會主義國家專有，在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會產生法西斯、軍國主義等權勢社會。腐敗貪污在其它性質的國家也是會滋潤地存在，因為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他的生物性精神世界在經濟基礎架構的控制下，是會占據人的思維領域的大部或全部，而如若上層建筑的形式不能有效地遏制這種渴求，腐敗隨即孽生。所以，腐敗是專制所生，并不意味著專制即刻成腐，也不意味著腐敗僅專制所愛。
當然，社會腐敗并非僅指權勢所直接帶來的腐敗，它還引發下層百姓的腐敗。既然，上層建筑領域的最高層次嚴重滯后，使得一黨制的政治體制成為權勢主義的土壤，那么它必定也是造成整個社會的精神、思想、信念基于權勢的腐化、墮落、衰敗的基礎，是各種各樣是非顛倒、道德淪喪、傷天害理、持強凌弱現象的總根源。
百年前，英國媒體稱 “夫中國——東方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如今中國獲得成百上千的奧運金牌，他還是“東亞病夫”嗎？是的，還是的，因為他還“麻木不仁”，他現在是精神上的病夫；心理上的病夫；思想上的病夫。
不！本文行將結束之際，見到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的《中國的政黨制度》，隨即又發生了“虎照失信”事件，巧合的是，后者恰似給前者作了最佳的注腳。
人民在覺醒，社會主義兩黨制的磅礴大勢將不是廟堂所能左右的了。
2007-12-12    1:02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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