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之類的主流學者還比不上姚文元

厲以寧之類的主流學者還比不上姚文元

作者：安慶仁

曾幾何時，誰敢提“平均”一詞，誰就是過街老鼠，官員、學者、報刊、電視齊聲喊打。不日前，厲以寧將“平均主義”說成洪水猛獸，旗幟鮮明地反對平均主義。在文章中厲以寧聲色俱厲的的討伐平均主義，把“平均主義”、“大鍋飯”、“文革”以及“四人幫”說成是一丘之貉。

在文章中，厲以寧還信誓旦旦的說：“粉碎‘四人幫’以后才知道，江青她們那個鍋跟我們吃的不一樣，過去你不知道這些情況。為什么現在有人心里不滿呢，因為過去同在一個鍋里吃飯的人，現在不一樣了。矛盾是這樣產生的。”

筆者沒有替“四人幫”翻案的意思，只不過覺得厲以寧的話和葉永烈寫的王、張、江、姚傳中的事實有些出入。我們總不能因為人家政治上有問題，就說人家生活上也有問題，這顯然不符合小平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精神，更不符合唯物辯證法。分明是犯了跟“四人幫”同樣的毛病，看人家黑的面積大，就說人家沒有白的地方。

“四人幫”固然是壞透了，可要說人家在生活上都搞特殊化，那就有點不講理了。事實上搞特殊化的只有王洪文一人，其余三人基本上都是按照標準來的。不知道厲以寧看沒看過王、張、江、姚傳，我是看過的，從書中看，張春橋是非常反對領導干部搞特殊化的，也很瞧不起花花公子王洪文，他甚至很留戀紅軍時期上下平等的作風，這在他的《批判資產階級法權》一文中有很好的說明。葉永烈講，張春橋是個匱乏情趣的人，生活上接近于苦行僧。這樣的人如果不是政治上反動，應該是個好人。張春橋大概跟國民黨的康澤是一類人，不吸煙、不喝酒、不貪污、不行賄受賄、對吃喝嫖圖更是反感，但就是在政治上反動。

江青也許有一點特殊化，可人家花的丈夫的錢，即便江青那個鍋跟我們吃的不一樣，也無可非議。據江青身邊的工作人員講，江青除了愛照相，其他方面還是比較節儉的，她常常把舊衣服翻新了穿，對比現在一些領導干部夫人的奢侈和浪費，就持家而言，江青堪稱女人中的楷模。姚文元也不講排場，他是一個以玩弄筆桿子為樂事的人，不關心吃喝嫖賭這些庸俗的事情，只一門心思磨煉自己的禿筆，以求一刀斃命的效果。

當初有那么多文化人倒在姚文元的筆下，一方面說明政治環境不好，另一方面也說明那些倒下的人技不如人，同樣是靠文字吃飯，人家一篇文章就取了10條性命，而后者10個人合起來，都抵不上人家一個人的功力。不要老強調客觀因素，說人家握有尚方寶劍，梁漱溟就是做好的例子，一只禿筆神出鬼沒，人莫能及，不要說姚文元，就連毛澤東都奈何他不得，所以盡管把人家打成中國最大的右派，卻無法觸及人家的肉體，因為人家說出來的話滴水不露，你挑不出毛病來。

但看現在的一些學者，不要說跟梁漱溟的文字比，即便跟姚文元的文字比，提鞋都不夠格，而且繞來繞去的，到最后準定把自己繞進取。別人且先不說，只說厲以寧這個人，他一方面大反“平均主義”，說“平均主義”是復辟倒退，是開改革的倒車。另一方面又大搞“平均主義”，并根據“平均主義”原理推理出“二元基尼系數”。

何謂“二元基尼系數”，就是城市算城市的基尼系數，農村算農村的基尼系數，然后加起來平均一下，結果通過“二元基尼系數”發現，中國的基尼系數才0.3多一點，離國際警戒線還差的老遠呢，所以中國是沒有貧富差距的。這里打個通俗的比方：比如說城里做“雞”的很多，性交易率自然就高，為了把性交易率降下來，就把農村很低的性交易率加上去，這樣平均以后得出的性交易率自然就會很低，然后說，你看，嫖娼賣淫的很少嘛，社會還是不錯的，根本不用大驚小怪。按照厲以寧的說法，這就是“二元性交易系數”。

什么叫橫豎都有理？厲以寧的嘴就是橫豎都有理。當他反對給職工漲工資、反對全民醫保的時候，反對經濟適用房的時候，他就說“平均主義”是洪水猛獸，就旗幟鮮明地反對平均主義；而當他面對中國社會越演越烈的貧富分化的時候，他就拿起“平均主義”這個武器尋找理論依據，為既得利益者搜刮民脂民膏百般狡辯。這里且不說漲工資、全民醫保和經濟適用房根本就不存在“平均主義”，只說厲以寧橫豎都有理的學痞作風，厲以寧的人品就值得我們深思了。

魯迅說，歷史就像一個婊子，誰有權利誰就可以整一下。對厲以寧來說，“平均”一詞又何嘗不是個婊子，只要有錢咋整都行。有害于己的時候，就說“平均主義”禍國殃民，不除之不足以平民憤；有利于己的時候，就大搞“平均主義”。總之，他需要“平均”的時候“平均”就有理，他不需要“平均”的時候“平均”就無理。

不特厲以寧先生如此，很多學者包括一些政府部門也熱衷于玩弄文字游戲，把“平均”一詞用活用足，諸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報告：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1萬元，比上年增長14.4%。只要看了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傻子都能知道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1萬元”的說法是怎么一回事。今年上半年廣東省統計局指出，2006年各行業中工資最高的為金融業，年平均工資達55508元，比上年增加11337元，增長25.7%，增幅比上年高出10個百分點。由此可知，所謂“2006年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1萬元”不過是少數人占大便宜多數人吃大虧的結果。

萬事達卡國際組織8月15日在上海發布了一項調查結果，該調查說：目前中國的富裕階層中，有39%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三大城市，到2015年這個比列將上升到47%。日前國家統計局說：“我國已經步入中等收入行列，但仍是發展中國家。”對比萬事達卡國際組織的調查結果，不難悉知那些人步入中等收入行列，那些人仍然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甚或根本就和非洲一些國家處于同一水平上。

外國人則另辟蹊徑研究中國社會，去年一份報紙登載過一篇外國人寫的文章，文章說中國男人平均有情人3.1個。這個平均數無疑是根據厲以寧的“二元基尼系數”得出來的結果，歐洲很多人呼吁要授予厲以寧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此便讓人因果皆曉了，正所謂王八看綠豆——對眼。

這個惹火的平均數，一方面說明絕大多數中國男人蒙受了不白之冤，更冤枉的是那些連媳婦都娶不上的人；另一方面則說明極少數中國男人占有情人的數量非常可觀。需要分析研究的，不是那些為數很少的男人憑什么就能占有很多的女人呢，也不是很多男人養不起情人，而是國內外那么多學者在對待“平均”這個詞匯的時候，咋就是那么的心領神會。這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全世界的富人階級都有相同的特點——不要臉。

厲以寧：絕對不滿和相對不滿

2007-09-21　來源: 學習時報　

更重要的是，在解決相對不滿方面，一定要真正認識到平均主義的危害性。把平均主義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或者把吃大鍋飯看成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是不對的。

作者：厲以寧 著名經濟學家

絕對不滿一般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生活水平絕對下降。第二個方面，生活水平并未明顯下降，但生活水平以外的（像社會地位等等）絕對下降。在管理中，對有絕對不滿的人要關心、要幫助，要改善他們的處境，防止他們的生活水平絕對下降，但這畢竟是少數。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不是絕對不滿而是相對不滿。

相對不滿一般在三個方面。第一，雖然生活比過去有所改善，但注意到其他人生活改善得更快，于是就產生了相對不滿。第二，雖然生活比過去有所改善，但欲望增加得更快。他也相對不滿。欲望怎么來的呢？來自相互影響。第三，生活一開始有所改善，但后來由于種種原因，生活開始下降，盡管下降后比原來的出發點要高。但是，人們不是同最早的出發點相比，而是同曾經達到的最高峰相比。于是也會產生相對不滿。當然，除了有這三個主要理由之外，還有可能有其他的原因，例如，需求多樣化。我們過去經常聽到一句話：你看老百姓都不滿足啊，端起飯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這句話是錯誤的。錯在什么地方？不了解人，因為，人不是以吃飯為唯一要求的。不是說有肉吃就什么矛盾都沒有了。他還有另外的要求：孩子要上學，上托兒所，考大學更難。他就說，干嗎不多辦一點。還有，有肉吃了，可是看病、看牙難著呢，很早就要掛號去，他就不滿。又如，過去沒有房子住，現在有房子住了。房子比過去寬了，可是這個房子不好，靠馬路，汽車多，晚上睡不著覺。他有各種各樣的需求，所以說，人的需求是多樣化的。

現代管理中，做人的工作，要把精力放在解決人們的相對不滿上。當然，如果出現絕對不滿，那是首先要解決的，因為，這畢竟是生活水平絕對下降。但相對不滿問題怎么辦？可以說，到現在為止，從現代管理學中，還沒有能找到一個完整的或者說一個完善的答案。但是，畢竟可以提出一些近似的辦法。近似的解決辦法之一，是善于引導。相對不滿情緒是相互感染的，人和人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所以，要做引導工作。第二，要關心弱勢群體。弱勢群體不一定都是絕對下降的人，弱勢群體中，也有可能是別人提高得多，我提高得少，從而仍處于弱勢的人。

更重要的是，在解決相對不滿方面，一定要真正認識到平均主義的危害性。把平均主義看成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體現，或者把吃大鍋飯看成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表現，是不對的。其實，過去的計劃體制下你是這個檔次的人，你在這個鍋里吃飯，那個檔次的人，在那里吃飯。所以有大灶中灶小灶特灶之分。但“文革”以前人們是不了解的，人們只知道，我跟我認得的人，跟我周圍的人，都在一個鍋里吃飯，我不知道鍋外還有鍋。我也不知道那個鍋里面吃的是什么東西，我更不能想象我能到哪個鍋里去吃飯。粉碎“四人幫”以后才知道，江青她們那個鍋跟我們吃的不一樣，過去你不知道這些情況。為什么現在有人心里不滿呢，因為過去同在一個鍋里吃飯的人，現在不一樣了。矛盾是這樣產生的。

總之，我們一定要認識到，相對不滿問題是現代管理學中的一個難題。要認真來對待它。

（2007年第7期《領導文萃》厲以寧 原載《新華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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