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似乎是兩個很難分辨的概念。正如錢穆先生所說：“國家”與“民族”，在中國歷史上，早已“凝而為一”的。
于是，也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當代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問題”。因為，“民族”與“國家”被“凝而為一”，那么“民族矛盾”和“國家主義”也就無法辨析了。在中國數千年的“家”天下社會里，“國”與“家”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凝而合一”的。所以，當國家危難或民族矛盾尖銳之際，表現最為感人的卻是為一家一姓而誓死效忠的“忠誠”。
所以，中國自古就缺乏真正的“民族主義”，卻有眾多的“忠臣”，宋末之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千古傳頌；為民族融合、國家統一作出貢獻的洪承疇卻被永遠釘在了“奸佞”的恥辱柱上。這種對一家一姓的“忠誠”構成了古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表象和實質。為家族統治的穩固，歷朝歷代都對這種“忠誠”大加贊譽，正是在此種“贊譽”中，中國的民族主義被徹底拋棄。在晚清之際，與洋人交往中時的種種喪權辱國、丟失民族尊嚴的事情就成為了一種極為正常的表現。因為，官吏們只要做到對“愛新覺羅”家族的“忠誠”就足夠了。其他的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不過是清流們攻訐政敵的利器，更本不是官吏們所遵守的法則。
但是，當武昌首義將家天下的局面徹底砸碎，帝制成為過眼云煙，古代“民族主義”的載體——對皇帝的“忠誠”也隨之消散。中國不僅沒有借機誕生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反而陷入了嚴重的“民族主義”的信仰危機。因為，中國人沒有了可以效忠的“朝廷”。雖然，從抗戰時期到新中國建立初期，中國的民族主義迎來其在中國歷史上最為繁盛的時期，但是由于一場突如其來的文革，這次繁盛嘎然而止。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與毛主義和社會主義理想攪拌在一起。當文革之后我們不斷進行反思，將毛主義拋離之后，我們不但沒有重塑新的或繼承毛時代的“民族主義”，反而一頭陷進“拜金主義”的包圍無法自拔。在物欲橫流之中，民族主義又被強行匹配了“增強綜合國力”這個新的伴侶。一時間，賺錢、創匯和“民族主義”之間強行劃上了一個極不協調的等號！
當國家財富不斷的增加，“民族主義”遇到了真正的敵人，以“國家主義”出現的“夜郎自大”情節。這是中國亙古以來便有的一種情節的再次發揮。不同的是，古代的我們因為“國家主義”產生了強大的自信，現在卻是因為自大而無知，甚至有些變態的“自卑”。所以我們的“民族主義”者們一味的希望在極短的時間內趕英超美，或者是用武力去解決某些極具爭端的問題，希望早日擁有今日美國一樣的國際地位和勢力。在這種變味的自信下，我們的民族主義產生兩大錯誤：一、對手定位，戰國時期秦相范睢制定了著名的“遠交近攻”的策略，今天的中國又怎能跨越太平洋與美國交惡？二、“民族主義”的消失，在“夜郎”情節和“拜金主義”的雙重打擊下，我們自己將會一步步扼殺自己的增強民族力量的“民族工業”，卻不斷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所謂國際企業。我并非希望回到一個完全“排外”的時代，只是希望國家用一種更理性看法來對待財富的增加和稅源。因為，最終保衛這個國家財富和稅源的是國家的民族工業。所以，當我們宣揚“民族主義”時，一個民族的“民族的工業”應當是國家最應該扶持的對象。而現在呢？國外的品牌橫行中國市場；國外的資本不斷侵蝕中國的國有企業，如今甚至可以向軍工企業滲透。中國的民族工業在一步步淪為外國資本的附庸。當一個民族沒有了自己的工業時，這個民族也就在“工業文明”的時代走到了終點。
當然，穩固一個民族，激勵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暫且不論這個民族文化是否適應現代文明，可是在中國，“民族文化”遠不如一個韓國明星的生日重要，也比不上一個日本明星的衣著打扮更讓人牽掛。當“日風”、“韓流”橫掃中國之時，“民族文化”，中國的“民族文化”已經被拋離的太遠。一個沒有，或者說不認同“民族文化”的人，又怎么會有民族感情，又怎會產生“民族主義”？即便人人譴責日本的歷史罪惡，甚至污言穢語相加，又有什么作用？在明星的笑臉下，我們卻認同了他們的“文化”。不論這種“文化”的先進與否，我們在認同。當認同逐漸趨向于“相同”，我們還會有什么民族主義情節，或者說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節。
家天下，封建專制造的國家政體對民族主義造成了一種變態的扼殺，所以我們必須反省，必須進行民族主義的補課。哪怕是用一種略帶偏激的民族主義情節可以，因為這藥強于我們的“夜郎自大”以及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的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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