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城市建設，改造步伐加快，越來越多的農民開始搬上新樓，一方面是居住環境的改善，而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改變也讓許多農民對今后生活心中沒底，甚至懷有深深的恐懼。這里是圓明園附近的一處城中村，經過多年的拆遷，現在村里的人家是越來越少，而對原來憧憬的搬遷上樓，現在的村民已失去了原來的熱情。村民：“那不等于勒脖子一樣嗎？你沒錢，吃什么？喝什么？拿什么來養樓呀。”（記者：你愿意上樓嗎？）村民蔡先生：“不愿意，我實實在在的不愿意?！保ㄓ浾撸簽槭裁?？）“要交物業費、交暖氣費等等的，這些咱們都承受不了?！辈滔壬o記者算了一筆帳，現在他一家人雖然不種地了，但家里房子不少，每個月怎么著也有3000元的租房費，維持生活沒有問題，老兩口當了一輩子農民，找工作沒人要，又沒了收入，即使拆遷給的錢再多，也是坐吃山空。93年拿了60萬元拆遷款就上樓的陳大姐對此可算是深有體會。拆遷上樓居民陳大姐：“沒有了，一點都沒有了，現在是靠孩子上班給點飯錢?！憋@然，拆遷上樓的農民最擔心的就是今后的生活沒有來源，因此，所有的搬遷戶把跟拆遷單位多要錢當成自己未來生活找依靠的最后一招，結果拆遷難、糾紛多成為城中村改造的通病。近日，有媒體報道，深圳開始嘗試村民以宅基地入股的改造模式，謝良兵就是整個過程的見證者之一?！吨袊侣勚芸酚浾咧x良兵：“房子的補償之外，他們還可以或別的一些利益，改造完之后他們會有一些酒店、商業、公共設施，那么村民也可以從中獲取一些利益?！币灿袑＜艺J為，深圳宅基地入股方式目前只是個嘗試，最終村民的股份回報到底有多少、能否落實還有待觀察。農民不愿意上樓的根本還在于目前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夏業良：“隨著土地大面的減少，農民的自保功能大幅衰退，如果每年花2000億解決城鎮基本醫療保障，再花1000億解決農村比較低水平的保障體系建立起來，這樣的話，我想農民的基本保障能夠解決。”（2006年11月23日北京電視臺《首都經濟報道》）
顯然，這已經不是一條消息，而是一個小專題，涉及到了幾個層面。而如此設計，也是根據當前北京廣泛存在的近郊區農地征用現象而為的。
巧合的是，也是在當天，同一個頻道的《城市》播出了名為“廉價的身份”的節目，內容說的同樣說農民不愿意接受通過拆遷補償而轉變為市民的事情。
實際上，《城市》的這一期節目，已經說短短幾個月以來第三次涉及到農轉非問題了。前兩期節目期間，都相隔了一段時間。而每當一期有關農轉非的節目播出后，就會接到大量的觀眾電話，反映自己在農轉非過程中所遇到的各類麻煩、糾葛、沖突、矛盾等等，密度之大，讓節目組不得不考慮繼續追加力量對于這個現象繼續進行調查報道。
現在的電視節目，都是靠著收視率定生死。收視率的高低直接決定著節目的經費、操作者的收入乃至整個節目的去留。而收視率的核定，是依據電視收視調查公司在北京各處安排的調查樣本的收視狀況，這種收視狀況的調查，是調查公司安裝人群分布狀況而在不同的人家的電視機上安裝機頂盒，通過這個裝置隨時將電視機所觀看頻道的數據反饋給調查公司。
而調查公司將這種數據有償提供給電視臺各個欄目。很多欄目就是由于末位淘汰制的實行而永遠銷聲匿跡。因此，電視圈里把收視率當作是萬惡之源，其含義之中也有依靠收視率這種看上去很市場化的標尺，最終會讓媒體對公眾的偏好亦步亦趨，完全失去了引導功能，淪為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的附庸。
如此，問題就會出現了。
現在的收視調查公司到底依據什么原則來確定人群分布？由于這涉及到各個電視節目之間你死我活的競爭，調查公司不會公布具體的機頂盒分布情況。但是從各個電視節目曠日持久的播出效果中可以歸結出，這種人群分布主要都分布在城市人口當中。這種分布就直接導致了很奇特而令很多人匪夷所思的現象：電視節目對于占總人口60％的農民竟然毫無眷顧，尤其是像北京這樣的地方，由于原本就是個都市電視臺，占人口約四分之一的農民就顯得更加無人問津了。
這也是中國的電視節目中很少有為農民制作的內容的重要原因。
因此，這兩檔節目不約而同地做了這樣的題材，也很湊巧。
《城市》節目中所透露出來的農轉非的狀況更加令人觸目驚心。很多農轉非了的人，現在都不得不依靠揀破爛為生，看著那一大群老年人聚集在蚊蠅亂舞的垃圾堆里挑來揀去，不禁自問：這就他們所要的市民身份的全部含義？那些老年人含著眼淚訴說著他們只能靠在菜市場揀點菜葉子來做飯充饑根本不吃肉，這就是城市帶給他們的生活品質的升遷？他們平靜得令人生畏地講到無論是小病還是大病都只能忍、根本付不起高昂的醫療費用，這就是我們平常慣常認為的他們所熱衷的成為非農業戶籍人口的結果？
最早那批農轉非的人們，被強行收取了土地，被強行扒掉了住宅，給了區區幾百塊錢，住進樓房，失去了農作物的收成，失去了出租房屋的收入，失去了與自身能力相匹配的勞作領域，變成了只能靠打短工謀生的城市新貧民。
而這個過程現在還在繼續，并且變本加厲。
我們現在總是認為，建國之后用城市化的滯后給中國的工業化和獨立自主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于是，現在應該彌補城市化的差距，加快城市化的進程，加快農民的非農化進度。在這種思路的驅使下，各地都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城市化運動，甚至不問青紅皂白地將農民從土地上驅趕出去，強行讓他們擺脫農民身份，完成從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進到城鎮當中。如今，很多地方甚至采用強制性的數量化規定，將轉化農民的人數作為地方委府政績的考量標準，演出著一幕幕家破人亡的悲劇。
更可怕的是，在城市化的旗號之下，那些沆瀣一氣狼狽為奸的官商更是喪盡天良地利用權力展開在城市化進程中對農民新一輪的血腥掠奪。
韓俊所謂公權對私權、行政權對財產權的掠奪的看法，說到底應該說不同私權之間的實力完全不對稱的較量，在公權力和行政權的名義下，強勢利益集團將公共利益完全私有化，也就是將公權力私權利化，并借助公權力的法定暴力性質，侵害其他私權。
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在被利益集團綁架和要挾下的國家（就是委府）的公共責任的眾所周知的全面萎縮。這種萎縮的結果，不僅是農民遭遇到了必然的損害，城市居民也無處可逃。
由是，改革開放之初農轉非對于農民的吸引力，現在已經完全消失得無影無蹤；代替的卻是，城市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全面坍塌覆沒，城市居民相對于農民的優勢不再。也就是說，在中國農民的貧困化之后，也開始了城市居民的貧困化，并迅即收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讓農轉非的人們立即淪落到乞丐的境地。
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大規模下降，才使得原本已經幾近赤貧的農民面對城市化時看到，如果失去土地，將會搖身一變為城市貧民，或者說，原本也許生活狀況還能湊合的農民，一旦遇到城市化，就會迅速貧困下去。
因此，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向城市貧民的變遷，就這么與時俱進地綱舉目張著。
如此，才產生了當今農民對于農轉非的避猶不及，將城市化進程當作是洪水猛獸那般的噩夢。
這恐怕也是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害怕城市化的現象。
想想這也很自然。如今，中國的貧富差距迅速擴大，財富以令全世界嘆為觀止的速度向少數人集中，而將越來越多的人拋到邊緣化垃圾化貧困化的境地，完成著國民自身的公地悲劇。
現實的情況是，每年用于公車的開支達到2000億，公款出國考察的費用達到3000億，2006年兩會透露，25年來行政成本增長87倍，龐大的公務開支逐漸剛性化，成為所有社會演進過程中不可逾越的一道鴻溝，任何公共政策或社會政策的實施，只要需求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就不可避免地演變為開辟新的財源的鬧劇，就會形成新的劫掠，也緣此孕育了中國無官不貪機制和景象。
社會保障體系的完蛋，才造就了那種以農轉非為表現形式的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進程中舉世罕見的尷尬局面。
怎么樣，無論什事，只要到了中國，馬上就會變味兒。這城市化到了咱這么個染缸里，不也成了一個面目全非的家什，鼓搗著全國上下的動靜，最終還不充其量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么？至于其他人嘛，死不死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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