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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就是人民主政

劉金華 · 2008-08-30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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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金華雜博】34:民主就是人民主政
 
    孫壽慧既然清楚毛澤東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其他人的斗爭,“都是與批判“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一脈相承的”,既然懂得“是階級斗爭問題,發動無產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向‘資產階級’開火就是應該和必須的了”,那么為什么又扯到“民主”與“專制”問題上去了呢? 
    孫先生問“那么多的同患難共生死的戰友,那么多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的干部,都是懷抱堅定的革命理想和共產主義理想從幾十年的推翻反動階級的槍林彈雨中過來的,怎么會剛建了國就都變為資產階級了,成為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了?”但是他沒有回答,便說“解放后的毛澤東,內心的‘我就是正確’這種意識有意無意地形成了,對異己之見則不高興;隨著建設的推進,暴露出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方面的錯誤也必然越來越多,這樣,他的主觀主義與其他了解實情的領導者的分歧性沖突升級也就是必然的了。……從建國初期的對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批判,到后來的對劉少奇及其他領導人的“資產階級思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批判,直至發動文化大革命,都成為毛澤東一步一步發展嚴重的個人專制的產物。”但是,孫先生不回答自己的問題,他的推論就毫無根據,也不能說明什么問題。
    孫先生的這個問題,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思考過,黃炎培在延安與毛澤東對話時,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過,毛澤東解放戰爭勝利前在西柏坡召開的黨中央會議上講到過。“那么多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的干部”的今天的現實表現,已經作了回答,這些人是在革命的一段時期中的同路人,他們贊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是不贊成甚至反對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孫先生只要看看李銳等人以及《炎黃春秋》的現實表演,便知道他們是否“都是懷抱堅定的革命理想和共產主義理想”。
    孫先生接著說,“我們來看看毛澤東的具體的斗爭方式”,他指出,毛澤東“在黨內,以專斷的方式進行打擊”,“在黨外,以發動群眾的方式進行打擊”。“我們看到,毛澤東的思路是發動群眾,從基層,由下而上地打擊、消除‘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種思路來自兩個方面,一是長期的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完成中國革命的經驗,即所謂走群眾路線,二是斗爭策略的考慮:毛澤東面對眾多的異見者,有孤家寡人之感,(后來提用王洪文張春橋等一批新生力量為己所用即是證明)無力在中央消除對方,故而發動群眾”。
    這里表現出他的觀點混亂。“發動群眾,從基層,由下而上地打擊、消除‘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正是民主嗎?既然“孤家寡人”的毛澤東能夠發動群眾,“眾多的”掌握著“從中央到地方”權力的“異見者”,為什么不能發動群眾反對毛澤東專制呢?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專制,孫先生分不清楚,思維邏輯混亂了。
    我們看到,孫先生不僅思維邏輯混亂,而且事實不明,說是“新的國家政權既已確立,則說明作為階級整體的敵人已經不復存在”;概念不清:他一再反對把“階級斗爭作為民主的一個內容”,但他又定義“人民參與國家事務,通過這種參與以實現自己的目的,這種政治方式就是民主。”提出“民主,它的具體內容很多,但它是指政治上讓人民實現自己的愿望及對表達這種愿望的合法言行的自由的尊重”,使用“國家這個政治機器”這個術語。我希望孫先生去查查各種字典辭典,搞清楚“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
    孫先生又告訴我們:“從斗爭的具體手段上來看,主要是“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到文革中,又出現了對人身進行傷害摧殘乃至致人死亡的武斗。”
    孫先生應該知道,文化大革命主張“四大”,反對武斗。這在《十六條》上有明文規定,文化大革命發生武斗,其原因,既有文化大革命的反對者挑起,還有群眾缺乏經驗。關于文化大革命問題,以后有機會再談,這里說“四大”。
    孫先生引用了1957年毛澤東講的一段話:“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后來‘三查三整’,也沒有采用這種形式。…那個時候,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在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如果內部這么大鬧,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戰爭結束了……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新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   孫先生所引用的這段話出在《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此前在題名《做革命的促進派》的講話里,也講了“四大”是在和平時期,群眾創造的斗爭方式,還指出黨“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指出“這種形式,對于我們的事業有很大是好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所謂命令主義,就是打人罵人,強迫執行),領導干部同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孫先生不同意毛澤東的認識,說“這些斗爭手段,都不是黨紀國法的制度性的產物,而是‘群眾’的‘創造’”。孫先生這話不僅好沒道理,而且說明他的民主觀里沒有民主。難道“黨紀國法的制度性的產物”是一成不變的?難道群眾創造的“四大”就不能成為黨紀國法?難怪寫進憲法也要刪除掉。如果“黨紀國法”不能是群眾創造的,“黨紀國法的制度性的產物”還有民主制度的性質嗎?
    孫先生可能沒有注意毛澤東的這句話:“大字報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這類輕武器。至于飛機、大炮,那大概是《文匯報》之類吧”。我想這句話在今天就無須解釋了,大家深有體會,這是給誰的話語權問題。人民沒有話語權,還能有民主嗎?
    不知孫先生知道否,毛澤東還在中共中央北戴河會議上的講話里,也有兩處提到過“四大”。一處是對有人提出的“大國人多難辦事”的回答:“我們的辦法,反正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自己管自己。我們是服從真理的。真理在下級,上級就服從下級。”這里指出了“四大”是人民管理國家事務的“辦法”,“自己管自己”,“真理在下級,上級就服從下級”,這怎么不是民主,而是“專制”呢?
    毛澤東北戴河講話有一處也說:“法制這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還是‘劉巧團圓’里的馬青天那一套好。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不能靠法律制多數人,多數人要靠養成習慣。……民法刑法那樣多條條誰記得了。我們每個決議案都是法,開個會也是法。治安條例也靠養成了習慣才能遵守,成為社會輿論,都自覺了,就可以到共產主義了。我們主要靠決議、開會、大鳴,大放,大辯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不靠民法、刑法來維持社會秩序。”
    孫先生認為這是“將國家拋在一邊,走上無政府主義道路”,看來他沒有懂“四大”。“四大”只是鳴、放、辯論,造輿論,總之,就是人民群眾提出自己的意見要求主張,領導也提出領導的意見要求主張,大家商量、辯論,誰有理,誰正確,就照誰的辦。所謂“上級就服從下級”,不是不要政府,而是反對高高在上的官僚;政府要按人民群眾的要求辦事,人民群眾的意見集中之后,由政府來辦。這里也可見,孫先生說毛澤東“缺乏新的政權政治理念,受舊的政權政治的影響決定的……民主是上層領導者做下層群眾思想工作時的工作方法和手段”,只能表明正是孫先生受舊的政權政治的影響,不懂毛澤東的民主觀,不懂得這正是一種“新的政權政治理念”,一種新的民主制度。
    至于孫先生說的:“這些斗爭手段,都是一種可以使個人意志直接實現的手段;任何一個人,只要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可以利用這些手段,而不必要求證據和法律程序,而人身傷害則是將這種個人意志的實現提升到了極點。超越法紀性和個人意志的直接實現性,又進一步刺激強化了個人對領導者這一路線的‘擁護’”,就不完全對,他的觀點又混亂了。  
    “四大”確“是一種可以使個人意志直接實現的手段”,不象法紀是作為國家、組織的意志的手段,不象權力是實現有權者意志的手段。這不是法紀、權力那種有強制力的手段,而是一種民眾輿論、以理服人的手段。我所引的毛澤東北戴河講話,把事情說得十分清楚。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人身傷害事情,那不屬于“四大”的問題,“四大”的鳴、放、辯、報,每個“大”都是“君子動口不動手”,都是非暴力手段,都沒有代行政府職能。法紀、權力才是以“對人身進行傷害摧殘乃至致人死亡”來達到目的的暴力手段,即強力手段,強制手段。
    孫先生這段話講得好:“以超越法律的方式進行的實現意志的行為,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是正當的,那就是被壓迫階級為求得自身的權益而進行的推翻現實的統治者的斗爭,因為這種行為是基于否定現有的國家政權基礎之上的,現有的法律也是要被推倒的對象。在現有的國家政權還以歷史合法性的理由存在,被人民所認可和擁護的情況下,超越法律的行為都是不正當和非法的,自古以來都是如此。陳勝領導的農民起義是超越法律的行為,然而它合乎歷史的正當性。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也是如此。以推翻現實的統治者為目的的階級斗爭,實質上就是被專政者推翻專政者的斗爭。毛澤東發動以階級斗爭為目的的群眾運動,實質上就是推想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將要成為被專政對象,從而要求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去打倒和推翻即將成為資產階級專政者的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領導者的斗爭。”我補充說,鄧小平所推行的改革,也是“以超越法律的方式進行的實現意志的行為”。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必然是“以超越法律的方式進行的實現意志的行為”。法律是人定的,它總是隨著人們的意志的改變而改變。
    孫先生說“以階級斗爭為目的的‘大民主’,是專制的一種特殊方式,在和平建設時期的專制的一種特殊方式。”很辯證,民主對于人民就是人民主政,對于敵對勢力,則曰人民專政。但是,他說“毛澤東的這一意志,是建立在凌駕于集體領導之上、不民主的個人專斷基礎之上的,而廣大人民又并沒有現實的國家予以否定,因此,他的這種意志就成為了個人專制”,觀點又混亂了。豈不說毛澤東個人專制不專制,孫先生應當清楚,毛澤東主張大民主,也就是反對個人的和名曰“集體領導”實是某種集團的專制。大民主所表現的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必須“凌駕于集體領導之上”,任何“集體領導”都必須服從、實現絕大多數人民的意志,這才是民主,真正的民主。
    總之,孫先生的觀點是混亂的,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孫先生現在網上發表這篇文章批判毛澤東,也就是在相當大的范圍進行鳴、放、辯、報,已經在搞“四大”了,孫先生認為自己專制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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