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
有人說是鄧小平，他解散了人民公社，提高了農民積極性，所以糧食就大幅增產了。
有人說是袁隆平，他發明了雜交水稻，大幅提高糧食產量，大家才能吃飽飯。
有人說是靠進口，大量從國外進口糧食，才保障了國內糧食供應充足。
有人說是靠父母，靠自己，自力更生，才能豐衣足食。
這些觀點，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帶有強烈的片面性，只看到問題的一個點或一個面，沒有看到問題的全部。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真正種地的農民，去過農村搞調研的人都知道，興修水利、開墾農田、培育良種、化肥普及、推廣農機、發展農技才是農業生產的核心要素，才是中國農村實現糧食持續增產的基本保障，才是中國解決吃飯問題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上述這些農業基礎建設工作。
恰恰都是在1949年至1979年間逐步完成的，直到八九十年代，才開始爆發出驚人的生產力來，從此緩解了糧食短缺的矛盾。這個生產力慣性，在國家戰略延續的支撐下，仍在發揮著積極作用。
從根子上講，徹底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的是毛澤東思想！
以水利建設為例。
1949年至1976年，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開啟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運動，先后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庫（庫容量為10萬立方米以上）86000多座，各類塘壩（庫容量為10萬立方米以下）640萬口，總庫容高達4200多億立方米。
在這期間，還修建了不計其數的溝渠和河堤，根治了淮河與黃河的水患，為全國各地農業生產，提供了水利保障。
這些水庫，大部分都還在使用，不僅為農業生產提供了灌溉之便利，還為城市生活用水提供了清潔之水源。
以良種培育為例。
小麥和水稻是中國兩大主糧。
早在20世紀50、60年代，在毛主席、周總理等人的推動下，我國就開始著手培育良種，重視雜交小麥和雜交水稻的研究工作。
1960年前后，國家遭遇三年自然災害期，糧食大幅度減產，老百姓面臨著饑餓的威脅，袁隆平感受到了糧食的重要性，將研究方向從紅薯、西瓜轉向了水稻。
1964年，袁隆平在湖南安江農校，發現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并發表論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標志著我國開始系統性研究雜交水稻。
這個是重點，要劃起來！
雜交水稻研究始于1964年，而不是始于1984年！
1965至1968年間，袁隆平同志在雜交水稻研究過程中屢次受挫，遭遇多次失敗，但他沒有放棄。
大家不要神化科學家，任何一門科學研究，在成功之前都要經歷多次失敗，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復盤總結思考之后，改變研究方向，才有可能迎來重大轉機。
1969年，袁隆平換了個研究思路，決定把方向轉向野生稻研究。
1970年，雜交水稻研究迎來重大轉機。
袁隆平助手李必湖、馮克珊在海南三亞發現花粉敗育的野生稻（“野敗”），為三系配套奠定基礎。
這個時期，有一個歷史人物非常重要。
他慧眼識珠，他是研究雜交水稻的重要推手，也是堅定支持袁隆平團隊搞雜交水稻研究的伯樂。
他就是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同志。
華國鋒在湖南任職多年，1958年7月當選湖南省副省長，主管農村工作，屬于地方實權人物。
1970年11月，當選湖南省第一書記，并兼任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在湖南擔任領導期間，華老非常重視抓農業生產，主持興修了洞庭湖排澇、韶山灌區等大型水利工程，大力支持袁隆平研究雜交水稻項目。
怎么個支持法呢？
他親自把袁隆平從縣級農校，直接調到湖南省農業科學院工作，并成立了省雜交水稻研究協作組，協助袁隆平團隊搞科研攻關。
1971年1月，華國鋒同志調中央工作，在國務院任職，協助周總理分管農業生產。期間，他向周總理、毛主席建議，把雜交水稻研究列為國家重點科研項目。
毛主席采納了華國鋒的意見。
1972年3月，國家科委正式把雜交稻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組織全國科研人員協作攻關，袁隆平是主要科研專家之一。
1974年，袁隆平不負眾望，其科研團隊成功培育出優質高產雜交水稻——南優2號。當年就在湖南試種，畝產超過650公斤，實踐表明雜交水稻增產優勢明顯。
1975年，雜交水稻試種面積擴增到5600畝。
1976年，雜交水稻全國示范種植面積增至208萬余畝，平均增產20%以上。
從1976年到1987年，中國的雜交水稻累計增產１億噸以上，每年增產的稻谷可以養活6000多萬人。
中國用不足世界10%的耕地，解決了全球22%人口的糧食問題，再一次創造了世界奇跡。
1996年，袁隆平團隊推出超級稻計劃。
該宏偉計劃分四期進行：2000年實現畝產700公斤、2004年實現畝產800公斤、2011年實現畝產900公斤、2014年實現畝產1000公斤。
2017年，河北邯鄲百畝示范田畝產達1149公斤，云南個舊百畝示范田畝產為1152公斤。
截至2024年，中國雜交水稻在全球70多個國家推廣，種植總面積近100億畝，累計增產糧食1萬億斤，為全球糧食供應做出巨大貢獻。
在雜交水稻早期推廣中。
華國鋒、周總理和毛主席是非常重要的三個人物，沒有他們的大力支持和戰略遠見，中國雜交水稻研究工作肯定會滯后，更沒有今日的成就。
同時，我們也要充分認識到，雜交水稻研究工作并非一朝一代之功，它是一項科技接力賽，是幾代人領導人共同接力，是幾代科研工作者持續努力的結果。
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偉業千秋非一日之功。
另外，雜交小麥研制，也在同時進行。
大家要記住三個牛人，蔡旭院士，莊巧生院士，李振聲院士。
蔡旭院士是中國小麥雜交育種的開拓者。
上個世紀50、60年代，蔡旭主持培育了四批，共20多個小麥良種。其中，東方紅3號小麥，以抗病性強、產量穩定而著稱，在華北地區大面積種植，并在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上獲獎。
莊巧生院士，中國小麥遺傳育種學科主要奠基人之一，小麥遺傳育種學家。
上個世紀60年代，莊巧生先后育成了“北京8號”和“北京10號”，成為華北平原的主栽小麥品種之一。
1978年，莊巧生院士憑借“北京8號”和“北京10號”，在全國科技大會獲獎。
2022年9月12日，第二屆國際小麥大會上，莊巧生被授予小麥研究領域“終身成就獎”。
李振聲院士是中國小麥雜交育種的集大成者，被譽為“雜交小麥之父”，與袁隆平齊名。
1956年，李振聲響應國家號召支援西北建設，奔赴陜西楊凌開展小麥抗病育種工作。他在此期間，提出通過遠緣雜交（小麥與長穗偃麥草結合）解決小麥條銹病問題，開啟了雜交小麥的科研之旅。
李振聲團隊歷經20年研究，成功研究出小偃系列小麥新品種，包括4號、5號、6號、54號、81號等，種植面積超2億畝。
其中，1979年培育的 “小偃6號”很具代表性，不僅抗病性強，且產量顯著提高，推廣后使黃淮流域小麥單產增長60億公斤，成為當時中國小麥主產區的主力品種，年種植面積超千萬畝。
1985年，李振聲團隊和“小偃6號”獲得了國家發明一等獎。
2006年，李振聲院士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2014年，李振聲院士入選“中國種業十大功勛人物”。
2024年，李振聲院士榮獲“共和國勛章”。
再來講農用化肥。
農村有句俗語：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
也就是說，肥料是提高糧食產量的一個重要因素。
化肥沒有進入中國之前，中國農業生產主要使用傳統農家肥和草木灰。
比如牛糞、豬糞、狗糞、雞糞等動物糞便，在農民眼里都是寶貝疙瘩，在路上撿到一坨牛糞跟撿到金元寶似的。
農村的糞便不夠用，于是生產隊就組織人員進城掏糞。城里的糞便，也不是你想掏就能掏的，也要憑票據或關系，按比例分配，或走后門掏糞。
在當時，學校、醫院和其他公家單位的廁所，都是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源。
直到后來化肥普及使用，才改變這種原始而窘迫的局面。
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資料（1949-1984）》顯示：
1949年，我國農業化肥年產量僅為0.6萬噸，全部是氮肥，連磷肥生產不了，更不要提什么鉀肥、復合肥了。直到1955年，我國才能自主生產磷肥，年產量只有0.1萬噸。
1958年，我國技術人員，消化了蘇聯的化工技術，掌握了年產5萬噸規模合成氨的生產技術，建立了衢州化工廠、吳涇化工廠、廣州化工廠。
自1960年起，我國在氮肥生產方面，采取大、中、小型廠并舉的發展方針，即同時發展年產量為0.3萬~0.5萬噸的小型化肥廠，年產量位5萬~7.5萬噸的中型化肥廠，以及引進并自行設計建立年產30萬噸以上的大型化肥廠。
1969年至1979年間，我國自主建成小型氮肥廠1533個，而1979年全國有2845個縣級行政區，平均兩縣城就有一個小型化肥廠。
1964年，農用化肥年產量突破100萬噸，其中氮肥為67.5萬噸，磷肥為33.3萬噸。
1966年，全國農用化肥年產量突破200萬噸，1972年突破300萬噸，1973年突破400萬噸，1975年突破500萬噸，1977年為723.8萬噸，直到1979年才突破1000萬噸，其中氮肥為882.1萬噸，磷肥為181.7萬噸。
70年代初期，毛主席同意實施“四三方案”，從法國、聯邦德國、日本等國家引進了十三套化肥裝置，年產合成氨30萬噸、尿素50萬噸左右。
到了80年代初期，這些大型化肥裝置全部實現量產，加上各地方興建的小型化肥廠，全國化肥年產量得到極大提高，為農業增產提供了肥料保障。
1984年，全國農用化肥年產量為1460.2萬噸。
2000年，全國農用化肥總產量突破了3000萬噸，成為世界化肥主要生產國家之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
2010年中國化肥產量為6619.8萬噸。
2022年中國化肥總產量達5573萬噸，其中氮肥3678萬噸、磷肥1199萬噸、鉀肥696萬噸，占全球總產量30%以上，穩居全球第一。
俗話說，有肥無水望天哭，有水無肥一半谷。
化肥產量增長，是我國糧食持續增產的重要保障之一。
而我國化肥工業，也是在毛主席時代開啟的，奠定了雄厚的技術、人才和裝置基礎。
隨著中國工業化的全面發展及廣泛影響，農業生產在國民經濟占比中越來越少，其經濟貢獻并不顯眼與重要。但是從國家戰略及人民生活保障來講，農業生產又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戰略意義。
國家的糧食戰略底線，是確保主糧絕對自產自足，谷物生產基本滿足，要把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農業是立國之本。
自古以來，凡是政治清明的王朝，君主帝王都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和糧食供應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后，歷代中央領導人都非常重視農業生產，把解決老百姓吃飯問題當作頭等大事。
唯一的區別，就是見地有所不同，在策略上有所差異。
毛主席關心群眾眼前利益，更重視群眾的長遠利益，而鄧小平更在乎當下。
當然，現在糧食進口，也是大家能吃飽飯的一個重要因素。
2014年，我國糧食進口首次突破1億噸。
近十年來，我國糧食進口都維持在1-1.6億噸之間，其中谷物占比很重。大豆是進口數量最多的谷物，主要用來生產各種動物飼料，滿足國內巨量的肉類食品供應需求。
2020年，我國大豆進口首次突破1億噸，為10033萬噸。
2024年我國進口大豆1.05億噸，再創歷史新高，占當年糧食進口總量的66%。
據媒體報道，我國糧食產量連續21年保持豐收，產量連續10年穩定在1.3萬億斤以上，做到了口糧絕對安全。
我國糧食連續21年增產豐收，除了老天眷顧，總體上是風調雨順，沒有出現嚴重的干旱和洪澇之外。最主要的還是農業生產的基本要素得到保障，也就是水利、種子、化肥、農藥、農機、農技有保障。
這幾個才是核心要素。
為什么不講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農民是農業生產的主體，在歷史進程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是中國工業化的幕后英雄。
實話實說，現階段的農民，其農業生產積極性，比任何時候都要低迷，因為種地不賺錢，農民提不起勁來。
盡管如此，但是水稻和小麥的畝產量，卻比過去高很多，粗粗糙糙地種一下，同樣也有不錯的收獲。
這一切，都是中國農業生產基本要素，長期投入的必然結果。
現在種田很輕松，但是不賺錢。
每年除去打田、種子、化肥等各種硬性成本之外，最多只能賺點自家口糧，其他的事情就不用多想，于是落個輕松。
要想多賺點錢，只能進城或外出打工，靠出賣勞動力、做點小生意賺錢。
種過田的人都知道。
如果沒有水利、良種、化肥、農藥做基礎保障，那么農民就是全年365天，每天24小時守在地里干活，都提高不了多少糧食產量。
包田上戶搞單干，只是解放了農民的雙手，讓農民可以自由支配剩余勞動時間，可以自由的進城務工，出賣勞動力和手藝技能，賺錢補貼家用。
包田上戶搞單干，農民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在短期內是真的見效，不否定它存在的意義。
但是，這個積極性，從國家糧食戰略來看，對糧食持續增產的意義非常有限，并不是核心要素。
它的歷史作用，不應該被無限夸大，要承認史實。
這個客觀歷史事實，就是毛主席、周總理等老一輩革命家，為了徹底解決中國人吃飯問題，在國內同步開展水利建設、良種培育、化肥生產、農機發展、農技推廣等基礎建設工作，一代人嘔心瀝血完成了幾代人才能完成的艱巨任務，一代人吃了幾代人的苦。
這些大規模的、高投入的、持續性的基礎建設，讓中國農業生產從此脫胎換骨，具備了持續增產豐收的物質基礎，從可能走向現實，從偶然豐收走向了必然豐收。
一句話，從根子上講，系統解決了中國人吃飯問題是毛澤東思想！
但凡是個正常人，稍微有點腦子，懂點人家煙火的人，都知道農業生產的復雜性，決定糧食增產和糧食供給充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只有那些沒種過地的專家，連禾苗和稗草都分不清楚的傻X，才會把糧食增長和吃飽飯的問題，完全歸功于解體人民公社和包田上戶搞單干。
這種片面的觀點，是典型的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只有情緒，沒有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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