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首先糾正某些人由于中國存在明顯的媒體監察機制而否定國內信息的準確性，過高地看重西方媒體的可信度的這一偏見，這一點將通過分析美國媒體中政府以及資本家如何隱性地控制媒體得以實現。
美國作為西方國家的代表，可以作為我們研究西方媒體的典型例子，就像愛德華先生在《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這本書中提到的宣傳模型，我將分為成立和存活發展兩個角度來闡釋政府和資本是如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媒體產業的。
首先說一下媒體的成立。我們都知道成立一家媒體公司或者說是成立一家公司的成本越來越高，那么吸收社會資本就越來越多，在一家媒體公司中，股東中非媒體人士也將越來越多，他們大多是資本家或者是銀行等投資企業，那么作為一家資本成立的企業，又怎么可能不為資本說話?資本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從根本上控制了媒體產業;另外，成立一家媒體也要通過國家的審核，那么一家總要說政府壞話的媒體企業也不可能通過政府的審核。由此可見，媒體公司從成立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和資本、政府有了千絲萬縷的聯系了。
我們再談一下存活和發展。存活就是指媒體公司能夠通過自己的盈利使得自己能夠持續地運營下去，發展就是說這家企業可以通過盈利獲得更多的資金和觀眾，使得自己不斷壯大。那么，對于很多媒體企業而言，廣告可謂是重要的收入來源，有了廣告的收入，自己就可以發展新模式，引進新的節目帶來更多的觀眾，獲得更多的市場，吸引更多的廣告，實現盈利的正反饋，那么廣告商的選擇對于媒體而言就是至關重要的，廣告商是那些人呢?是各種企業，所以可見，資本又可以通過廣告控制媒體，廣告商們偏愛那些能夠吸引消費的節目，比如說電視購物和綜藝節目，主持人在各處買買吃吃最能夠吸引大家去進行消費，而對于那些整天談論嚴肅的政治話題，總是和主流意見唱反調的媒體，就會讓人倒胃口，降低購物，因此，廣告商們的選擇就會使得后者逐漸減少，前者發展壯大。
此外， 隨著科技的發展，大家越來越希望自己能夠以最快的方式知道世界各地發生的事情，但是對于那些以新聞為主要業務的公司，是不可能將記者放到世界各地的，所以對于那些集中發生重大事情且信息可靠度收到大眾認同的政府部門和大型企業部門就是記者主要集中的地方，政府及企業部門對于可以獲得信息的媒體的選擇，就有構成了對于媒體的控制;許多媒體企業都會面臨資金危機，那么對于能夠在這個時候能夠伸出援助之手的銀行和大富翁，媒體定然不敢得罪，所以媒體不僅不會發布地對這些人的信息，還會自愿成為他們的發聲工具，替他們說話;而對于新聞的批評，總是會導致觀眾對于自己的不信任，同時嚴重的時候還會導致自己不能正常運營，這樣的事情必須要避免，因此對于可能遭到批評的言論媒體就會省略，以此使得自己處在安全區，那么這些批評來自哪里呢?對于美國而言這些新聞批評機構大多是大型企業贊助的，同時像白宮等政府部門也會直接和媒體溝通，批評他們不正確的行為，從這一角度，媒體再次受到政府以及企業的控制。
對于那些本著職業使命感而發出和主流意見不同的新聞工作者們，他們面臨的挑戰也是巨大的。他們在消息成本以及可信度上就要增加更多的花銷，要驗證消息的可靠性，進行證據的收集以及證據的可信度驗證;在報道以后，還有隨時面對其他主流媒體、新聞批評機構和政府的指責，隨時強制的檢查和關閉，另外，出于利益鏈的關系，也不可能奢望廣告商的支持，還有就是在以后的新聞報道中，任何偏差都會被對方抓住，大肆批判一番，萬劫不復;但是，最令人恐懼的就是意識形態的批判，對方會說你這是親共的言論，是和整個國家的人民利益相對抗的，煽動群眾來打擊你。
根據上述的討論可以知道，在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媒體自由什么的是不可能像我們想象地那么完美的，只是西方經過長時間的探索，已經發現了一種可以隱性控制媒體的方法，這種控制掩蓋在言論自由之下，不被人民所發現，同時甚至是那些從業者們也會因為價值觀的灌輸，發現不到自己的“不自由”。
那么，由此我們就應該批評媒體工作者嗎?我認為不是的。首先，媒體自身就隨時面臨著生存危機，一個不留意就會導致自己失去資本的支持，被迫退出游戲，在這種自保都成問題的時代里，怎么可能奢求他們還有抽出時間和精力去發出不同的聲音?其次，我們還是可以看到那些不同的聲音出現的，但是，遺憾的是，他們是在和整個成熟的體制對抗，這種聲音很快就會被壓制和更多的無關信息淹沒;最后，正如我上一段所說的那樣，體系的成熟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價值觀的灌輸，在這種行業背景之下，還有多少媒體工作者能夠意識到自己正在做這種欺騙人民的勾當?他們會逐漸認為這一切不過是理所當然的行業規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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