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
(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
阿根廷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醫師、作家、游擊隊隊長、軍事理論家、國際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
1967年在玻利維亞被捕，繼而被殺。切·格瓦拉死后，切·格瓦拉的肖像已成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標志，同時也是第三世界共產革命運動中的英雄和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時代》雜志將格瓦拉選入二十世紀百大影響力人物.
關于《切·格瓦拉》的通信
2000 年，也就是被稱為“新世紀”拉開幕布的那一年，應該是秋天吧，嚴家炎先生打來電話，說有一個叫《切·格瓦拉》的話劇，很轟動，看過的人都很感動，內容是針對“全球化”時代中國嚴峻的現實問題的。他認為我們應該關心，并說他已經買好了票，請大家去看。我是以當代文學為職業的，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多多少少總是感染了一點“感時憂國”的情懷，再加上嚴先生的好意和熱情，便欣然前往。
話劇《切·格瓦拉》劇照
演出是在北京人藝的小劇場里。記得那個晚上同去的，還有孫玉石夫婦、錢理群夫婦等十來個人。從1960 年代過來的人，對卡斯特羅，對切·格瓦拉，自然并不陌生。古巴發生革命、美國入侵古巴、蘇美的導彈危機……這些事情的發生，是我大學臨近畢業和剛參加工作的那幾年。我們都曾經熱情地支持過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革命。“要古巴，不要美國佬”、“古巴必勝”是當年的口號。同在中文系教寫作課的楊必勝，就因為名字的“必勝”，而被我們改稱為“楊古巴”———這個稱呼一直延續到“文革”結束之后。后來，格瓦拉真誠獻身的浪漫主義的傳奇經歷，我也知道一些。因此，可以說是滿懷著期待走進這個小劇場的。
革命后的古巴，中間為切·格瓦拉
不過，演出開始不久，就發覺與預期很不相同，而且距離越來越大。一種煩躁開始出現，并逐漸轉化為強烈的拒絕的情緒。這個劇其實并沒有什么“劇情”，也不是講述格瓦拉的事跡，格瓦拉不過是個“由頭”，借他來連綴種種想要發表的觀念、宣言、口號。使用的是“文革”宣傳隊的那種政治表達方式(夸張的“詩朗誦”、“對口詞”等表演形式)，基本的語言、動作、姿勢，其實沒有多少創新。
那種我所熟悉的二元對立的思維、語言方式，非此即彼的判斷，“暴力”性質的語言，勾引起那些原本以為忘卻的記憶，并很容易就想起江青“文革”中在北大“大膳廳”舞臺上那尖利、激昂的喊叫：“革命的跟我們走，不革命的，走開!”我疑惑起來，這就是要重新召喚的“革命”?用這樣的方式來解決嚴峻的現實問題?演出結束后，主持人(導演?)提議大家留下來座談、交流。觀眾似乎也都響應而沒有離座。可是我實在抑制不了那種反常的，近乎厭惡的情緒，走出劇場，一時也沒有想起來應該和同來的先生有個交代。
之后，多次絮絮叨叨地和看過這個話劇的先生、學生談過我的印象，總以為會獲得響應、贊同。出乎意料的是，似乎沒有什么人呼應我的情緒和看法。錢理群先生也沒有。我知道戴錦華對這個劇的反應跟我幾乎處于兩極，所以并不在她面前提起。而有的學生在聽完我情緒化的意見之后，或者是默然不置可否，或者含蓄、委婉地做了一些解釋。另外的反應則可能是：至于嗎，不就是看一個話劇嗎?這讓我有點沮喪，意識到應該是我自己出了問題，內心便有了惶恐的感覺。
這種“惶恐”情緒是我所熟悉的，自1950 年代中后期以來，在各種運動、各種潮流來臨時，總要花費很多精力、時間，“矯正”自己思想和情感上的障礙，才能勉強跟上“形勢”，因此也就經常會有唯恐落伍、唯恐被隔離的那種“惶恐”感覺。
之后的一天(11 月16 日)，接到一個學生的電郵，這個學生的來信很長，里面有些部分與這個小劇場劇并沒有直接關系，卻也不是絕對沒有內在關聯，比如其中關于研究、學術的“血肉感”的講述：
“
……我突然想起您和戴老師對格瓦拉的不同反應(當然不是從“讀書獎”聯想過來的，而是突然想跟您說這個我一直不敢說的“話題”)。我想你們之間大概有一些誤解，這種誤解是因為沒有機會很好地溝通。其實從一開始，您和戴老師對小劇場劇的對比鮮明的反應就使我困惑，我后來覺得一定要親自去看看。我看了，沒有厭惡但也沒有強烈的認同。我想那個劇是在面對“現實”說話，而它喚起您的卻是“歷史”記憶。大概所謂“革命”確實在經歷著巨大的困境，沒有方案，沒有比那段還很切近的歷史更好的方案。在網上看一些“讀書獎”的爭論文章，支持汪暉的，很多都采取“文革”語言，有一篇甚至連用十八個“就是好，就是好”。但我想，這不能作為否定提出“革命”的理由，這“革命”之中有著一種愿望，這愿望不能不說是“高貴”。一個沒有壓迫的平等的世界，也許是迷人的，雖然沒有到達的路徑。我想您和戴老師其實是相通的，同樣的真誠。作為學生，我所理解的“真誠”，是一種也許可以用“高貴”來形容的品質。不是無動于衷，不是以萬念俱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冷漠和犬儒，也不是喪失了思考所表現出來的盲從和無可無不可。情緒激烈，也許只有一個解釋，那是因為這個小劇場劇觸動了你們同樣真切的信念。所不同的只是，你們有著不同的參照系。戴老師參照的是“現實”，您參照的是“歷史”。大概這也是“代際”的差別?戴老師之所以對格瓦拉表現出那樣的熱情，我想是因為她在經歷了1990 年代的思想轉變之后，這是一次調動了她全部記憶和激情的迸發。她網羅了全部格瓦拉的資料，格瓦拉在她那里成了一個活生生的人。她說她曾經試圖使格瓦拉和“革命”與中國當代史建立某種區隔，但事實上她做不到。她熟悉格瓦拉所面對的世界，她同樣也無法忘記她的童年記憶中血腥的“殺出一個紅八月”。她所有的革命激情，到達這段歷史時，總是遭遇到巨大的阻塞和困惑。她同樣也不能為現在的“中國”開出一份革命方案。但是她為格瓦拉的人格所迷倒，在格瓦拉那里她看見的是一個光彩照人的革命者，一個有著無人企及的行動能力的思想者，一個為著神圣的使命終其一生的燦爛生命。
我不知道我的這種轉述是否準確。在您和戴老師的不同反應之間，說實話，我曾經有很大的焦慮和困惑。這也是我不敢輕易向您說起這件事的原因。現在提起這件事情，也沒有問過戴老師。只是因為想到，所以說了。我想做的事情，是希望自己真正帶著血肉感來重新看待1950-1970年代這段歷史。不是要為這段歷史辯護，而是不帶“先天”的厭惡和輕視，真切地“進入”這段歷史。盡管我不知道能做到哪一步，盡管我在現在所閱讀的材料中所讀到的一切仍然覺得那是多么干巴巴的一堆材料中的“平面”的闡述。對這段歷史的先天距離，使我感到的不是比較“公正”的理性審視的優勢，而是感到自己也許難以到達那“巨大心理容量”的輕飄。所以我會感到焦慮。您在對話中用了“責任”這樣的字眼，我想這是使您區別于其他一些研究者的原因吧，一份“古典”的良知和熱情，當然令我感動。雖然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為年齡、閱歷和思想的膚淺在曲解這種品質。
其實想起來覺得很慚愧和心虛，我居然在談“責任”。日常生活的含混以更大的力量在無時無刻不磨蝕著短暫的熱情、愿望。可是讓我欣喜的是，我發現了它，我發現也許有我的“責任”，而且有真誠的前行者的探索在身邊為我提供參照。所以我想，也許我不必心虛，在說這樣的話的時候。我所不知道的只是我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
費這么大的力氣寫這樣長的信，自然是出于讓我從焦慮中解脫的好心，所以看過十分感激。到了12 月5 日，有關這個話題，又接到另一位朋友的來信。他的電郵其實是轉發他的朋友的信，自己的話只有一句：“這是因為另一位朋友的討論引起的討論，我把這位朋友的一次通信轉發。”我想他轉發這封信，當然也是好意地希望我在這個問題的看法、情緒的偏差，能夠因此扭轉。轉來的“朋友的朋友”的信里這樣說(有刪節)：
“
……對1980 年代的新啟蒙，我當然可以理解。我認為，那是“文革”造反精神在新時期的變種和扭曲，還是造官僚主義的反，不過背后站的不再是毛澤東，而是國際資本。在反官僚這一點上，它是進步的;在投靠國際資本主義這一點，它又是反動的。還有，就是它那種精英主義的姿態和腔調，是蔑視民眾的。當然，我在1980 年代也是自由主義者，……洪子誠老師這樣的人，我相信是正直、正派的。我曾聽過他的課，1983 年，當時正反精神污染，《人民日報》發表了黃楠森批人道主義的文章，洪在課堂上只有一句評語：這個作者好像沒有經歷過“文革”。這種話，對我們這些青年學生有極大共鳴。現在看，人道主義哲學是該批，但黃是站在官文化的一邊批，那是不能服人的，甚至可以說是反動的……
但是，我認為，洪子誠的悲哀是停留在一種天真的自由主義立場上，原地踏步二十年，而不能上升到階級論和解放論。左翼的失敗當然首先是自身原因，內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關鍵在于一個政治集團壟斷了全部資源，國家社會主義沒有發展為人民社會主義。當然，中國歷史三千年的政治傳統(官僚統治)不可能在三十年內被根除，因為它的土壤太深厚了!歌德說，謬誤就像水一樣，真理的船頭分開了水，可它們又在船尾合攏了。毛澤東就代表這樣的真理。
民族主義當然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物。英國征服印度是民族主義，中國抵抗日本侵略也是民族主義(還有正義、非正義之分)。中國從洋務運動的“自強”到張之洞的保國、保教、保種，都包含民族主義。但是，因為中國的統治階級太腐朽，所以，必須以民眾起來代替他們行使國家的職能。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在二十世紀合乎邏輯地演變成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另一方面，近代日本因為統治階級比較強大，所以無需民眾的力量，就可以完成民族主義的使命，所以沒有發生社會革命。我認為，理想的情況是超越民族主義。但目前，這很難實現。所以，不得已求其次，如果中國能夠強大，就會撐破資本主義的一片天，整個世界就會分化重組。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必將對人類有較大貢獻，這大概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
毛澤東、周恩來會見格瓦拉
這位朋友的信中，還附有祝東力的《〈切·格瓦拉〉前言》。文章里有對《切·格瓦拉》的評價，有對這個小劇場劇蘊涵的時代意義的分析，也談到了我相當反感的“兩極化”人物、語言、立場，對它們的合理性做出論證。我在“當代文學史”中談到，“文革文學”(包括“樣板戲”)的典型文本形態的“兩極結構”，反映了當年激進派的世界觀。我以為這種看待世界的方法已經成為歷史陳跡，這真的是大謬了。看來，循環反復、周而復始也是“歷史的規律”。“前言”中的一些段落是：
“
冷戰之后十年，《切·格瓦拉》問世。一個時代與孕育它的作品之間，總是保持著相互闡釋的關系，一種內在的、深刻而又緊張的關系。2000 年，史詩劇《切·格瓦拉》的登場掀開了時代帷幕的一角，為我們破解冷戰后世界的本質，提供了一種年輕的、尖銳的視角和立場。
……
二十世紀的主題以1914 年一次大戰的硝煙炮火為標志而確立，其終結的時刻則是1989 年柏林墻倒塌的瞬間。原社會主義陣營分崩瓦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東方曾經斷裂的環節重新愈合。由于支撐力量的消失，三分天下的架構迅速趨向整合，復歸于新羅馬帝國單極獨霸的格局。資本消滅了制衡它的力量，勞動者地位迅速淪落。在全球范圍內，歷史正退回到十九世紀。
全球化是冷戰后時代的主題。然而，“全球一體化”與“全球分裂”不過是同一過程相反相成的兩個側面。也就是說，一方面是資本、商品和生產方式為追逐超額利潤而進行的全球擴張，另一方面，在資本所到之處，是社會分化、貧富對立。東西方政治軍事集團(華約和北約)之間的兩極對峙局面消失以后，另一種“兩極結構”，在全球范圍的南北之間，在同一社會內部的貧富之間，以切近每個人日常生活的方式，更為深刻、更為觸目驚心地展開了。
《切·格瓦拉》完全是冷戰后的作品。引人注目的是，冷戰后的上述“兩極結構”以戲劇化的形式生動地投射在這部史詩劇的舞臺上，這就是善惡分明、正邪對立的兩極化了的人物、對白和立場。隨著史詩劇的公演，在互聯網和傳統媒體的眾多劇評中，在演出后劇組與觀眾的每場交流中，《切·格瓦拉》的人物、對白和立場上的二元對立結構，常常受到質疑……然而實際上，這一兩極結構，不但在廣闊的南北之間、在現實的貧富之間，每時每刻無處不在地得到印證，而且，就是本書收錄的那些針鋒相對的評論和觀點本身，客觀上也為之提供了絕好的注解。戲劇結構本來就來源于社會生活的結構。
……對個人自由、價值和尊嚴的尋求，如果僅從知識分子階層的視野和立場出發，則將合乎邏輯地退縮為漠視民眾存在和利益的精英主義。在具有廣大人口的欠發達的東方國家，尤其如此。更進一步，這種自由主義理念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特別是在欠發達國家，將演變為主張弱肉強食的“經濟自由主義”，演變為以資本操縱權力的“政治自由主義”。最后，則將以大資本對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的全面壟斷而告終。
其實，一個自由主義者，如果他的思想足夠真誠和徹底，那么就會不懈地尋求那應當屬于每一個人的自由、價值和尊嚴。更進一步，就不得不在老板的自由與打工仔的自由之間，在跨國資本追逐超額利潤的自由與欠發達國家及其人民謀求生存和發展的自由之間，做出判斷和抉擇。這意味著，一個真正徹底的自由主義者，最終將完成其精神的蛻變，進而以階級的、解放的立場和方法重新觀察世界、歷史和人類自身。Liberalism，為什么就不能升華為解放主義呢?
因此，自由主義，說到底不過是一種中間的、暫時的立場，一種懸浮的狀態。一旦降身到具體的社會歷史環境，就必然要在紛紜錯綜的各種傾向的觀點和路線當中，一句話，在彼此對立的集團利益當中，做出各自的選擇。尤其是在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的時代，它將不可避免地被超越———不是從左的方面，就是從右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切·格瓦拉》的主創人員曾經絕非淺泛地沉浮于上述1980 年代的自由主義浪潮中，摸索、尋找、探求著他們的真理之道。可以說，恰恰由于是從徹底的自由主義理念出發，他們才最終完成了各自的思想轉折，最終超越了自由主義傳統，先后從1980 年代出走，在二十世紀的最后十年站到了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的立場上，并在2000 年的戲劇活動中，聚集在切·格瓦拉的紅黑肖像之下。
”
這里面自然有著許多切中肯綮的論斷。但意識到自己其實沒有能力，也沒有條件來在理論、實踐上處理這些問題。更為強烈的意愿是，并不認為應該接受這種“兩極化”的“創造世界的方法”，也不想在這樣的兩極世界之中左右站隊，進行選擇;這樣的時刻對我來說已經成為過去。因此，便有意無意采取了在它面前轉過身去的回避態度。
時間很快就過去了近十年。在2009 初看到這些陳年舊事留下的點滴痕跡的時候，發覺當初的激動、焦躁不安也已經成為過去。雖然在中國內地，這些問題不僅仍存在，而且也還在不斷鋪陳、推進、變化。自己的這種“冷卻”，可能是更值得憂慮的。由此想到這樣的一句話：一個人所屬的“階層”所給予的“視野和立場”，有時候幾乎是命定的，難以更改的。
洪子誠
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中國當代新詩史》、《中國當代文學史》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