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記憶”與魯迅小說中的革命黨形象
作者：朱獻貞（曲阜師范大學(xué)）
原文出處：《齊魯學(xué)刊》2014年第1期
魯迅在《吶喊》中塑造了一類特殊的人物形象——“革命黨”，即《藥》中的夏瑜、《頭發(fā)的故事》中的N先生、《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這三個“革命黨”形象在魯迅的創(chuàng)作中具有深刻的寓意。辛亥革命后，魯迅一直對“民國”耿耿于懷，他不斷地追問“民國”何在，并一直為之“焦唇敝舌，恐其衰微”，直到去世前在最后一篇未完成的雜文中還一再地述說他“愛護中華民國”的因由[1](第6卷，P556)。顯然，在魯迅的內(nèi)心深處形成了一個民國“情結(jié)”，揮之不去，無法釋然。“民國”曾經(jīng)使魯迅為之興奮鼓舞，為之“吶喊”助威，但也正是這個“民國”使魯迅一度墜入人生絕望的低谷，讓他窒息壓抑，讓他隱隱作痛。在痛苦中魯迅時時回過頭來，找尋“民國”失落的原因。在民國建立10年之際，魯迅創(chuàng)作了《藥》等小說，塑造了3個面貌不同的革命黨形象。這不僅顯示了魯迅抹不掉的“民元記憶”，也體現(xiàn)了魯迅對“民國”與辛亥革命無法釋懷的復(fù)雜情感和歷史認識。
一、夏瑜：黎明前獻祭者的悲壯和悲哀
作為魯迅小說中正面描述的革命黨形象，夏瑜的意義主要表現(xiàn)為民國建立前的革命艱辛和革命者奮斗的悲壯。夏瑜所從事的革命事業(yè)在晚清中國無疑是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他的革命理想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追求，那就是推翻滿清王朝，建立屬于全體國民的國家，即夏瑜所呼吁的：“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為了實現(xiàn)這一目標，夏瑜將生死置之度外——“這小東西真不要命，不要就是了”，即使眾叛親離身陷死地，他也沒有放棄，在大牢里“還要勸牢頭造反”，用自己的鮮血澆灌了民主共和的種子。
對夏瑜這樣的革命者，魯迅是滿懷敬意的，所以他自愿遵循“將令”，不惜用了曲筆，在夏瑜的墳上添了一個花環(huán)。夏瑜的出現(xiàn)，符合魯迅一向渴求中國反抗者奮起救世的初衷。魯迅早期的論文《摩羅詩力說》就呼喚中國的“精神界之戰(zhàn)士”，從西方那些“摩羅”詩人身上看到了獨立自由與人道主義的真精神：那就是“欲自強并力抗強者”，“重獨立而愛自繇，茍奴隸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視，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視所以怒其不爭”[1](第1卷，P80)。毫無疑問，魯迅在夏瑜身上看到了這種反抗者的意志與精神，盡管《藥》沒有對夏瑜的革命活動進行正面的渲染，但夏瑜在獄中的表現(xiàn)就足以顯示出其革命者的氣概和動機：面對死亡依然不忘致力于革命的宣傳與鼓動，哪怕這是無用功，夏瑜也要努力去做，即使招來民眾的誤解、憤怒甚至打罵，也毫不退縮。這正是那種拼命硬干、為民請命、舍身求法的戰(zhàn)士形象。
夏瑜這一形象折射著晚清革命先驅(qū)秋瑾的影子，其實這也是那個時代所有革命前驅(qū)的一個代表。這些革命前驅(qū)之不顧生死，用血肉之軀鋪就了通向民族新生的道路，這是與他們心目中的“民國”理想緊密相連的。《同盟會宣言》(1905)中說：
我等今日與前代殊，于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尚當(dāng)與民變革，雖經(jīng)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為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zé)任，軍政府特為其樞機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zé)任即軍政府之責(zé)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zé)任。[2](P3)這就是民國建立之前所有革命者奮斗的目標。正是身負“國民革命”之責(zé)任與心懷“自由、平等、博愛”之理想，才使這些革命者不懼前驅(qū)、“不愛其命”而戮力向前，始終不渝。這種“民國理想”也就是魯迅同情、支持辛亥革命的原因所在。
但夏瑜畢竟是倒在黎明前的暗夜里的革命戰(zhàn)士，他犧牲在“無聲的中國”和“這似人非人的世界”，他的悲劇不僅僅是革命者的犧牲，更大的悲哀是烈士的死即刻消弭于愚妄者的歡呼，甚而成為愚妄者繼續(xù)欺人自欺的“藥”。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康大叔把夏瑜的行為作為看作是“發(fā)了瘋”，無知的華家即使吃下蘸了夏瑜鮮血的饅頭也未能保全性命，革命者的血徹底落了空。魯迅早年就說過：國人最大的弱點在于缺乏“誠”與“愛”。而在這沒有“誠”與“愛”的人間，只能培養(yǎng)出冷漠與麻木如散沙一樣的國民，而這一切又都是統(tǒng)治者“治下的結(jié)果”。因此，在這樣的國度里，即使是為了民眾利益而流血，那血跡也只能被無數(shù)的無意的腳所“踏滅”。魯迅沉痛地指出：“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后，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1](第1卷，P407)然而，令魯迅更加悲哀的是，如果先驅(qū)者的犧牲真的帶給人們的些許“散胙”或快樂，也不算白白地犧牲，但是久受壓制的國人無論在革命前還是在革命后，對于犧牲者的“悲壯劇是不能久留在記憶里的”[1](第3卷，P409)。這樣，黎明前的犧牲更顯得悲哀，先驅(qū)者的悲壯劇不僅無法換得民眾的同情與理解，即使是一時博得庸眾的快慰也“不能久留”。面對這樣的民眾，革命者的悲壯劇就不能不讓有志于改變中國現(xiàn)狀及民眾精神的先驅(qū)者們深思了：革命者的犧牲固然令人悲憤，而無視革命者的犧牲甚至嘲弄革命者的犧牲的庸眾才更加令人絕望和悲哀。
盡管魯迅對“失敗的戰(zhàn)士”、革命成功前的“先驅(qū)”心存敬仰和尊重，對他們力圖喚起民眾反抗意識的努力給予了極大的同情，但作為對中國民眾有深刻認識的啟蒙者，魯迅更發(fā)出了這樣的號召：“對于群眾，在引起他們的公憤之余，還須設(shè)法注入深沉的勇氣，當(dāng)鼓舞他們的感情的時候，還須竭力啟發(fā)明白的理性；而且還得偏重于勇氣和理性，從此繼續(xù)地訓(xùn)練許多年。這聲音自然斷乎不及大叫宣戰(zhàn)殺賊的大而閎，但我以為卻是更緊要而更艱難偉大的工作。”[1](第1卷，P225)僅僅一味地吶喊革命造反，那是很不夠的，應(yīng)該在發(fā)動群眾革命的同時，要“啟發(fā)明白理性”，也就是說一面要抗?fàn)帲幻嬉獑⒚桑挥羞@樣才有可能保證革命事業(yè)的發(fā)達和成功。否則，即使喚起了民眾的反抗，也只能是奴才造反，是不會有什么好結(jié)果的。因此，魯迅在《補白》一文中說：“現(xiàn)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使有槍炮，也只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dāng)?shù)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1](第3卷，P100)這些話可以看作是對《藥》及之后的《阿Q正傳》中阿Q革命的一種總結(jié)和暴露，但也是對那些致力于國民革命的先驅(qū)者的告誡與警醒。同時，這些寫在黎明前的告誡與警醒，也應(yīng)該是面對民國后的糟糕現(xiàn)狀時，魯迅自己對辛亥革命前后中國國情的一種歷史反思。
二、N先生：民國失落后的恨世者與沉淪者
革命前的犧牲和希望，只能在革命的行動中尋求與建構(gòu)。但現(xiàn)代國民革命的理想，似乎在中國這塊缺少現(xiàn)代性基壤的土地上總是很難扎根生長，即使發(fā)芽了，也往往是畸形的，許多轟動一時的“新”，其實只是刷了幾道釉彩的“舊物”。對中國有著深刻認識的魯迅對此是清醒的。盡管魯迅在辛亥革命開始時看到了“民元”的光明，甚至“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但轉(zhuǎn)眼間的現(xiàn)實很快使他陷入了深深失望之中，一場振蕩老大帝國根基的革命不久就顯出了“舊相”，國民政治也蛻變?yōu)?ldquo;奴才主持家政”，原有的國民革命理想自然難以兌現(xiàn)。在這樣的民國面前，魯迅當(dāng)然是不滿的，甚至是極為憤懣、充滿牢騷的。但是，積極致力于新文化實際建設(shè)的魯迅又并未完全為灰暗的現(xiàn)實擊倒，在絕望的深淵中，他痛苦地否決著自己的灰暗心理，不斷進行自我抗?fàn)帯Ｋ吹矫駠涞脑蛟谟冢?ldquo;最初的革命是排滿，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國民改革自己的壞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1](第11卷，P31)但魯迅并沒有因此陷入絕望：“但我總還想對于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于將來有萬一之希望。”[1](第11卷，P32)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創(chuàng)作了《頭發(fā)的故事》，通過N先生這個老革命黨形象，來抒發(fā)對民國失落的憤懣，同時也借此來甩掉自己因“見事太明”帶來的失望情緒，在痛苦中抬起理性的頭顱。
《頭發(fā)的故事》作于1920年10月。雖然魯迅說是因為有感于民國九年了女子尚不能剪發(fā)，“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隨口呻吟了一篇《頭發(fā)的故事》”[1](第1卷，P245)。但從這篇小說所傾訴的情緒來看，其中所蘊含的深意并不像魯迅說的那樣簡單。在魯迅看來：辛亥革命的成果就是剪掉了一條曾經(jīng)象征異族奴役的辮子，這是革命給他的“最大”、“最不能忘”的好處。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僅完成了種族革命——“排滿”。但魯迅看到，就是這點自由，直到民國九年也還不能惠及全民，女子剪發(fā)在民元后仍不能見容于民國社會。面對毫無變化的現(xiàn)實和毫無生氣的國民，那些曾經(jīng)為民國付出了無數(shù)熱血和犧牲、對民國曾寄托了極大期望的革命黨們自然十分憤慨，也十分絕望，甚至對自己曾經(jīng)懷抱的理想也發(fā)生了懷疑。N先生就是這樣一位老革命黨，他在這灰色的民國現(xiàn)實面前，總是喜歡“生些無謂的氣，說些不通世故的話”，不能容忍革命后國民的無聊賴，更不能忍受國民對犧牲者的忘卻。但面對無處不在的“無物之陣”和看不到光明的現(xiàn)實，N先生除了憤慨牢騷，剩下的只有絕望和自嘲，甚至主張退回舊規(guī)，他恨恨地這樣說：“忘卻了一切還是幸福，倘使伊記著些平等自由的話，便要痛苦一生世!”他對任何改革都發(fā)生了懷疑：“改革么，武器在哪里?工讀么，工廠在哪里?”
從《頭發(fā)的故事》和周作人的《魯迅小說中的人物》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個N先生明顯地帶有魯迅本人的影子，或者說他就是魯迅的另一面。N先生的牢騷和絕望，我們可以在魯迅的《野草》和這一時期的雜文中看到。魯迅曾經(jīng)說：“我覺得仿佛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1](第3卷，P16)正是深埋在記憶深處的民國理想，才使他發(fā)出這樣的感嘆與怒火。不難理解，魯迅對革命后的民國現(xiàn)狀是十分失望與不滿，但他也深深知道僅有憤恨不滿是不夠的。因此，在《頭發(fā)的故事》中，魯迅還設(shè)置了一個對N先生的憤恨、怨氣和牢騷“不贊一辭”甚至“不很愿意聽”的“我”。這個“我”就是那個喊出了“絕望之為虛妄，正如希望相同”的復(fù)雜的魯迅。顯然，小說是借這個“我”來揚棄N先生的憤恨的，從而也表明魯迅并未掉入絕望的陷阱中。
因為對“民元記憶”和民國理想不能忘懷，所以魯迅并不只是一味地對現(xiàn)狀不滿和憤恨，他雖然感到絕望，卻還是愿意為爭取民眾的自由解放和改變國民的精神人格竭盡全力地吶喊呼告，為反抗任何壓迫奴役和尋求真正的國民之國——“人國”而奮斗不已，如他所說的：“我覺得什么都要從新做過。”[1](第3卷，P16)盡管魯迅覺得許多民國的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并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xiàn)在正不知有多少”[1](第1卷，P194)，但魯迅畢竟相信中國還有“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在，因此他說：“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于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并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1](第3卷，P358)這也許就是魯迅創(chuàng)作《頭發(fā)的故事》和塑造N先生形象的真正目的所在吧。
三、假洋鬼子：革命隊伍的隱憂與民國失傳的危機
魯迅不僅指出民國失傳的根本原因在于國民不肯“改革自己的壞根性”，而且他也看到民國失傳的直接原因，那就是國民革命隊伍的不純潔——新舊派的“咸與維新”。魯迅對辛亥革命本身是抱著熱望的，但對革命者的身份屬性是有看法的。他的不滿不止一次地在文章提到。1926年，魯迅明確地指出：“民元”以后“中國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其原因一是革命黨與舊黨一起“咸與維新”，一是革命后革命黨不打落水狗甚至寬待曾經(jīng)的殺人者。結(jié)果是革命后遺老遺少“還是那么多”，民國二年以后一些落水狗又幫著袁世凱咬死了許多革命人。這些看法和不滿，魯迅通過《阿Q正傳》中的“假洋鬼子”這一形象作了明確的表達。
辛亥革命隊伍中很多人都有海外留學(xué)、革命的經(jīng)歷，包括孫中山在內(nèi)的革命領(lǐng)導(dǎo)人早期是在國外醞釀革命的。但在革命隊伍中，也有只是“咸與維新”、見風(fēng)使舵的“假洋鬼子”，而且，“假洋鬼子”式的革命黨在民元前后還不在少數(shù)。正是他們的存在，最終使革命的結(jié)局發(fā)生了變化，為民國危機埋下了伏筆。很顯然，魯迅是將假洋鬼子作為一個“革命黨”來看的，而且借這個“革命黨”形象暴露了革命進程中的隱憂和敗因。
假洋鬼子在革命前有什么革命作為，《阿Q正傳》中并未交代，但對這一角色在革命發(fā)生后的表現(xiàn)，小說作了生動細致的描寫：他不僅與“歷來也不相能”的趙秀才談得很投機，而且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他們相約去革命，“咸與維新”了;他跑到縣城去投奔革命黨，領(lǐng)了一塊“銀桃子”，成了“柿油黨”，還介紹趙秀才加入自由黨;他以反對清政府的革命名義，伙同趙秀才搶走了尼姑庵里的宣德爐;他不準阿Q參加革命，并不是因為看清了阿Q式的革命是一種破壞主義的奴才造反，而是因為阿Q社會地位低賤，不配與之為伍;他向趙白眼等閑人炫耀自己與“洪哥”的革命友誼，夸口自己對革命前途的“遠見”。小說最后盡管沒有提及假洋鬼子，但是從小說中我們看到縣大堂上也站著與假洋鬼子一樣的長衫人物，而且“都是一臉的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阿Q)”，態(tài)度是“鄙夷”的。結(jié)合假洋鬼子對趙秀才的拉攏及其對阿Q的厭惡，我們可以確認：無論從“咸與維新”的革命，還是從個人的社會地位，假洋鬼子都難以容忍阿Q的存在。這樣的革命黨，我們就是不去追究他對阿Q的冤死承擔(dān)什么責(zé)任，不去指責(zé)他借革命之名行肥私之實的作為，僅就他對反革命勢力的拉攏和寬容，就足以看到他在革命進行中的消極作用了。
“假洋鬼子”式的革命黨與舊派勢力的“咸與維新”最終釀成了怎樣的后果呢?《阿Q正傳》中有一段有關(guān)革命后的描寫：“據(jù)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么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成了什么，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么——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就是“假洋鬼子”式革命黨“咸與維新”革命的結(jié)局。革命隊伍的魚龍混雜和對反革命勢力的寬容甚至拉攏，最終使國民革命變成了“奴才主持家政”的舊相。同時，在假革命“主持家政”的革命內(nèi)部，真正的革命者自然不會有什么好結(jié)果，他們不是被排擠，就是與舊勢力同流合污;不是被砍頭，就是流亡海外。魯迅從反面進一步警醒真正的改革者應(yīng)該看清血的事實。因此，魯迅借“假洋鬼子”這一革命黨形象，不僅形象地展示了“咸與維新”的國民革命的本相，也批評了革命黨對舊勢力本質(zhì)的無知和無原則的寬容。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到，魯迅在民國建立10周年的時候塑造這樣一個革命黨形象的深刻用意。
理想民國的記憶對魯迅來說是那么的刻骨銘心，民國失傳的事實給魯迅留下了無法抹除的創(chuàng)痛，以致在去世前還要為之“焦唇敝舌”、感嘆理想不能實現(xiàn)的無限惆悵。因此，在民國建立10周年前后，魯迅塑造這樣三個革命黨形象，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魯迅曾經(jīng)在第一本雜文集《墳·題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所以雖然明知道過去的已經(jīng)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么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戀。至于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顯然，這“新墳”里也埋葬著魯迅對“民元”的精神記憶，盡管也被踏成了平地，但魯迅并沒有“不想管”，也沒有“無從管”，而是一面時時提醒人們“民元”理想失落的原因，一面積極地進行著腳踏實地的文化批判和現(xiàn)實斗爭，為他心目中的“人國”理想而吶喊求索。
參考文獻：
[1]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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