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思念
在絕大多數人的心目中，母親都很偉大。許許多多回憶母親的文字，曾在我心中蕩起無盡的漣漪，母親的遺像就掛在我電腦的上方，為的是方便時時仰望。她那慈祥的目光和微笑的面容已經定格在那個黑色的像框中，永遠深情地注視著我，凝固為永恒。然而，至今我還沒有正式寫過一篇回憶她的文章。這其中還有一個脆弱的理由：別人對母親的回憶是墨水寫岀來的，而我肯定得用淚水。趁著自己還思路清晰，就此提筆填補我心中的缺憾，也留給子孫后代瞻仰。
母親是個政治底色很濃厚的人。即使在當下這個很諱言政治的社會，也斷然繞不開這個話題。因為自從她被迫牽扯進這個話題，政治便畢生與她隨影隨形。1946年，母親27歲。父親因參加共產黨，領導土改，被地主還鄉團殺害，尸骨無存。五個月后，母親生下了我。正當她生我的時侯，劉鄧大軍就駐扎在北嶺，準備解放安陽城。滿街滿院子住滿了解放軍。母親從未見過那么紀律嚴明的軍隊:每天打掃院子，挑滿水缸，看見我家屋門口掛著紅布，知道有人坐月子，沒有一個人大聲喧嘩，沒有一個人上門借東西。這件事讓母親記了一輩子，也讓她從這個平凡的視角認識了共產黨的偉大。為了躲避還鄉團的追殺，母親挑著兩個筐，一頭裝著姐姐，一頭裝著被褥和幾個月的我，逃往縣人民政府所在地——泉門。一路上母親幾次摔倒，把我姐弟拋到雪窩里，然后再從雪窩里把我們刨出來，拍掉身上的雪，再次裝進筐里，繼續艱難跋涉。在泉門住了一年，讓她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時節，擺在母親面前有兩條路:改嫁或守寡。母親毅然選擇了后者，義無反顧地要為烈士繼絕存亡。這種決絕的選擇，背后有一種強大的信念支撐，就是對共產黨領導革命事業的堅信不疑，這也是她活下去的信心。在她全部的生命歷程中，只要誰說共產黨、毛主席半個不好，她就跟人家黑脖子紅臉辯論，甚至我因參加文革而坐牢，姐姐因參加文革撤職受處分，她都沒有動搖過自己的信念。她與我姐弟的心靈是息息相通的。由于她的堅持，我家六十余載始終掛著毛主席的像，即使毛主席被“三七開“后，那畫像也仍然掛在墻上。在她看來，毛主席沒有錯，他是老百姓的救星。
母親是個堅強的人。一個寡婦，在中國這個傳統觀念為主流的社會，要熬大兩個孩子，談何容易。但她從不在孩子面前掉眼淚。她不僅獨撐稼穡，而且決計供我們讀書，五歲便把我送進學堂，希望我姐弟長大成人報答人民的養育之恩。我常對子女說:我學習的動力來自于體諒母親的艱難，這是與生俱來動力和使命。政府對烈士家庭實行“代耕“制，但那只是春種秋收時節的幫扶，地里的細活兒還得自己干。譬如糞肥，還得自己積、自己運送。別人送糞肩挑車推，我家送糞全靠母親揹，裝一籮頭糞用锨把扛到肩上，籮頭壓到背上。我村都是崗坡地，路途遠，揹一籮頭糞走三里地才能送到地頭，遇到高點的岸邊才能將籮頭靠到岸頭歇一歇，一個來回人就累得腰酸背疼，大汗淋漓，上氣不接下氣。又如燒煤，我家春夏秋三季靠拾柴燒火做飯，冬季燒煤靠母親到煤窯揹。有一年初冬，母親到崗子窯揹煤，裝了50斤，揹到離家三里地的北坡上，再也挪不動腳步，將煤放地上歇歇腳吧，卻再也扛不到肩上。夜幕籠罩著大地，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一個女人在荒涼的山坡上，連一聲蟲鳴也聽不到。那時侯坡上有狼，無名的恐懼從空曠與寂靜中襲來。生性堅強的母親，讓生活之重壓斷了她那堅韌的感情鎖鏈，悲痛沖決她生銹的心靈閘門，奔涌而出，獨自坐地嚎淘大哭。她呼喊父親的名字，她質問蒼天，聽到的只是自己的回音。我姐弟二人久等母親不歸，便順著山路去迎接母親。當母親聽到我倆的呼喊聲時，她的哭聲卻戛然而止。見到我倆，她只說些擔心我們的話語，她不愿意讓我倆分擔星點的痛苦。我和姐將煤袋抬到母親的肩上，才一步一挪回到家中。
母親是個有骨氣的人。她從來不為強勢所屈服。1956年，縣政府在全縣統計烈士遺屬優撫對象，讓村里申報。支書想趁勢夾帶本家因私仇互害而亡的兩戶地主。母親怒不可遏，誓不與其同伍，并說:如果將那兩戶地主也定為烈屬，我寧愿不填表申報。那支書也太霸道，自此壓下申報表，不予登計申報。母親多次上縣、區告狀，帶回了上級領導的催辦信，卻被村支書當面撕碎，拋到地上。母親將碎紙片拾起包好，又一次上訪。村支書在全縣大會上被點名批評，才不得已免強辦理。從此支書也與母親結下仇冤。政府定向批下的烈屬困難戶救濟款，他私贈親友，在那個廉潔的時代，其膽量實屬罕見。大躍進時，我家沒有男勞力，村支書點名讓我母親上鋼鐵工地勞動。我姐上了初中，只有上小學的我留在家中，母親不放心，找支書陳明困難。支書大發雷霆，聲稱要用繩子將她捆到工地。母親拍案而起，大聲抗爭，要求支書夫人也上工地勞動。支書挾嫌報復的心機未能得逞。在日后的四清運動中，村支書被整下臺，實為確當。母親說:“他岳父是大地主，他兒媳家是地主還鄉團，還有兩個外甥由他作主與我村兩戶地主還鄉團結親。都說沒有走資派，他就是我村地主還鄉團的代理人!”
母親是個寬宏大度的人，一生信守寬恕。村支書那樣拿揑她，在我考上大學臨行時，母親讓我到他家看望并道別。父親犧牲后，伯父提出分家，因一塊木板與母親爭吵，長期不說話。在我母子相依為命的困境中，伯父從未伸過援手。待我參加工作后，母親勸我去看望伯父。伯父病重后，母親多次買貴重藥品去探視。伯父逝世后，母親將伯父子女的家務、婚事全包了下來，幫他們成家立業，最后將老家的房產、家什全給了我叔伯兄妹，并時時接濟錢物。
母親是個知恩必報的人。我考上大學，鄉親們都看作是本村開天辟地的喜事。臨行前，全村老少都送到村口，比送參軍入伍的戰士場面都壯觀，花生、核桃、柿餅、毛票兒送了一大堆。這是多大的恩情啊!母親站在人群中道謝，額上與眼角的皺紋舒展開來，綻放岀燦爛的笑容。母親常對我說:“到啥時候都不要忘記鄉親們的情誼。你讀書都是老百姓用錢堆出來的，到啥時侯都要和窮苦百姓站到一條線上。”我參加工作后，她用我寄回的錢接濟過許多鄉親。有一位街坊大伯身患嚴重胃潰瘍，疼起來在床上翻滾。他曾經是我的業余珠算老師。母親專門讓姐給我寫信，告我實情。我買了一大包維生素u寄回家，送給那位大伯。藥未吃完，他的病居然痊愈。母親不忘困境中接濟過我們的姑姑。姑姑重病期間，她拖著重病的身子往返六七十里看望過十幾次。
母親將我姐弟倆視若自己的命根子。生活中她寧愿吃百倍的苦，也不愿讓我們受半點委屈。為供我姐弟倆讀書，她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紡花織布到深夜;她是村里針線活抜尖的，農閑時她走街串巷給人家做嫁妝，做送老衣裳;從上初中起，我離開家鄉外岀求學，每當放學回家時間，母親都幾次到街口張望、等待;每次返校，母親都數里相送，難舍難分。她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全部生活重擔。家里偶而有點好吃的，總是留給我倆吃。我和姐過意不去，硬分點放到她嘴唇上，她都慌忙躲閃，猶遇蛇蝎。最難忘是她看我吃飯的神態。上初中后，每次返校前，她都要給我加一頓飯。其實午飯后才兩小時，并不餓。我端起碗，她就立在旁邊，兩眼直瞪著我，那神情的專注就象等待一個嬰兒降生。我咀嚼食物，她也努著嘴幫著使勁兒，我下嚥，她的喉頭也蠕動。漸漸成為她習慣的這種動作，深深銘刻在我腦海中，一輩子不能忘記。
母親終于被生活的重負壓垮了，無奈的走了，默默的走了。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幾個人知道，曾經有這樣一個女人來過。她沒留下什么痕跡，卻留下了兒孫享用不盡的精神遺產。她的人格和靈魂早已與我熔為一體，積淀為永恒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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