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的世界》播出后，路遙火了。趁著這熱乎勁，我們再來看看路遙的另一名作——中篇小說《人生》。
這篇小說的主要內容講的是，黃土地上的農家子弟高加林，高中畢業后在村里小學當了一名民辦教師。他外表英俊，富有才華，不甘于埋沒在黃土地，向往大城市的生活。后來由于大隊書記高明樓要安排自己的兒子，擠掉了高加林的民辦教師位置。高加林只好參加了生產隊的勞動，他感到憤慨、失落、絕望。這時，暗戀他已久的農家姑娘巧珍，用她純真質樸的愛情，撫慰了高加林的心靈。后來由于高加林的叔叔從軍隊中轉業到地方上當市人事局局長，愛鉆營拍馬的下屬馬占勝暗中替高加林安排了一個工作，當了一名記者。高加林高中的女同學黃亞萍主動接近高加林，向他表白愛情。高加林為爭取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到上海去，斷然中止了與巧珍的關系。正當高加林做著上海夢的時候，他不正當得來工作的事，被黃亞萍的前男友張克南的媽媽告發了，只好又落寞地回到了黃土地上……
發生在小說主人公高加林身上的大起大落，確實很有戲劇性。在小說家們的眼里，很值得寫成文字，唏噓感慨一番。導演們也會很有興趣將之搬上舞臺，因為這個故事，確實看起來很“有戲”。情節曲折起伏，戲劇沖突尖銳集中，有必不可少的三角戀元素，有英俊富有才華的男主人公對命運的抗爭，有黃土地特有的厚重歷史感、深沉的滄桑感，有可資人們回憶那個時代的鮮活、細膩的生活細節……
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說的那樣：“在階級社會里……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人生》產生于那個“歷史的轉折”時期，并得到了當時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改編成同名電影，獲得了第八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獎，也就不免帶上為“轉折”服務的嫌疑了。
路遙在該小說中，設計的幾組人物之間的矛盾沖突，如高加林與大隊書記高明樓，高加林與張克南的媽媽等，這些都是表面的矛盾沖突。實際上，路遙讓高加林去沖擊的，是毛主席時代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但路遙沒有明說，只通過講述了高加林這個富有才華的青年不甘于被埋沒，努力從黃土地上掙脫出來，一度進了城，獲得了城里人的生活、事業、愛情，卻被以張克南母親為代表的城里人的揭發下，又回到了黃土地這么一個充滿悲劇的故事，引起讀者對其命運的同情，進而引起對毛主席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產生不滿。不管路遙自己主觀意愿如何，客觀上起了這么個作用。這也是其能在那個“轉折”時期獲獎的原因。
右翼們是非常樂于攻擊毛主席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制度的。在這里，我們且不說建國初期，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城鄉二元結構”為我國高積累實現工業化作出的貢獻。不說這種結構為我國改造山河，移山填海，興修了多少至今猶用于保障糧食豐收的水利工程。不說這種結構解決了建國以后迎來的一個人口激增時期的吃飯問題。也不說這種結構為當時社會穩定、清除匪患、特務等不安定因素所起的重大作用。只說說這“城鄉二元結構”實為中國農村的唯一出路。
開放戶籍限制，使人人可以憑自己的本事進城做城里人，看似更公平了。然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真正能“過得了海”的又有百分之幾的農民?今天，農民進城倒是進過了，不過那叫做“進城務工人員”，叫“農民工”。只是城里的一個過客，一只候鳥，還是要回到農村去的。進城務工，這其中又有多少的無奈與辛酸呢?老人不能贍養，小孩不能撫育，夫妻不能團聚……他們中有多少人心里不是想著，等賺夠了錢就回去呢?再說，要是人人都進了城，當了城里人，誰來種地呢?誰來生產糧食養活城里人?讓那些沒本事、進不了城的人當農民?這看似公平自由的“放開戶籍限制”，其結果卻變成了如今更加冷酷的不公平，不自由。
這還是其次，更嚴峻的是，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改變毛主席的路線，實行包產單干，這“歷史的轉折”卻轉出個“三農問題”來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右翼們抨擊毛主席時代窮，毛主席時代苦。那時剛剛建國，才從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列強欺凌掠奪、戰亂之苦中走出來。再加上蔣介石治國無能，統治中國二十年，不能生產一顆鐵釘(只有洋釘、洋鍬、洋火、洋油)，去“臺”前更是濫發金圓券，將全國財富、黃金洗劫一空，重要產業全部轉走，撂下個爛攤子給新中國。這能不窮嗎?既然窮，難道躺在那里，天上會掉餡餅嗎?只能去創造，去勞動，只能去興修水利，改造山河，只能去修建鐵路、公路、機場，只能去找礦采礦冶煉，只能去科學攻關，只能勒緊褲帶……更何況，大家別忘了我們近代“落后挨打”的教訓，工業不如人，科技不如人，武器不如人。發展重工業成為了當務之急，重中之重。農業為工業進行原始積累，人民為國家建設無償勞動出工出力。這當然是苦的，艱“苦”創業嘛。
可我覺得奇怪的是，在經過了毛主席時代的艱苦創業后，有了原子彈的保衛，有了打出來的國際和平環境，有了什么都能生產的完整工業體系，有了無數水庫水渠等水利工程，有人陸續建成投產的化工廠，有了已經取得技術突破的種業科技，經過了三十幾年的“春天”，怎么農民還是苦，農村還是窮，農業還是危險呢?右翼們不是說一包就靈解決了吃飯，怎么過了三十幾年反而越來越不行了呢?
我們還是回到小說本身來尋找答案吧!
小說的主人公高加林渴望擺脫黃土地，渴望進城當城里人。他可以說是進城農民的先驅了，雖然失敗了，但此后農民洗腳進城、“上樓”、“農轉非”的就多起來了，漸漸形成不可抑制的潮流。伴隨著這些年的房地產火爆，城鎮化呼聲越來越高，農村人口是越來發越少，到如今只剩下“9961部隊”(老人小孩)，農村日漸凋敝，衰敗，拋荒日趨嚴重，水利日益失修，除了到處大門緊鎖的寂靜的新樓外，農村再沒有一絲“生”意了。曾經的人喧馬嘶、熱火朝天、戰天斗地、改造山河，不見了蹤影。
高加林要走的“人生”之路，是一條背棄黃土地，拋棄農村的人生之路。這樣的人生之路，不可能是黃土地的出路，只會是黃土地上部分像高加林這樣有“本事”的人的出路。相反，如果全部的農民都是想著逃離農村，各自尋找出路，中國的農村和農業也就越是陷入絕路。
高加林的“出走”，還代表的是一批有知識有文化的農村精華的流失。農村什么都缺，缺技術，缺機械，但最缺的還是人，是人才。我們現在很多企業都宣稱，人才是他們公司最寶貴的財富。農村也是一樣。鼓動農民中的精華分子各憑本事，脫離農村，無疑是對農村發展的最大的打擊。
小說中寫高加林在生產隊勞動時，被安排同順德老漢、巧珍去縣城里裝糞回來肥田。這樣的事情，“轉折”之后是不會有的了。集體勞動可以有較高程度的分工合作，這是小農經濟所不能具備的優勢。特別是在使用機械化后，從事農田勞作所需的人員更少，一部分人可以組織起來從事加工、貿易、文化事業等別的產業，像現在的華西村、南街村那樣。而小農經濟的模式就捉襟見肘了，分到戶的一畝三分地早已不能讓一家人過上像樣的日子了，農民們只能選擇出門務工，成為城市農村兩地往返的候鳥，家鄉的土地也就拋荒了。于是衍生出了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三農問題”。
小說中寫村里那口飲水井，里面滿是穢物，象征著農村公共事務的廢置，無人過問。這么多年過去了，“轉折”的效果怎么樣呢?現在的農村變得更是一盤散沙，只掃自家門前雪，莫問他人瓦上霜。臟了的、廢了的又豈止是一口“井”呢?這樣的事，在當年是個別干部失職造成的問題;而在“轉折”后，這是由小農生產的單干、自私自利的心理全面存在的必然后果。
小說中的大隊書記高明樓，有自私、獨斷的官僚主義作風，馬占勝更是善于鉆營、拍馬(那時已經是“歷史的轉折”初期了)。這些都需要通過民主監督，群眾路線，進行暴露，批評教育，甚至批判斗爭。而“歷史的轉折”否定了“文革”，取消了“四大自由”，實行了“不爭論”。發展到今天，高明樓這樣的村書記不是變少了，而是更多了，只怕早已變成南霸天了吧!從這些年的打老虎拍蒼蠅也可以看出，馬占勝們早已坐到了國級省級的位置上了，各個部門到處都是馬占勝了。看這“歷史的轉折”給“轉”的!聽說當年路遙也當過造反派，不知他可否真懂得毛主席“文革”的偉大意義。
所以，“三農問題”，不是“轉折”未完成的問題，而是“轉折”本身邏輯產生的問題，這是由“轉折”的小農化、私有化的方向決定的。越是到“轉折”后期，這些問題就越明顯。李昌平先生看得很明白，所以他對進一步的土地私有化，持強烈的反對意見。堅持土地公有，還有改正錯誤的機會;土地私有化后，必將帶來一輪瘋狂的圈地運動與悲慘的失地狂潮。猶如當年蘇聯解體時，給每個國民發的價值一萬盧布的國有資產證券一樣，必會以極低的價格轉到少數人手里，成就他們寡頭地位的同時，把自己變成面對資方絕對弱勢的雇工。
小說就是小說，“高加林”的“人生”，不是黃土地的出路，不是中國農民、農村、農業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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