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誠然，文藝作為人類創造的特有審美形態，與生俱來就有著塑造人、影響人的功能。從歷史來看，軍事文藝始終與人民軍隊艱苦卓絕的戰斗歷程水乳交融，用一部部膾炙人口的經典之作高高扛起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的精神大旗，與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緊密相連，深刻影響著一代代官兵的理想信念和價值追求。
今天，在多元化的文化生態里，如何通過藝術再現人民軍隊的苦難輝煌，彰顯我們民族的精神脊梁?如何通過文藝的力量，讓我軍的優良傳統和精神基因在當代影響更多人?這些都構成了軍事文藝工作者應該思考的時代課題。近些年來，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把目光聚焦于紅軍長征、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等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其作品在全社會產生了廣泛影響。相信他的思考和感受能給讀者諸多啟示。
——編 者
一
在幾千年的歷史流變中，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遇到了無數艱難困苦，但我們都挺過來了、走過來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培育和發展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中華民族克服困難、生生不息提供了強大精神支柱。中華文化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使中華民族保持了堅定的民族自信和強大的修復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價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沒有先進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沒有民族力量的不斷增強，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為一名軍旅作家，在近40年的創作生涯中，我始終要求并力爭使自己的作品屬于我們這個國家以及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進文化。15年前，在動筆寫作長篇紀實文學《朝鮮戰爭》前，我不斷地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寫這部書?讀者為什么要讀這部書?帶著這些問題，我去見了當年志愿軍第38軍112師335團團長范天恩。1950年冬，在著名的松骨峰阻擊戰中，范天恩的團子彈耗盡，官兵用身體死死拖住美軍，直至雙方在美軍投下的燃燒彈中燒焦。近半個世紀過去了，年邁的范天恩回憶起殘酷的戰斗，只有一句話：“真正打起仗來，英雄是那些士兵。”士兵，戰爭中最普通、最重要、最大數量的人，他們成為我寫作《朝鮮戰爭》的唯一動因。那些在極其艱苦的戰爭條件下進行了舉世無雙地英勇作戰的志愿軍士兵，每一個人都那么年輕卻可以犧牲得驚天動地!今天生活在和平與幸福中的所有中國人應該記住：記住我們的民族有過如此優秀的兒女，記住我們的軍隊有過如此不屈的精神。他們與我們血脈相連，因為我們走在同一個民族的歷史里。正是緣于此，我在寫作《朝鮮戰爭》的過程中不斷想及：如果今天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面臨危機，年輕人是否能像當年的志愿軍官兵一樣奮不顧身、挺身而出?是否能像當年的志愿軍官兵一樣面對世界上最慘烈的戰斗英勇無畏獻身祖國?
二
長征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長征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留下的是：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志以及無與倫比的勇敢。這些都是可以創造人間奇跡的精神。物質和精神是認識生命過程中兩個互相依存但處于不同空間的要素。前者是須臾的，后者是永恒的;前者是脆弱的，后者是堅實的;前者是雜蕪的，后者是純粹的。支撐生命最可靠的力量不是物質而是精神——小到決定一個人人格的優劣，大到決定一個民族和國家文明的興衰。直到現在，我每次去長沙的時候，都要到小東門附近去看看，因為我知道一個英靈數十年來長久地守望在那里。在慘烈的湘江戰役中，負責在隊伍最后阻擊的紅34師在完成任務后陷入重圍，全師官兵大部分犧牲，師長陳樹湘負傷被俘。國民黨軍士兵奉命用擔架把這位紅軍師長抬到長沙城示眾。在崎嶇的田埂上，抬擔架的國民黨軍士兵突然踩到了什么東西，腳下一滑差點跌倒。原來陳師長把自己腹部的傷口撕開，把腸子掏出來扭斷了。寧死不低頭的紅軍師長陳樹湘那一年24歲。敵人把他的頭顱割下來，掛在長沙小東門的城墻上。陳師長是長沙人，參加過井岡山和贛南、閩西地區的游擊戰爭，他多病的母親和瘦弱的妻子就住在那顆頭顱前面那條名叫瓦屋的街上。紅軍師長陳樹湘用這種方式回到了他的親人身邊。我們的紅軍前輩們堅定的革命信念和為窮苦人爭取自由平等的夢想，是他們所渴望的生命歸宿，是他們對精神家園的固守和依歸，為今天某些在紛繁多變的生活中“魂無定所”的國人提供了最寶貴的精神樣本。長征是突破了國度、階級和政治界線的人類精神的豐碑。無論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的人，無論持有何種意識形態，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給予人類的精神財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滅的信念。這就是我之所以寫作《長征》的重要原由，作為中國人，我們應該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理由讀懂中國工農紅軍所進行的長征。
三
武器簡陋、兵力不足的軍隊，對抗擁有現代武器裝備的兵力龐大的軍隊;數量不多、面積有限的解放區，最終擴展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共和國。發生在1945——1949年的解放戰爭，是中國當代史上的重大事件。這一事件之所以重大，不僅僅是戰爭以巨大的規模載入歷史，更重要的是戰爭的結局決定了今日中國的社會形態和生活樣式。我用4年時間創作了上下卷的《解放戰爭》，這本書與其說在寫戰爭，不如說在寫政治。我在書中記述了數百萬支前民眾中一位普通的青年農民。這位青年農民推著小車，自帶干糧，風餐露宿，跋涉數百里地，雙腳已經磨爛，為的就是把兩發炮彈推上淮海戰場。到了我軍的炮兵陣地上，他坐在地上不走，說很想看看他送上來的炮彈如何發射出去。在這位青年農民心中，仿佛這兩發炮彈是否能打出去關乎到窮人能不能翻身的問題。這不是玩笑話，這就是民心所向。從這個意義上講，弄不清楚“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忘記了人民，甚至侵害或背叛人民的利益，就不是共產黨，就會面臨被拋棄、被擊垮的危險。毋庸諱言，近年來，對于當代中國革命戰爭史，出現了多種解讀方式，我的寫作只是其中的一種聲音，我很愿意發出自己的聲音。僅就《解放戰爭》而言，我的認知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人民必須作出選擇，而我們的先輩們不但迅速選擇了，并且將這種選擇付諸于行動，從而推動了中國歷史的進程。人民的選擇是決定共產黨人所領導的解放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為在這場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戰爭中，最動人心魄的是戰爭參與者精神世界的激蕩。那些為了一個嶄新的中國而流血犧牲的官兵，他們絕大多數是貧苦農家子弟，為了獲得夢想中渴望的生活前景，他們在戰火里逐漸成長為激情似火的理想主義者，成長為可以為國家命運的改變而獻出生命的人。這種人生升華的過程，是一個國家人民精神生活最動人心魄的情景。
如同一個人需要知道他的家譜一樣，一個國家和民族須有一部代代相傳的可以依循的精神圖譜。我崇尚文以載道的文學精神。文學不但是審美意識形態，也是社會意識形態，肩負著滋養人類心靈、托舉社會道德、鑄造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古往今來，凡是有價值的文學作品，凡是流傳長久成為經典的文學作品，無一不是作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所致，無一不是“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家國情懷。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軍旅文學藝術工作者的第一身份是軍人，我們所從事的事業是我們履行軍人職責的一部分。因此，只要穿著軍裝，想的和做的，只能是完成一名軍人應該承擔的時代任務，將自己的人生理想與人民的事業、軍隊的文化建設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覺地承擔起先進文化排頭兵的職責與使命。我將以更加飽滿的創作激情和寫作精神，完成我的中國革命戰爭史系列的最后一部長篇紀實文學《抗日戰爭》。我將以全景式的宏大敘事，為當代中國讀者書寫這樣一種精神：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飽受屈辱，但這個民族從來沒有向任何入侵者低下頭顱。大風起兮，壯士出征，英雄的鮮血浸染了田疇曠野，不死的英靈守望著江河山川。抗日戰爭史將用中華民族的勝利書寫出中國精神和中國力量，只要這種精神和力量代代相傳，就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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