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事文學批評的時間并不長，但是文學批評如今卻成為了我與世界相聯系的一種重要方式，我時常問自己：我為什么要從事文學批評，我是怎么做文學批評的?通過文學批評，我最終想要達到什么樣的目的或效果?
對于我們這一代從事文學批評的人來說，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我們為什么要做文學批評?從事文學批評是一件艱辛的工作，也是一件寂寞的工作。在文學如此不景氣的社會環境中，文學批評還有什么必要?與文學創作相比，文學批評缺乏吸引人的生動故事與鮮明形象;而與文學理論、文學史研究相比，文學批評則缺乏在學院體制中的重要性。可以說在文學的整個環節中，文學批評處于一種頗為尷尬的處境。但是文學批評又是重要的，是文學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從小的方面來說，文學批評要對具體的文學作品做出判斷，要判斷一部作品的優劣，要對其好處與壞處做出深入、細致、專業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起一整套文學評價的體系與標準，如果沒有這樣一套評價體系，整個文學界將會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可以將一部很差的作品說得天花亂墜，也可以將一部藝術性很高的作品淹沒，無法認識其真正的價值。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文學批評維護了一種正常的文學秩序，為文學作品的優勝劣汰提供了一套評價機制。從大的方面來說，文學批評還要關注文藝界的新現象、新因素與新思潮，在文藝界的最前沿創造與引導新的文藝思潮。
在從事文學批評之前，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讀博士研究生，在漫長的學習生涯中，我涉獵了不少西方文學理論，也積累了不少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知識，自己也嘗試過文學創作，但當時的一個缺陷是，對199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學缺乏了解，也缺乏興趣，我不知道中國文學的現狀是怎樣的，我們怎樣做才能使中國文學朝好的方向發展，或者說我們怎樣才能在現實的基礎上創造理想的中國文學?這樣，當時的理論學習便只是單純的學習，文學史研究也只是單純的史學研究，沒有與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文學結合起來，很多研究便缺乏問題意識與方向感，是一種“無的放矢”。
介入文學現場只是一個開始，在這樣一個文學場域，需要你去發現新的問題，并做出自己的系統性解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個時候，僅僅依靠文學理論或文學史知識是不夠的，我們需要融入個人的生命體驗，需要融入情感、血淚與歡笑，需要融入對這個世界的觀察與思考，當然這些體驗與思考并不是系統性的，但是當我們開始具有“自覺”的意識，我們便會發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共同的感受，并不是所有的文學都有共通的“美”，我們應該尋找到一種方式表達自己的經驗與情感，應該創造出一種我們自己的美學。文學是這樣，文學批評也是這樣。這是一個發現世界的過程，也是一個發現自我的過程，也是一個創造“美”的過程。
2005年以來，圍繞曹征路的《那兒》及其他作品展開的“底層文學”討論便是如此，在這一討論中，不少人對“底層文學”持有強烈的批評意見，而我是“底層文學”的倡導者與推動者之一，正是這些批評讓我意識到了我與“他們”的不同，這一不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身份與自我意識上，我來自于社會底層，并與之保持著血肉般的聯系，與其他評論家強烈的“精英意識”有著鮮明的不同;二是在知識上，我汲取了“新左派”的重要思想資源，對1980年代以來的新啟蒙主義、新自由主義有所超越，形成了自己觀察世界與文學的獨特視角。正是在這些基礎上，我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從理論與歷史等方面為“底層文學”辯護，并探討其健康發展的道路。在“底層文學”的討論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當曹征路、陳應松、劉繼明、王祥夫、劉慶邦、胡學文、羅偉章等作家已經創作出了不少優秀作品之時，卻并未在文學界得到足夠的認可，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則在于他們的作品不符合主流的“美學”，但在我看來，在他們的作品(也包括一些“打工文學”)中，恰恰蘊含著另一種美學或美學的萌芽，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飛速發展與劇烈變化的時代，文學批評應該站在文藝發展的最前沿，不斷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并做出自己的判斷，創造并引導新的文藝思潮，這對批評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他不僅應該具有對文學作品的藝術敏感，而且應該敏感于整個文學界的發展與變化，并在這些變化中捕捉到新的經驗與新的美學因素，從而抓住最具時代精神癥候的變化，而這正是文學發展的動力之所在。對于一個批評家來說，真正具有創造性的工作，不在于以一套固定的文學評價標準去評判所有的作品，而在于在時代的變遷中把握住美學上的新因素——這種新因素在挑戰著舊有的文學評價體系，也是正在形成的新的美學體系的萌芽，我們應該捕捉這些具有生長性的因素，并在與自己舊有知識的碰撞中形成獨具特色的新視角。
2006年以來，我撰寫了以“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為主題的一系列文章，這些文章所針對的問題主要是，五四以來尤其是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是在以西方文學為參照發展起來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何重建中國文學的主體性?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很多中國文學的作品中，我們看不到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世界，文學當然可以表現人類共同的經驗與情感——那些生老病死、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但我認為如果某種經驗與情感要表達得深刻、細膩與微妙，必然是與腳下的大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我所不滿的是這樣一種狀況，20世紀尤其是最近30年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與內心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國經驗是那么豐富復雜，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與表達，而來自西方文學的某些觀念性的東西(如恐懼、暴力、性等)，卻吸引了不少作家的注意，成為了他們寫作的主題。在這樣的狀況下，要不要講述中國故事，如何講述中國故事，便成為了我所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在賈平凹、王安憶、王祥夫、郭文斌、付秀瑩等作家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嘗試借鑒傳統中國小說的形式講述中國故事，他們在傳統中國文學中發現了巨大的寶庫，不再借鑒西方的文學資源，而開始借鑒中國的文學資源，這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一次巨大轉向。但是在我看來，文學資源的借鑒只是初步的工作，借鑒《紅樓夢》與借鑒《百年孤獨》并無本質的不同，我們需要的不是“現代版的《紅樓夢》”或“中國版的《百年孤獨》”，我們需要的是能夠表達出當代中國人經驗與情感的著作，而這則對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們需要將借鑒轉為創造，創造出一種新的形式以表達當代中國人的經驗與情感——一種既不同于傳統中國人，也不同于現代西方人的經驗與情感。
在對這一問題的持續思考過程中，我逐漸提出了自己的系統看法，也在與思想界民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的切磋中明確了個人的想法。一方面，相對于“文化保守主義”，我更注重當代文化的創造性，主張不歸于“舊”而成于“新”，我們可以借鑒傳統的文化資源，但不必以傳統文化為旨歸，我們應該在現代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基礎上，創造出一種“新文化”;另一方面，中國的“民族主義”雖然有其內在的合理性，但在民族復興的語境中，我們需要警惕“中華帝國心態”與“擴張的民族主義”，需要反思民族主義內部隱藏的階級壓迫結構，我所主張的是與“底層”聯系在一起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關于70后作家的研究，也是我文學批評的一個重點，這是因為同樣作為一個“70后”，我與他們有著相似的人生經歷，而且70后作家處于文學格局的巨大轉折之中，他們與50后、60后作家所處的“文學場”不同，也與80后作家所處的市場化環境不同，處于一種“夾縫”之中。在對70后作家的研究中，除了對張楚、阿乙、石一楓、吳君、喬葉、肖勤等具體作家的評論與訪談，我還從整體上分析了他們的處境與所面臨的問題。我認為，“70后”、“80后”等概念的產生，便是一種具有癥候性的文學事件，這既是“去政治化”的產物，也是“文學革命終結”的表征，我們可以看到，在1990年代初“70后作家”的概念產生之前，作家很少被以年齡為標志劃分類別，在此之前，正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尋根文學”、“先鋒文學”等命名所顯示的，作家更多地以題材及其所處的文藝思潮被命名，當然在這一命名方式中也會存在年齡因素，但相對于文藝思潮來說，年齡的因素并不占據主導的地位，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汪曾祺可以和莫言、韓少功等一起被稱為“尋根作家”，為什么馬原可以和蘇童、余華等一起被稱為“先鋒作家”。所以，“70后作家”這一看似“自然”的命名，其實質在于以年齡的因素取代了文藝思潮的因素，隨著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種“穩定”的文學秩序便取代了一種可以在思想藝術層面進行交流、交融、交鋒的文學場域。
但是另一方面，“70后”的命名也有內在的合理性，因為這些作家與1950、60年代出生的作家相比，無論生活經驗還是審美經驗都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認識世界的方式，他們的成長經驗與背景，他們的美學趣味與偏好，都有不同于前人的獨特之處，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如何發現這些生活與美學中的新經驗、新因素，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探索，從而創造出新的美學，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我認為70后作家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如何處理作品與個人體驗關系，如何歷史地理解“現實”，以及藝術賦型的能力問題，這些問題制約著他們創作所可能達到的深度與廣度。對于70后作家的關注，也是對我自身所處語境的關注，因為我們共同面臨著文學的巨大轉型。在我看來，最為重要是將我們的處境“對象化”與“問題化”，現在我們文學的處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從來如此”的，我們只有將之納入歷史的脈絡中，納入理論的觀照中，才能發現“文學”所存在的問題，也才能發現真正的生長點在哪里。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批評應該具有歷史的視野與理論的眼光，僅僅依靠個人的“天才”與“靈感”，難以對當前復雜的文學狀況做出整體把握與細致分析。
文學批評并不僅僅是關于文學作品的評論，文學批評還需要關注文學所置身的整個環境，文學在社會與文化領域中位置的變化，文學的生產—傳播—接受過程，文學體制與文學整體格局的變化，文學與時代、政治、經濟的關系，文學與社會學、思想史、文化研究的關系，等等，這樣的觀察方式讓我們不再從一個孤立的視角看待文學，而將文學視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我們可以在不同層次上把握“文學”及其內在變化。當然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注重文學自身的特殊性，文學具有特殊的內部規律，我們應該將內部規律與外部規律結合起來，以一種更具綜合性的視角來觀察文學。在這方面，我也撰寫了一些文章，試圖勾勒出當代文學格局的變化，并分析其未來的發展趨向。在我看來，我們的文學正在經歷的轉折，不僅是新時期以來的最大轉折，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大轉折，甚至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最大轉折，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式去把握“文學”，在一種更加開闊的視野中去把握當下的文學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文學批評對于我來說，不僅僅是一項文學工作，也是觀察與思考世界的一種方式。在我們這個時代，中國與世界都在發生最為深刻的變化，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一個新的世界圖景，正在展現在我們面前，這個中國是陌生的，這個世界也是陌生的，甚至連我們自身也是陌生的，我們還需要時間去重新認識自我與文學，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但無疑我們已經走到了一個巨大的轉折點上。在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轉變的精神癥候，而且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在最為優秀的藝術品中，隱藏著一個時代的精神密碼或“集體無意識”，它們超越了簡單的故事層面，直抵我們心靈的最深處，將我們難以表述的經驗與情感以創造性的方式表達出來，通過對這樣的作品的研究，我們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們自己，也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中國與世界。
我想通過以上的簡單介紹，大體可以了解，我最終想以文學批評想要達到目的，一是發現并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獨特的美學，二是探究人類靈魂的秘密，三是追尋正義的事業。需要說明的是，這三者是緊密相連的一個整體，可以說，正義的事業是建立在對人類靈魂探究的基礎之上的，如果我們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類的靈魂，也就不能更堅定地追尋正義的事業，而“美學”則是我們在探究與追尋的過程中所創造的表現形式。另外一點，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并不是在孤立地探究人類靈魂的秘密，也不是在靜止的狀態中追尋正義的事業，我們是在一種動態的過程中，是在時代的發展之中去探究與追尋，我們探究的是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的心靈秘密，但是優秀的作品能夠超越時代與國別的限制，從狹窄走向開闊，從“自我”走向世界，從具體的時空走向永恒。“美學”如此，正義也是如此。以上當然只是我的一些設想，自己也遠未達到，但是作為一個遠景目標，“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我希望在今后的寫作中能夠去逐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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