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Elizabeth J . Perry)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國學專家，現任哈佛大學政治學系羅索夫斯基講座教授，1999年起兼任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一書。[1]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研究所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教授稱"這本重要著作不失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補空白之作。該書吸收了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問世的豐富的資料與研究成果，而它們在西方史學界尚未被系統地利用吸收。"[2]對于該書，國外學術界反響熱烈，僅我見到的英文書評就有11篇之多。然而在中國，人們對裴著的了解還不多。因此，有必要對該書的研究方法和重要論點予以述評。
一、《上海罷工》一書梗概
裴宜理對上海工人運動發生興趣，源于她對近代中國的民眾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間相互關系的長期關注。當中國學者習慣于用階級斗一爭觀點來研究民眾反抗問題時，裴宜理則另辟蹊徑。
她的成名作是1980年出版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一1945》[3]，她認為，傳統形式的農民叛亂的發生，親緣與地緣關系比階級關系更為重要。當她將研究重點從農民叛亂問題轉向工人運動時，她發現，在近代上海發生的反抗斗爭中，與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系-祖籍、性別、文化與技術程度等因素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不那么突出。當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的深刻影響，這兩個政黨不同的社會基礎也深深地刻畫出了各自政權的特性。《上海罷工》從社會史角度入手、多種學科研究方法并重揭示了近代中國政治演變這一重大主題。
《上海罷工》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地緣政治，1839 -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與文化上的源流，認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貫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第二部分"黨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紀20 -40年代上海工人運動的基本狀況，指出外來的組織者為達到其目的不得不接受工人中的傳統組織形態和觀念，即使是與組織者思想信仰相抵觸的東西，有些共產黨人即以加入封建幫會的方式組織工人運動。第三部分"產業政治"，對煙草、紡織和運輸三大行業做了詳盡的個案研究，揭示出不同行業的工人在不同時期對當時政治形勢的反應。
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政治變革，從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產黨人的勝利，所有這些變革都曾受到工人運動的極大影響，正如毛澤東所說:"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4]上海是近代中國的產業中心,工人運動的顯著作用是其他地方難以比擬的,它的周期性高漲每每預示著國家政治的根本轉變。
該書為人們展示了一幅近代中國工人豐富多彩的畫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資料的利用:工人訪談錄、工廠與政府檔案、警方報告、干部回憶錄,有些是迄今尚未公開的資料。在作者利用的資料中,有上千件老工人的訪談錄。它們采訪于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由于處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中,采訪的目的在于揭示中共領導革命的階級基礎,這些資料通過工人對自己生活和經歷的描述,為人們深入了解上海普通勞動者的生活、工作和反抗斗爭的狀況提供了條件。裴宜理從中發現,在一些相同事件上,工人口述與官方記述存在差異,這些差異引發了作者極大的研究興趣。她通過解讀這些資料,探索歷史的真相,提出不少與通行工人運動史論著迥異的見解。
二、《上海罷工》的核心觀點:"不同的工人從事不同的政治"
《上海罷工》一書有一統領全書的觀點:"不同的工人從事不同的政治"(英文版第239頁)[5],這一核心觀點滲透在作者對上海工人的生活、觀念和斗爭的多層面分析之中。是黨史附庸還是獨立的工運史。以往針對中國工人運動的研究都將其視為黨史的一部分,其著重點在于詮釋共產黨或國民黨的政策及其在工人運動中的實踐,而沒有從工人自身的行動與動機方面進行深入的分析[6],因而形成中國工人運動直到1921年中共成立時才開始,或者至多是始于1919年的五四運動的認識,認為中國工人運動始于知識分子受俄國革命的影響而在工人中開展的動員組織工作(第5頁) 。西方學者以謝諾(J. Chesneaux)為代表,有類似的傾向。[7]另一方面,臺灣學者如馬超俊等則把工人運動史納入國民黨黨史范圍。[8]因此,共產黨或國民黨成立以前的工人運動史或自發的工人斗爭就成了空白,即使述及,也是一種簡單的鋪墊;工人運動史以本黨為主體,有意無意忽略(有時是否定)對手及其他政治勢力的作用。裴宜理以工人的自身訴求為研究中心,對他們與各種政治勢力之間的關系以及工人運動與中國近代政治變遷的關系做了獨到而深刻的分析。她認為,上海工人運動的起點與中國近代史是同步的,這一觀點避免了將工人運動史歸屬或等同于黨史的尷尬。
美國學者韓起瀾(Emily Honig)和賀蕭(Gail Hershatter)的有關研究，強調中國工人的分裂特征[9]，裴宜理受此啟發，在書中著重探討了中國工人的分裂狀況，并以此反駁那種用鐵板一塊的工人階級意識來解釋工人運動興起的觀點[10]。與上述兩位美國學者的觀點不同的是，她特別強調工人階級與其行動主義之間的正面聯系，即從分裂中產生團結的可能性。上海工人中的分裂現象，表現在來自相同地區的移民和相同行業中的同性(男人或女人)，形成各種各樣的幫口、行會，由此構成了集體行動的潛在基礎。這些幫口、行會并非革命的障礙，相反成為產生工人行動主義的搖籃，進而形成系統而長久的團結。
裴宜理認為，工人階級行動步調一致的能量，不單是資本主義改造的結果，也是前資本主義遺留的產物。毛澤東在描述中國革命時提到了這種反向關系，即"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比喻非常貼切，不僅適用于毛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近乎諷刺地)適用于資本主義革命。與其說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在形成時失去了其鄉村遺產，還不如說資本主義是在農村包圍中形成的(第11 -12頁)。這一看法為裴宜理研究上海工人的農村文化遺產打下了基礎，同時也使她的獨特的工人史觀有了依據。
是分裂還是團結。裴宜理辯證地認為，分裂可以產生團結。從原籍(根據性別)招募工人到城里從事同類工作，能夠在不同的移民群體中培養強烈的團結精神。以往的政治家、學者也曾指出工人的團結在引人注目的上海工人騷動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們看來,這種團結通常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而同鄉忠誠[11]、行會、幫會因素則是阻礙工人階級團結的封建包袱。上海工人只是在外來力量的領導下,才能甩掉包袱,克服分裂,使一個"現代"工人運動的出現成為可能(第28─29頁) 。[12]裴宜理則認為,籍貫不同自然會加劇工人內部的競爭,低估此種狹隘地域關系組織能量的看法是不可取的。鄉誼雖然存在分裂的傾向,然而與其說它抑制了工人的戰斗性,不如說它是引導工人走向行動主義的橋梁 (第39頁) 。同鄉身份促進了不同行業間工人們的聯系,但它并不必然包含對同鄉的認同(工人有時會發動針對同籍業主的罷工 ---劉平按),或是必然與行業利益、階級利益相沖突。同鄉網絡作為跨行業聯系的紐帶,不是削弱、而是壯大了罷工的隊伍(第45頁) 。
工人技術程度與反抗的關系。一般說來,貧窮和被壓迫是工人罷工的原動力,裴宜理則認為,罷工的頻率、成功率與工人的技術水平有關,技術程度不但決定了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也決定了他們罷工成功的概率。
為了說明這一點,她分析了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工人的家庭收入問題。1930年的調查表明,在紗廠集中的楊樹浦,在100名工廠工人家庭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 % ,妻子占6 % ,兒子占43 % ,女兒占9 % ,女婿占6 % ,其他收入占10 %。相反,在對商務印書館100名印刷工人的調查中發現,在這些技術工人家庭里,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97 %。同樣,對另一個收入頗豐的技術職業郵政工人的調查發現,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將近90 %。[13]由此可見,企業對技術工人的任何壓迫(如削減工資)都會給他的全家帶來威脅,而他們一旦罷工,由于其技術地位很難被取代,資本家往往屈服;相反,一個非技術工人的收入遭到克扣,還有其他家庭成員的收入支持;即使他們行動起來,由于城市勞動力的后備資源十分充足,資本家也往往采取解雇工人之類的強硬措施。工人階級意識的缺乏以及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工人之間的鴻溝,并不能阻止工人戰斗性的形成,而由不同成分組成的工人的相對集中,為行動主義打下了堅實基礎(第50頁) 。
愛國主義與工人反抗的關系。裴宜理也認為民族壓迫是工人罷工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她認為,在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的愛國斗爭中,紡織廠女工的廣泛參與,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發泄長期遭受日本和英國監工欺壓的積怨。然而,不要把這些反抗僅僅視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還要探尋其更為世俗的結構性因素。當洋人充當工頭、監工時,工人們不再擁有原來那種與同籍包工頭 ─把頭之間的關系,他們可以更自由地要求撤換工頭,這一招對洋人經理起了作用。五卅運動后,他們越來越傾向于使用包身工制度,幫會把頭在其中起著招收和監視其同鄉工人的作用[14],同時他們也確實經常教唆其屬下發動罷工(第67頁) 。這一觀點顯然打破了我們完全將幫會、把頭視為洋人、資本家走狗的成見。當然,我們要指出的是,監工、把頭仍屬于國內外資本家陣營中人,他們利用同鄉、同業尤其是幫會關系發動罷工,主要是從其自身經濟利益出發的。
不同政治勢力與上海工人運動的關系。在該書第二部分"黨派政治"中,裴宜理指出,領導組織工人運動并非共產黨一家之事,國民黨、幫會以及日偽等勢力都在極力爭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然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邏輯和國民黨的工業化夢想都很難符合上海工人的實際。工人的苦難削弱了勞資合作的可能性,但頻繁的斗爭也不表明他們具有一致的階級覺悟。各個工人群體相互間存在著深深的裂痕,國共兩黨都利用了其中的一些群體 (第67─68頁) 。
哪些工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哪些工人傾向國民黨政權?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來者介入、并抵制其政治圖謀呢?人們可能猜測,共產黨人在大工廠收入低微的非技術性工人中能站穩腳跟。畢竟這些工人與無產者的定義最接近,理所當然是共產黨人動員的對象。國民黨人則被認為有可能在贊成勞資合作、反對中共領導的激進的工人運動的白領工人中發展勢力。至于獨立的工人運動的社會基礎,人們自然會把目光投向工匠,因為他們有能力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進行動,這些情況全世界都不例外(第68頁) 。對上海工人歷史的初步調查為這些猜測提供了某些佐證。中共領導的五卅運動就是在典型的無產者行業紡織廠開始的(參見第四章),國民黨控制工人的一個基地是白領的上海市郵政局,有幾位國民黨兼青幫領導人如朱學范即從組織該局工人起家(參見第五章) 。獨立的工人運動確實存在于墨業工人中,他們在二三十年代的罷工顯然游離于政黨領導之外(第68頁) 。[15]
但裴宜理發現,上述猜測模式難以成立。黨的干部們的思想和策略不一定能導致完美的結局(第68頁) 。為了說明這一點,裴宜理從一些重大事件入手,對各黨派與不同層次工人的關系加以清理。她認為,五卅運動并不是中共單方面取得的完全勝利,將它歸為一個結構松散而脆弱的聯盟的產物可能更為貼切。在一定程度上,共產黨人可以和幫會及其他有勢力的代理人一起發動工人階級,發起一場強有力的、具有深遠政治影響的抗議運動。這種聯合使他們在五卅運動中得益非淺,在后來的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中也再次發揮作用。第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之前,幫會向中共支持的工會提供資金,為釋放被關押的工人奔走活動,傳遞軍閥當局行動的消息,為在租界外面活動的中共干部提供保護(第86頁) 。[16]但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也確實存在,就像1927年"四·一二"政變所暴露出來的那樣(第84頁) 。
裴宜理進一步指出,共產黨人只有通過艱苦的工作 --往往要取得他們不喜歡的中間人的同意 --才能將工人斗爭力量納入到自己的軌道上來。盡管可以用階級斗爭的言辭來做鼓動工作,但是要將工人組織起來,就少不了封建組織的協助。雖然行會之類的組織在共產黨的工作中提供了起初最為可靠的幫助,但是要大規模地發動工人,有時還必須依靠國民黨和幫會的合作。1925-1927年間,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動,但每一步勝利都有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參與。這種聯合潛伏著巨大的危險,以至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不過數星期,悲劇便出現了(第87頁) 。以往我們只關注幫會協助國民黨發動災難性的"四·一二"政變,卻忽視了此前共產黨與幫會的關系,裴宜理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被人們忽略的大革命失敗的背景。
幫會大亨在上海工人運動中的作用。關于工人運動與幫會的關系,國內的學者已有涉及[17],這些研究主要從共產黨干部開展工人運動的策略上加以探討,在涉及幫會時,往往視之為反動政府的統治基礎。裴宜理則指出,工人中不僅普遍具有幫會成分(當然其多寡視不同行業而定),幫會頭目還在相當程度上控制著工運領導權,突出的如杜月笙,但杜發動工潮的動機不同。在有些情況下,像1927年的英美煙廠罷工,杜的動機正好與國民政府的愿望相吻合。在另一些情況下,比如1932年的郵局罷工,抗議矛頭直指政府部門。由于青幫是工人的主要組織者,國民黨政府實際上給自己的統治制造了一個有力的對手(第100頁),其結果與眼下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不得不同地方強人合作的情形頗為相似。喬爾·米格代爾(Joel Migdal)寫道:"自相矛盾的是,當強人開始依賴國家力量來維持其社會控制時,國家領導人也不得不依賴強人 --他們手里握有一批在一定程度上敵視政府統治和國家法律的人。"①[18]政府、黨派、幫會、資本家、工人和洋人相互之間的關系令人目眩,而且他們的內部都是派系林立,如此復雜的線條勾勒出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政治的復雜圖景,而幫會是研究者深感棘手而不能不予關注的一環。
裴宜理在第三部分"產業政治"中的個案研究(煙草業、紡織業和運輸業)富有特色,正好對上述關系做了具體解釋。
裴氏對地緣政治(被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分割開來)和黨派政治(限于國共兩黨的對立) 的精彩論證為產業政治(區分為技術工人和比較缺乏技術的工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礎。眾所周知,產業政治既與民間文化(或地緣) 、又和政治忠誠(或黨派) 有著密切的聯系(第133頁) 。
在中國,沒有哪家公司比英美煙公司更容易發生罷工了。在1918─1940年的23年間,該公司在上海的工廠共發生56起罷工。裴宜理發現,該公司罷工次數如此之多,既不是因為其規模,因為其工人數量不及罷工次數位居第二的日本內外棉公司一半,也不是因為它是外資公司,而是與其經濟上的成功有關。不管戰爭影響和政治混亂的狀況如何,該公司的生產數據深刻揭示了其發展和恢復的能力(第136頁) 。
共產黨、幫會在爭取工人領導權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爭取工人及發動罷工的時候),既斗爭,又聯合,這種情況在英美煙公司充分地表現出來。共產黨人成功地組織工會的方式,促使幫會頭目組織起協進會一類的團體。這種平行策略持續長達20多年,雙方互相取長補短,在處理上海工人事務中越來越高明。但從英美煙公司的情況來看,無論是共產黨方面還是幫會方面,同樣的策略在工人中的反應和效果也不盡相同。共產黨人最成功地開展工作的對象是來自江南的熟練技工,而青幫頭目集中力量于比較缺乏技術的卷煙工身上。后者的工作相對沒有保障,所以不大愿意向現狀發起挑戰。就像一位卷煙工人回憶的那樣:"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吶喊的覺悟。"[19]當然,盡管半技術性工人和非技術性工人不可能自行發動一場政治性抗議,但在任何大規模工人運動中,他們都是基本的參加者。
毫不奇怪,中國的工運史學者十分關注英美煙公司的工人,把他們稱為模范的無產階級戰士。為了解釋這個跨國公司工人突出的斗爭水平,中國學者特別強調其外資企業屬性,認為帝國主義的剝削激起了工人的愛國熱情和激烈反抗。西方學者也有類似的看法,如高家龍(Sherman Cochran)認為:"卷煙業工人投身于 經濟民族主義,在罷工中的反映,就是英美煙公司比南洋公司更容易發生罷工,盡管前者的工資要高,比起西方公司也不算低。"[20]
但裴宜理認為,英美煙公司的高工資實際上恰恰是引發罷工斗爭的導火線(而非外資屬性) 。高工資反映了企業的繁榮,一般都與更高的罷工頻率聯系在一起。1925年,在兩大煙草公司競爭的高峰時期,在華英美煙公司的實收資本高達9938. 5萬美元,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只有491. 6萬美元。這些數字表明,英美煙公司比它的中國對手富得多。它們各自的罷工比率(1918年至1940年間,英美公司發生了56次,南洋公司發生了8次) 有不協調之處。公司的繁榮程度比起外資企業性質更能說明這種不協調。而且,工人訪談錄中從未提到民族主義是英美煙公司絕大多數罷工的促動因素。對利潤分配不公的怨恨比起外資的屬性來說要重要得多。只是在"五四""、五卅"和解放戰爭時期高度政治化的罷工浪潮中,民族主義在工人動員中才發揮了主要作用(第163頁) 。不僅如此,裴宜理還指出,英美煙公司的案例并不主要是一部愛國的、革命的工人階級為其自身利益在斗爭中聯合起來的歷史。相反,它是一部幫會、政府以及共產黨人通過種種途徑相互競爭的歷史,更重要的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復雜性的歷史。英美煙公司的工人雖然有時會采取聯合行動,但他們本身卻被技術程度、性別和地緣祖籍等因素區別開來。這種區別使得工人運動復雜化,有些參加者成了中共革命運動的熱情擁護者,有些追隨國民黨及其青幫盟友,有些則自行其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情況也是這樣。
同樣地,裴宜理對絲織業的研究也表明,其罷工起因完全不是出于對洋人的憤怒,關鍵變數在于該行業自身的發展。通過對非技術性的繅絲工人、小工廠里傳統型織工和大工廠里都市化的織工的歸納研究,裴宜理致力于闡明紡織業中一個單一部門的勞動狀況和反抗形式。繅絲工人由于與鄉村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廠里受到拿摩溫的嚴格控制,所以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很少舉行持久的政治性罷工。對織工來說,他們的生產技術使自己擁有比較穩固的都市職業以及發起范圍和影響都比較大的抗議,外來組織者更有可能在他們中間開展政治行動。但即便是在織工中,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在美亞綢廠等大企業里,年紀較輕、受過較好教育的工人傾向于更為激進的政治方式。這些織工后來成為支持上海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重要力量 (第212─213頁) 。
在對絲織工人不同群體的政治傾向進行分析后,裴宜理發現,并非性別、地緣或職業等因素導致了特定的政治分野,而是這些因素與特殊的社會關系結合(如姊妹結拜、兄弟結拜、互助會、行會、幫會等),這些關系又與共產黨、國民黨和獨立的運動交相發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顯露出來。正因為如此,雖然其內部常常充滿沖突,階級內部的分裂并沒有使上海工人陷于無所作為,相反,他們能很好地組織起來,發起富有特色的斗爭 (第214─215頁) 。政治動員、經濟因素或其他,孰輕孰重,必須具體分析,把工人運動的發生一攬子歸于共產黨的旗幟之下的觀點未免片面。
裴宜理選擇了電車工人、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來開展運輸業罷工情況的研究,其中以法商電車公司為重點。與紡織業和煙草業的情況不同,法電缺少"無產者"的工人力量,由于基本沒有女性,所以也不存在性別差異。在20世紀的頭20年,他們所進行的只不過是自發的斗爭。可是在20─40年代,法電的技術工人和半技術工人在共產黨和青幫的影響下變得特別活躍。就像在其他企業一樣,這些外來政治勢力是否能在此站穩腳跟,要根據工人中原本存在的界限而定。裴宜理發現,法電工人更普遍的行動方式決定于工人的技術水平和地緣關系。共產黨人只有在和幫會首領達成妥協時,才能在內部充滿矛盾的工人中贏得支持(第226頁) 。
與電車工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力車夫。人力車夫中孤立而分散的罷工在民國后期仍不斷爆發,但依然沒有什么大的起色。由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工運領導者對這個松散的階層都不抱什么希望,人力車夫也就無法尋求政治靠山來改善其境遇(第232頁) 。車夫們雖然是被壓迫者的縮影,但同時也是落后社會的產物(他們的騷亂有時是針對新事物的,如電車、市政建設),加上他們的活動完全是分散型的,裴宜理認為國共兩黨對他們都不感興趣。
三、《上海罷工》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
國內有學者評論道:"裴宜理教授是有淵博歷史知識的中國學家,其出于特有視角對中國問題的觀察,得出的見解常有國人難以自覺處,因而頗有使人警醒之效。"[21]《上海罷工》是裴宜理繼其《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一書之后的又一代表作,下面主要結合其結論部分的新穎觀點予以分析。《上海罷工》的結論部分有以下內容:中國內部的比較、工匠和歐洲工人運動、半技術性工人和美國工人運動、非技術性工人 ─農民與工人運動、無產階級罷工的意義、中國工人運動的遺產。從中可以看出,裴宜理廣泛吸收了歐美工人問題研究的成果,并將其與中國工人運動加以比較研究。
作者的研究顯示,上海工人依照籍貫、性別、技術熟練程度形成不同群體的情況,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大致不二。然而中國工人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無產階級,而是形成種種分裂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組織。上海工人因地緣、性別和技術水平而形成的獨立組織產生了系統而持久的團結,這有助于他們采取一致的行動。因此,作者認為,分裂實際上是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力量。
通過對中國內部的比較,裴宜理發現,雖然與現代機器業聯系在一起,工廠技術工人幾乎與來自鄉村的非技術工人同伴一樣,仍然生活在一個封建的環境里。并不是現代性而是其技術特權地位給了工廠工匠先鋒隊的角色。工廠興旺和技術地位,加上公共組織及其發揮的作用,使工匠具備了進行激烈反抗的條件 (第241頁) 。而且,作為工人階級內部的一個特權階層,他們常常把自己視為整個工人階級的代言人。在他們的腦子里,"工匠覺悟"與"階級覺悟"這兩個概念并不必然是矛盾的,所謂"工匠覺悟",就是某個特定技術群體對集體利益的認識;所謂"階級覺悟",就是人們對自己及工人階級其他階層的共同利益的認識(第243頁) .[22]以往我們對非技術性工人--無產者有著天生的好感,裴宜理的這一看法似乎讓人們對這種好感產生了懷疑,她的研究揭示了工匠 ─技術工人在工人運動中的特殊作用。
我們在研究工運問題時,往往從宏觀上看問題,比如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的關系,而且都是以重大政治事件為線索來闡述的。裴宜理則深入到工人隊伍的內部。她認為,近代中國工人政治的動力大部分可以從曾經是獨立的工匠的激進主義和資方養成工的保守主義之間內在的緊張關系中追溯根源。共產黨和國民黨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利用工人的現象,有助于解釋兩黨形成鮮明對比的工運計劃之優勢和弱勢。
關于幫會問題,我們一般都知道幫會對工人有重大影響,中共也曾為此付出艱苦努力,但是人們很少深究幫會活躍于哪些階層,如何發動和控制工人運動。[23]裴宜理把幫會納入黨派政治范疇中加以研究,許多癥結迎刃而解。她說,幫會通過公開否定政治興趣來贏得半技術性工人的支持,而在同時,他們的工會又在竭力構筑與當局的聯系。正如安東·布洛克(Anton Blok)在分析黑手黨時所說,黑手黨與普通土匪的根本區別是,前者與執掌權柄者之間是共生的關系。在聯系政客與普通人之間的保護和被保護網絡中, 黑手黨成員扮演著政治中介或權力掮客的角色。[24]半技術性工人由于地位不穩,他們的未來有賴于城市,但他們在為自己爭取永久性城市空間的斗爭中并沒有得到什么好處,使得他們特別容易接受這種有組織的犯罪。作為資方養成工,半技術性工人沒有技術工人那種自治性行會傳統,很容易成為強調經濟利益而非政治抵抗的黃色工會中人(第246─247頁) 。1927─1945年間,共產黨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十分有限,不研究幫會、黃色工會,就無法全面再現這一時期的工人歷史。
至于非技術性工人,他們與無論哪一種政治類型的組織都缺乏密切聯系。這類工人對農村的親近甚于城市,他們傾向于按照舊習慣采取突然而簡單的行動,一遇苗頭不對就打退堂鼓。[25]他們的抗議很少產生持久的政治組織(第247頁),裴宜理從碼頭工人和人力車夫身上找到了證據。
以往我們僅僅將工人視為一個先進的階級,對其中落后、反動的因素缺乏分析。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工人的歷史就是工人之間互相沖突的歷史。[26]裴宜理通過對中外工人的比較研究發現,對工人的背景、愛好、價值取向以及各種負面因素的研究,正是揭示工人逐步走向團結、進步的前提。這種分析不是對"先進論"的否定,恰恰是一種科學解釋。
即便是對激發罷工浪潮的政治因素也要具體分析。在1905年的俄國,"血腥星期日"的悲劇使沙皇統治大失人心,在城市技術性以及非技術性工人中激起一波反抗大潮。[27]在中國,"五卅"悲劇也有著相同的催化作用。很有意義的是,20世紀中國的政治危機常常包含民族主義的因素。就像經濟競技場的通貨膨脹問題一樣,政治競技場的民族主義問題以一種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將城市居民動員起來。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術的和沒技術的全都加入到反對外國人壓迫的斗爭行列中來。當然,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重大政治事件發生之時,我們在對工人階級進行總體評價時常常順手拿來.
裴宜理對各種罷工原因進行多角度的比較后發現,工人們發動罷工并不總是為了愛國的目的;如前所述,在激發工人戰斗性的原因上,企業的外資性質并不比企業的繁榮及其工人的構成更重要。工人們也不因為通貨膨脹的壓迫就立即起來反抗,同伴的被開除或是管理措施的變更更容易刺激他們的情緒。在這些激發工人騷動的更為普通的原因里,工人們以所在的車間組織起來,而且常常是以喚起大家對雇主剝削的認識的方式組織起來。但是,這種認識并不必然包含階級團結的內容,就像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認識到的,"無產者組織成為階級,從而組織成為政黨這件事,不斷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競爭而受到破壞。"[28]確實,無產者的行動主義(罷工的發動和政黨的形成)常常就是這種工人內部之間競爭的產物(第250頁) .
裴宜理認為,工人的戰斗性并不等同于階級覺悟。正是工人內部實際存在的差異,才常常使工人行動主義受到鼓舞。工人們依賴于他們所處的工作地位,在力圖縮小、維持或擴大他們自己與其他工人之間在工資或工作條件上的差別時,往往顯示出斗爭精神。[29]即便是在不同技術和工資水平線上的工人開展聯合斗爭的重大案例中,他們的聯合也并不一定反映階級覺悟。[30]就上海而言,如同前述,通貨膨脹和民族主義激發了多次大規模罷工。這類事件的參加者都是以消費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現的,而不是作為階級的成員出現的。而且,導致大規模斗爭的動員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規模較小的組織的基礎上的。只有將虛擬的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秘密結社之類引入合作之路,才可能有大動作(第251頁) 。中共領導人與后來的學者往往先把工人視為一個完整的"無產階級",同時認為:"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工人階級斗爭的大方向,這是由中國工人階級產生的歷史環境和特點,以及它的勞動和生活處境所決定的。"[31]
當然,裴宜理并沒有因此而抹殺無產階級罷工的意義。她說,反映各自背景的技術性、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工人,雖然罷工動機和政治傾向各異,但并不能沖淡其歷史意義。即使工人們沒有顯示出階級覺悟,但他們仍在扮演著重要的政治角色。考察半技術性工人與幫會和國民黨的關系,有助于我們分析國民政府的階級基礎;技術性工人與共產黨領導的工人運動的聯系,使他們成為城市革命發展中的一個關鍵因素;非技術性工人盡管對兩個相互對立的政黨相對缺乏興趣,但他們在改變近代中國歷史的大規模抗議中是重要的參加者。無論是國民黨政權還是共產黨政權,都是緊接在技術性、半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工人共同參加的罷工之后建立的。
在裴宜理之前,西方學者以法國的謝諾為代表,與中國的工運史研究相呼應,把現代中國工人運動闡釋為工人階級覺悟的覺醒,并認為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結果。[32]根據這種觀點,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來指導的結果。魏昂德 (Andrew Walder)以同樣的角度觀察當代中國工人運動,提出在社會主義政黨/政府的政策指導下的工人階級"重塑"問題。[33]這些分析強調了共產黨在塑造以及重塑一個先是有階級意識、后來是具有依附性的工人階級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
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中對他們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在一定程度上,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受到了其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響,他們不是黨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隨意捏弄。原有的經歷雖有局限,但也開啟了不同的工人群體開展不同形式的政治活動的可能性。她認為,中國工人運動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這些各具特色的傾向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只有一種傾向的主體被證明是共產黨的忠實盟友(第252─253頁) 。比較研究、跨學科研究是《上海罷工》一書的鮮明特色。誠然,美國當代的中國學家很多是"多面手",從事跨學科、多學科研究,如施堅雅 (William Skinner )教授是人類學家,又是歷史學家,裴宜理教授也是既精通史學,又是政治學權威,所以從歷史學研究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她的跨學科成就,包括政治學成就也十分必要。[34]
裴宜理靈活地運用交叉學科來開展研究值得稱道。《上海罷工》第一部分著重于大眾文化,這是一個主要屬于社會史范疇的主題;第二部分考察了黨的組織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黨與黨之間、黨內的競爭方式,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學主題;在第三部分,作者把注意力轉到工作場所,屬于工業社會學范疇。三者有機結合: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條件,然后又對不同的政治黨派產生了影響;對政治的研究脫離不了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政治后果從一般抗議到現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在普通民眾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經歷之上。
裴宜理還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的理論模式。近年,西方有大量"新工人史"著作出現,其主旨遠離工會和罷工,將工人政治之定義寬泛化,但它們特別重視對工人經歷、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分析。裴宜理的《上海罷工》在以一種更普通的眼光關注罷工、工會和政黨等問題的同時,運用"新工人史"觀點探討了工人的文化、勞動與生活狀況。她對存在于上海工人中的"大眾文化"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論證,為不同層次工人政治傾向的敘述奠定了基礎,最終得以成功探索社會反抗與政治結構、政治變遷之間的關系。當然,裴宜理并沒有受到"新工人史"的束縛,她的出發點在于綜合中西觀點闡釋上海罷工與中國工人政治這一主題。[35]"新工人史"盡管充滿同情心,把眼光放在更為普通的民眾生活與行動之上,但裴宜理認為,罷工之類的公開反抗,比起曠工、偷竊或是毀壞機器等"小打小鬧",具有更為直接的政治效果。這一思路使她得以通過對上海工人、工人階級及其行動與近代中國政治的關系的綜合研究,深刻揭示中國工人政治的內涵和外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36]
四、值得商榷的問題
《上海罷工》作為一本視角新穎、資料豐富、論證縝密的學術著作,在西方學界廣受贊譽。由于翻譯、校閱的關系,我在仔細批閱數遍之后,發現其中還有值得商榷之處。
裴宜理強調工人內部的分裂(雖然她說這種分裂有助于導致部分群體的團結),這可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事實上,共產黨人奪取全國勝利與城市工人力量的配合是分不開的,中共成立以后令人激動的六年固不待言,即便是在1927年把重點放到農村以后,中共與城市的聯系雖然削弱了,但并沒有中斷,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動員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戰線",在在昭示了共產黨使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努力。
海外學者的書評中已經指出該書的一些技術性錯誤,如中文名詞在英譯中的錯誤,這且不論,但個別地方的常識性錯誤卻不得不指出。例如,書中說:"青紅幫 --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政治經濟中作用非凡 --起源于清朝漕糧水手中的保護網絡";"盡管青紅幫起源于糧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組織,隨著時間推移,其勢力越來越大"(第25頁) 。須知,青紅幫是一個合成詞,青幫與紅幫的起源各不相同。青幫系由羅教、糧船水手行幫會社演變而來[37];紅幫(洪幫) 系哥老會的泛指 (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盡管人們習慣將哥老會與天地會(洪門)混為一談,但是兩者在起源、組織結構和活動地區等方面還是有差別的。[38]至于青紅幫的合流,大致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兩者因追求販賣私鹽和鴉片的共同利益而從運河、長江交匯之區向東推進,最終在上海完成的。
書中有些措辭和解釋尚有欠缺。例如,香港學者陳明銶博士對作者把"幫會分子"與"幫會身份"混為一談持有異議,他指出,國共兩黨都有人利用幫會身份開展工作,如李啟漢、李立三,如朱學范,這些人是不能與臭名昭著的幫會分子劃等號的。[39]
裴宜理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很好的觀點,但有些觀點卻未能充分展開論證。例如,她認為幫會與政府互相利用以控制工人的庇護政治,無論是在紐約、芝加哥,還是在上海,都能給工人、幫會分子以及政府官員帶來顯而易見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這一體制的運作,有助于工人的政治化并使他們最終擺脫這一庇護紐帶(第107─108頁) 。如何運作,如何擺脫,未能盡言,不無遺憾。
在上海內外資工廠內部結構、管理與工人反抗的關系上,裴宜理以其掌握的豐富資料,條分縷析,精彩紛呈,但在個別問題上卻出現了遺漏,譬如對日資紗廠的分析。日本學者中村三登志認為,與其他外資紗廠及華資紗廠不同,日資紗廠在勞動管理上沒有采用工頭制(把頭制) 。歐美資本家和工廠管理人員厭惡與中國人直接接觸和打交道,因而完全依賴這種工頭制。日本廠方只把工頭制的利用范圍限制在技術方面,在勞動管理方面,仍以日本人做現場監工。這樣雖有其相應的長處,但是當工人受到監工的毆打與辱罵時,即便是輕重相同,在心理感受上也迥然不同。在日資紗廠的工潮中,對工人的蔑視與虐待之所以屢屢構成問題,民族感情有很大關系,這是需要予以注意的。[40]
就全書結構而言,裴宜理從地緣、黨派、產業三大部分充分展示了上海工人的政治風貌,并不能說是十全十美,如果能專門為工人團體(或組織)開辟一塊領地,將為闡明工人運動內因和外因的互動架起一個支點。盡管《上海罷工》還有上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她的魅力顯然是不可抵擋的。該書是作者兩卷本著作的第1卷,第2卷將以工人武裝(工人糾察隊)為切入點,探尋工人運動與近代、當代中國政治變遷之間的聯系,該卷仍在寫作之中。裴宜理在《上海罷工》的中譯本序言中說:"書中的許多觀點肯定會引起中國學者的爭議,我希望他們的反響能夠激發出針對中國工人之社會起源和政治影響的熱烈討論。"是的,這是我們共同的愿望。
劉平,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
[1]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中譯本由劉平翻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白吉爾的評語.見英文版封底。
[3]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4] 所引頁碼均為英文版,中譯本有英文版頁碼對照,以下不贅。
[5]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頁。
[6] 重要的例外可參見Emily Honig (韓起瀾), Sisters and Strangers :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 1911-1949 ( Stanford , Calif . , 1986) ; Gail Hershatter (賀蕭), The Workers of Tianjin , 1900-1949 ( Stanford ,Calif . ,1986)。這兩本著作都從全新的、"顛倒的"角度去看待中國工人問題,但兩書均未將工人運動作為主題。
[7]盡管謝諾承認中國工人中的地區差別和職業差別,但是其重點在于強調20世紀20年代武裝罷工中表現出來的"階級團結的進步性",見Jean Chesneaux , The Chi2nese L abor Movement , 1919-1927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68 ) , pp . 393-400。該書原版為法語,1962年出版。
[8]馬超俊主持的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自1959年起陸續出版了5卷本的《中國勞工運動史》,日本共產黨學者中村三登志說:"不言自明,該書是站在反革命立場上,為國民黨歌功頌德的著作。"見中村三登志著、王玉平譯《中國工人運動史》,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222─223頁。
[9]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ange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 .p.245;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in Tianjin. p.7.
[10]其他強調中國工人階級內部變動的最新研究.可參見Lynch Shaffer, Mao andWorkers: 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Armonk.N. Y. , 19A2); Ming Kou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 -192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5).
[11]原文為native2place allegiance ,或可譯為"鄉誼"。
[12]這里我們不妨引用目前國內依然流行的有代表性的觀點做一番對照。汪敬虞先生認為:"封建主義對中國工人的影響,既有有形的壓制行為又有無形的思想沖擊。封建觀念對工人階級思想意識的侵蝕,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不可低估的反動力量。眾所周知,行幫是與現代產業工人組織兩不相容的封建組織,是壓制工人階級意識形成的一種阻礙力量.行幫的濃厚地方色彩,也影響了中國工人的團結。"另一方面,他也認為,在中國工人階級歷史的前期,至少在中國工人階級的第一代中,行幫組織曾是工人內部組合的流行形式。見汪撰《近代中國工人階級斗爭的大方向》,《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第149─150頁。
[13]方福安:《上海勞工》,《中國經濟雜志》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82、998、1008─1009頁。
[14]在對上海紡織廠包身工制度的演變進行分析時,韓起瀾在其著作中指出:"在工人運動中,包身工制度意義重大,從1925年5月30日開始,廠主們傾向于與青幫結盟,以便控制工人。"(Sisters and Strangers :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 1911-1949, p. 130)
[15]有關墨業工人的情況,參見劉石吉《一九二四年上海徽幫墨匠罷工風潮》,"近代中國區域史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
[16]上海市檔案局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0、262、273頁。當然并非所有的幫會分子都像黃金榮和杜月笙那樣采取合作態度。有報道說,在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有些幫會成員為外國資本家所雇用,另一些人則裝扮成總工會的糾察隊,暗中劫掠,破壞總工會的名聲。參見《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業聯合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7]劉明逵、唐玉良主編:《中國工人運動史》(六卷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參見第1卷有關章節;論文方面,參見張軍、黃美珠《秘密社會與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黨史研究與教學》1993年第2期;邵雍《五卅運動中的工人幫會問題》,《黨史研究與教學》1993年第3期;陳衛民《解放前的幫會與上海工人運動》,《史林》1993年第2期;饒景英《三十年代上海的幫會與工會》,《史林》1993年第3期。蔡少卿、劉平認為,有關研究還有許多缺陷,有待深化,參見《中國工人運動與幫會的關系》,《學術研究》2000年第3期。
[18] Joel S. Migdal, 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 ( Princeton , N. J . , 1988) , p . 141.
[19] 《張永生訪談錄》(1958年8月9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
[20] Sherman Cochran , Big Business in China ( Cambridge , Mass. , 1980 ) , Vol11 , pp .207-208 ,232.
[21]朱政惠:《裴宜理教授的中國學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6頁。
[22]關于這一點,可參見Michael Hanagan , The Logic of Solidarity (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 p . 210; Victoria Bo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Berkeley , Calif . ,1983) , p . 444。
[23]近年,這種情況有了改觀,中國學者客觀分析了幫會在上海工人運動中的作用,并對上海幫會勢力在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政權的支持下迅速膨脹,滲入工會,通過在工會中組織各種幫會社團控制工人運動的現象的原因進行了深入探討,認為這種現象與上海的經濟政治狀況有密切關系。參見劉景芳《九十年代中國工運史研究述評》,《工會理論與實踐》第14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5頁。
[24]參見David M. Mandel, The Petrograd Workers and the Fall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 1983) , pp . 31-32 ,其中對俄國非技術性工人的抗議模式進行了探討。Anton Blok, 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 (New York, 1974) , pp . 6-7 , 177.
[25]關于中國的情況,韓起瀾關于上海紗廠女工的分析、賀蕭關于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對工人階級中的分裂狀況做了詳盡描述。
[26]參見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 Chicago ,1986) ,其中對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資、技術水平,尤其是人種等問題的差別做了有趣的探討。
[27] Victoria Bonnell, 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p . 447.
[28]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頁。
[29]關于這一觀點的進一步闡述,可參見John R. Low-Beer, Protest and Participati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Italy (Cambridge ,1978) , p . 175。
[30]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 (Berkeley ,Calif . 1988) , p . 212 ,該書作者發現,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團結中往往伴隨著占上風的經濟主義。
[31]汪敬虞:《近代中國工人階級斗爭的大方向》,《廣東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第146頁。
[32] Jean Chesneaux,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33] Andrew G. Walder , "The Remaking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 1949-1981",Modern China ,Vol. 10 , pp . 3-48. See also his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Berke2ley , Calif . , 1986) , p . 85.
[34]朱政惠:《裴宜理教授的中國學研究》,《史學理論研究》2001年第3期,第155頁。裴氏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非常關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聯系,反之,對于當代中國發生的重大事件,她也及時放到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考察,究明其實際內容和過程。中國改革開放不久,她就用心于這場非凡變革的研究了。她與ChristineWong主編的《毛以后中國改革的政治經濟學》(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 orm i nPost2M ao Chi na , Harvard Universit y Press , 1985 ; revised editions , 1986 and 1989)就對改革開放條件下的中國農村與城市問題做了多角度的探討。她與李遜 (LiXun)主編的《無產階級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Proletarian Power :S hanghai i n t he Cult ural Revol ution , Westview Press , 1997)是其《上海罷工》一書的延續研究。
[35] 20世紀80年代以前,對中國運史的研究主要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西方學者從社會文化角度的研究;另一種是中國學者從政治傳統角度的研究。裴宜理在1989年即提出,工人運動史的突破將有賴于這兩種分析方法的創造性融合,并具體提出5個研究方向: (1)擴大工運史研究的時間框架; (2)注重工運產生的公眾文化背景;(3)探討參加工運的各行業間的差異; (4)統計學方法的應用; (5)研究工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見裴宜理撰、朱槿譯《對中國工運史研究的初步認識》,《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2期,第77─80頁) 。這些設想在《上海罷工》一書中有很好的體現。
[36]由此,我不由想到,在中國被青睞了近20年的社會史研究是否有走入死胡同的危險。社會史研究的主旨在于全面"再現過去",其精髓在于研究方法和視角的新穎。而在我們的許多社會史研究者中,往往熱衷于片面、孤立地研究某一社會現象,甚至把社會生活史指代為社會史。裴宜理運用"新工人史"的態度和方法不失為我們的借鑒。
[37]目前關于青幫源流的最好闡釋,仍然要數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章"羅教與青幫"。
[38]關于哥老會、天地會的起源問題,可參見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中華書局1987年版;胡珠生《清代洪門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9] Ming Kou Chan, Book Review ,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 Vol. 1 , No. 1, 1994. p. 209.
[40] 〔日〕中村三登志:《中國工人運動史》,第38-39頁。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