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欲文化是當前影視文化的主流

縱欲文化是當前影視文化的主流　　

一、文藝作品的價值　　

今天的影視作品，——諸如張藝謀、馮小剛近幾年搞的片子，以及大量胡編濫造的歷史電影；電視劇中的所謂青春勵志片、穿越類的古裝戲；湖南衛視的娛樂節目——到底有沒有價值，或者有什么價值。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可以擦亮我們的眼睛，使我們免受已經淪為資本的喉舌的主流媒體的欺騙；可以提高我們的藝術鑒賞能力，揭露那些麻醉人民、欺騙人民的媒體和所謂的藝術作品的真面目，讓人民也避免受騙。　　

今天的影視作品的主流是宣揚“消費享樂、聲色犬馬”，宣揚“爭權奪利、個人利益至上”。宣揚這種思想對嗎？　　

人的精神結構可分為兩部分：社會性和自然性。自然性，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動物性（大致是我們平時說的“自私心”），主要指人都有滿足個人作為生命體的自然欲望的要求。人的動物性主要表現為“追求享樂，貪圖安逸”。——“追求享樂”主要包括物質消費、性、娛樂等；“貪圖安逸”指人都不愿多勞動，即好逸惡勞。　　

人應不應該有動物性呢？這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人既然是動物，必然有動物性，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但如果我們完全為動物性所控制，那社會將會是什么局面呢？那就是叢林社會，弱肉強食。這種社會好不好呢？身體強壯的人可以殺掉身體弱的人，奪了他的食物，或者把弱者變成自己的奴隸；見了漂亮女子，不管對方是否愿意，就強娶為妻；見財起意，搞搶劫、搞謀殺。這樣的社會好不好呢？　　

所以，人的動物性必須受到約束。法律、道德是做什么的？最主要的就是約束人的動物性，約束人的自私心。法律與道德是不是要求人完全消除動物性呢？不是的。一個人可以大吃大喝，只要這是你勞動所得，不是搶別人的；一個人可以和異性做愛，只要兩人是夫妻，雙方自愿，而不是強奸；一個人可以娛樂，只要你不耽誤工作。法律與道德對人的這種要求，我們稱之為人的“社會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你要活，也要讓別人活。”　　

可見，人的動物性與社會性是不矛盾的。或許對于個人在某一個時刻來說，動物性和社會性會有矛盾。比如，一個人想和某個異性發生性關系，但人家不愿意，你就不能用強。但就人類的整體而言，有了社會性，大多數人的動物性才能得到滿足。要不然，弱肉強食，強者的動物性滿足了，而弱者的動物性就不能滿足。　　

所以，以“法律和道德”為核心的人類文化，其主要作用就是調整人的動物性與社會性的關系，使“人的動物性與社會性達到一種平衡”。——既承認人的動物性，又以社會性約束人的動物性。　　

可見，人類文化主要是一種“消極的力量”，是用來“約束人的動物性”的。　　

文藝作品是人類文化的一部分，“約束人的動物性”也必然是它的主要職能。比如《詩經》中的《關雎》，我們都知道那是愛情詩。它講人可以相愛，但不講人可以縱欲。這樣，整個社會的男女才可以和諧相處。《詩經》中也有諷刺亂倫的詩，這正是要求人們要“約束自己的動物性”。唐詩：李白政治上不得意，他一定也生高力士等人的氣，但他不能隨意殺人啊——殺人泄憤也是人的一種動物性。他怎么辦？寫詩。通過寫詩把心中的憤懣宣泄出來，就不再因不能報復高力士等人而生悶氣了。一個人遇到和李白同樣的境遇時，如果讀了李白的詩就很可能能夠抑制動物性的暴力沖動，心境平和下來。所以，李白的詩也是能起到“約束人的動物性”的作用的。杜甫的詩中一部分更是直接對人的動物性的批判，如“三吏”“三別”，直接批判那些為了私利（自私就是人的動物性）挑起戰爭，破壞人民生活的人。在《新婚別》中，表現了這些人為了自己的動物性，破壞別人合理的動物性需求（夫妻分離）。可見，人如果不約束自己的動物性，一定會使別人合理的動物性需求不能滿足。這當然不好。唐宋傳奇小說，多是批判個別人為了個人的動物性，破壞別人的正常生活。元代關漢卿的《竇娥冤》，不也如此嗎？張驢為了滿足自己的動物性，一心要強迫竇娥嫁給他，為此還要剝奪蔡婆的生存權（生存權不正是人最大的動物性嗎？）；縣官為了私利，收取賄賂，就要剝奪竇娥的生命，這不都是“不約束個人的動物性”，而破壞別人的合理欲求（比如，生存權）嗎？明清小說，很多也講了這個道理。　　

上面談的是“要求約束人的動物性（即私心）”的作品。而有的時候，一個時代的法律與道德可能落后于人們的需求，這種社會規范會壓制人的合理的動物性需求。這時，法律與道德就需要作出調整。比如明清之時的一些愛情作品，就反映了封建家長制對合理的男女之情的壓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個性解放”“婦女解放”也正是對封建家長制的反抗，對合理的自由戀愛的追求。巴金的小說《家》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部典型作品。　　

這樣看來，藝術作品既有提倡“約束人的動物性”的一面，又有提倡“合理的動物性需求”的一面。還是前面提到的，人的精神結構應該達到一種“社會性與動物性的平衡”，兩者不可偏廢。社會規范既要滿足人的合理欲求，又要約束人的私心，不能為了私心侵犯他人利益。不過，我們應該看到，從整個歷史來看，在藝術作品中，“要求約束人的動物性”的作品占有更重的分量。　　

而歷史上也有一些文藝作品，不被人重視，甚至被人批判。比如，明清之際出現的一些色情小說，還有春宮圖。這種作品，既不提倡約束人的動物性，也不提倡怎樣滿足人的合理需求，而是一味挑動人的動物性。如果人們都照這種作品宣揚的宗旨生活，那簡直是太可怕了，那是誰也別想生活得好的。《金瓶梅》中的眾多為動物性所支配的男女就是典型。　　

那么我們今天在影視上看到的大量作品屬于哪種類型呢？是提倡約束人的私欲？還是提倡社會不應該壓制人的合理欲求？電視劇《蝸居》，表現的是某些人為了私利而推高房價，使普通百姓合理的生活需求無法滿足，是批判了人的動物性的，是希望人們能約束自己的動物性的。劇中的女主角正因為這些人而不能享受正常的性生活。　　

但這樣的作品少之又少。更多的作品、節目，卻是一味宣揚“個人享受”，宣揚“色欲”。這種作品有正面價值嗎？這種作品只能強化人的私心，——既不是約束人的私心，也不是提倡合理的動物性欲求。簡言之，是提倡“放縱私欲”。這只能讓我們的社會越來越趨向于叢林社會，反而使大多數人的合理欲求得不到滿足，而只有少數人可以縱情聲色。“有的撐死，有的餓死”。　　

二、“縱欲文化”出現的原因　　

今天中國的社會文化的主流是“縱欲文化”。即使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現于西方國家的“性解放”運動，也不是西方文化的主流。中國歷史也從未出現過這樣的主流文化。商紂王可能在宮廷中胡來過，就被人罵了幾千年。即使“五四”時期的許多青年學生在性生活上比較自由，可“縱欲”從來沒有成為社會的主流。　　

或者縱欲文化的源頭正是來自改革開放之初提出的“致富光榮”和“黑貓白貓逮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口號。這兩個口號催生的社會價值觀就是“有錢光榮”和“為賺錢可以不擇手段”。也就是說這兩個口號是“鼓勵人的動物性”的。可悲的是，政府在鼓勵人的動物性的同時，沒有注意用“社會性”——即法律與道德去約束人的動物性。于是，人的動物性是不加約束地膨脹起來。人們一方面都成為了自私鬼，一方面在生活中只追求物質享受。那么，人們的動物性欲求在這種狀況下得到滿足了嗎？結果并不如此。而是在叢林競爭法則中，貧富差距越拉越大，少數人過著縱欲生活，多數人合理的動物性欲求卻得不到滿足。社會矛盾也由此而愈趨尖銳。　　

中外名著在今天的中國無法流行，其原因正在于名著中倡導的“約束私欲”思想與主流倡導的“縱欲文化”相悖。　　

人的動物性和社會性，我們又可稱其為“私心”和“公心”。“私心”和“公心”必須在人的精神結構中達到一種平衡。只有這樣，人的精神才是健康的，人際關系才能和諧。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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