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春晚的小品劇=精神鴉片
——無味的搞笑與國人的自醉
小品劇本是文學中最具諷刺意味的一種藝術形式，而如今它經過某些人的馴化，卻也變得格外乖巧起來。
小品劇不純粹是一種搞笑的藝術，而應是某些社會原生態情緒的一種集體釋放。它應該連通現實苦澀、郁悶、病痛的生活，而不應該隨意穿越歷史的時空，僅僅是為了搞出一點無味的笑聲。
文藝有沒有現實生活的底蘊，能不能刺痛社會病態的神經，這是其能否流傳久遠而成為世界經典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些文藝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性的東西，往往都是因為它以其犀利的筆法，真實地映射了它那個時代原生態的生活。
列寧為何老是說托爾斯泰的作品就是俄國革命的一面鏡子，是因為他的作品都在原生態地映射著他那個時代俄國民眾的真實生活及其他們奮起掙扎、不想再照舊生活下去的普遍情緒。其主人公的生活經歷與精神訴求，并不是那些割裂的單個人的情感的映射，而多是整個社會蕓蕓眾生的寫真的集子。每個人都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與它對話，就是在品賞自己苦澀、病痛的生活，讀之親切，傳之持久。
若用這個尺度來觀照我們這些年的春晚小品劇，刻畫、映射的大都是一些子烏虛有或矯揉造作、打情罵俏的偽生活。用它們搞出來的笑聲，不過是麻醉國人的精神鴉片而已。通過這種精神鴉片的麻醉，讓國人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指靠著一種逃避現實、忘卻苦痛的法子，來尋求某種精神上的意淫或片刻的愉悅。
黃宏的“荊柯刺秦”，馮鞏的“愛的代駕”，這些小品劇對社會的病痛、苦澀的生活很少詼諧地譏刺，他們搞出來的那點笑料，靠的不過是一些爹與兒子的來回混叫或老婆與老公的打情罵俏。這些小品劇聚焦于一些無關社會病痛的畫面，多是為了把國人搞笑到自己小家庭男歡女愛、卿卿我我的浪漫情調之中。通過這種精神上的意淫，每個人都自私于自家人的小生活。這個社會中的人，因為它的烏合與自私，極易臣服于某種政治超人的馴化，不敢憤激、不敢抗爭。
文藝是生活的映像。譏刺、鞭撻社會的病痛、催生人們的抗爭，這曾是毛時代的文藝所秉持的一個歷史性的使命。歌劇《白毛女》、《紅色娘子軍.》，就是那種革命文學史上的一些經典之作。它們直面血淋淋的現實，誘發抗爭、革命的情緒，成了一種戰斗性的文藝。
從前的革命黨變成了現政權的持有者，文藝的戰斗性已不再需要了，把它收回到歷史博物館中珍藏起來，是最好不過的。為執政的革命黨歌舞升平、歌功頌德成了這種犬儒化文藝的新使命。通過這種犬儒化的文藝，讓整個社會忘卻自己的病痛，并自足于那種安分守己的小生活。這就是精神鴉片式文藝的作用。
就這樣地集體麻醉吧，這樣的一個民族還能不能有尊嚴地存續下來，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2012年1月26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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