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本引人入勝的小冊子里，已經(jīng)隱約可見我們現(xiàn)在小說的萌芽。但是，它遠非那個時代的現(xiàn)實中最令人驚奇的證明。西印度群島的史學家們，給我們留下了無數(shù)的類似記載。埃爾多拉多這塊為人垂涎，但并不存在的國土，長期以來出現(xiàn)在許多地圖上，并隨著繪圖者的想象而不斷改變其原來的位置和形狀。那位傳奇式阿爾瓦爾，為了尋找長生不老的源泉，在墨西哥進行了為期八年的探查。在一次瘋狂的遠征中，他的同伴們之間發(fā)生了人吃人的事，以至于出發(fā)時的六百人，在到達終點時，僅有五人幸存。在無數(shù)個從未被揭開的奧秘中，有這樣一個：一天，有一萬一千頭騾子從庫斯科出發(fā)，每頭牲口馱有一百磅黃金，去贖回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可最終并沒有到達目的地，后來在殖民地時期，在西印度群島中的卡塔赫納出售過一些在沖積土壤上飼養(yǎng)的母雞，在它們的雞肫里發(fā)現(xiàn)了金粒。我們開國者的這種黃金狂，直到不久前還在我們中間蔓延。就在上個世紀，研究在巴拿馬地峽修筑連結(jié)兩大洋鐵路的德國代表團，還做出這樣的結(jié)論：只要鐵軌不用當?shù)叵∮械能囪F來制造而是用黃金，那么方案便是可行的。
從西班牙的統(tǒng)治下獨立后，我們并未擺脫這種瘋癲的狀態(tài)。曾三次連任墨西哥獨裁者的安東尼奧將軍，竟用豪華的葬禮來掩埋他在一次稱之為“糕點”戰(zhàn)爭中被打敗的右腿。在厄瓜多爾進行了十六年君主獨裁統(tǒng)治的加夫列爾將軍，死后的尸體竟然被穿上大禮服和掛滿勛章的鎧甲，還安放在總統(tǒng)寶座上讓人們守靈。薩爾瓦多特奧索福的獨裁者馬克西米利亞諾將軍，在一次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使三萬農(nóng)民喪生，他發(fā)明了一種用來測試食物中毒的擺錘，還下令用紅紙遮蓋街燈，以控制猩紅熱的傳染。修建在特古西加爾巴中心廣場的佛朗西斯科紀念碑，實際上是從巴黎一個舊雕塑制品倉庫里買來的奈元帥的塑像。
當代杰出的大詩人，智利的聶魯達，十一年前，用他精彩的演說使這個地方生輝。那些有良知的歐洲人，當然也有居心不良的人，開始以前所未有的熱情，關注起來自拉美神話般的消息，關注起那個廣闊土地上富有幻想的男人和富有歷史感的女人，他們生活節(jié)儉的程度可同神話故事相媲美。我們從未得到過片刻的安寧，一位普羅米修斯式的總統(tǒng)，憑借火焰中的總統(tǒng)府為工事，同一支正規(guī)軍對抗，最后英勇戰(zhàn)死。兩次令人懷疑，而又永遠無法澄清的空中遇難，使一位性格豪爽的總統(tǒng)和一位恢復了民族尊嚴的民主軍人喪生。爆發(fā)過五次戰(zhàn)爭和十六次政變，出現(xiàn)過一個魔鬼式的獨裁者，他以上帝的名義對當代的拉美實行了第一次種族滅絕。與此同時，兩千萬拉美兒童，未滿兩周歲就夭折了。這個數(shù)字比1970年以來歐洲出生的人口總數(shù)還要多。困遭迫害而失蹤的人數(shù)約有十二萬，這等于烏默奧全城的居民不知去向。無數(shù)被捕的孕婦，在阿根廷的監(jiān)獄里分娩，但隨后便不知道孩子的下落和身份。實際上，他們有的被別人偷偷收養(yǎng)，有的被軍事當局送進孤兒院。為了改變這種局面，全大陸有二十萬男女英勇犧牲。十多萬人死于中美洲三個任意殺人的小國：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和危地馬拉，如果這個比例數(shù)用之美國，便相當于四年內(nèi)有一百六十萬人暴卒。
智利這個以好客聞名的國家，竟有一百萬人外逃，即占智利人口的百分之十。烏拉圭歷來被認為是本大陸最文明的國家，在這個只有二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里，每五個公民中便有一人被放逐。1979年以來，薩爾瓦多的內(nèi)戰(zhàn)，幾乎每二十分鐘就迫使一人逃難，如果把拉美所有的流亡者和難民合在一起，便可組成一個比挪威人口還要多的國家。
我甚至這樣認為，正是拉美這個非同尋常的現(xiàn)實，而不僅僅是它的文學表現(xiàn)形式，博得了瑞典學院的重視。這非同尋常的現(xiàn)實并非寫在紙上，而是與我們共存的，并且造成我們每時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時它也成為永不枯竭的、充滿不幸與美好事物的創(chuàng)作源泉。而我這個游浪和思鄉(xiāng)的哥倫比亞人，只不過是一個被命運圈定的數(shù)碼而已。詩人和乞丐，音樂家和預言家，武士和惡棍，總之，我們，一切隸屬于這個非同尋常的現(xiàn)實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為對我們最大的挑戰(zhàn)，是我們沒有足夠的常規(guī)手段來讓人們相信我們生活的現(xiàn)實。朋友們，這就是我們感到孤獨的癥結(jié)所在。
因此，如果說這些困難尚且造成我們這些了解困難實質(zhì)的人感覺遲鈍，那就不難理解，世界這一邊有理智、有才干的人們，由于醉心于欣賞自己的文化，便不可能正確有效地理解我們拉美了。同樣可以理解的是，他們用衡量自己的尺度來衡量我們，而忘卻了生活給人們帶來的災難并不是平等的；他們忘卻了追求平等對我們——如同他們所經(jīng)歷過的一樣——是艱巨和殘酷的。用他人的模式來解釋我們的生活現(xiàn)實，只能使我們顯得更加陌生，只能使我們越發(fā)不自由，只能使我們越發(fā)感以孤獨。假如可尊敬的歐洲樂于用他們的歷史來對照我們的今天，那么他們的理解力也許會增加一些。如果歐洲人能夠記得倫敦曾經(jīng)需要三百年時間才建成它的城墻，又用另外三百年才有了一位大主教；如果他們能夠記得，在埃特魯里亞，在一位國王確立羅馬在歷史上的地位之前，它曾經(jīng)在蒙昧的黑暗里掙扎了兩千年之久；如果他們能夠記得今天用酥香的奶酷和精確的鐘表使我們感到快樂的、熱愛和平的瑞士人，在十六世紀時曾像野蠻的大兵一樣血洗歐洲，那么他們的理解力也許會提高一些。就是在文藝復興的高潮時期，一萬二千名由東羅馬帝國圈養(yǎng)的德國雇傭軍，還對羅馬燒殺搶掠，用刀子捅死了八千個當?shù)鼐用瘛?
我并不想把托尼阿的幻想加以實體化，五十三年前托馬斯·曼曾在這個大廳里贊揚過這位主人公統(tǒng)一純潔的北方和熱情的南方的夢想。但是，我相信那些思想敏銳的歐洲人，那些也在為更人道、更正義的偉大國家而奮斗的歐洲人，只要認真地修正自己看待我們的方式，便能夠從遠方幫助我們。對渴望在世界之林享有一席之地的人民的支持，如果不變成真正的具體行動。而僅僅聲援我們的幻想，那是絲毫也不能減少我們的孤獨感的。
拉美不愿意，也沒有理由成為任他人擺布的棋子。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西半球的獨立自主地位，沒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盡管航海技術的進步大大縮短了我們美洲和歐洲之間在地理上的距離，然而我們雙方在文化上的距離卻擴大了。為什么可以允許我們在文學上保持特色，卻疑團滿腹地拒絕我們在社會變革方面要求的獨立自主呢？為什么認為，先進的歐洲人在其國內(nèi)努力追求的社會正義，不能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條件下，也成為拉美的目標呢？不，我們歷史上無所顧忌的暴力和過分的痛苦，是世代的不公正和無止無休的苦難的惡果，而不是什么遠離我們家園三千海里之外的地方策劃出來的預謀。可是，不少歐洲領導人和思想家卻相信這種策劃，他們犯了和他們祖輩同樣的幼稚病，忘記了他們祖輩年輕時代進取向上的狂熱，似乎以為除了任憑世界兩大主宰者的擺布之外就沒有其它生路。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嚴重程度。
雖然如此，面對壓迫、掠奪和歧視，我們的回答是生活下去，任何洪水猛獸、瘟疫、饑餓、動亂，甚至數(shù)百年的戰(zhàn)爭，都不能削弱生命戰(zhàn)勝死亡的優(yōu)勢。這種優(yōu)勢還在發(fā)展，還在加速：每年的出生者要比死亡者多七千四百萬，新出生的人口相當于紐約每年人口增長的七倍，而他們大部分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國家里，其中當然包括拉美。相反地，那些最繁榮的國家卻積蓄了足夠摧毀不僅數(shù)百倍于當今存在的人類，而且可以消滅存在于這個倒霉世界上的任何生物的破壞力。
也是在象今天這樣一個場合里，我的導師福克納在這個大廳里說過：“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的說法。”他在三十二年前拒絕接受這一世界災難的說法，如今它僅僅是純屬科學判斷上的一種可能。假若我未能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我便感到不配占據(jù)他曾占據(jù)的這一講壇。面對這個出人意外，從人類史看似乎是烏托邦式的現(xiàn)實，我們作為寓言的創(chuàng)造者，想念這一切是可能的；我們感到有權(quán)利相信：著手創(chuàng)造一種與這種烏托邦相反的現(xiàn)實還為時不晚，到那時，任何人無權(quán)決定他人的生活或者死亡的方式；到那時，愛情將成為千真萬確的現(xiàn)實，幸福將成為可能；到那時，那些命中注定成為百年孤獨的家族，將最終得到在地球上永遠生存的第二次機會。（張永泰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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